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09-23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一个在晚年大放光芒的人
　　——怀念刘澜波同志
　　李锐
去年11月，我从云南回来，听说澜波同志病势转危，挨了近一个月，才被允许进医院探望。他紧紧拉住我的手，声音虽然很弱，还是不停地谈着，而且有点兴奋。他的秘书告诉我，他梦中还叨念着水电，叫唤着我的名字。这以后到临终前，我还去探望过两次，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还有眼神，似乎认得出是谁来了。看到这个只是靠现代医学维持着的战斗的生命，在一分一秒地接近死亡，明明知道这是无可避免的规律，可是站在病床前，总还是免不了无边的怅惘和沉重的悲哀。
澜波于我，是兄长，是忘年之交。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一个工作岗位上，上下级、正副职，共事最久，相知也深。早在五十年代，就敢于相互谈点私房话，最后这三年多就更是经常交心，无话不谈了。
我是1952年调到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工作的。澜波分工管电。那时水电还提不到日程上来。水电局不仅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业单位，而且几乎被合并到火电总局去（总是有人轻视新生事物的）。老的水电技术骨干，全国不过几十人，最感困难的是只有一个地质工程师。1953年分配地质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时，在澜波主持的会议上，他主要考虑煤炭理所当然的需要，还不了解地质是水电建设的要害，水电只分配到两个人，我愤而中途退席，表示强烈不满。他从来没有介意我这一无礼举动。
1954年，黄河规划告一段落之后，我就动员澜波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苏联参观电力工业。水电方面去的人最多，我任副团长。我们在苏联漫长的冬季中一共呆了四个月，在外地以参观水电为主。从此以后，关于我国水电的发展，我们两人的意见就完全一致了。在莫斯科的基辅旅馆，我们共居一室一个多月，白天已经很疲劳，但晚上常常谈到下半夜。谈的范围很广泛。1949年毛主席赴苏之行的内情，我知道得多一些，他是当作新闻来听的。这时正逢苏联政局有变动，马林科夫改任电力部长，关于中苏关系等等问题就议论得比较深。在苏联这四个月的观光生活，我曾逐日记载一点什么在一个小本子上，其中大约记了一些在基辅旅馆中的夜谈。1964年后，我在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当文化教员。“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小本子在北京旧居被水电部的“红卫兵”抄去了。1967年3、4月间，他们两次到这个水电站来找我，要我“交代同刘澜波的关系”。关于我同澜波的关系，大概那时北京的知情者揭发了不少。我不得不写出详细的交代。1979年重新工作以后，有关方面把我当年写的这些材料的存底全部退还给我，其中就有关于澜波的材料，这些材料——许多往事，现在是想不起来的。我就照当时原貌（只是有的词、句加了引号）节录如下，借此也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澜波的为人。
交代开始就写道，从1952年到1959年庐山会议为止，七年之中，我与澜波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其原因，除开工作关系之外，我认为主要由于在思想感情上有某些相通之处，即“右倾情绪”的东西。我认为，他为人比较厚道，作风较民主，尤其不喜欢整人。因之，逐渐与他建立起一种讲一定的“知心话”、“私房话”的关系。以下举了些例子：
访苏回国时，在飞机上，我深有感慨地同他谈到，希望以后不再搞大运动了，并谈到儒家的恕道问题。这实际上是怀疑群众运动，害怕阶级斗争的思想。刘虽没有多答言，也未反驳我的观点。
1956年或1957年，一次同他从国务院开会后一起出来，因为会议谈到三峡问题，我狂妄地说：“主席又不是圣人”。他当时虽责备我的自由主义、无组织观念，实质上只是怕我乱讲话的毛病捅出乱子，而并不是从思想认识上来作批评。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从不乱讲话的，尤其在重要场合，更是如此。
1957年反右派时，他对一些划为右派的人是表同情的。如对编译室的一个老俄文翻译，就特别表示过惋惜之意。前辽宁“反党集团”中成员，刘同他们都是老熟人，谈起来就叹息，很不以这种“斗争”为然：“怎么观点不同，有点议论，就成了反党？”（他在东北老一辈同志中是一个中心人物，有人说他象一块磁铁样吸引人。）
