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11-06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理论)
专栏：

改革开放的大会　民主团结的大会
廖盖隆
刚刚胜利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赵紫阳同志的报告对于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对于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了正确的理论阐述，并且概括了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对于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出了更加完善的表述。
十三大的主要精神是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我的体会，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把我国建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人心所归、党心所向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十三大将作为改革、开放、民主、团结的大会而载入史册。
道理是非常清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就是社会生产力很不发达，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很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很不完善。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为中心，必须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民主。
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精神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全面的改革，正如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建设一样。但是有基础意义、有决定意义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我这里讲的改革，主要是指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我们国家的富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上的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我国人民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更大贡献，都取决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和全面建设，都必须以经济建设、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心。而经济体制改革，是直接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和基本的目标模式，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发展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要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集权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7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马克思所设想的直接的等量劳动交换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不同质的劳动不可能以时间为尺度来衡量，而社会对数以几十万计的不同种的劳动的需求，又是人们所不可能直接把握和完全了解的。所以，在存在社会分工和社会劳动产品交换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生产者之间的劳动交换，或者是社会劳动在各个生产领域以及流通领域的分配，都必须借助于市场，通过价值的曲折途径来实现。这就是说，促使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商品经济。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同于和大大优越于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包括生产管理者）是社会和企业的主人，在社会成员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社会和各个企业都有可能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从而使整个社会生产有计划地协调地迅速稳定地向前发展。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为了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我们必须在确认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还必须建立国家对企业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完善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制度。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发展包括各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营经济和外资独资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份。我们要做许多事情，来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家的领导和管理之下，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有这些工作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好，而是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做好的。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促进国民经济迅速稳定发展的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十三大提出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沿着我们正在走的正确道路前进，加快和深化改革，并在加快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解决各种问题。
十三大的另一个主要精神，是进一步开放，首先是对外开放。在改革管理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同时，实行对外开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在现今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家要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发展，都必须对外开放，实行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更使我们必须把对外开放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已经建立了由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即将建省的海南岛、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所组成的沿海开放地带。据国家统计局材料，从1979年到1987年6月，我国已签订利用外资（包括借款和外商投资）协议8796项，实际已利用319亿多美元。党的十三大前夕，当我国宣布将把海南岛建为一个省和一个最大的经济特区，并且将实行比特区更开放的政策（包括允许外资包片开发在内）以后，许多外国投资者纷纷前来洽谈在海南岛投资的业务。十三大已经确定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十三大以后，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的开放，即将提上日程。特别重要的是，开放最早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的广东省，也将在对外开放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对外开放不仅包括发展经济方面的国际交流和合作，而且包括发展政治方面，即在和平和发展两大问题上，同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合作，还包括发展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我们将打开大门，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即那些科学的和民主的因素，而拒绝那些腐败、落后的因素，以便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把我们的社会制度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我们的开放政策，还包括对内开放，即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把我们的社会建设成为开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全体人民都应当是能了解一切、能对一切作出判断的。