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11-01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国际)
专栏：国外见闻

阿尔巴特变奏曲
——改革中的莫斯科一条街
李惠生
“阿尔巴特街变了，变得面目全非了！”——一些莫斯科人这样说，声音里充满痛心和愤懑。
“阿尔巴特街为什么不能变？改革就是要变！它变了有什么不好？”——另一些莫斯科人争辩着，语调昂扬。
阿尔巴特是怎样的一条街？为什么它的变化如此地牵动着莫斯科人的心？
“莫斯科的精灵”
与苏联首都的高尔基大街、列宁大街、和平大街、花园环形路等气魄宏伟的大街相比，阿尔巴特只是一条宽不超过15米、长不超过两个“王府井”的小街道。然而它在苏联的名气，它在莫斯科人心目中的地位，却远远超过任何一条繁华的大街，因为这石砖墁地的、几乎和莫斯科同样古老的街道反映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风貌。位于街道尽头的普希金故居和位于街中的赫赫有名的瓦赫坦戈夫剧院自不待说；单是那些令人流连忘返的旧书店、唱片店，展示着古老艺术瓷雕的古玩店，异彩纷呈的珠宝店，摆满玫瑰和石竹的花店，以及使人眼花缭乱的礼品商店和刺绣花边店等，就已构成了这条街道所独具的特色。徜徉在阿尔巴特街头，你会联想起许多与它有关的历史和名人，你会沉浸在它所散发出的独特的文化气息之中。难怪有些莫斯科人认为，莫斯科的“精灵”就在这条街道上。
然而，今天的阿尔巴特街确实是变了。1985年莫斯科市政当局决定恢复这条街的古老面貌，同时把它改为“步行街”。经过长时间的修复工作以后，当拆掉挡板时，人们吃惊地发现：沿着阿尔巴特街竖起了两长排“仿古”的街灯，街心参差有致地建立起无数的水泥花坛，种植着姹紫嫣红的花草，街头还搭起一个小舞台。
个体户生意兴隆
今年5月1日苏联《个体劳动法》生效以后，这条街大变样了，大批为人画像的、照相的、出售各种手工艺品的“个体户”开始云集在此。青年们以此为聚会的好地方。于是今夏以来的每天傍晚，特别是周末，阿尔巴特街上就会出现一种热闹非凡的景象。
“个体户”中最多的要算画家，专业的和业余的都有，几乎占满了整条街。他们把自己的作品陈列在街道两侧，等待顾客选购，同时为人画像，生意相当兴隆。他们的招牌上醒目地写着：“我能画出您的灵魂！”“20分钟就能画好，包您满意！”作品水平悬殊，出售者的言谈举止也各不相同。我看中了一幅小小的莫斯科郊外秋景，意境幽美，洋溢着迷蒙的诗意。“10个卢布，”一位文质彬彬的老者微笑着宣布了它的价钱。“6个卢布怎么样？”我知道此间可以讨价还价。“不能少于8个。”我付了钱就和老人攀谈了起来。果然，他是一位已经退休了的专业画家，每月领120卢布养老金，属中上等退休待遇。他满意地说：“现在戈尔巴乔夫允许我们从事个体劳动，手头宽裕多了。”“您最多一天能卖多少钱？”我问。
“200卢布。那天我卖出了一幅大画。当然，这种好运气很少有。”200卢布！这相当于一个青年工程师的全月工资了。
“那么，政府向你们征税么？”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开私人出租汽车的，一年要花500卢布向国家购买一张特许证。
“目前还没有，”邻近的一位中年画家抢着回答。他是工程师，业余作画，星期六、星期天到阿尔巴特街来出售他的作品。“将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说不定会把我们从这儿赶走呢！”他似乎担心政策会变。我们的交谈还没有结束，一个短头发，翘鼻子，口里叼着香烟的姑娘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闪着亮晶晶的眼睛问：“想让我为您画一张肖像么？”与我同来的朋友说他想要一张漫画肖像。“啊呀！那正是我的专长。3卢布一张，”她说着就动手画了起来。一下，两下，还不到两分钟就画成了。线条粗犷有力，还真象，逗得四周围观的人全乐了。“这样挣钱有多容易！”人群中有人不满地说。
“那您也来挣呀！”姑娘俏皮地向发言者挤了挤眼，同时以潇洒的姿态在那张漫画式肖像上签了她的大名：奥尔加·哈罗希洛娃。
并不仅仅为了赚钱
