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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04-28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融汇中西 承前启后——写于吴作人画展之前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融汇中西 承前启后
——写于吴作人画展之前
华沐
由文化部、中国美协和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吴作人画展最近将在北京举行。吴作人的艺术名重当代。这次展览作为他个人的艺术集锦,还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好不容易把劫后犹存的作品收集起来,与近十年的新作前后辉映,可以使我们看到他六十年艺术历程的一个缩影。
吴作人出生于清朝末年,青年时期受过“五四”精神的熏陶和“五卅”运动的洗礼,他的艺术活动可以从二十年代参加南国社和南国艺术学院算起。后来负笈西欧,抱着“艺为人生”的目的,一面广泛吸收域外文化,一面精研近代写实油画,是把这个画种移植于中土的先行者之一。他所着重研习的,不是由欧洲学院派末流演变为资产阶级沙龙画风的那种写实,而是上承写实主义、面向生活、风格淳朴自然的一种新倾向。他以这种扎实功力为基础,回国后历年多有力作,逐渐进到成熟的中国油画的境界。在本国传统文化方面,他少承家教,修养有素。当四十年代中避雾重庆而漫游于青康高原时,为了抒写风怀,在致力于中国画上走出了有决定性的一步。从此更不倦地探求,既开阔视野于万里,又从深厚的而不是某项狭窄的遗产中吮取精华,一面留心于先秦钟鼎、佛教洞窟艺术、历代卷轴,同时勤习笔墨于几案,寻找以西法造型来发展而不是取代传统技法的途径。五十年代吴家每周有练笔谈艺的活动,戏称为“十张纸斋”,曾经成为京华艺文之一雅集。然后,“法由我变”,如同石涛所主张的“笔墨当随时代”那样,他把一种新的笔墨同现代中国的新生活新意趣融汇在一起,开创风气,成为推陈出新的大家之一。他的书法与诗词造诣是与绘画同步、同旨趣而且不可分的。他的壁画创作比较鲜为人知。五十年代曾图绘天文馆藻井,近年来又设计了曲阜的《六艺》以及山东田横岛的《田横五百士》等巨构。吴作人又是美术教育的辛勤耕耘者,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育人不辍,现在仍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全国各地以至海外许多中青年画家都曾受过他的直接栽培或间接教化。六十年来精深而又领域广大的实践,表明吴先生是当代一位承前启后、学贯中西的艺术大家和受尊敬的师长。
积六十年之经验,吴作人十分强调生活与艺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他从中外遗产的宏观研究中深刻了解这个艺术创造的基本原理。他把自己的经验概括为“师造化,夺天工”这两句短语,经常见之于他的画幅上的引首章。他强调能动地创造,巧夺天工,意在笔先,写自己的面目;他发挥中国绘画美学中突出创作者的人格精神的特色,重在“意气所到”,把精神之美融化、渗透于一种不离法度而又高度自由的形式意匠之中。这样,他就在西方传统的绘画中添进了新的东西,即东方艺术特有的“写意性”,而不是简单的移植。他的中国画则有生活依据和扎实造型的基础,以救长期的复古主义所造成的僵化空洞之弊,有活泼泼的生机跃动其间,从而也不是因袭旧章了。所以吴作人的艺术既非自然主义的被动抄摹,又非“毁瓦画墁”式的肆意玩弄。