他们都应当成为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当然，我们不能立刻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逐步地，并在最后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世界的新科技革命正在使我们向信息社会前进，越来越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决策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党的十三大体现了团结民主的精神，这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所讲的民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即形式上是人人都可以享受，但实际上只有资产阶级少数人才能真正享受的民主根本不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将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我们的民主，就是要保证全体人民能通过各种有效形式来管理国家，民主选举和监督国家的各级干部，使他们不致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并且享受充分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但是我们过去学习外国模式，从建国初期开始确立，并且大体上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政治体制，却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官僚主义、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严重弊端。这种政治体制，妨碍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妨碍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实现，因而妨碍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和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又提出，要改革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关键问题。9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这个改革还没有全面系统地展开。党的十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就在于它作出了全面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三大报告指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改革领导体制，理顺党组织同国家机构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克服官僚主义，进行一系列工作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既是我们在政治生活领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的，又是我们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的最强大的手段。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它只有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人翁责任感和主动创造精神，才能顺利、迅速地发展和实现。
赵紫阳同志11月2日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的时候说：“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者互为条件，都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由此可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改革和民主，两者是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而民主，又是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贯彻实行的，同时它本身也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推动力。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各项改革的是否成功，最后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十三大不仅作出了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定，而且十三大本身就是改革、开放、民主的大会。十三大是向全体人民、全世界公开的。十三大的选举是民主的。十三大作出的一系列决定，就是改革和民主的伟大开端。特别是十三大和十三届一中全会所实现的使中央领导机构比较年轻化，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同比较年轻的同志，进一步实行新老交替。这个事实本身，更是实现党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因为党的领导机构的比较年轻化，有利于使党的领导核心充满活力，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向前推进，有利于保持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是党的历史上实行民主的交接班的创举。同时这也不妨碍富有经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发挥巨大的指导和监督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始、十三大所进一步发展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是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创新的事业。我们理论工作者要同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把十三大所决定的改革、开放、民主的事业自觉地担当起来，并且努力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第5版(理论)
专栏：党史人物

青年一代的良师益友杨贤江
杨贤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青年运动领导人。他一生对党忠贞不渝，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全部心血。
1921年初，杨贤江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1922年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就从事青年学生工作。1924年初，他当选为中共上海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此时，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恽代英也在上海主编《中国青年》杂志，他们共同领导青年学生运动。《学生杂志》与《中国青年》配合呼应，成了对青年学生进行教育的姐妹刊物。
杨贤江在编辑《学生杂志》期间，通过多种渠道对青年学生进行教育，全面地指导青年学生的活动。他通过纪念活动或指导读书、解答问题或通讯联系等方式，循循善诱地启发他们认真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他们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引导他们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杨贤江在教育青年学生的过程中，根据青年的特点，对他们的求学、择业、交友、恋爱、家庭、健康，以及为人处事、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问题，给予全面的关心与指导。他在《学生杂志》上，多次组织青年问题讨论会，对青年提出的各种切身问题进行讨论，帮助他们正确解决。讨论会吸引了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参加，使许多处于彷徨和苦闷中的青年，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为了切实做好对青年学生的教育和指导，杨贤江还与各地青年建立了经常的通信联系，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心理特点，所以，杨贤江写的文章，观点明确，结合实际，通俗易懂。
杨贤江在编辑《学生杂志》的六年中，亲笔撰写的社评、文章、译文共180多篇，通讯100多则，答问1500多条。在当时，《学生杂志》成了广大青年学生喜爱的刊物，杨贤江也很自然地受到了他们的敬仰。他们称赞《学生杂志》是“生活道路上的指路明灯”，杨贤江是“青年一代的良师益友”。
1923年冬，在文化教育战线上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国故派沉滓泛起，在军阀政府的支持下，不少封建学阀式的人物鼓噪而出，在一些学校中提倡读经，注重国学，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复古逆流。当杨贤江看到上海澄衷中学国文策问式试题公布报端之后，立即意识到这不仅是个教育方法问题，而且是关系到青年一代的成长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1924年2月，杨贤江以上海澄衷中学为例，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国故毒》的社评，发动了对国故派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这种考试乃是国文教育上的‘复辟’行为，凡不甘受束缚教育的青年学生，应该对于这种行为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