1958、1959两年大跃进时期，我认为刘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同我差不多。如1958年夏，上海华东区计划会议，对1959年指标大加码时，我在上海与刘通电话，很不赞成，说只有电力顶住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我当时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寄给他看过。由于电力部未能跟上大跃进指标，毛主席一次见到刘时，曾半打趣地指着他说：就你没有出息。1958年12月武昌会议后，大家去麻城参观（湖北大跃进的典型），看了一块棉花地和新盖的一个生产队的集体宿舍。他却跟我谈他的农家生活回忆，似是一个富裕农民的持家之道，思想感情上同当时公社化运动是格格不入的。一次司局长会，有人对公社化怀疑，刘一言不发。关于当年计划不能落实，他向我传过这样的话：“这好象吊着脖子走路，脚后跟不着地。”
庐山会议时，我们住在一栋宿舍，但不是一个小组。会议前期，刘少奇提出“成绩讲够，缺点也讲透”。大家对缺点还是津津乐道，“泄气思想与泼冷水现象”还是严重存在的。工交系统埋怨情绪最大，记得刘也发泄过这种埋怨情绪（原话已记不起）。对我当时来往的人和活动，刘是很清楚的。延安时期，刘在柯老领导的统战部工作，跟柯很熟。7月23日之前，柯等率领的“左派”很是活跃，刘很担心我卷入被攻击的靶子中。当时对于彭德怀的信有各种议论，“左派”认为彭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他和我一起估计形势的发展，问我的看法。我说，主席讲话，可能是“左、右”两边各打五十板子。我当时心情很沉重，还有点愤激的情绪。刘也表现得跟我一样心情沉重。会议初期，一次同工业各部长游山，大概是在植物园，大家谈到农村的一些困难情况时，我冒了一句，“中国的农民好”，意指要是在东欧，早闹事了。小组会上斗争我比较紧张时，刘特地告诉我，张霖之将这话告诉他，张并没有在小组会上揭发。这当然是明显的包庇。我写的交代材料也交刘看过，他为我出过主意，找谁帮忙，过关过得好一些。
以上，是我1967年写的交代材料的部分节录。从中可以看到，甚至所用的语言都带有浓厚的当年色彩，至少在写的时候是作“交代”，决不是那种常不免有点谀词的纪念文章。可是，就从这些交代材料中，岂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澜波同志的风貌、品德、是非观念和原则精神吗？
这是无可非议的：在过去的年代，人们不得不学了许多“乖”，难免为自己涂上一点保护色，“逢人只说三分话”，甚至在至亲好友面前，也不能不存点戒心。1979年初回原电力部工作之后，同过去相比，我感到澜波似乎判若两人：那种遇事谨慎为先，说话平和为上，乃至沉默以待的明哲保身味道，已一去不返，而换成了一个言谈容易愤激，喜怒形之于色，甚至“爱放放炮”，有点偏激的人了。当然，最根本的是，他比过去更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他的外形已是一个面带病容的老人，然而精神却是一个心藏烈火的青年。他是中纪委的常委，在有关会议上，一些人们心照不宣，不便捅开之事，他往往无所顾忌，一针见血说出来，使会议讨论引向本质。他复任电力部部长到去世之前，三年间基本住在医院，病房是会客、看信、谈话、批阅文件、召集会议之所。他常常在深夜手捧文件，在沙发上入睡。1979年来信多，部党组曾规定少送，终归无效，最后同秘书达成协议：每天最多看十封。这一年，他亲自批复的来信有一百几十封。每遇重要会议，总要拖着病躯同大家见面，讲短话或讲长话。1979年后连着三年的三次全国电力会议，他都出席作报告，常常离开讲稿作即兴发挥，而这些讲话，反而是最为生动与深入人心的。每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由于严重的心脏病，他必定缓缓走上二楼，在会议室稍事休息，同大家聊聊，然后再到会场去。他不愿意会场上一千多人目光中是一个病夫，总是衣冠整齐，注意仪表，似乎还想显出精力不减当年。他非常关心群众生活，建议召开全国电力系统职工生活会。会议期间，一周内他参加了四次会，会场设在四楼，上楼当然极其吃力。
澜波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燃料部时期，他负责筹建了北京矿业学院和石油学院，他分工管电，最后才筹建电力学院。当时教学人才极端缺乏，他甚至找到北京市公安局长，向在押人员中寻求教书之人。“文化大革命”中，水电部所属许多学校、科研、设计机构，特别是水电系统的一些骨干单位，被拆散、捣毁，资料烧光，人员下放，每一谈及，他真如切股挖心之痛，愤恨不已，乃至垂泪（他的女儿在十年浩劫中死去，他也没有这样动过感情，念念不忘）。听说承德电厂有一位五十年代清华毕业的“摘帽右派”，由于经济无差错，还在卖饭票，便特地请到北京面谈，亲自干预，调到电力学院任教。这样的事有过好几次。每次电力工作会议，他都要谈知识分子问题，认为普遍存在的情况仍是知识分子使用既不当也不够，重用更差，更谈不上让他们担任一、二、三把手。他不胜感叹地说：“不少工科大学毕业生是窝在那儿了，把他们‘风干了’”。有的单位虽然提拔技术干部当领导了，但他们的名次往往排得很后，实际上没有什么权，特别是没有“人”权，不过作作陪衬而已。甚至讨论重大技术问题，也不倾听他们的意见。很多领导只是使用他们，不同他们谈心，不做思想工作，不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更不关心他们的入党要求。