“个体户”们在阿尔巴特街上兜售的东西都具有某种文化色彩（那些卖食品、卖衣物的，并不到这条街上来）。请看，剪影者挥动剪刀，一分钟就剪出了您的侧影，请交2卢布！摄影师指着一辆华丽的马车和车上的19世纪服装，热情地邀请顾客：“请穿上这漂亮的服装，坐上马车摄影留念。彩照两张只收7卢布！”用塑料制成的手工艺品看起来与骨雕无异：猴头、鬼脸、长髯老人和窈窕淑女……真是鬼斧神工！每个5卢布。几个青年席地而坐，当场表演编织地毯和绒绣。他们既出售自己的产品，又出售编针。还有那悠然翱翔在线绳之上的白天鹅以及各种模样滑稽、憨态可掬的动物玩具，价钱都在3到5卢布之间。
目的全然不在挣钱的艺术爱好者，在阿尔巴特街上也大有人在。看这一队身穿民族服装的歌手，正在为过往行人演唱俄罗斯民歌。他们唱得情深而韵美，都不取分文。那边小舞台上的一群青年音乐家起劲地演奏着爵士乐，几对青年男女随着乐曲大跳“迪斯科”，一时间鼓乐齐鸣，震耳欲聋……既然并不赚钱，来此目的何在呢？“我们喜欢阿尔巴特街。在这儿我们互相交往，十分快活，”这是青年们的回答。
夜幕降临，阿尔巴特街上又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三五成群的人们讨论着、争辩着各种问题，涉及政治、文化、经济乃至宗教；有人用各种方式推销未经登记检验的药品；有人演唱流亡海外的俄国侨民歌曲；甚至有形迹可疑的女人招徕顾客……对阿尔巴特街头的变化，有的苏联人赞口不绝，也使某些人忧心忡忡。阿尔巴特街的变化，可以说从一个小侧面反映了苏联改革的情况，以及苏联人对改革的心理状态。
哦，阿尔巴特街，阿尔巴特街！你迅速变化的曲调令人耳鸣目眩，在你的下一个变奏中将出现什么旋律？人们正期待着你的回答。

第7版(国际)
专栏：

臭氧减少堪虞
今年9月中旬，46个国家签订了有关臭氧层的协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签订这样的协议。
几十年来，臭氧一直是大气层研究的重点，这是因为它和人类生存“生死攸关”。臭氧分布在距地面大约35公里的高空，是氧吸收了太阳紫外线辐射时形成的，它能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免遭强烈的紫外线伤害。
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大气中的臭氧含量正在大减，已出现非正常的变化。早在去年的1月13日，11个国家150名科学家在他们起草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臭氧的减少是不容忽视的，它意味着患皮肤癌的人数将增加，农作物将减产，奶牛的健康也遭损害，塑料制品的寿命将缩短等等。
英国英吉利大学的科学家从50年代起，一直在测量南极上空的臭氧含量。据报告，目前那里的臭氧含量仅为原先的60％左右。由于臭氧大量减少，臭氧层变薄，南极上空出现了臭氧洞。与此同时，美国宇航局的研究人员还发现，北极附近也出现了臭氧洞。
奇怪的是这两个洞都出现在地球上气温最低的区域，而且据观测的结果，这里的臭氧耗竭率比预想的要大得多。
·夏之秋·

第7版(国际)
专栏：国际副刊

战火中的鸿雁
白玉清
大千世界，人海茫茫，寻找一名失踪者岂非大海捞针？可安德列·科罗姆先生却并没有丧失信心，他风尘仆仆，在沿泰柬边境的柬埔寨难民营之间餐风宿露，穿梭往返，查寻一名落难儿童。5年前，为逃避越南入侵者的蹂躏，这个儿童的母亲从金边仓皇出走，抛下了未满半岁的女婴，至今仅记得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姓名。科罗姆踏破铁鞋，奔走数百公里边境，查阅了数以万计的登记卡，终于在50多万难民的人海中寻到了她！使得离散多年的母女重逢。看到这动人的母女团聚的情景，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人们不禁会问：科罗姆先生何许人也？他是“国际寻人中心”的调查员。多少年来，无论在战火纷飞的黎巴嫩，硝烟滚滚的乍得，还是在烽火连天的阿富汗，枪声不绝的萨尔瓦多，哪里有战乱兵燹，那里就可以看到中心工作人员辛勤奔波的身影。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数以万计妻离子散的家庭得以团聚，失散多年的亲人有了音讯。仅1986年，中心就查到了7000多名失踪者的下落，还帮助690个家庭破镜重圆，传递了230万次信息。
