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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02-26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遵守党的决议和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

第5版()
专栏:

遵守党的决议和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
龚育之
党的决议可不可以对理论问题作结论?这个问题不能够一般地提出来,不能够一般地说都可以,或者说都不可以。有许多理论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用党的决议的形式去作结论。但是,在涉及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理论问题上,党必须作出自己的结论。因为我们这样的党,不是自发结合的党,不是仅仅为了某一项具体行动目标结合起来的党,我们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而组织起来的党。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它的斗争实践,反映到科学的理论思想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各国无产阶级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组织起来的共同行动的革命政党。以一种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思想来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来规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这样的党的一个根本的性质。所以,在涉及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奋斗目标和纲领的理论根据、党的路线政策的理论基础这样的根本理论问题时,党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在充分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郑重的民主程序,形成决议,作出结论,确定自己的共同观点和立场,以便全党统一认识,共同遵循。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由共同理论的指导和共同行动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战斗队伍。
那么,怎么又会发生疑问呢?这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党在政治和理论上犯过重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曾经为党的决议所通过,被党的决议确认为“正确”,由于党的决议的权威和约束力,要求理论界为它作了许多宣传和“论证”。现在回过头来总结,理论界的同志们经常谈到这种历史教训。这种历史教训的确要深刻记取。但是,从这里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我们党以后在这样的理论问题上不要确定自己的立场,写进自己的决议;也不能说,以后理论工作同党的决议不要发生关系。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应该作具体分析。应该说,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党就理论问题作出了决议,也不在于党的理论工作要遵守党的决议。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党过去的一些决议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发生了错误。因此,关键在于我们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作出重大决定,务必力求正确;如果发生错误,务必力求能够比较及时和比较顺利地纠正。为此,我认为需要:
第一,力求把我们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决定放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或者说,首先要经过科学的研究工作,来为我们正确地制定党的决议服务。党的所有重大决议,都应该以对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的科学研究为基础,都应该以实践检验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第一位的要求。
第二,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把党的决议的形成放在民主的基础上。不同的意见要有充分民主的自由讨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又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不能压制不同意见。
第三,决议作出来以后,贯彻执行决议要继续采取科学的态度,民主的态度。要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处理遵守决议和理论问题自由讨论的关系。党的决议反映党这个战斗集体在一个时期的共同认识,这个认识是经过科学研究、经过民主讨论得出来的,是大家认为正确的,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贯彻执行的。这个对集体的成员有约束力的认识究竟是否完全正确,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还要允许在民主集中制规定的程序内自由讨论。
因此,决议本身应该既是科学研究基础上的产物,同时又是继续对它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既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的产物,同时在贯彻下去的过程中又要继续发扬民主。党的决议不是最后的、不容研究、不容讨论的绝对物。在执行和宣传党的决议的时候,采取科学的民主的态度,就是要联系实际,要看实际生活如何继续证明它,如何继续检验它,继续提出新的问题来推进它、发展它。这是实践与认识循环往复的无限过程。
同时,还要看到,党的决议就理论问题作出结论,应该限于那些涉及党的指导思想、全党必须取得共同认识以便共同遵守和共同行动的根本性问题。而在那些不属于这种性质的问题上,在那些比较更带学术性的问题上,就不需要、不应该由党的决议来作出结论。就是那些需要全党取得共同认识的理论问题,党的决议所要确定的,也只是对它们的根本认识、根本态度,至于对这些问题的理论上、学术上更细致的论述,也不需要由党的决议来确定。对待这样的问题,在根本观点一致、根本态度一致的前提下,细节论述的展开,完全可以自由讨论。
