1989-06-28第6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思君若汶水　浩荡寄南征
刘澜涛　郭林祥　王芳　刘复之
二十年前，我国公安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徐子荣同志含冤而逝，过早地离开了他所孜孜以求的事业。在他二十周年祭日的时刻，我们这些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人，犹记他的音容笑貌，以及他那实事求是，质朴豁达，勤奋洁廉的品德，缅怀他的业绩，献上我们深深的思念。
　　　　坎坷磨练成英才
１９０７年，徐子荣出生在河南确山一个农民家庭，受兄长的影响，少年就同情革命。１９２７年初，参加了由马尚德（即杨靖宇）、李鸣歧领导的确山农民起义，在起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９月，任确山县委书记，坚持领导地下斗争。翌年底，确山第三次起义失败后，子荣同志被党组织派往北平从事地下活动。他掩护在国民大学，秘密组织“左联”社团，举办“民众夜校”。“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爱国活动。
１９３３年夏天，中共北平市委、军委为纪念南昌起义五周年，宣传抗日，决定在８月１日举行暴动预演。当天徐子荣携带以“点心盒”伪装的传单向集会地进发，途中被宪兵查出被捕。徐子荣一口咬定“点心盒”是在路上拣的，根本不知内装何物。因没有其他证据，反动当局只好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判刑６年，押入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草岚子监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徐子荣投入了狱中的“反审查”、绝食等一系列斗争，还协助地下党支部生活委员赵缚管理生活、照顾病号，并对狱中的看守和狱吏做争取工作。１９３６年９月，徐子荣同志经党组营救出狱后，立即被派往太原任山西工委秘书长。１９３８年初，中共晋冀豫省委（后称太行区党委）成立，他先后任宣传部、组织部部长。以后又被派往太行五分区，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１９４４年５月，垂死挣扎的日寇集结五六万兵力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把豫西的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在这危急时刻，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命令太行五分区皮（定钧）、徐（子荣）所部，组成“豫西人民抗日先遣队”，强渡黄河，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徐子荣同志作为这支部队的政委，同皮定钧同志一道率领部队经过一年多的浴血苦战，建立了以嵩山为中心，包括洛阳、登封、密县、荥阳等十余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牵制和打击日寇。
重庆谈判之后，豫西抗日先遣队并入李先念、郑位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被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发动内战，集结３０万人的正规军，将只有６万人的我中原主力包围在东西２００里，南北５０里的狭长地带，妄图一举歼灭。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原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命令李先念率主力突围，留下一支精干部队作掩护，保障主力部队西撤。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第一旅肩上。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反复思索，子荣同志在旅党委会上提出一个方案：待主力部队过了铁路线，第一旅便虚晃一枪紧跟其后，走上一半天就隐蔽下来，躲过敌军的锋芒，然后掉头向东急行军，迷惑敌人，使之产生错觉，减轻西进主力的压力，等敌人弄清情况时，主力部队已经走出数百里了。这一方案得到皮定均同志的赞成，认为这是一个大胆而又稳妥的方案，旅党委一致决定照此行事。这支仅有五千多人的部队，在皮定均、徐子荣同志指挥下，经过２４昼夜的连续行军、激战，由河南的大别山，经安徽，到江苏，全体将士戮力同心，克服了罕见的艰难险阻，冲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以最小的损失，完成了掩护任务，挺进到淮安，同华中军区胜利会师。
此后，这支部队，先后在陈毅、粟裕和徐向前的指挥下，在涟水、莱芜、孟良崮、晋中等重大战役中，勇猛顽强，屡建奇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荣篇章。作为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徐子荣同志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智，赢得了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许，是公认的英才。
　　　　为公安工作殚精竭智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子荣奉中央军委之命调到公安部工作，初任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局局长，不久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遵照党中央的要求，协助罗瑞卿同志制定了公安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规，为公安战线的组织建设、业务建设、干警培训做了大量的工作。
初到公安部之时，子荣受罗瑞卿的重托，承担了组建公安队伍的重任，他始终坚持党的“任人为贤”的干部路线、五湖四海的组织原则和德才兼备的标准；既重视对工农干部的挑选，又重视知识分子出身干部的使用；为了保证这支队伍在组织上特别是政治思想上的纯洁，参照人民解放军的作法，自１９５２年起全国公安系统普遍建立了政治部，负责公安干部的教育、培训、考核。在建设一支罪犯惧怕、人民喜爱的公安队伍费尽了心血。
凡是与子荣同志有接触的人，无不佩服他工作上的勤奋、刻苦、认真，他主管的工作，不论是文件、报告，还是总结常常是亲自审改，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业务局和各地送来的材料，他阅后一般都批上意见，不讲模棱两可的话。对下边送来的请示报告，不清楚的他都找有关同志商量和亲自去调查研究。１９５４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后，子荣同志即大力提倡业务部门要加强建设，特别是对侦查工作、治安工作和派出所基础工作，他耗费的心血尤多。
