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04-27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怀念晁哲甫同志
杨得志　赵健民　罗玉川
1894年12月3日，晁哲甫同志出生在河南省清丰县（原属河北省）六塔集。他在中学时代，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具有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长期做教育工作，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历任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直南特委统战部长、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华北政府教育部长。全国解放后，任平原省省主席、山东省副省长兼山东大学校长。晁哲甫同志还被选为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1970年12月13日，晁哲甫同志在济南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1923年，晁哲甫同志被聘请任直隶省（后改为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简称“七师”）教务主任。当时，学校的其他两位领导——校长谢台臣、训育主任王振华也是进步青年。1927年春，他们三人同时入党。从此，七师就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教育阵地。
哲甫同志担任国文课，选用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作教材。他本人尤其爱读和研究鲁迅先生的作品，并向学生推荐。
1930年春，直南特委在大名提出武装暴动计划。这时，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三同志明确表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条件极不成熟，不同意举行暴动。他们建议，党应当掌握好七师这个革命阵地，为党培养干部向农村输送，深入发动群众，积蓄壮大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再举行暴动。这些意见，虽经哲甫同志赴天津向河北省委申述，并得到接见人的同意，可是不久，在一次大名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上级领导人却宣布：他们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阻碍暴动，开除党籍。而暴动计划也因力量不够，终于流产。
哲甫同志被开除党籍后，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仍然和党在一起，为党工作。1930年暑假，他和谢台臣、王振华同志迫于党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压力，辞去七师的领导职务。由于省教育厅任用不学无术的国民党分子张达夫任七师校长，不久七师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挽谢”学潮。在全校师生的热烈拥戴下，晁哲甫同志和校长谢台臣又重新领导学校。他们恢复原来的教学方针，学校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革命新气象。虽然如此，但仍得不到坚持左倾路线领导人的谅解，并组织学生反对他们。晁哲甫同志和谢台臣同志一样，抱着“绝不和党闹对立”的态度，于1932年夏季又被迫辞职。
1934年，国民党河北省党部邀请过去在七师教过书的旧同事，借“宴会”之名，追查七师的历史问题。晁哲甫同志在会上义正词严地说：七师领导人都比较倾向“五四”精神。学生参加北伐，我们同情支持他们，这是无可非议的，总理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么！”一席话，说得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哑口无言。
1936年春，王振华同志接任七师校长后，邀请哲甫同志重任教务主任。哲甫同志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革命警惕性，发现了学校教员中有托派分子的活动。西安事变后，托派分子破坏全国团结抗日的面孔进一步暴露，哲甫同志对他们的反动论点加以批判，并与王振华同志共同商议，设法把他们辞退了。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晁哲甫同志与党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党籍。这时，在党的领导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抗日战争。晁哲甫同志回到清丰家乡，发起并组织了“抗日十人团”和救国会，在清、南、大一带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
1937年冬季，哲甫同志赴山西晋城办“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得到朱瑞同志的指导与帮助。1938年2月，晁哲甫同志仍回到清丰县工作，担任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同年春，根据上级指示和形势需要，在六塔集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参加者大都是思想进步，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前后共办了五期，课程是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哲甫同志变卖家产充作经费，通过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这对附近几个县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日寇进占清丰县城后，土匪蜂起，社会秩序混乱，当地有些绅士，一再要组织维持会，向敌人投降。哲甫同志听说后，不畏艰险，与这股投降势力作坚决斗争，并挫败了他们，为以后的抗战，铲除了一大祸害。他又积极争取、团结开明绅士，晓之以民族大义，并孤立了投降派，使一些绅士组织的防匪不抗日的民团，改造成抗日自卫团，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哲甫同志主持下，县委决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经过发动群众，建立了县、区、村抗日救国会以及农会、妇会、青会、儿童团，全县出现了抗日热潮。
