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02-22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编者按：1月29日孙冶方同志约请经济理论界同志座谈陈云同志春节期间关于“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问题的重要讲话。下面是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孙冶方：我完全拥护陈云同志关于“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问题的重要讲话。
近几年来，报刊上常出现“计划与市场”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种提法。我感到这个提法本身就不那么确切。因为它是把计划与市场割裂开来，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来提的。这种提法表示着计划不管市场，而市场是没有计划的。什么叫市场？市场是买卖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学所说的流通过程。流通过程同计划怎么能成为两个对立的范畴？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之所以被称为计划经济，归根到底，在于流通过程的计划化，在于社会通过产供销关系的计划化（即所谓“综合平衡”）把千千万万个企业结合成为一个有计划的整体。所以，把“计划和市场”或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两个对立或并立的概念来提是不很确切的。当经济学家这样提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想说的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我们的国民经济安排是靠计划来调节，还是靠市场自发势力来调节，正确的回答，当然是计划调节或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因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至个体所有制的存在。我们的计划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够；我们搞计划经济还缺乏经验，方法也不够完善。当然，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千千万万种生产资料尤其是人民生活资料的供求关系的预测计划，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精确。但是只要生产发展了，有了必要的储备，社会随时可以从储备中调拨必要量的产品来调剂，这样就不会出现供求关系的失调。
刘国光：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强调计划经济。这几年要搞活经济，微观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宏观上的计划管理却没有相应跟上去，因此在经济领域中，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另一方面也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大城市的吃菜问题，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争面积问题，利大大干、利小小干问题，等等。所以，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都需要强调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点是很重要的。
如何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陈云同志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就提出来了。为什么陈云同志的正确意见这么长的时间没能实现？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理论上的禁锢没有打碎，对社会主义的性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等这一套，理论上没有弄清楚。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决心要改革经济体制的推动下，理论界在打破禁区方面起了一点点披荆斩棘的作用。
我们应该恢复计划经济的名誉，不能因为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些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但是有些同志在强调计划经济的时候，往往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不强调它的科学性。我认为计划的权威性应该建立在计划的科学性的基础上。计划要讲究科学性，使我们的计划符合实际，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在此基础上树立它的权威性。
桂世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使我们有可能避免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巨大浪费，合理利用各种资源，自觉地保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平衡，从而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和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表现。三十多年来，尽管几经曲折，我们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伟大成绩。
无庸讳言，过去我们在经济指导工作上犯了左倾错误，计划工作也存在种种严重缺点，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始终一贯的发挥，我们取得的成绩同我们所付出的代价相比，还很不相称。但是，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应当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我们的计划工作严格区别开来；把计划经济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同计划管理的具体制度和方法严格地区别开来。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计划体制和计划方法上的弊病，并不是计划经济所注定要发生的。恰恰相反，在许多场合，这正是破坏了计划经济的结果。现在，我们应当根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正确原则，适应新的情况，来改进和加强计划管理。对于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必须实行严格的计划；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计划也要自觉地按照价值规律，把指令性计划同指导性计划结合起来，把执行计划的行政手段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
何建章：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突破了斯大林的框框，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仅存在于两种公有制之间，而且存在于全民所有制内部；价值规律不仅对消费品生产起调节作用，而且对生产资料生产也起调节作用。