论及吴作人艺术的个人品格,也许可以拈出两点。其一是单纯,高度的单纯;其二是刚健清新的意蕴境界。吴画之单纯,结合了技巧的东西与气质的东西,用晋人所谓“清通简要”来描述也许比较恰当。欣赏他的作品,人们总不能不叹服造型上纯熟的概括能力。他画的动物,如走兽、玄鹄、金鱼之属,都以极有限的见笔见墨达到形神兼备。他画三门峡的湍流激浪,只以刮刀在大片底色上回旋抹擦,就把江流的气势尽收腕底。所作人物也总是略事勾描而神采毕现,象《齐白石像》那样的杰作,也是举重若轻,“笔才一二,像已应焉”。这种功夫,形易实难。他注重画面的形式结构,无论鹰立岩峰,山水蜿蜒,杂花生树,都先立大势,使俱象纷呈之中不失主干,既有抽象性又非纯然抽象。他下笔就是造型,举要治繁,从不犹疑含糊,磨磨蹭蹭,油画施彩和中国画用墨都极其节省,所以明快爽利而弥足珍贵。笔墨有意无意地在刹那之间升华,几乎省到不能再省,而意象全到不能再全。进一步说,吴画之用简,更体现了一种需要高度修养的审美境界,因为“庖丁解牛”式的自由与轻率浮滑之术完全是两回事。吴作人作品中的意蕴境界,则是刚健与清新兼而有之。他的刚健,就是充溢于形象的内在生命力,一种奋发进取、遒劲雄强的气概。这见之于他笔下野性的奔牦、长空的大雕、吞吐风砂的驼队、苍莽的山野、顶天立地的一条扁担,风骨硬朗的肖像,还见之于他的篆书中凝重圆浑的意味。看来这同他的艺术爱好和崇尚行健不息的精神影响有关,同时更反映了他在中国人民求解放与展宏图的斗争中所体验到的、在自己胸中激荡的一腔壮气。他的清新,就是流露于形象间的自然气息,一种脱俗而出、真切自在、新鲜活泼的情趣,足以令人畅神。这见之于他笔下那些飞禽的流丽,如清泉一般的诗思,“细雨鱼儿出”的生意,山光水色之澄明,孩提的天真无邪,也见之于他那宛转行止自如的行草墨迹之中。看来这又反映了他所追求的自由解放的、与自然相和谐的精神境界。
清通简要与刚健清新,都是吴作人自己的精神面貌的体现,或者更完整一点说,是在现实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他自己的人格精神的真诚体现。不妨强调地说,真诚是一切好的艺术的第一品质,也是他的艺术的第一品质。正是他的人品决定了他的艺品。吴作人的艺术重在潜移默化,体现着、陶冶着人民的精神情操,提高着人们的审美修养,自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范畴,所以为广大群众所欣赏。
西画早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那时只被当作“虽工亦匠”的玩意儿禁锢在宫廷和贵族圈子之中,所以萎缩了。这表明艺术的交流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到了民主革命时期以后,绘画就随着中国人民广泛学习西方的潮流而成为它的一个方面,油画、现代版画、素描等等成为我国年轻的画种。在这中间,吴作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和其他油画家一起,一面培养人才,一面在自己的实践中对中西绘画两方作反复研究。从更深一层看,他们从西方文化中得到的积极东西,不仅在于技法,而尤其在于其中新的艺术观念,如:艺术为大众,面向现实生活和面向自然,提倡个性表现,尚法,重视理性所揭示的形式结构规律,这些正是民主精神与科学方法在艺术中的体现。
吴作人和整整一代前辈的艺术家肩负了和正在继续着承前启后的使命。然而时代又把新的要求摆在前面,艺术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步,需要一代一代的新人把它推向前进。因此,如我们所看到的,吴作人总是把眼光信赖地瞩望在后来者身上,期待他们超越前人,以此引为欣愉。艺术如同长河,纳细流,淘砂砾,波澜激荡,曲折回转,终于是越来越壮阔地奔腾向前。我们从吴作人的艺术里,同样得到这样的信念。