在清丰又成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哲甫同志任主任。下设锄奸、武装、动员分配等九个部，并在全县实行合理负担。从此，清丰县的军、政、民等组织，都在我党领导之下了。
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在我讨伐叛逆石友三的战役时，国民党濮阳行政督察专员丁树本，也随之逃窜了。丁树本部队南逃之后，各县群众以极高的热情选举出各县的抗日县长，随之选出专员，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党的各项政策，开始得到贯彻。哲甫同志在这新形势下，又创建了抗日中学，自任校长，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
1941年初，冀鲁豫行署经过全区代表会议选出了晁哲甫为主任，崔田民为副主任。不久，日寇又纠集日伪军数万兵力，对我根据地沙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荡，采取“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在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指挥下，党政军民领导机关进行反扫荡，冲破敌人层层包围，安全转移到鲁西濮县、范县、观城地区。为了对敌斗争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冀鲁豫地区与鲁西地区合并。地区名称仍为冀鲁豫边区，行署名称仍为冀鲁豫行署，哲甫同志为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为副主任。
1942年，华北日寇竭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加紧对我根据地的进攻、分割、封锁，加之全区旱情严重，饥民遍地，是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根据党中央指示，除在对敌斗争上采取“打出去，扩大根据地”外，在我根据地中心地区则发动民主民生斗争，深入发动群众，巩固中心地区，抓紧救灾，安置灾民，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当时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一个是扶植群众运动，一个是生产救灾。哲甫同志分管生产救灾，这是面广事繁的工作。当时大家都在节衣缩食，哲甫与群众同甘共苦，在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亲自下去认真做调查研究，据以指导救灾工作。
1943年底，哲甫同志离冀鲁豫边区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后留校任五部副主任，并被选为冀鲁豫党的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和1948年先后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及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各种人才。
1949年9月至1952年11月，哲甫同志任平原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党组书记、省委统战部长。作为政府工作的第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对某些关系大局，关系长远利益的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并且抓得很紧。平原省地处黄河下游两岸，深受黄河灾害的威胁。哲甫同志特别关心治理黄河防灾救灾工作，如修筑溢洪堰、人民胜利渠等，为平原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哲甫同志对教育工作尤为重视，不论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工作都抓得很紧。他亲自给省府机关干部讲授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在他主持下，制定了省府厅局领导定期向全体干部讲解所管工作的政策和情况的制度。平原省是由战争时期的太行部分地区和冀鲁豫边区合并而成，干部也是两地区抽调组成的。哲甫同志特别注意对太行和其他地区调来的同志的团结。省委、军区，也都是新组成的班子，大家团结得很好，同志们都称赞哲甫同志给大家带了个好头。在处理与邻省的关系，特别是在河流的上下游涝水排放等问题发生矛盾时，哲甫同志能够顾大局，一般都能经过协商合理解决。在个别问题上，只要无碍大局，纵令对本省有些不利，只要中央正式表了态，他都坚决执行。所以，平原省没有发生过常年不得解决的水利纠纷，和兄弟省都能友好相处。
1952年，因国家区划调整，恢复原省建制，平原省撤销。哲甫同志1953年调任山东省副省长、山东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
哲甫同志深知农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在山东，他特别关心农业的发展。“大跃进”时期，他不赞成不分情况的瞎指挥、浮夸风。他对农业和水利曾作过多次的调查研究，写出自己的意见，供有关部门研究。他看到当时不顾一切的大炼钢铁运动，看了各条战线发表的材料，引起无限思虑，曾提出：“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行么？”也劝告过一些同志“不要去推波助澜”。
哲甫同志在山东期间分管教育和卫生工作，并兼任山东大学校长两年多。他拥护当时毛主席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积极支持学生的勤工俭学活动，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兼任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时，大力推行预防为主，防病治病的卫生工作方针。济南司里街、肥城边家院等一些好的典型，他多次实地视察并总结推广它们的经验。
哲甫同志一贯坚持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五十年代末，他不赞成省委主要负责人错误地把山东省政府领导作为地方主义的代表，而在全省开展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时，哲甫同志因心脏病不断发作，正在家休息。但他向有的同志提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为什么要对历史形成的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甚至采取毁灭性的行动？”
晁哲甫同志自1927年参加革命以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的教育家。他的优良品质和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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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身的爱国将领——王以哲