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指令性经济，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靠指令来行事，计划无所不包，包的越多，计划性越强，只有计划管不了的地方，价值规律才起作用。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这几年，也有过头的地方。如有的同志否认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也有的同志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些意见显然我们是不同意的。讨论中，大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既不能因强调计划经济就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不能因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否定计划经济。我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计划性，其辅助的属性是商品性。
徐雪寒：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是理所当然的。三十二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曾几次遭受重大挫折，每次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远远不能体现。
为了准备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六五”期间，我认为必须强调集中统一。必须全力争取做到：（一）消灭财政赤字，达到真正的财政平衡（不是赤字的弥补）；（二）把基本建设计划和技术改造计划管好管牢；（三）整顿企业，提高经济效果，消灭浪费、贪污、盗窃；（四）恢复和保护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消灭市场割据，彻底禁绝走私；（五）对外贸易实行联合经营，统一对外；（六）毫不动摇地贯彻人口控制政策。完成这些任务当然是会有重重困难的，但是，我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认真整顿党风，密切联系群众，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王 珏：陈云同志最近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他强调指出，不仅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也仍然要以计划经济为主。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对正在进行的计划管理的改革来说，更是及时地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是商品关系或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才能使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健康顺利地发展；同样，也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兴旺发达起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在拨乱反正中大力宣传和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有人以为，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要削弱甚至摆脱计划经济。这是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在另一个形式下的复活。
吴敬琏：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明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方式，或者说，社会拥有的调节手段，并不只是直接的计划调节一种。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不但在个人同社会之间，而且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既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又是由千千万万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的某种程度的调节作用就是不可避免的，用行政手段强制地限制商品货币关系、排除市场机制的作用，只能给国民经济带来消极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运用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手段，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结合方式。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选择哪一种模式，都必须保证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之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之间，以及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方式之间的协调。而且，必须保证在整个运行机制中计划调节的主导作用，使市场调节只是在计划的指导下和在计划所规定的总范围内发挥它的辅助作用，促进而不是妨碍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李人俊：陈云同志年初一同我们国家计委几位同志谈话，再次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意义很重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是三十多年来实践证明了的一条正确原则。虽然计划工作中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还是工作问题，不是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现在实际工作中有一种摆脱国家计划指导的倾向，有些同志觉得计划对他们有点碍手碍脚，感到不方便。为了保持全局的平衡，计划对某些方面会有所限制，引起一些不方便，这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是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当然，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要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计划不可能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管得很细，也没有必要管得很细，对于品种繁多的小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应当在计划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市场去调节。国家计划也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注意运用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这样做，只能对经济带来好处。所以，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我们经济工作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
（摘自1982年2月13日《中国财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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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农村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
——福建经济调查
阮 铭