他认为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的流毒仍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作怪，实际上还是唯成分论，什么“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家庭出身”，“没有组织能力”，等等。他认为这些框框可以说是一种排斥知识分子的派性。他常常向地方来的同志说，不把具有各行各业专长的知识分子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四化就无法实现。他常敦促领导干部努力学习业务，认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与自己职责相称的科技知识。当他知道电力系统有些领导干部连“周波”是什么也答不上来时，在1980年2月的全国电力工作会议上来了一次“突然袭击”：全体人员参加有关业务知识的考试，引起很大震动。所有的主要试题（大小问答五十一道），都是他亲自拟定的，为此熬夜到下两点。他还抽阅了部分答卷。在这次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这对重视学习会起点促进作用。应该承认，我们的领导干部是非常缺乏管理现代化生产和建设的知识和经验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变外行为内行，我到现在还称不上内行，对一些业务只是一知半解，我希望大家不要象我这样，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在工作的最后三年中，澜波同志紧紧抓住了干部问题，特别是调整好领导班子。他常在各种场合说：“三种人”和风派人物，不能留在领导岗位上。他在1980年2月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事先送给耀邦同志看过，得到称赞，并批示：“这个讲话请送宋任穷同志一份，以便使中组部了解干部的一些动向。”澜波同志两年半以前所作报告中的下面这一段话，确实还值得我们深思：“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在我们各级领导班子中，从思想到行动，还有没有极少数人一直到现在为止，跟党的路线、方针是对立的？这种人同对三中全会精神不理解的人是不一样的，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把他们看成只是认识问题。
“还有没有极少数人对我们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政策等，顽固地进行抵制，一直抵制到现在？
“还有没有极少数人对我们的党纪国法，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甚至还在搞派性活动？
“我看可能都会有的。当然，要认真深入调查研究后才能确定。这种人是不安定的因素，或者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对这种人我们决不要掉以轻心。你不敢碰他，他就要碰你。当然，我们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但决不能允许不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但决不能允许继续重用那些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必须分清是非，赏罚分明。这件事，我有生之年，一定要一抓到底。因此我希望还能多活几年。”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听到有的同志谈到，对过去犯过错误的人不要过分计较，可采取“俱往矣”的方针时，澜波是很激愤的。他同我议论过这个极关重要的问题，提出某些名字：“对他们也俱往矣？”上述报告中，他还讲了这么一段话：
“从一些人民来信和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反映一些单位的领导成员中，还有打砸抢起家的，有闹派性的，有风派人物等，这些人还没有认识错误，更没有改正错误，甚至也没有作过公开的检查，这些人继续留在重要岗位上，同志们是不放心的，我也不放心。”
在离开讲稿发挥时，他情绪很是激动，声音也颤动：“整顿领导班子这件事办不好，我死不瞑目！”
关于澜波主动要求退居二线，选择李鹏同志为前电力部接班人的事，是大家都熟悉的，曾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表扬，誉为“党内开明人士”，人民日报、《红旗》等都为此发表了评论文章，宣传这一范例。1954年到苏联参观访问时，新中国最早一批留苏学水电的学生，正好毕业，他们参加了我们的观光队伍，李鹏就是其中的一个。澜波当时就是一个有心人，对他们的培养、爱护，几十年如一日，尤其对李鹏有更多的关注，使他熟悉水、火电生产的全部业务，从总工程师、厂长、党委书记到局长，一个一个台阶上来。最后作为接班人。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干部四化的标准。