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内部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一部分灾区的群众侵占集体财产，小偷小摸，甚至哄抢事件相当严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对维护社会治安至关重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主张“把阶级斗争搞得更紧一些”，要各地公安机关运用专政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子荣同志反对这个错误方针，他认为造成群众性的偷拿、哄抢等问题，主要是因为群众生活困难。对灾区群众的错误行为，一方面要教育，一方面要由各级政府、党委出面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安排好生活，度过暂时的难关，而决不能以对待阶级敌人的办法去对待因生活困难而有违法行为的基本群众。进而，他提出在灾荒情况严重的形势下，对待违法群众只能采取疏导的方针，而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激化矛盾，他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可散不可聚”。各级公安机关按照这一原则，正确地处理了这一人民内部矛盾。子荣同志还亲赴问题较多的重灾区实地考察，指导当地公安干警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克服暂时困难，把治安工作做好。
子荣同志十分重视并善于处理敌我之间的问题，他经常告诫干部，对于敌我之间矛盾的处理，要慎之又慎，在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前提下，尤应保护好人，对那些一时间区分不清是敌还是我的问题，要划分一个“中间地带”，一律暂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看来，子荣同志的见解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就当时来讲，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徐子荣是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而著称的，他遇事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经常深入到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派出所考察工作，了解和掌握基层的情况。在５０年代后期，“左”的东西逐渐盛行，他对公安工作“大跃进”是十分谨慎的，要干部冷静的考虑问题，不要推广无法实现的口号。一次，他到派出所了解情况，听到人们议论群众办案好处很多，三天之内就破完了派出所的多年积案，子荣同志当即指出，对群众破案要予以注意，不然会造成冤假错案。他亲自复查案卷，推倒了几个假案。回北京后，他还多次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数次在党组会上讲：我们对经手办的案件要切实复查，使每份口供、每句证询、每条罪行都确实无误，不要等到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说我们不依法办事。
“文革”前夕，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诬蔑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为中央领导同志安装了窃听器”，对罗进行突然袭击。谢富治秉承其意，要徐子荣负责组织搜集罗在公安部从事反党活动的证据。子荣同志以清醒的态度和敢于负责的精神，对窃听器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粉碎了林彪的阴谋，并告诫办事人员：看文件一定要纵观全文，弄清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要“攻其一点”，更不要“无中生有”，想当然行事。
　　　　赤诚宽厚，博学多思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这是子荣同志所终生坚定奉行的。他以一颗赤诚的心维护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１９４３年是太行山根据地灾难深重的一年，子荣同志所在的五分区，几经日寇的烧杀抢掠，加上天旱蝗灾等自然灾害，老百姓以树叶、草根、“观音土”充饥，许多人严重浮肿。在这严峻关头，作为地委书记的子荣同志亲自带领干部，带上自己的口粮，到情况最严重的地方，替群众下地抢苗、浇水、扑蝗，把口粮分给群众吃。
６０年代三年困难的后期，徐子荣和王从吾同志到河南去纠正“左”的错误，他看到人民的疾苦，感触很多，常以杜甫的《又呈吴郎》和韦应物的《寄李元锡》两首诗，来激励自己，教育干部，语重心长地说，封建官吏尚因“邑有流亡”而愧领俸禄，我们若置人民生死于不顾，那么就连封建官吏都不如了。
子荣同志关心爱护干部，做人的思想工作很细致，是大家心目中的一位忠厚长者。早年他在太行做组织部长时，干部们都说组织部像个家，徐部长就是家里的“老妈妈”。大家都愿意和他亲近，什么事也愿意同他说。在中原突围最激烈、紧张的时刻，部队里女同志生孩子的事他都惦念着，四处张罗担架、红糖。到公安部以后，常同干部谈心或话家常，没有一点架子，连一些干部的婚姻、家庭纠纷等问题他都过问。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他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批评严厉、处理谨慎，并主动承担领导责任，为干部遮风挡雨。晋中战役时，一位团长放弃阵地退了下来，司令员要按军法处理。子荣同志在深入了解情况后，邀请司令员去实地观察地形，证明撤出阵地是正确的，但未经请示擅自行动是错误的。他一面严肃批评团长，一面请司令员收回“杀”令，使这位团长颇受感动，在以后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只要涉及到对人的处理，他总是缜密地了解全面情况，耐心细致地做各方面的工作，不讲过激的话，不意气用事。公安部有好几位同志由于历史原因被作了错误结论，影响对他们的使用，子荣同志了解真情后，亲自做调查，澄清问题后，卸掉了这些同志背了多年的包袱。