农村形势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最近我和福建省委党校的同志，走了长乐、古田、建瓯、建阳、崇安、南平等县市，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商品经济和农村工业经济的迅速增长，不但使农村的面貌改观，而且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发生深远的影响。
三种增长速度
1981年春福建遇到历史上罕见的“五月寒”，许多人担心农业要减产。然而我们所到之处，县县丰收，社社丰收，队队丰收。生产责任制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形成了战胜自然灾害和向农村经济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巨大力量。在福建农村经济的全面增长中，呈现了三种不同的发展速度。
一是粮食增长。建阳地区九县一市，处于闽北武夷山区，林木茂密，是祖国的“绿色金库”，同时又是福建的商品粮主要产地。1981年全地区粮食总产比前年净增1亿斤以上，增长率为4％。这里属于福建的地广人稀地带，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1．33亩，粮食平均亩产在800斤上下，还有较大的增产潜力。这是一种类型。沿海的长乐县，是另一种类型，每人平均耕地仅0．51亩，粮食平均亩产在1，500斤上下。我们走过的营前公社，3万人口，9千亩耕地，每人只有3分地，1979年起粮食亩产年年突破2，000斤。还有城关公社泮野大队，1979年起粮食亩产已稳定在2，500斤上下。这类社队仍在采取积极措施保持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但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有很高的增长速度。
二是大农业增长。包括各种经济作物和林、牧、渔业多种经营在内的大农业增长速度，比粮食增长速度高得多。1981年福建整个农业总产值增长7．2％，是历史上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多种经营产值增长达10．9％。建阳地区经济作物的增长速度，茶叶20％，柑桔35％，油桐37％，瓜子47％，笋干66％，都大大超过粮食4％的增长速度，许多社队的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成倍增长。
三是农村工业增长。农村工业比大农业增长更快，尤其是沿海人口密集地区。每人只有3分地的长乐县营前公社，过去长期只抓粮食生产，集体和社员都很穷。三中全会以后，走发展农村工业的路，1979年工业产值达到424万元，比1976年增长4倍多；同年粮食亩产超过2，000斤。1980年工业产值又翻一番，达到836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8．5％，使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改观
由于实行生产责任制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过去从事单一粮食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大批转向经济作物生产、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生产，促进了农村各个产业部门的专业化分工，使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长乐县营前公社为例，全公社8，000个劳动力，农业劳动力1，500个，只占18．75％；工业劳动力5，100个，占63．75％；渔业劳动力500个，占6．25％；其他900个，占11．25％。
看来，人们对农村的传统观念和经济部门的统计资料已经不能反映今日农村的面貌。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和加快发展经济作物、多种经营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正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国农村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已经势不可当。第一，农村有剩余劳动力；第二，有工业原料，砂子、石头、国家收购不了的农副产品，以至骨头、木屑、稻草、甘蔗渣，都是农村工业的加工对象；第三，有资金，集体富了，社员富了，大家热心投资办厂，实现家乡的工业化；第四，有销售市场，农村工业产品价廉实惠，销售快，资金周转期短，创利高。这四条，是农村工业迅速增长的物质基础。使我们惊奇的是，这一笔可观的工业产值在经济部门的统计资料中根本找不到，它大概被统计进农业产值中去了。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集体积累的增加，使入学、就业、医疗、退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步得到合理解决，开辟了农村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协调发展的广阔前景。
新的矛盾和农村工业的发展战略
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带来了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产生了不少新的矛盾。
一是与城市工厂争原料的矛盾。如城市的食品厂、茶厂，由于农村的鲜果、茶叶、茉莉花等发展快，一个时期收购不了；现在农村自己办起了食品厂、茶厂，城市工厂又收购不到充足原料，使先进设备闲置起来。
二是高价套购能源。我们询问农村工业用的柴油、煤炭从哪里来？回答是派采购员从各地高价搜购来的，柴油1，000多元一吨，煤炭40多元一吨，比国家牌价高一倍。他们还反问：“能源紧张？你们看哪一家砖窑不烧得旺旺的？哪一部马达不开得踏踏的？”
三是一部分农村工业设备和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低。许多社队企业千方百计用重金聘请上海退休老师傅进行技术指导。
今日的农村，客观存在着工业建设需要的资源、资金和劳务。问题是如何最有效地发挥这个农村生产力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如何把这个农村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束缚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或者任其盲目发展，都将对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损害。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这个农村生产力，因势利导，使城乡工业互相促进，互相协调，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
第一，积极发展城乡互利的经济联合。迄今为止主要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大城市，造成城市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我国现有大城市已经十分拥挤，显然不可能仅仅依靠这些大城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要重视以八亿人口的农村，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解决这个重大课题的正确方针，应当是积极发展城乡互利的经济联合，结束城市和广大农村的隔绝状态，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引进现代科学文明。象上海、天津、广州、福州这些大城市不应当停留在等待农村地区的原料供应来进行传统生产，而应当发挥自己的工业技术优势，面向全国原料产地，除签订合同购进一部分原料供传统生产之用以外，积极进行技术输出，联合原料产地建设比原有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更加先进的新企业。资本家尚且可以离开本国到全世界建立跨国公司，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什么不可以离开本市到广大农村原料产地建立跨省企业？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城乡经济联合把自己的先进技术和名牌产品打出去，在全国生根开花？这样做不但可以使实行城乡联合的双方经济上互利，技术上进步；而且能够大大促进现在供不应求的名牌产品迅速发展，满足国内国际市场的需要。