这种同过去判若两人的敢作敢为，勇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还可举出不少事例。如必须加强电力工业的集中统一管理，澜波是坚持到底的。早在1979年5月19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电力工业必须变落后为先行》的文章，其中七点方针之一就是这个问题。陈云同志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接连读了两遍，让秘书给澜波写信说：“坚持按文章的方针办，完全支持你。”在十年内乱中，全国电网的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曾受到严重破坏。1979年水利、电力两部分家之后，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增加了困难。为此，他不顾病情，向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陈述意见，说明利害。
他向国务院领导写信说：“丹江口水电站装机90万千瓦，占鄂豫两省电力容量的五分之一，是华中电网的枢纽电站和唯一联结点，担负全网调峰、调频和事故紧急备用等重要任务，尤其事故处理是分秒必争的，因此电站的生产和调度必须由网局统一管理。”“水电是电力工业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已年老体衰，似不妨‘清闲’，但此事有关国家电力事业的合理发展，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对以上几个问题，我既不是争权，也不是争利，争的是一个‘理’——为迅速实现四化的大道理。”随即国务院召开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澜波同志亲自出席，在会上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简直象一个少年气盛之人。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之间的谈话，常涉及到各级领导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都深深感到二十多年来“左倾”思想为害之深之广。每谈及这些大局，他常愤慨不已。这种议论的结果是，他本着对党和国家，对子孙后代，也对国际共运负责的态度，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忧虑，以及不能不感到忧虑的原因。这个问题，在六中全会上终于得到妥善的解决，使他得以心安。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常对身边的人表示，要把该做的事做完，该说的话说完。病势已经非常沉重，最后一次谈到工作时，声音已经微弱：“水电要争，速度要争，核电也要争……”
澜波是今年3月5日15时最后停止呼吸的，我相信在最后时刻，他的逐渐衰微、逝去的思维和感情，必是极为安详的。近日我常想，我所见到的最后这三年的澜波，这光彩照人的澜波，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吧。过去这光彩，是被过多的拘谨（也许还有一点韬晦）掩盖住了。有些不幸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去世的老同志，也许终其一生也没能够完全显露出自己的光彩来。这是真正的不幸——个人的，更是历史的不幸。澜波能够在一生的晚年——最后三年显出自己的本色，总还要算是一件幸事。可惜的是，这时间太短了，就象一支燃得明亮的蜡烛，一瞬就成了灰烬。
三年中住在医院里，澜波是病房最“不守纪律”的人。许多同志特别是医务人员都曾劝他少看文件，少接待客人，少说话，最好不要出去开会。如果认真这样做了，我们的澜波同志也许还能参加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我们可以埋怨澜波不懂得“少做就是多做，多做就是少做”的辩证法，这确实是许多年迈的同志应当汲取的教训；但这也是没有法子的，多年来不可能伸展的抱负与奔放的本性，一朝如愿，怎么又能顾及到哪一天要去见马克思呢！（附图片）
　　病中的刘澜波同志在学习。

第5版()
专栏：

　　滹沱河水日夜流
　　——回忆周建屏同志
　　刘道生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入华北平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伟大号召。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下，聂荣臻等同志带领部队和人民创立第一个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建立了晋察冀军区。
1937年11月，我奉命赶到娘子关和昔阳之间周艾镇的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任弼时政委向我说：决定在滹沱河南北两岸建立晋察冀军区四分区，由我担任政治委员，派一个老同志去担任司令员。这位老同志就是周建屏同志。