勇于探索 稳步前进——谈张长的小说创作

第7版()
专栏:

勇于探索 稳步前进
——谈张长的小说创作
冯牧
我断续读了白族作家张长近年来所写的大部分小说和张长同志关于自己从事小说创作过程中的甘苦得失的剖析文字,我以为他在选择自己的创作道路和艺术追求方面,是值得赞许的。我很赞成张长同志在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既是勇于探索同时又是稳健前进的精神。他重创作实践(这并不总是得遂己愿和一帆风顺的),而不大热心于象有些文坛新秀那样,在取得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切实的创作实绩之前,就过早地举旗帜,发宣言,揭橥一整套未必实现得了的文学主张。我以为,从事文学创作,还是在前人已经开拓出来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为好。
我感到,张长同志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就表现了这种求实精神。他重生活感受,重生活实践。他挚爱生我育我的故乡母亲的山山水水;他挚爱有着独特色彩的南疆人民社会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他挚爱边陲地区人民因历史和地域原因而造成的古老、淳朴、优美的心灵和品格。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对于任何上述美好的生活和事物的遭受摧残和戕害,都感到义愤,动情,忧虑乃至痛心。这种对于边疆地域自然环境和兄弟民族美好品德的真诚而执著的感情,成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一种强烈的动力。因此,我们在张长的大量散文和暂时还为数不多的小说当中,所深切感受到的,首先是这样一种朴素而真实的感情,就是不足为怪的了。这种感情和思想,有时以歌赞(甚至是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歌赞)的形式表达出来,有时也以批判和鞭挞的形式出现。而无论是以怎样的艺术途径来反映作家的这种经过反复体验和不断沉思而形成的主题和立意,大都使人感到真实和亲切。就这一点而言,我个人比较喜欢他的《空谷兰》、《希望的绿叶》、《云海》。这些作品,比较鲜明地反映了边疆的生活特色和作者的艺术特色。除此之外,张长的一些别的小说还反映了作家力图突破局限和开拓更加宽广的生活境界的意图,它们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和进展。但是,在有些作品中,使我多少有这样一种感觉:作家有很多感受和思想要表达出来,但有时显得过于急切了;作品的倾向性和主旨,有时不是那么自然而然地通过艺术形象、通过具有自己独特身份和个性的人物的对话流露出来,而是比较直露地通过作家的情节叙述和抒情旁白直接讲述出来。这种情况,就常常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量。这一点,张长同志自己似乎已有察觉,而且正在力图在他新的创作尝试中加以改进。
我曾经有几次同张长一起到边寨的民族地区结伴旅行。我发现,当他以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和边疆地区主人翁的身份对我讲述着一些使我获益良多的从民俗学到植物学方面的知识的时候,他对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深沉的感情的,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许多作品虽然都闪烁着明显的民族色彩,却不使人感到猎奇和炫耀自己见多识广的原因。在那时,我曾想到并且也向他谈起,在创作上进一步拓展自己视野和从事小说创作的可能性。他以自己的实践回答和证实了这一点。
张长同志是在边疆民族地区成长的少数民族作家。我们为我国已经出现了为数可观的民族作家而感到高兴;同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期望:少数民族作家应当发挥自己优势,开拓自己的处女地,而不应当忽视这种优势。我热切地希望张长也能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当我看到张长这样写道:“一个第一流的少数民族作家,不应当是离开了自己的民族和生活基地之后便一筹莫展的人。他应当是一个可以驾驭他所熟悉的任何题材的人。”我的想法是:第一,如果这些话主要是表达了作家力求不断扩展和丰富自己的创作题材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如果这些话意味着或者暗示着作家将要离开自己所熟知的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生活而去另觅新的生活基地和创作源泉的话,那么,我则期期以为不可。因为,深刻地反映我国广大兄弟民族无限丰富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创作任务,应当而且必然是历史地落在各民族作家的肩上。这是兄弟民族作家的优势,也是他们的职责——甚至是一种难以取代的职责。
然而,这也可能是我的一种杞忧。因为,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张长及其作品,毕竟还是具有边地特色和民族本色的作家和作品。最近,张长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但愿它成为张长的文学生活——以反映云南民族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文学生活的一个新的起点。

“盐丁儿”给人以力量——读儿童小说《盐丁儿》

第7版()
专栏:

“盐丁儿”给人以力量
——读儿童小说《盐丁儿》
于蓝
我怀着极大的兴味读完了颜一烟同志的自传体小说《盐丁儿》。作品真实、生动、亲切,不仅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爱,而且已有更多不同年龄的读者发出赞誉。
小说通过描述出生在没落封建贵族家庭的女子鄢丁从童年到青年的坎坷求生之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推翻清朝皇帝到全民族高举抗日旗帜这一历史时期的生动画面。作者是用自己童年时代的真实感受来进行创作的。因此,书中的描写与叙事均充满了盎然的儿童情趣,能和小读者合拍共鸣。比如《皇恩大赦》一章,饶有风趣地记叙了张勋复辟事件在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引起的波澜。作者通过鄢丁家的长辈听到张勋上台后迫不及待地去买辫子、缝辫子,而在得知那位辫帅被赶下台后,又无可奈何地扔掉辫子等一系列细节,揭露了这场复辟闹剧的可笑,并淋漓尽致地鞭挞了那些不甘心封建王朝覆灭的遗老遗少。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生动的故事情节,都溶入了作者的爱和恨,既富有儿童情趣,又有准确的历史感。《盐丁儿》的许多章节都具有这些特点,使人读来爱不释手。
作者描绘了一颗“文曲星”和一颗“扫帚星”的不同遭遇。哥哥被捧为“文曲星”,受到百般钟爱。而妹妹鄢丁因为是女孩子,出生之年正是清朝灭亡之年,因此成了“扫帚星”。不仅老祖宗贬斥她,还遭到“新派”继母(段祺瑞的干女儿)的百般折磨,最后成为有父的“孤儿”,被弃街头。“文曲星”皈依祖宗的旧观念,要升官发财,最终跟随着伪“满洲国”的使臣——父亲,来京胁迫妹妹叛离祖国。而“扫帚星”在母亲的思想和泪水浇灌的沃土上,培育了一颗质朴的心:“要好好念书,学点真正的学问,做个有用的人!”被抛弃在街头后,她没有听天由命沉没下去。在茫茫的人海社会里,她凭着自己的一点志气,又受到启蒙教师女作家石评梅的思想指引,“学蜡烛,专为别人发一点微光”,奋力拚搏,奋力学习。她终于把个人命运和全民族的命运融汇在一起,在党的怀抱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成为一个给人以力量的“盐丁儿”,成为抗日的民族先锋,成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成为真正的人!作者通过两颗“星”的道路,给我们以启示:家庭无法选择,道路是可以自己走出来的。
盐丁儿,就是一颗小小的盐粒,它是人体生存不能缺少的要素之一。但是,一些人常常因为自己的富有和顺境,根本体会不到盐丁儿的重要价值。他们常常为了表示自己不屑一顾的嫌恶之感,咒骂:“盐丁儿,嫌(咸)透了!”小说主人公鄢丁就不只一次地受到这样的咒骂。可是,鄢丁在逆境中,却不只一次地体会了盐丁儿的存在和它的重要价值——给人增加热和力。所以作者把这本书命名为《盐丁儿》,我认为这是极富有想象力的好书名,并表达了一个深刻的主题。
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写道:“我活在世上,做个能给人增加力气的盐丁儿,有什么不好呢?”这正是我读小说后最深的感受。所以,我爱《盐丁儿》,愿向更多的朋友推荐它!

关于文学观问题的讨论——近年来文艺理论问题探讨概述之三

第7版()
专栏:争鸣录

关于文学观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文艺理论问题探讨概述之三
白烨
1985年,“文学观”问题被理论界自觉而突出地提了出来,发表的许多看法较前显然更带系统性。
首先是如何看待文学的基本特性和主要功能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文学主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应当紧贴客观生活,反映“新的社会现象,新的矛盾和新的思想”,发挥“反映生活”、“干预生活”的作用。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是“人的心灵创造性的自由表现”,它应当发掘“人的灵魂深处的美”,并“‘干预’人的心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学是“再现生活和表现自我的统一”,是“本体的冲动和客观凭藉的相互统一”,它应当通过“自我的本质”去“间接地反映生活的本质”。
最近出现的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述,也可视为主要是文学观范畴的理论探索。论者认为,由于庸俗社会学的深重影响,人作为文学的主体在许多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失落了,现在应当恢复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在文学创作中强调人的主体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把人放在历史运动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二,要特别注意人的精神主体性;有“三个层次”:对象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论者充分肯定了“文学是人学”的提法,但又指出:文学不是一般的“人学”,而是人的灵魂学、性格学和精神主体学;也不是一般的“精神主体学”,而是包含了表层和深层的双重结构、以不同个性为基础的人类精神主体学。接下来,分别对文学中对象主体、创造主体、接受主体的表现和实现进行了充分的论说。这一理论,以对文学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触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生动而全面地阐发,表现出了对旧的文学主体观念的刻意反拨和对新的文学主体体系的重新构想。
有的同志撰文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中推断不出“文学应以人为思维中心”的结论,指出这一理论有离开社会历史的发展谈人的主体地位的危险,提出文学的思维中心应当是“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又有同志针对这一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的主体和中心就是人,提“以人为中心”就包含了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在内。因而,“以人为中心”与“以人与历史的关系为中心”的提法并不矛盾。
批评观上的看法,也许更为纷纭歧异。一些同志由评论家评论的是自己所体会、所理解的作品和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形象出发,鲜明地指出,“我评论的就是我”,表现出对文学批评中批评家的独立意识、主体意识的积极推崇。一些同志则进而提出了主观文学批评的问题,认为应当容许这种批评的存在和发展。有些同志则认为,批评不能远离文学所藉以存在的大的历史潮流,批评家要努力使自己的主观与时代的客观相协调,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评价文学作品,坚持和发展坚实而有力的唯物史观的文学批评。有些同志则认为,批评应从现代科学的“三论”中汲取营养,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运用与艺术思维具有方法与目标的同一性的系统科学的方法论,使批评获得与时代相适应的科学能力。
批评观问题的讨论中,还较多地涉及到传统的文艺批评是不是社会学的,怎样看待社会学的批评,社会学的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系等等。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我们以前的文学批评的传统方法,包括民族的文艺批评方法和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两种;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有被庸俗化了的倾向,但社会学批评方法本身仍未过时,依然是富有生命力的、行之有效的一种批评方式;社会学的批评在哲学基础、批评角度、批评目的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区别明显,不能等同,目前在多种批评方法中,不应忽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地位和作用。