国际寻人中心是国际红十字会的附属机构，中心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在日内瓦湖畔的一幢精美建筑里，一字排开的书架上存放着6000万张索引卡，记录着世界各地战俘和在押者的姓名、年龄、出生地等情况，计算机里则储有80万自1981年以来在世界各地历次冲突中被俘人员的资料简况。
如果说总部的信息库是神经中枢，那么遍布各地的调查员则是它敏感的神经末梢。中心庞大的信息网络沟通着约70个国家和地区。30名调查员及100名地方协理员分布在冲突频繁的区域。调查员均是受过特别寻人技术训练的专业人员。按日内瓦会议的规定，这些调查员同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一样，有权进入作战双方不进驻军队的空白战区。因此他们必须具有结实的体魄，坚韧的意志，满腔的热情和无畏的牺牲精神。在战火燃烧了十几年的乍得北方，一位调查员带着两名助手，在荒漠巉岩中披荆斩棘，忍受饥渴，马不停蹄地奔波了多少昼夜，终于找到了两年多来杳无音讯的1000多名战俘，并将他们的信息带给了他们的亲人。
寻人一般是应失踪者亲属的来信要求开始的。仅1986年中心就收到21300多封请求寻人的信件。一位匈牙利妇女在信中说，他的儿子于十年前离家出走，唯一的线索是收到过一封寄自萨尔瓦多的信。寻人中心在萨尔瓦多的调查员走遍各地，终于找到了这个青年人，使母子重新取得了联系。
国际寻人中心的雏型可溯源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当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救护伤员时，发现大多数被俘的人都因失去与家庭的联系而情绪沮丧。自兹始，一个帮助战俘与家人通讯的机构应运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战俘办事处在日内瓦正式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机构有时一天传递的信件多达10万封。6年中，使70万战俘与家庭建立了通信联系，信件来往多达1.5亿次。1945年办事处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分支机构，1960年正式更名为国际寻人中心。
目前，中心的工作重点在海湾地区。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使数以万计的人沦为战俘。自开战以来，在中心的努力下，双方战俘已与家人交换了700多万封信件。这些信件对这些不幸的家庭无疑是莫大的慰藉。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对许多在战争中失散了亲人的人们来说，寻人中心无异是他们的希望所在。而中心多年来的艰苦卓越工作，为世界各地的失散与受难的家庭带来了福音，为此赢得了人们的敬佩与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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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绝命岂仅金门桥
——股票狂跌中的美国剪影
王翘
“血染华尔街！”这是《纽约邮报》令人胆战心惊的大字标题。
伴随初冬冷雨凄风而来的，是令人惊恐万状的股票狂跌风。最近，起于华尔街的这场股票泻跌风暴席卷西方世界，远远超过标志大危机开始的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的跌幅。尽管里根总统在电视中发表了美国经济“不存在任何衰退、恶化迹象”的讲话，但是，升而又降的股市狂涛，使西方世界慌乱一团。在美国，人们担心股市受挫将使接二连三的悲剧拉开大幕。因为在美国的两亿多人口中，就有1.78亿人拥有股票。尽管握有最多股票的是百万富翁，但中下层人手中也多少攥着一点股票呀。而这恰恰是他们多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活命钞。仅10月19日一天，股票下跌就使股票持有人的财产骤减5000多亿美元。难怪握有股票的人忧心如焚，象狂潮般竟日涌向股票交易所。