第二，实现经济发展同社会、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结合。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但需要从城市输入先进技术，更根本的需要在农村生长自己的技术力量。这就需要把农村的经济发展同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结合起来。一条重要的途径是以小城镇为中心综合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各种社会事业。小城镇的发展要因地制宜。例如一个武夷山，就可以改变一个崇安县。崇安县有武夷山风景区，有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有著名的武夷岩茶，可以发展国际和国内旅游业，发展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可以发展生物科学、森林科学、茶园科学，可以办旅游、外语、美术、摄影、茶业、林业等专业学校，利用当地优势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这里的人民，应当出现大批旅游实业家、茶叶专家、建筑专家、森林专家、生物学家等等。师资的来源也应当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多聘请各地专家学者定期讲学，不一定非调来专任不可，这样更可以多方面吸引优秀师资前来贡献力量。
第三，城市经济文化工作者要打开眼界，到广大农村中去开辟新战场。当前农村形势的发展，将对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深刻影响。城市的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理论工作者都应当打开眼界，看一看农村，研究研究农村，认真考虑一下到农村去开辟新战场的问题。重工业部门，轻工业部门，食品工业部门，纺织工业部门，旅游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各部门，都要听一听农村八亿人民的呼声。农村人民正等待城市一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部门的支援。一旦现代科学文明输进中国农村的粗大血管中去，这个掌握了现代文明的伟大人力资源同伟大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就能够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远大前程。
对中国农村形势的悲观估计是没有根据的。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悲观估计也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人民，将在互相支援、互相促进、互相协调的亲密合作中发挥出强大的创造力，同心同德地建成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宏伟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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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清廉自励
隋汶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大军攻入咸阳，把秦王朝的重宝财物府库封存起来，不收受市民送给他的牛羊酒肉，实行约法三章，还军霸上，秋毫无犯。刘邦此举使得“秦民大喜”，却引起了项羽手下主要谋士范增的疑惧。范增对项羽说：刘邦在山东时，贪财好色，“今闻其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汉书·高帝纪第一上》）
范增的分析是深刻的。这种从一个人的生活作风判断其政治志向的观察问题的方法，对后人启迪非浅。无数事实证明，对待生活问题的态度往往关系事业的成败，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要严格地把住生活关。俭以养德，清以励志，廉洁的行为是实现远大志向的一种表现。《三国志·魏书·徐邈传》上讲：“徐公志高行洁”。《南史·顾协传》上说：“协少清介，有志操”。这里所说的志高与行洁，清介与志操，深深蕴含着品德与志向的内在联系。
在我国历史上，象这样胸怀鸿鹄壮志而在生活上廉洁自励的，代不乏人。例如以两袖清风著称的于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明史·于谦传》）志在千里的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宋朝的包拯“不可干以私”，因为他立有“大缓吾民，以安天下”之志。至于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象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其志高而行洁的事迹就更是有口皆碑万家传了。廉洁的操守使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以古鉴今，可以知兴替。我们今天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促使四化大业顺利进行，需要我们的干部有廉洁的生活作风。要砥砺品行，修养操守，坚决煞住收礼受贿、贪污腐化的恶习。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是否清廉自励，是目前党风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关系到我们为之奋斗的远大理想和目标能否实现，实在不可视若等闲。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战士能战胜许多困难的力量之一。而非份的物欲则戕害人的节操，消磨人的斗志。至于奢侈糜费、贪污腐化就往往伴随着政治上的蜕化了。一个受物质欲支配的人势必缺乏理想，趣味低级，精神不振。如果一些领导干部自奉不检点，甚至贪污受贿、投机倒把，为贪图私利而不惜使国家经济遭受损失，不惜使党的原则受到破坏，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就更大了。司马光说：“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训俭示康》）这确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足以“资治”，应该切实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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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贸易》月刊创刊
《国际贸易》月刊创刊号已于一九八二年一月出版。
《国际贸易》是一本综合性月刊。在创刊号上刊登了郑拓彬同志的文章《解放思想，提高认识，为加快发展对外贸易而奋斗》。文章指出，现在亟待解决的是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意义。外贸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全局观点，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期还刊登了邹斯颐同志的《出口战略问题》一文，从对外贸易必须坚持统一对外的原则出发，阐述了对外贸易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出口战略。在“市场展望”、“世界经济述评”、“国际贸易知识”、“世界市场”、“外贸摘译”等专栏中，分别对资本主义世界商品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前景、西方金融货币形势等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木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