喜读《藏族文学史》

第7版()
专栏:

喜读《藏族文学史》
罗润苍
系统地研究藏族文学发展情况的《藏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编著),最近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藏族文学根基深厚,源远流长。无论是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都多姿多彩,作品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高原情调,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不少名篇佳作,如《格萨尔王传》、《米拉日巴传》、《仓洋嘉措情歌》等,不仅在藏族人民中广为流传,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蜚声中外。
不少藏族文学爱好者、研究者和创作人员日益深切地感到:必须更多地了解和研究藏族文学的过去,总结其历史得失,提高对藏族文学的欣赏水平,以利于推陈出新。人们迫切希望编写一部能全面地反映藏族文学发展情况的《藏族文学史》。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藏族文学史专著的空白,足以令人欣慰。
该书循着藏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对远古至新中国建立前藏族文学史的丰富内容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对其中七十多部影响较大的作品和近四十名有代表性的作家,则单立章目,重点介绍。关于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文史合璧的藏文古籍的归属、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等问题,是藏族文学史上既重要又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者既不回避,也不因循旧说,而是力图用马列主义的文艺观点进行科学的辨析,从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联中找原因,从纵的继承和横的影响等因素中觅证据,揭示藏族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客观依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藏族文学史》不失为一部引导读者进入藏族文学堂奥的有益之作。

《文心雕龙》研究取得新进展

第7版()
专栏:

《文心雕龙》研究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 记者宣奉华报道: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次年会于四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安徽省屯溪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研究部门的一百三十多位学者、教授出席了这次年会,共发表学术论文七十多篇。这些论文有的主张多侧面、多层次地探讨《文心雕龙》的创作理论;有的将《文心雕龙》与西方的古代文论进行比较研究;有的提出“龙学”研究应为当代文艺创作服务;有的介绍了台湾省和外国学者研究《文心雕龙》的新成果;有的用系统论的方法探索《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体系。《文心雕龙》研究从微观转向宏观,拓宽了领域和视野。
在这次年会上,上海学者林其锬、陈凤金等提出并论证了我国南北朝时代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刘子》也出自刘勰的手笔。这个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普遍兴趣和热烈争论。杨明照教授根据他的考证,认为《刘子》不是刘勰的作品。有的学者说,如果能确认《刘子》的作者是刘勰,这将大大推动《文心雕龙》研究的进展。这个问题正在深入研究和争论之中。著名学者、教授张光年、王元化、杨明照、詹锳、徐中玉、周振甫等出席了会议。《文心雕龙》学会下一次年会定于一九八八年在广东汕头市举行。会长张光年表示,热烈欢迎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及外国“龙学”专家前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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