1929年的股票暴跌曾给美国人留下可怕的记忆。那时，多少企业突然倒闭，多少家庭突然破碎，又有多少人因走投无路、求生无门而纷纷以自杀来逃避人生！最近的股市狂跌风，怎能不使人担心：不知这样一来又将导致多少人轻生、自尽！
高耸入云的纽约摩天大楼是人们密切注视的“绝命台”。这些天，据说好些人拥在华尔街向上观望，想看看在那儿究竟会演出什么悲剧。一家报纸不无幽默地写道：“好在现在的高楼是密封的。”很难说这是神经过敏：据说，西海岸名城旧金山的金门桥，已被认为是发生悲剧的更加可能的舞台。几天前，这座大桥的管理人员已接到指令：加强巡逻，密切监视，严防有人因股票下跌而到此轻生。一位名叫乌里斯的中尉警官呐呐不休地告诉人们：“太平洋证券交易所要我们加强在金门桥巡逻，因为星期一美国股票的面值下跌了20％以上……”对“黑色星期一”（10月19日）可能导致悲剧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金门大桥是一座钢架铁索吊桥，它从旧金山市跨越海湾，通向北岸马林半岛，全长2825米，桥身高76米。桥下水流湍急，绝望者一旦跳下，绝少生还的可能。据悉，自这座桥建成以来，已有近千人从桥上跳下亡命。如今股票狂跌，难保一些失去勇气在“自由世界”生活下去的美国人，不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太平洋怀抱。
其实，美国之大，防何堪防。10月26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一个证券交易所里，陷于绝望的一个股东行凶杀人后自杀。其原因，就是在两周迭起的股票跌风中丧失了几百万美元。在美国，第二、第三个绝望者已因股市狂跌而自杀。
人们说，美国十分富有。但是，一阵股市狂飚，却使它遽尔飘摇。纽约摩天大楼下等着瞧人们跳楼自杀也罢，金门桥上严防人们投海自溺也罢，迈阿密证券交易所发生的杀人自杀悲剧也罢，都是这个经济富国神经脆弱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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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视眼的福音
据联邦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几年以后，近视眼无须戴眼镜（包括戴隐形眼镜），只要在角膜上安装一个人造晶体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最近，联邦德国汉诺威一家医院的眼科医生正在进行安装人造晶体试验。在手术过程中先将凹形人造晶状体放置角膜上，然后用两个小支架将它固定。人的眼睛是近视或远视，一般取决于眼睛中晶状体的聚度是否正常。而这种人造晶状体是按照正常晶状体聚度而制作的。据报道，近期内人造晶状体手术，先应用于那些由于职业需要而不能戴眼镜（包括戴隐形眼镜）的人，然后逐步推广。
·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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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影在冲击中求发展
李南友　阎玲
电视业的迅速发展，对世界不少国家的电影业直接产生冲击。
印度电影业规模庞大，制片量长期高居世界首位，但现在它已处于萧条时期。享有盛名的美国好莱坞现在拍摄的影片有不少是赔钱的。迪尼斯制片公司的《恶由此来》，耗资2300万美元，却只收回300万美元。莱德公司投资2700万美元拍成宇航员故事片《合适人选》，影评家们将它列入十大佳片之列，但它只获得600万美元收入。近几年来，美国六家最大的电影公司中有三家已经倒闭。法国的电影片，几乎有1／3的制作费用是靠国家补贴的。在法国，每年上电影院的观众以大约5％的比例在下降。电影业比较发达的意大利，1955年电影观众约有8亿多人次，而到近年来每年只有1.5亿人次了，电影院亦从1979年的9300座减少到1983年的725座。在英国，1951年有4481家电影院，如今只有1400多家了，其观众1951年有13亿人次，现在连一亿人次都没有达到。