子荣同志是位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他博览群书，学识丰富，善于思考，具有远见卓识，经常是手不释卷直到深夜，在公出的旅途中也抓紧时间读书。他重视干部的文化学习，嘱咐搞外勤的同志要抓紧时间学习，“不要把脚跑细了，脑子跑荒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他常以历史上的典故教育身边的人，用生动简洁的语言和精辟的比喻把自己的真知灼见揉在笑话中，使人倍感亲切。
徐子荣作风民主，从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共同研究的态度，启发别人说出自己的看法，不中途打断别人的讲话，不以势压人。早在１９５２年的公安部机关第二次党代会上，他就要求全体干部要为政清廉，要踏踏实实地工作。１９５７年公安部机关“三反”“五反”后，为巩固成果，子荣同志主持起草了有关的规章制度，号召群众监督。１９６３年机关内部“五多”现象有所增加，他带头检查官僚主义作风，受到了中央的表扬。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对徐子荣同志的思念之情从未释怀。他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实事求是、廉洁奉公、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在新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奋斗。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张学思同志
程子华　高存信
学思同志离开我们２０个年头了。我们长期与张学思战斗、工作、生活在一起的老战友，怀着深切悼念的心情，回忆和他共同战斗、工作生活的往事，以兹纪念。
　　　　（一）
学思同志出生在大军阀的家庭，是张作霖之四子。他在少年时期，正逢日寇入侵、军阀混战，内忧外患，国难家仇深重之际，从而激发了他爱国义愤之情，又通过良师益友读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等，逐渐地产生了民主、自由、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山河破碎。张学思抱着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走出校园，卷入爱国救亡的激流之中，和同学们一起游行示威、讲演、贴标语，遭到镇压。这个时候，他的同学王岳石同志，向张学思同志介绍了《红旗》、《红军周报》和瞿秋白写的《中国上哪里去？》。由此，学思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１９３３年３月，经王岳石介绍，张学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他毅然背叛了原来的阶级，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一边来了，决心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于１９３３年４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学思同志入党后，一直想利用他的有利条件，为党拉起一支抗日队伍，直接拿起枪杆，抗击日寇。党派他到东北军去工作，当时由于左倾思想的指导，廊坊“兵变”失败。在这一段时间里，使他体会到自己不懂军事，带不好兵。他决定投入黄埔军校第十期学习。“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即被逮捕，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他被释放，他以高材生的优异成绩毕业。张学思千方百计的为营救张学良而奔走，迫不及待地到溪口看他大哥，张学良悄悄地给张学思一个纸条，告诉他“去东北军工作，要抗日只有依靠共产党”。张学思珠泪涟涟，心中暗想：大哥啊！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此时此刻我却不能告知你！
张学思回到东北军，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指导下，他的工作很顺利，在于学忠５１军的驻地河南郾城，成立了“东北抗日先锋队游击训练队”。由于日寇大举进攻，国民党军节节溃败。他和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彭雪枫联系，把训练队拉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局势愈来愈恶化，确山已无法立足。学思和党组织商量决定把训练队的几十名骨干，分批送往延安学习。
张学思此时也很想去延安学习。周恩来副主席考虑，张学良尚被囚禁，如学思去延安，恐怕对张将军产生不利影响，让他去香港，一则探母，二则待命。在香港这个花花世界里，他却一反常人之所为，抓紧时间闭门读书。同时，他到英商启德机场业余航空学校，学习开飞机、开汽车和驾驶坦克。为使自己能掌握各种军事技术，孜孜不倦地学习。
　　　　（二）
１９３８年武汉失守前，学思在香港接到组织上的电报，让他速返武汉。在武汉，学思受到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亲切接见。并送学思同志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１９３９年４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以张学思为领导的东北干部队，开始学思一面学习，一面作筹备工作。７月正式开学，张学思学习期间，组织上决定调抗大一大队二队（高级政治队）队长高存信任东干队队长、罗文同志任副队长。东干队编为抗大三分校直属二队。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学思从马列学院毕业到东干队任队长，他组织观念很强，重大问题都经支部讨论，他和指导员徐健生同志（中央组织部的科长）密切配合，队里工作大为加强。他对工作抓得很紧，对日常生活要求得比较严，无论工作、生活、学习，他都能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延安生活比较艰苦，成年累月吃小米、土豆、白菜，过去是“锦衣玉食”的大帅府的公子，今天却以苦为荣。生产劳动，背柴背粮，他总是跟大家一齐干。作风上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毫无公子哥儿的气息，很多同学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真不像他那个家庭出身的人，完全变成了一个很有修养的共产党的干部了。”由于学思的带头，学员们也都下决心向队长学习，所以东干队被评为抗大三分校的模范队。