用这样一种科学的、民主的态度来制定党的决议,对待党的决议,那么,遵守党的决议同理论问题的自由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讨论这两个方面就可以统一起来。统一的基础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是民主集中的组织制度。党的决议对党员、对党的理论工作者具有约束力。党员不允许不遵守党的决议,不允许公开宣传违背党的决议的观点。这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共同行动的组织纪律问题。这是自愿结合的战斗集体的自觉的纪律。没有这种纪律,革命事业就不能胜利,不能前进。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是实践。只有这一个标准,没有别的标准。判断认识的真理性,不能靠民主集中制,不能靠多数、靠上级、靠决议,而只能靠实践检验。这是认识论的问题。为了认识客观真理,必须有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由的科学研究,自由的科学讨论。没有这种自由,认识真理的道路就会堵塞,革命事业也会受到损害。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而又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必须求得两者的统一,也能够求得两者的统一。因为我们党是追求真理和服从真理的党,象《国际歌》歌词上写的那样,是“为真理而斗争”的党。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如果得到认真的遵守和实行,它可以保证我们党作为集体的认识主体,使自己的认识达到真理,即使发生了错误也能够较顺利地加以纠正。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民主集中的组织制度的基础上求得两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和认识论的统一,是共产党人服从组织和服从真理的统一。
为了正确地进行理论问题上的科学的讨论、科学的批评,必须花很大气力来肃清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中流行的所谓“大批判”的不科学的方法的流毒。五十年代末期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党内反复地批判路线错误,有好多次从根本上混淆了是非。混淆是非的政治批判和理论批判,所采取的只能是不科学的方法。这种批判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早已确定批判目标,横直是要批它,没有客观地进行科学研究的余地。为了批判而去收集材料,不是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看这些材料本身究竟反映出什么,而是带着强烈偏见,看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寻找出、拼凑出怎样的供批判的靶子。深文周纳,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随意引申,无限上纲,不顾历史,不作分析,这么一种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否定一切的所谓“大批判”的方法,过去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在我们的理论工作中,相当严重地存在,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我们必须自觉地努力克服这种影响,摆脱这种积习。积重难返,但是一定要返。在理论问题上,批评错误的东西也好,讨论不同的意见也好,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科学的批评方法,哪怕用来对付敌人,都是我们所不取的,何况用来对待我们队伍内部!所以,在我们队伍的内部,在我们同志之间,对于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不妥当的观点,提出讨论,提出批评,都是容许的。这种批评应该采取严肃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历史事实,有分析,允许讨论这样一种态度。不应该采取轻浮的、意气的、不科学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科学上前进。
这里还有一个公开讨论和内部讨论的界限问题。《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规定:“对于关系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在党内适当的场合进行讨论。但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在报刊上进行讨论,应由中央决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这种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也不得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这是党的纪律。”这个规定决不是要堵住我们对党的决议进行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道路,而是要求我们根据党的纪律和原则,根据党和人民的利益,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来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用正确的方式和程序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讨论。
总起来说,我认为,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决议,同对理论问题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科学讨论,这两个方面,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民主集中的组织制度的基础上,完全可以求得统一。党作为一个战斗的组织,必须有统一的认识、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行动。同时,我们的组织,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为了保持它的指导思想、保持它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需要使它的思想、政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为了达到科学的认识,需要展开自由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讨论。这两个方面一定要统一起来,也一定能够统一起来。