这篇社评击中了国故派的要害，因此，澄衷中学校长、封建学阀曹慕管进行了反扑。他在3月21日的《时事新报》上，指名攻击杨贤江“只知鼓吹破坏，掀起学潮，贻害学生”。他还联络各方复辟势力，采取各种手段，对杨贤江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杨贤江没有退缩，对他们进行了说理斗争。他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学生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通讯和答问，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对国故派作了系统的批判，对青年学生进行耐心的教育。他指出：复古现象的出现，“是思想界的反动”，“其影响足以麻痹青年学生的神经使他们感觉不灵，竟会对于有灭国亡种的祸患熟视而无睹”。他号召：“当目前外力压迫，旧思想反动都日甚一日的时候，有人脑人血的青年学生自当本当年五四运动的精神，益谋充分的反抗”；对于复古逆流，要“本科学的精神各在‘所在地’进攻，务期把这一股乌烟瘴气扫荡干净，为革命前途放一线光明”。
这次反对复古派的斗争，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他们纷纷要求学习革命的理论，甚至在曹慕管控制下的澄衷中学的学生，也向杨贤江请教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研究苏俄革命问题。杨贤江把《劳农俄国研究》、《赤都心史》、《俄国新经济政策》、《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文章以及《新青年》、《前锋》等刊物介绍给他们阅读。
1923年党的“三大”以后，青年学生在党的指导和影响下，冲破军阀政府的种种束缚，积极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党的工作在学校中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青年学生的进步行动，遭到了教育界守旧势力的非难，他们极力反对青年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尤其反对他们参加革命政党。
针对这种情况，杨贤江在《学生杂志》上开展了一个“学生干政问题的讨论”，一时震动了整个教育界。杨贤江先后发表了《学生与政治》、《中国学生运动与青年运动》、《求学与救国》、《青年学生救国的途径》等文章，提出了“求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求学”的口号。他揭露了那些反对“学生干政”的人，是企图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书呆子。杨贤江指出：“学校教育的出产品竟然是这些‘宝贝’”，何以担负救国的责任！
为了教育青年学生正确地对待政党问题，1924年初，杨贤江又在《学生杂志》上组织“学生入党问题的讨论”。他教育青年，要实现社会的改造，各革命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并且“需有真正为民众谋利益的政党负组织领袖之责”。杨贤江向青年学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以及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的情况，号召那些立志于革命的青年学生，应“加入那些有改进思想，有正确主张，有切实计划的党，……做一个不是挂名而是有力的党员”。杨贤江还请恽代英在《学生杂志》上撰文，为青年学生解答政党方面的问题。
杨贤江发起的学生干政与入党问题的讨论，对广大青年提高思想认识，走上革命道路，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杨贤江在领导青年学生运动中，很重视指导青年学生走向社会，到工厂、农村去与工人、农民结合，参加实际革命斗争。
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杨贤江指导各校学生开展宣传活动，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上海大学的部分学生与小沙渡的工人一起组成宣传队，奔走各个工厂，揭露日本资本家的罪行，动员广大工人团结起来参加斗争。5月30日，3000多学生和工人在南京路上游行集会，遭到英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一些优秀青年学生英勇地牺牲在帝国主义的枪口之下。
杨贤江还号召青年学生利用假期到农村去。他把广东海陆丰农民协会的章程介绍给青年学生，鼓励他们向彭湃学习　开展农民运动。
在北伐战争时期，杨贤江曾组织上海大学的学生纠察队，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之后，杨贤江无论战斗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还是避难于日本，他始终关注着青年一代的成长。他翻译出版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撰写的《新教育大纲》等著作，对中国青年的教育成长都起过重大作用。1931年8月9日杨贤江病逝。
（贺世友）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第二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讨论会综述
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发起主办的第二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前不久在绵阳、梓潼举行。这次会议是为了纪念张献忠抗清牺牲340周年而筹办的。与会学者对明末农民战争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应该怎样评论明末农民大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讨论中有的学者指出，农民战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也应指出，把农民战争对封建统治阶级打击的程度作为评价其作用的主要标准，认为打击越大，作用就越大，这种定量分析也是不够全面的。有的学者提出，判断农民战争作用的标准应该看它对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例如李自成所实行的除暴政策、土地政策、赋税政策、没收政策、征饷于仕宦政策、农业政策、工商业政策、组织军队生产等，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西军在云南组织农民发展生产，成效也十分显著。而疾风暴雨似的农民战争又迫使建立新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严重注意吸取前朝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这正反映了明末农民战争的作用。
有的学者还认为，我们在充分估价明末农民大起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作用的同时，也应注意不要夸大到离开其特定历史时代的程度。更应看到，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大起义以后，虽然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并未有明显突破，这种作用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明末农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引起了到会学者的极大重视。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农民战争军事思想是军事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军事思想的一个宝库，有待于学者们去认真发掘、研究。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无论是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或者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在反对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和抗清战争中，都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巧取坚城，出奇制胜等优秀战例。张献忠、李自成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很有特色，不愧是我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卓越的农民军事家。
对明末农民大起义失败的原因，一种意见认为，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仍然要从政治上去考察。李自成、张献忠在政治上缺乏战略眼光，缺乏政治家的气度，常常以一种朴素的农民阶级的感情意识代替政策，以致造成了一系列无可挽回的失误。再看看清朝统治者，从千方百计争取洪承畴，大胆任用吴三桂等原明朝将领，重视对崇祯帝的葬祭和一再告诫清政府官员吸取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等措施可以看出，这是很有战略眼光和政治家气度的。清朝统治者能战胜大西军和大顺军的顽强抵抗，彻底消灭南明王朝，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一国家，决非偶然。
另一种意见，认为流寇主义才是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李自成长期流动作战，打到哪里吃到哪里，不注意建立政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以致进入北京之后，战事重起，既缺粮食供应，又没有可靠的根据地作依托以抗击清军，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这次会议，学者们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方法论上也有新的突破。有的学者运用对比法研究李自成与朱元璋的异同；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张献忠，写出了一批论文。
到会的专家、学者认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但无论研究的深度或广度都还不够。如研究者多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本身，而把这次农民大起义放到我国和世界十六至十七世纪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去进行纵的和横的联系研究考察和作对比性的、多方位、多层次的探讨还很不够。又如从军事史的角度研究明末农民战争更只是开步。因此，加强农民战争史理论方面的研究更十分必要。
（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