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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1-01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列宁从未发表过的一封信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列宁从未发表过的一封信
今年7月25日苏联《真理报》头版头条公布了列宁从未发表过的一件新文献。这是列宁于1919年8月13日写给姆加—沃尔霍夫—雷宾斯克铁路第六建筑段办事处技术员卡济米尔·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库里戈夫斯基的一封信。这封信一直由收信人收藏。1967年收信人去世后,改由他妻子保存。1982年以后,这封信转到了卡·阿·库里戈夫斯基的儿子符洛芝缅什·库里戈夫斯基手里。这封信很简短,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列宁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这位建筑工地技术员为向列宁报告他所工作的那个地方的一些党政领导人员滥用职权、胡作非为、违法乱纪的情况,于1919年8月5日给列宁写了一封信。列宁收阅后,立即于8月13日给这位普通的技术员回了一封亲笔信。列宁在信中谈到“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的情况是常有的”,“对此,我们正千方百计进行斗争”。列宁指出了这一斗争之所以困难重重的原因,并要求这位技术员收集材料,加以核实,报告上来,以便同这种现象进行切切实实的斗争。信的译文如下:
契列波维茨省乌斯久仁县叶列米诺村
姆加—沃尔霍夫—雷宾斯克铁路第六建筑段办事处卡济米尔·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库里戈夫斯基:
收到了您的来信。我没有可能亲自叫您来。我不怀疑,一些“混入”共产党员中的人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的情况是常有的。对此,我们正千方百计进行斗争。但是,几乎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怠工却使我们的斗争困难重重。为什么您不收集一些确切的事实,经核查准确,加以考虑和准备之后,将它们告诉我(通过挂号信或其他途径),让我派人加以调查解决呢?在我看来,这是最为实际的。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8月13日
(摘自《世界史动态》第9期 马龙闪文)

孙中山与新疆铁路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孙中山与新疆铁路
孙中山先生十分注重新疆的开发建设。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0月14日,他主持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
中山先生说:“国家有交通,始可以收政治运用敏活之效。否则,国家有广大之土地,丰富之物产,高尚思想之人民,而无交通以贯输之,联络之,则亦有等于无。”(《孙中山全集》第2卷496页)他把修建铁路列为中国立国之本的第一政策。
督办全国铁路后,中山先生视察了许多地方,计划在全国修建10万英里铁路,其中有关新疆的铁路就有1万多英里,如塔城线3000英里,哈密线1500英里,兰州若羌线700英里,安西州于田线800英里,拉萨于田线700英里,迪化乌兰固穆线550英里,镇西库伦线800英里,迪化伊犁线400英里,迪化喀什噶尔于田线1200英里,若羌库尔勒线250英里,焉耆伊犁线400英里,伊犁和田线700英里,镇西喀什噶尔线1600英里等。中山先生要求优先修建贯通中国东西的铁路干线,提出“由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迄于伊犁”,“今后将敷设无数之干线,以横贯全国各极端,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邻”,“从上海至伊犁,将敷设干线一条。另一条由广州至喀什噶尔。”(《孙中山全集》第2卷491页)中山先生把他修建铁路的设想画成了路线图,递交给了当时的交通部。
然而,设想要付诸实施谈何容易!工程设计、技术力量之不足姑且不说,光经费就实难筹措。贫穷落后的中国,是难以集中大量资本投入发展社会经济,包括铁路在内的事业中去的。
新中国建立后,1958年铁路铺轨至新疆境内,结束了新疆没有一寸铁路的历史。1963年11月,兰新铁路通车乌鲁木齐,从此,新疆各少数民族与内地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往更加密切。
(摘自《民族团结》第10期李惠兴文)