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就业理论

第5版()
专栏:

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就业理论
冯兰瑞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失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失业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公有制社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每一个劳动者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都能够同生产资料相结合,即人人都有劳动的权利和劳动的义务。斯大林也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失业。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俄国存在过100多万失业者,但这是旧社会遗留和战争造成的,并非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1934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失业现象。可是,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待业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有待业问题,当然就有就业问题。
即使撇开是否存在待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有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研究除为解决待业所需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还包含更多的内容。诸如就业的渠道、就业的方式、职业训练、招工制度、择业问题……尤其是怎样的就业结构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等等,也是需要从理论上加以研究的。因此,不论有无待业,我们都应该努力去研究社会主义的就业理论。
研究社会主义的就业理论,要从两方面去努力。第一,要进行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研究。例如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有无失业?什么是待业?它与失业有无区别?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失业或待业的原因?什么是就业?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关就业的一系列问题,都属于这个方面要研究的内容。研究这些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占有材料,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才能从中概括出一般的理论。
从当前对就业问题研究的情况看,要做到这一步,还要有一个过程。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产生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某些方面显露得还不十分清楚,还因为我们对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情况也了解得很不透彻。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就业理论,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以待业和失业来说。有的同志认为,失业是指原来已经有了工作,由于某种原因又失去了职业;待业是指青年人从学校毕业以后,等待就业。他们认为这是待业和失业的区别。我认为这样的区分没有什么意义,也不符合实际。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者固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业人员失去职业,但是“毕业即失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解放前的我国都存在。现在国外一部分大中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是普遍现象。这种失业和我国的待业有什么不同呢?
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同我们的待业的区别,应该从它们所由发生的原因上去分析,从它们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去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失业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有过详尽精湛的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待业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不同,产生待业的原因也各异。我国产生待业的原因要从我国的实践中去总结。不能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出发来概括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就业理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还在发展中。我们还没有找到发展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们将它解剖之后就能够得出社会主义社会就业的一般规律。
第二,研究就业问题还要做数量的分析。例如,我们说提高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是解决待业问题的根本途径,那么,国民经济每年要递增多少才能解决每年数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呢?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数量界限。在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可能再提高的条件下,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其他的办法来解决待业问题时,对于这些办法也要做数量的分析。比如不少文章谈到可以适当调整经济的部门结构,改变轻工业和重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提高就业水平。那么,轻工业和商业服务业发展的数量界限在哪里呢?国家、社会能够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有多少?轻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国内外市场有多大?尤其是市场的容量及其构成,需要进行量的研究。就发展服务业而论,我们知道,消费服务业的收入属于再分配,是职工消费支出中的一个份额。这个份额的大小为职工的消费结构所制约,而各类职工的消费结构又因他们的收入水平不等而各异。很明显,低工资职工的生活费用中,能够用于支付劳务的部分必然小于工资较高者。各类职工的消费结构不同,所需要的服务的性质和数量也必然不同。同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职工收入的提高,职工消费结构又会发生变化,从而其所需服务的质和量也就发生变化。计算各类职工在不同时期所能用于购买劳务的支付能力,使服务业的发展规模与之相适应,是通过发展服务业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需研究的重要课题。可是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没有进行。如果我们不去做这种量的分析,只是用增加服务业的比重这样一个抽象概念来指导实践,那就会使服务业的发展带上很大的盲目性,就很可能出现服务业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象,从而影响就业水平的提高。
目前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可以说还刚刚开始。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研究固然还很不够,数量的分析研究则更差。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要首先弄清楚我国的就业问题,同时还要注意搜集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材料,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就业理论作出贡献。

当前能源政策中的几个问题

第5版()
专栏:

当前能源政策中的几个问题
黄志杰 朱斌 胥俊章 杨志荣
我国能源政策中,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不太明确或看法不太一致,需要进一步讨论。
积极发挥中小型煤矿的作用
我国有极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在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一直占70%左右。这种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趋势,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下去。我们认为,煤炭的开发,应在安排一定数量大型矿井的同时,积极发展中小型煤矿。
在我国全部煤炭产量中,中小型煤矿的产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1980年,以大型矿井为主的统配煤矿的产量占55%,而中小型矿井的地方煤矿的产量占45%。中小型煤矿在我国能源供应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预计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这是因为中小煤矿的发展具有两个显著的优点:一、建设周期短,投产快,达到设计产量时间短,能够较快地收到实效。而大型煤矿的建设周期一般都需要十年左右。二、和大型矿井比较起来,技术设备简单,吨煤生产能力的投资也小。当然,中小型矿井也有它的弱点:开采寿命短,机械化程度低,煤层回采率不高,生产效率低,劳动条件差。对这些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其中有些事情,从煤炭工业的角度看,可能是不合理的,但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立场看,却是可行的;有些事情,只要在技术上和装备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进一步加强管理,则会逐步获得改善。
节能要讲求经济效果
几年来,我国节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已经进行的节能措施,一般说来,投资不太多,在两三年内就可能通过能源的节约回收投资,经济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随着节能工作的深入,每节约一吨燃料所需要的资金也在增加。所以,在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今后要特别注意节能项目的选择,要讲求节能投资的经济效果。比如,建设既发电又供热的热电厂,是能量有效利用的好办法,比单纯发电的火电厂的热效率要高70%左右。在技术上,它早已成熟,并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建设这种厂比建设单纯发电的凝汽式电厂和单纯供热的锅炉房,投资要大得多。从我国现有条件出发,短期内还不宜大量发展。
城市要发展煤气和集中供热
我国城市煤气和供热事业发展缓慢。1980年,按大中城市人口计算,使用煤气的居民大约占18%。在我国取暖地区,城市民用建筑实现集中供热的只占2%,由锅炉房分散供热的占48%,其它一半还是采用小火炉取暖。
城市煤气发展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一个现代化城市,需要有电灯和自来水,大家都会同意,但还需要有煤气,看法就不一致了。长期以来,城市建设投资年年不够,发展城市煤气更难排上队。事实上,与水、电一样,现代化城市不可能没有煤气供应。很难想象,今后要向十几层的高楼大厦送炊事用煤。应当把城市煤气建设看成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采取措施,把煤气厂办成盈利单位,要象建设发电厂、化工厂、纺织厂那样去建设煤气厂。
集中供热和煤气化一样,也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煤仍然是主要能源的情况下,如何利用煤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集中供热对改善城市环境有重要作用。小火炉对大气污染比大锅炉要大得多。以二氧化硫污染为例,小火炉的污染程度大约是大锅炉的60倍。一个城市如果有几十万个或更多的小火炉、小锅炉、小茶炉遍布全市,那么空气污染超过允许标准的现象就难以避免。此外,集中供热还可以节约燃料。目前,我国取暖用煤量约4,000多万吨。假如从现在开始,在新建住宅的同时,对原有的小锅炉进行改造,实行集中供热,那么不但可以节约大量的燃料,而且还能减轻城市的污染。
农村要植树造林,少用薪柴
国外一些能源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居民,由于采集燃料,引起森林面积日益缩小,这是对土地和环境的严重挑战。土壤侵蚀在加快,洪水为害愈来愈严重,沙漠在扩展。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解决我国农村能源问题,将主要是依靠营造薪柴林。这种意见值得商榷。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缺柴,林业发展困难,许多地方年年造林不见林,森林覆盖面积仅为陆地的12.7%,比全世界平均水平几乎低一半。按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的森林面积不到二亩,是全世界每人平均数的12.5%。面对这样的森林资源状况,我们应当在宜林地上植树造林,尽可能地增加我国的森林面积,除了必要的修枝外,应该逐步少用树木作为燃料。

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意义

第5版()
专栏:

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意义
在天津市召开的人口普查工作会议上,南开大学李竟能副教授讲了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意义。他说,人口普查并不只是简单地计算一下全国的人口数目,而是一件需要动员全国力量去做的大事。人口普查通常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同一时间、按相同项目进行的人口调查。
我国在一九五三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来在一九六四年又举行了第二次。一九八二年将要进行的人口普查,增加了职业状况、婚姻状况、生育状况等新内容,任务更艰巨,意义更重大。
这次人口普查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一是可以更精确地计算按人平均产量。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精确指标,并不是它的总产量、总收入,而是按人平均产量和按人平均收入。如果只考虑增加总产量、总收入,而不考虑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速度,就不能正确估计经济形势。我国前些年总产量、总收入不断增加,在世界前十名以内,但按人平均产值增长不快,在世界的名次相对下降,显然同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有关。
二是可以了解劳动人口状况,了解人口的职业构成、文化构成,对比分析人口构成和经济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关系,对比分析技术构成、技术状况和人口质量,对比分析生产力配置和人口分布状况,等等。这对于搞好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都是十分有用的。
三是可以了解到我国人口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相应的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状况,有利于安排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这次人口普查对计划生育工作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长期没有进行人口普查,缺乏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无论是出生率、生育率、死亡率还是人口增长率,都有不少误差;性别比例、年龄结构、人口分布等数字也不很准确;人口的家庭经济状况、婚姻状况、育龄妇女的生育率等也都缺乏准确数字,甚至全国人口总数、育龄妇女数量、已婚妇女数量等基本数字也不十分准确。这种情况,对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等工作,都带来了困难。通过人口普查能够获得准确的全面的人口统计数字,为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和切实可行的人口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我国的人口战略目标,是要在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这个人口目标是否科学,能否实现,也只有通过人口普查,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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