１９４０年，东干队学习计划的重点是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军事上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等工作方法，着重解决到敌后如何参加斗争，如何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４日，东干队在队长张学思、指导员高存信的率领下告别了延安，向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挺进。１０月下旬到晋察冀军区阜平县的陈庄，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张学思同志。当时正是敌人开始扫荡晋察冀。东干队归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指挥，进行反扫荡。主要是和敌人转圈子，从延安到反扫荡结束近３个月地行军转移，学思同志有马，但他一次未骑过，都让给病号骑。他与同志们同甘共苦。每到宿营地，他都亲自布置警戒，检查督促同学们作好随时转移的准备，夜间还要起来查铺查哨，特别警惕谨慎，对保证我们全队突破正太路封锁线和反扫荡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三）
１１月下旬，东干队通过平汉路封锁线，顺利地到达冀中军区。冀中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是我军首创的平原抗日根据地。原东北军６９１团团长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当时冀中平原上的县城和交通线上的重镇，都为敌人占领，点碉林立、公路如网。敌人变化很快，敌对我军之奔袭、合击比在山地更为频繁紧张。东干队到达冀中之后，学思同志及时地在全队进行了形势教育，抓紧了对东干队的结束工作，善始善终地作了每个学员的鉴定工作，和发展党员与分配学员的工作。
张学思所率的东干队共计８５名干部，长途跋涉在途中病死一人，到冀中共有８４名干部，分别分配到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和卫生部。
学思同志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处长，下属作战、侦察、通信、教育、机要等五个科。他的军政素质都比较好，工作上有魄力，细致认真，善于筹划，勤于督导。他认真了解司令部的工作情况，积极开展工作，参谋处正式成立后，在学思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首先建立学习制度，敌情研究，对参谋业务方面技术性的问题，诸如缮写、绘图、标图、折叠地图、挂图等，都提出具体要求，并作出示范动作。使司令部参谋业务向正规方面迈进了一步。
学思同志对红军干部和八路军政治委员制度特别尊重。他每作一件事不仅请示司令员、参谋长，同样要向政治委员请示报告，有些军事会议也都请政治委员参加。他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学习老干部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在工作中，对领导同志提出的问题不盲从，他善于经过思考之后提出问题，以求得把领导的指示都理解透，真正能掌握其精神实质，这些就是他各方面进步快、提高快，敢于大胆负责，工作成效大的根本原因。
１９４１年冬季，在张学思同志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冀中军区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冀中军区司令部工作建设与任务”的报告，全面地总结了一年来司令部的工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司令部建设的方法与任务，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制度，如计划总结报告制度、军事学习制度、敌情研究制度、明确职责、强调协作，提高了参谋人员的素质，对推进司令部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又作出了新贡献。确实起到了它应有的参谋助手作用。
学思在司令部工作，时刻都想到部队去，到战斗中去锻炼自己。１９４２年３、４月间，他到九分区去，与分区领导同志研究布置了打安国县石佛镇战斗之后，学思亲自带工作组直接去参与指挥战斗，他在作战中机智勇敢，情况分析准确无误，眼睛熬红了，嗓子沙哑了，打了一个漂亮的点（据点）战，一举攻占石佛镇，俘敌副团长以下４０余人。九分区的参谋们都称赞他：少年英俊，有勇有谋，前途不可限量！
１９４２年“五一反扫荡”中，冀中军区与区党委机关在敌人多次的“铜墙铁壁”合击下，在准确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大胆地利用敌人空隙，多次巧妙的跳出敌人合击圈，安全转移。学思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特别是６月１１日，军区机关连续行军在冀南军区威县的游击区掌史村，被三倍于我之敌人包围，打了一天，敌人未发现是军区首脑机关。傍晚，学思和沙克参谋长各带一路，胜利突围。在突围中，学思沉着勇敢，决策英明，指挥得当，打了一个很漂亮的由防御转为突围的战斗。此次战役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通报表扬。
　　　　（四）
学思同志参加共产党以后，在３７年的漫长岁月中，经过了残酷的战争洗礼，又经过了严峻的和平时期的考验，证明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学思为人正派，办事认真，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具有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指派他的亲信李作鹏、张秀川夺取海军的大权，张学思无私无畏起而与之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因而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必置学思于死地而后快，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地把学思骗到海军予以关押，诬陷他为“特务”，给他罗织罪名，定为“东北叛党集团”的成员。学思受到了百般虐待，但顽强不屈，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逼、供、信的残酷迫害下，他写到：“命反省都成抗拒，态度顽固，说真情毫无印象，谁来明察，为了案循情编造又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誓死如归。”这是学思血泪斑斑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控诉，最终实现了他入党时的誓言：“愿身殉共产主义誓死如归”，也决不向林彪反党集团低头，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