王秦
1937年2月2日，著名爱国将领王以哲将军为了维护国内和平、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幸以身殉难。1984年，为了纪念和表彰王将军的功绩，全国政协修复了王将军墓，邓颖超同志为墓碑题词：“爱国将领——王以哲烈士墓。”
王以哲将军，字鼎芳，1896年生于黑龙江省宾县（原属吉林）。中学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在张学良将军麾下，历任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排、连、营长等职。1925年，他被任命为第三十九团上校团长，次年继任张卫队旅少将旅长。此间，他曾多次掩护老同学张克侠和共产党员张存实等人的革命活动，为他们秘密出入国境往返莫斯科提供帮助。1928年初，王以哲被擢升为第十九师中将师长，7月改任第一旅中将旅长。1928年，张学良将十九师的学生队改为东北学生队，自兼监督，并命王以哲兼任教育长实负其责。
1928年底东北“易帜”，王以哲任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驻守沈阳。
1930年9月，张学良率东北军大部进驻北平，王以哲旅留驻沈阳。日本帝国主义连续挑衅，制造万宝山惨案、中村事件，形势险恶。王以哲搜集研究日方军事动态，于1931年8月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日军活动情况并请求回师御敌。张即派人赴南京政府向蒋介石请示，但接到的却是臭名昭著的“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命令。9月18日夜，日军炮轰第七旅驻地北大营，王含辱忍痛执行了不抵抗命令后率部退入山海关。
1932年8月，张学良就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任王为军衡处中将处长兼一○七师师长。1933年初长城抗战，王率部出古北口，给敌巨大杀伤，受到国人赞扬。后国民党中央军隔断王部与敌接触，并令各军退出长城一线。热河失陷后，蒋介石把失地罪责完全嫁祸于张学良，逼张下野出国。张临行前将东北军编成四个军，王擢升为六十七军军长。蒋趁张出国之机对东北各高级将领大肆拉拢，准备将东北军调离华北。蒋在庐山面见王以哲时，送加倍的仪程，暗示王：只要听其调遣参加“剿共”，许以河南省主席职位。王不为所动，牢记张临行前嘱托，坚守华北阵地。王把蒋所赠五万元仪程为全体军官购置了学习用品、军衣，并用以补助困难军属，自己一文不留，以示不为蒋用的志向。
为了鼓舞部队树立雪国耻、救家乡的决心和信心，王以哲命六十七军参谋处创办《东望》杂志（主编王士达为中共秘密党员）。王以哲亲自为该刊题词：“所欲告诉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方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其收复失地之意志坚如铁石。
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3月，张在武昌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六十七军从河北抗日前进阵地被调到大别山参加“剿共”内战，王不愿打内战，一心想保存实力，对与红军作战抱消极态度。次年夏秋，蒋又驱东北军开赴陕北继续剿共。六十七军尾追红二十五军开至陕南、洛川、延安等地。9月下旬，王部一一○师在劳山中红军埋伏全师覆灭；10月，六一九团在榆林桥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直罗镇战役，五十七军一○九师全师及一○六师一个整团被歼。红军这三次战役的胜利，给张、王莫大震骇。
东北军在剿共中连遭重创，南京政府却削减番号，减发军饷，对死者不抚恤，生者不安置。张学良、王以哲及官兵们深感寒心，不得不转而探索新的出路。1935年夏，杜重远因办《新生》杂志宣传抗日被判刑，接着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全国兴起救亡新高潮。在时局推动下，王以哲接受杜重远、高崇民等进步朋友和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等劝告，逐渐认识到要保存实力打回老家去，必须停止内战，联合各方实力派共同抗日。1936年初，张学良在洛川设立前进指挥所，首先与王密商东北军转变的大计，并密嘱王设法沟通与红军的关系。
1935年底，红军派被俘的高福源返东北军传消息。王以哲密送高见张，从而开始了东北军与红军的秘密交往。根据张学良的指示，1936年2月25日，王以哲在洛川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等。他们就红军与六十七军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在政治上，王赞同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经济上，恢复红白通商。这是东北军与红军第一个停战互助协定。3月5日，王陪同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与李、钱会晤，约定由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张作进一步会谈。李返苏区后，红军派刘向三到六十七军担任联络工作。4月9日，王以哲又陪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著名的延安会谈。双方共商救国方略，讨论逼蒋抗日的可能性，还就两军停战、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达成协议。这次会谈为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的胜利奠下最重要基础。事先，王将举行会谈的一切细节精心布置妥贴，并亲笔致函周恩来约定联络密码、时间、地点及迎送路线，确保了会谈的绝对安全与保密。张学良统率二十万东北军，王以哲是唯一参与延安会谈被委以秘密联共大计的将领。王派人护送钱之光赴西安，帮助采购石印机（苏区银行印货币用）、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等急需物资。以后，王以哲经常帮助红军运输物资，指定部队并派亲信副官王政等负责办理，设立秘密交通站。弹药武器及各种物资经此源源不断地秘密运往苏区，我党干部、联络人员和作家丁玲、外国友人斯诺、马海德以及肩负重任赴西安的叶剑英等许多人员也从此过往。
1936年4、5月间，张学良、杨虎城和王以哲在洛川商议，决定在王曲镇设立长安军官训练团，向部队灌输抗日思想，王以哲任该团教育长（后为黄显声）。6月15日，军训团开学，王向学员们痛诉了日寇侵占东北的野蛮暴行。