几天以后，周建屏同志风尘仆仆地赶到孟县同我们会合。他比我在江西中央苏区初见他的时候清瘦多了。他究竟要比我们大好多岁，走路时，用手扶着腰，似乎要抑制一种巨疼。但我们顾不得寒暄，也无暇探问彼此别后的情况，他直截了当说：“先莫谈休息，先研究当前的敌情、我情。”
在四分区所属十多个县，周建屏同志的军事斗争经验，得到了充分发挥。他组织部队在战斗中锤炼，几个月时间，扩建了三个相当于团的区队。有了这样一支抗日人民军队，加上村村都有的民兵、游击队、义勇军、自卫军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如同大厦有了顶梁柱。
人民在有组织的战斗中觉醒。到1937年底，除了日军重兵占据的点和线以外，广大山区、农村都是人民的天下。劳动群众为抗日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和牺牲。11月在平山洪子店召开了群众大会，到会的多达万人以上，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周建屏同志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大声说：“感谢人民对八路军的支援！人民对抗日战争做了伟大的贡献。人民的要求是合理的，人民子弟兵坚决支持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一切爱国的士绅也会同意的。”
他的话音刚落，群众中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会后，周建屏同志和四分区的同志，采取了许多措施坚决支持群众，使全区减租减息顺利进行。这就大大促进了生产，巩固了民主政权。人民彻底改造了原有的村乡政权，选举成立了村公所和各级政权机构。在平山、灵寿这些中心区，参加选举的群众说：“还是民主好，大家的事大家办。”人民第一次当家做主，这是旷古未有的大事。周建屏同志十分高兴地说：“我从辛亥革命起，就为民主、共和奋斗。直到今天，人民群众才真正有了民主！”
实施民主政治，使四分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有了坚实的基础，逐步建成了晋察冀边区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军队一面用战斗保卫民主政权，一面帮助人民实行拨工互助，发展生产。在敌人不断“蚕食”、“扫荡”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滹沱河两岸稻谷丰收，人民得以温饱，也能够大力支援战争。
这时候，从河北撤到山西的国民党军队，得不到蒋介石的补给，又没有人民支援，十分困难。周建屏同志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团结友军抗日，决定匀出自己部队的粮食、冬衣支援友军；还好几次派出部队阻击日军，掩护国民党军队渡河后撤。
斗争越来越严酷，战斗越来越频繁。四分区的三面环绕着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境内公路密布，给敌人“封锁”、“扫荡”、“分割”、“蚕食”以许多便利。每当我们出发去边缘地区袭击敌人，发展根据地，周建屏同志总是周密部署，对每一个战斗行动都作细致的安排。由于他年岁大些，我们总劝他留守中心区，掌握全盘工作，每遇到情况变化，他总是及时通报。但凡重大问题，总是由集体做出决定，他丝毫不爽地加以贯彻执行。
在殊死的战斗中，在缺医少药的困难中，周建屏同志的腰痛病——脊髓炎恶化了。但他仍然咬牙忍受剧烈的疼痛，坚持工作。1938年夏天，他终于不幸逝世。滹沱河水呜咽，两岸人民同声痛哭。
周建屏同志就安葬在他战斗过的小觉镇。后来，日寇一度占领了小觉。对于这位生前使他们闻风丧胆的共产党人，他们仍感万分恐惧，残暴地实行“报复”，毁坏了他的陵墓。但是，人民舍生忘死保护着周建屏同志的遗骨，不使遗失散落，不让受到玷污。全国解放后，移葬在石家庄革命烈士公墓。
周建屏同志原是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很早就受到朱德同志的影响。辛亥革命时，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起义；袁世凯复辟称帝，他又参加了蔡锷领导的讨袁护国战争。1927年他目睹蒋介石背叛革命，愤然抛弃旧军队的高官厚禄，找到了朱德同志。从那以后，他矢忠革命，参加了共产党。曾和方志敏同志一道，创建了赣东北的根据地。后来，担任过红军师长。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时，他奉命留下来开展游击战争。完成任务以后，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在山上，部队打散了，他只身脱出重围，到上海寻找党的机关，辗转到达陕北。不久，担任陕北的武装部长。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要求上前线来到冀中。在滹沱河边，他生命的火花，发出了最耀眼的光华！
滹沱河啊，日夜流淌，把人民对周建屏同志的怀念，传之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