理学的衰亡和理学先生的悲哀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理学的衰亡和理学先生的悲哀
理学,又称道学,兴于北宋,盛于南宋,自明朝后期起,逐渐衰亡。
理学在明末,可以说是受到了一次性命交关的考验。统治了270多年的明王朝土崩瓦解,被汉族士大夫一向瞧不起的“夷狄”建立起来的清王朝取而代之。士大夫中除极少数作过抗清斗争外,大多望风而降。
面对这一突发事变,许多人开始是目瞪口呆,接着便痛定思痛,来探讨明王朝灭亡的教训。他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直被人们顶礼膜拜视为绝对正确的“圣学”,不但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而促成了王朝的加速灭亡呢?
归纳他们的批评,可以看出理学先生的毛病大概有如下3种:
一是说空话。顾炎武对于明末空疏的学风最为愤慨,他甚至认为明王朝的灭亡和晋朝一样,都是由于说空话。
二是轻实践。这和说空话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可以说,明末理学先生对于国计民生的实际事务一窍不通。那时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用兵,二是粮食,关系明王朝的生死存亡。可是“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明史·杨嗣昌传》)
三是做假人。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所谓“嘴上仁义道德,肚里男盗女娼”的“假道学”就是指的理学先生。
戴震说理学“以理杀人”,其实它又是以“理”自杀的。及至近代,有识之士终于在绝望之余,转而面向西方去寻找真理了。
(摘自《书林》第9期岳成文)

盛行风向对城市规划有重要作用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盛行风向对城市规划有重要作用
在对新项目进行选址时,有些人生搬硬套环保法规中的条文,只强调对大气有污染的企业不能摆在生活区的上风向,却往往忽视了盛行风向的影响,造成污染的情况时有发生。
风对污染物起着输送作用,风向决定污染物迁移的方向,且又是随着时间地点而不断变化的。气象学通常把在一定时间内风向改变的次数称为风频。风频最大的风向称为盛行风向。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常用的“主导风向”,实际上就是指风频最大的风向。为了防止大气污染,将“主导风向”作为厂址选择的依据之一:凡排放大量烟尘和有害气体的工厂不应布置在城市生活区的上风地带。这对于那些全年只有一个盛行风向的地区来说,无疑是合理的。但是,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冬、夏季节的盛行风向往往不一致,而且有的地区两种风的风频大致相应,交替起主导作用,形成两个盛行风向。由于两个盛行风向相反,如某个盛行风向的上风恰好位于另一个盛行风向的下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只按全年风频最大的“主导风向”原则进行城市规划,则无论把工业区摆在哪个盛行风向下侧,那在另一个盛行风向时都会污染生活区。如果将工业区与生活区分别布置在盛行风向的左右两侧,若两个盛行风向成一夹角,则在非盛行风向风频相差不大的条件下,生活区摆在两盛风夹角之内,工业区放在对应的位置(如图一);若两个盛行风向成180度,则在风频最小的上风向布置工业区,下风向布置生活区(如图二)。
(摘自《环境保护报》第168期 崔利亚文)

漫话动物部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漫话动物部队
随着人们训练动物的技术空前提高,“动物部队”将成为未来军队大家族编成中的新“兵种”。
在动物兵的行列里,入伍最早的要算鸽、犬、牛了。例如,战国后期,齐将田单曾“指挥”“火牛”大败燕军。到我国唐、宋时期,人们便利用鸽子传递军事信息。又如,古代的亚述、巴比伦、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国的军队,就开始使用军犬。由于这些动物兵在军事行动中显露了身手,在一些国家军队的训练体制中,出现了专门训练犬、鸽的机构,编制了管理和使用动物兵的专业人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军犬成为热门。德、意、比、法、英等国军队都编有军犬勤务分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犬数量剧增。美军以两万条军犬编成的“K—9部队”,配合各军兵种执行探雷、侦察、传令、警戒、放哨和拉雪橇等任务。
美军在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中,赋予军犬的任务更加广泛。数十个编有27至36条军犬的排,担负着陆军和海、空军基地的警戒、巡逻、放哨、侦察和追踪等任务。
目前,欲与军犬试比高的是鸽子兵。军舰鸟也是比较理想的通信鸟。许多海洋动物,特别是海豚、巨头海豚、逆戟鲸、海狮和海豹等,都将成为动物部队的重要成员。
自60年代以来,海洋动物兵已作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表演。外军还使用海洋动物兵参与搜寻打捞脱落的反潜导弹弹头,特别是巨头海豚和逆戟鲸,能潜入水下五六百米进行搜索、打捞。海洋动物兵在海战演习中,能准确地标示出水雷的位置,还能携带兵器攻击“敌”舰艇。海豚对假设敌善于进行高速冲刺,一举摧毁目标。人们由此联想,很可能还有一些骆驼、猴子等陆地动物将成为“应征”入伍的对象。
(摘自10月16日《解放军报》 董仁棠文)