王以哲在六十七军中掩护和安排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地下党员孙达生经杜重远、高崇民介绍，由上海赴西安到东北军中工作，受到王热情接待。王委孙为秘书名义少校军衔，为掩护其工作提供各种方便。孙达生、高崇民等在西安经常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剿总”的中高级干部互相拜访叙谈，议论时局，探讨东北军的出路及抗日问题。孙、高等撰文并秘密印发了抗日反蒋的小册子《活路》。他们的这些活动都得到王的赞同和帮助。后来《活路》被国民党特务发觉，高被通缉，王以哲也受到南京“不得在军中窝藏共党分子”的警告，但他并不动摇。应地下党同志要求，王将从平津来的进步学生二十多人，其中有些是秘密党员，安排到六十七军教导队中，向部队基层输入抗日的新鲜血液。
经过多次的密谈，王越来越看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抗日的力量，越来越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威力。因此，他积极为促进西北大联合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多方努力。1936年8月，毛泽东主席亲笔致函王以哲，向王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情况，同时就“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的消息提醒张学良、王以哲“严密警戒”。毛主席指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全国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实行者……”
此后，王所部与红军关系更加密切，两军成为真正的友军，互相默契配合。1936年10月，蒋调集胡宗南等部十余万人组成左路军，又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七个师组成右路军，妄图趁二、四方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一网打尽。为配合红军行动，王与红军司令员彭德怀天天函电交驰。他冒着“以军法论罪”的严重危险，将自己所部及胡宗南等部的进军路线、行止时间……通报彭，并按彭要求想尽办法阻滞东北军和胡宗南部的前进，帮红军赢得时间。由于王部的拖延，胡宗南孤军深入，11月21日在山城堡中红军埋伏，三个师被击溃，一个半旅被全歼。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王以哲和孙蔚如、于学忠、刘多荃、何柱国、董英斌等两军高级将领贯彻执行了捉蒋兵谏命令，并随张、杨联名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14日，西北“剿总”撤销，组成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王以哲和孙蔚如、何柱国等组成联合参谋团。王被任命为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副军团长，准备北上对日作战。16日，南京政府组成“讨逆军”，调动十几个师进逼西安，并派飞机到渭南、富平、三原、赤水等处狂轰滥炸，战云密布。在张、杨领导下，王以哲等将领积极部署军队，与红军密切配合，准备迎击“讨逆军”，保卫西北的革命形势。事变爆发当天，王以哲立即向中共中央通电报告了捉蒋的消息，张并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及时地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为代表赴西安。经过艰苦的努力，西安与南京谈判获得初步结果，达成改组政府、驱逐亲日派、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六项协议，蒋介石获释。
事变发生后，西安内部爆发了“和”与“战”的激烈争论。部分少壮军人反对与南京和谈，决心拚死一战；部分元老派将领能从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苦口婆心地劝说并团结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两军将领，为维护三位一体团结、稳定西北大局竭尽全力。与此同时，国民党密遣特务到西安，造谣滋事挑拨离间，东北军内极少数怀有个人野心的极左分子公开反对和平，在群众面前辱骂共产党的主张。他们以“救张”为名，大哭大闹，一再要求开启战衅；进而密谋杀害东北军高级将领，篡夺东北军领导大权，组织所谓“新东北军”，脱离共产党的影响。张被扣后，王以哲对蒋的蓄谋报复非常愤慨，积极部署军队准备与蒋军作战。他表示：“我已下决心，如彼再进，即坚决与之作战”，“吾人惟有坚决作战争取最后胜利”（1937年1月）。后经周恩来等亲自晓以大义，王以哲转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与红军代表团站在同一立场上，力排众议。王成为张被扣后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联合的核心，因而成为极少数野心分子反对和平、反对共产党、篡夺军权的最大障碍。
1937年1月31日，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在王家召开三方最高级会议，决定坚持三位一体，争取和平，用政治手段营救张学良的方针。会后，极少数野心分子为反对主和派、堵塞和谈道路，决定除掉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他们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诬陷王以哲主持和平是“想投靠南京政府”……，并以此弥天大谎作为杀人借口，欺骗舆论，煽动不明真相的少壮军官们对王不满。2月1日晚，他们秘密聚会拟定杀害王、何计划，派人贴出“除奸”标语，制做“反对和平”的黄色袖标……。1937年2月2日晨，他们以“开会”请“吃饺子”为名，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分中级军官骗至家中，封锁院门，宣布杀王、何等的所谓“除奸”计划，立即派人执行。卧病在家的王以哲突遭袭击，惨死在血泊中。另有宋学礼、蒋斌、徐方三位军官同日遇害。刺杀何柱国的暴徒因受到杨虎城将军申斥，未敢动手。
在事件发生后的极端混乱中，周恩来等同志力挽狂涛，亲率中共代表团成员赴王家吊唁。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王家属：“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对王以哲将军作出崇高的评价。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将军闻此噩耗，在致于学忠信中写道，“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表达了他深沉的哀思。
王将军虽然牺牲了，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国抗日局面形成。王以哲将军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