在美国，人们惊呼：“电影王国在没落中。”在法国，人们感叹：“法国电影业面临危险。”在西德，“电影业越来越不景气”。
当今世界电影业普遍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电视与录像的兴起，并对它起着直接冲击的作用。面对这种局面，各国电影界都在绞尽脑汁，想出新招，以图挽回颓势。
英国电影业从耗资少、制作精方面着手，以表演出色的电影片吸引观众。近年来，英国影片《火的战车》、《杀人场》、《甘地传》等在国际上纷纷获得大奖，《格雷戈里的女友》一片，在英国也很受青年观众的欢迎，创造了很高的票房利润。此外，想方设法改造电影院的座位和环境，以更舒适来招徕观众，上座率有明显提高。
美国则采用比较灵活的方式来吸引观众。例如一些影院举办“折扣日”，票价按平时的八折或九折入座，有些影院的大厅或走廊里设置许多电子游戏机，还有将影院化大为小，追求经营合理化，这类影院称为“迷你电影院”。
法国电影界则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振兴电影业，首先是争取国家对电影业的补贴，同时举办“最长电影日”，即花30法郎便可连续观看8部影片。这种做法，一开始颇有效果。西班牙在面对电影业萧条的局面下，1980年颁布了一项有关电影的新法律，并据此制定一系列在国内市场上保护本国影片的措施。西班牙本国的影片产量明显增加。无论是西班牙也好、加拿大也好，都十分注意充分利用本国的自然条件拍摄电影，更多地利用风景迷人的自然外景，既可吸引观众，又可降低制片费用。
电视业冲击了电影业，但同时又可以利用电视来为扩大电影宣传服务。50年前，奥斯卡奖并不为人所注意，但近年来，电影业利用传播工具，大大扩大了它的影响。当奥斯卡发奖时，美国及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观众通过电视看发奖仪式，既宣传了发奖的本身，又加深了观众对电影业的印象与好感，电影的身价无形中提高了。
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电影业似乎困难更多些，而第三世界的相当一部分国家电影业似乎还在发展之中。但总的说来，世界电影业不十分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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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战士忆当年
上图里的三位耄耋老人，都是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战士。米哈伊尔·赖斯（左一）和卡尔·良尼（左二）当年曾是喀琅施塔特的水兵。他们至今清楚记得，70年前10月的夜晚，“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震破长空，发出了进攻信号。炮声之后是短暂的寂静，接着便是一片“乌拉”声，工人、赤卫队战士和水兵们沿着冬宫广场奋勇向前，冲进了冬宫。当时，他俩都在这场战斗行列中（左下角的照片为当年所摄）。
尼古拉·罗季奥诺夫（右一）那时在图拉一家弹药厂工作。当时才19岁的尼古拉接到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命令，要他负责一条街的巡逻。于是，他肩背步枪，口袋里装满自己制造的子弹，投入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战斗。
这三位老人当年都见过列宁，听过列宁的演说，良尼还曾在列宁身边工作过，当过苏维埃政府的电报员，同时担任彼得格勒（今列宁格勒）电报总局政委。赖斯和罗季奥诺夫在国内战争时期曾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1941年，他们三人都作为军官奔赴卫国战争前线。
70年过去了，今天，他们欢聚在赖斯家里，共同回忆当年的难忘情景，心情无比激动。　·戴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