恩格斯陶器起源说新证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恩格斯陶器起源说新证
陶器的起源问题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地。”这个论断很富于启发性,然而遗憾的是,考古发掘方面从未发现这样制作的原始陶器,民族调查方面也没听说有关这一习俗的报道。
山东省博物馆的钟华南同志曾经用此法进行过尝试,结果认为是不大可能的。我认为从民族学的和民俗学的这类“社会活化石”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有利于证实编制物是可以直接发展成为陶器的。
明代学者陆容的《菽园杂记》中介绍了煮盐:
凡煎烧之器,必有锅盘。锅盘之中,又各不同,大盘
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铁铸,大止六片,小则全
块。锅有铁铸,宽浅者谓之“?盘”;竹编成者谓之
“篾盘”。铁盘用石灰粘其缝隙,支以砖磈;“篾盘”用
石灰涂其里外,悬以绳索,然后装盛卤水,用火煎熬,
一昼一夜可煎三乾。
清代学者黄叔璥的《台湾使槎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崇爻山有咸水泉,番(指高山族)编竹为镬,内外涂
以泥,取其水煎之成盐。
记载虽然很简单,但是以竹编物为骨架,然后涂泥再加火烧,这三个特点还是很清楚的。
至于说世界他处的陶器的起源问题,是否都是遵循这条道路,由于资料缺乏,尚无法肯定。
(摘自《文史哲》第5期 刘敦愿文)

城市交通发展前景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城市交通发展前景
目前,世界各地已出现了800多种新交通系统,一般分为连续输送系统、轨道输送系统和无轨道输送系统三种,使用比较广泛的则当属快速轨道交通。
快速轨道交通是以电能为动力采取轮轨运转方式的轨道交通总称,具有专用车道和独立的行车指挥系统。由于它可以成列编组,利用编组长度、列车间隔大小来调整高峰和平峰的运量,其单向运量高达4—5万人/小时,而公共汽车仅为0.6—0.8万人/小时,而且列车一般运行速度都在30公里/小时以上,而公共汽车运行速度均在15公里/小时。同时列车还具有节约能源、减少公害、快速舒适、安全准时和运营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等优势,近30年来在国外得到了普遍重视和发展。目前世界上已有约60个城市68个系统在运营,营业里程达3000多公里,年客运量达145亿人次以上。
地铁无疑是快速轨道交通的一种形式,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以北京为例,地铁时速为35.4公里,客运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1.8%。但是,地铁造价却是很昂贵的。以地面交通、高架和地铁投资比较,一般为1∶3∶5—10。由此可见,发展高架的、轻便的而运量并不小的快速轨道交通不仅是国外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许多城市交通发展的前景。从国外发展趋势来看,快速轨道交通正向多分层多平面交通发展,同时注意降低造价、改善环境和自动化管理,打破了投资较高的完全地下形式。采取地下、地面、高架相结合的连续运输系统,成为许多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主体。
(摘自10月19日《北京科技报》 天亮文)

书信探源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书信探源
在中国古文化中,书笺、信函、玺封、驿传,有着独具特色的名称和含义。
笺,指信纸。“花笺”,是一种小幅的用华贵纸张制成并饰有花纹的信纸。古时著名的花笺很多,有五色笺、锦色笺、百韵笺、凤尾笺等等,或出之于吴,或出之巴、蜀。最著名的是蜀笺中的薛涛笺。它因唐代女诗人薛涛亲令制成小幅而得名“薛涛笺”。
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有诗曰:“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这里说的“双鲤鱼”是形若鲤鱼的信函,在此用以代称书信。
唐代,自贞观年间开始,就用朝鲜厚茧纸制信函,形若鲤鱼,两面俱画鳞甲,腹中可以藏书,名曰“鲤鱼函”。
相传三国吴人葛玄与河伯书信往还,令鲤鱼充信使。因之,信函在诗文中往往被雅称之“鱼函”、“鲤封”,书信也叫“鱼书”,信使也被称之为“鱼雁”。相传不但鲤鱼传书,大雁也传书。因之,古称信使为“鱼雁”,也叫“鸿鳞”。
在古代,书信多是靠驿传递送的。周代已在各大要衢设置邮传馆舍。近来有学者考证,殷甲骨卜辞中可考的驿传馆舍名称不下30余处。现在还不能确知商代是否有玺封之制,是否已有书信。但确知当时已有信奴,他们或乘车,或骑马,迅速将各种信息报告给殷王。
(摘自《百科知识》第10期 郭伯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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