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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02-19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爱国·进步·谨严·笃实——悼念郑天挺同志

第5版()
专栏:

爱国·进步·谨严·笃实
——悼念郑天挺同志
白寿彝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郑天挺同志逝世了。
天挺同志青年时代,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在福建参加了学生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他参加工作后,热爱教育事业,维护进步青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北京大学许多主张爱国抗日的师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他以北大负责人的身份亲赴警察局办理交涉,要求无条件地保释被捕师生出狱。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下,他为支撑西南联大这一进步堡垒作了多方努力。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猖狂发动内战,1948年阴谋逮捕北大进步学生。他不顾个人安危,设法掩护进步师生转移。
解放后,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开设多种课程。年逾八旬,还亲自给本科生、研究生、外国留学生开课。他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完成了“全国高等院校明清史教师进修班”的任务,主办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促进了国内外对明清史的研究。又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大辞典》的主编任务,并领导明清史研究室编写《清史》专著的工作。他在教育工作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不管行政事务多忙,总是不间断地进行历史研究和教学,并不断开设新的课程。
天挺同志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但他所关心的,并不限于这两个学校的历史教学,而是全国范围内的历史教育工作。长期以来,我国的小学、中学、大学都设有历史课程。这三级学校的历史课程究竟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小学的历史课程应该是给学生以某些具体的历史知识,是一个“点”。到初中,应该成为一条“线”。高中应该扩大为“面”。大学则是让学生了解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这就是“立体”。他期望通过这个办法,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当然,天挺同志的这种设想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和实践的检验。但这种区别各级学校历史课程的办法,是很值得参考的。最近,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加强各级学校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学,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措施。天挺同志的这种设想,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天挺同志治史,自称是“探微”的工作,从字面上看,这好象是说,他的工作是探讨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从他的具体成就来看,他提出并解释了一些旁人没有怎样解决好或是根本没有提出来的问题。这是探微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其次,他努力从一些具体的事物上观察历史的大势,象这样“探微”,其实并不是探的“微”。天挺同志精心研究明清史。他研究断代史,但并没有割断历史。他说:“我相信,解释历史,说明历史,总以根据具体历史事实加以比证,比较可信”。他所说的比证,就是把研究对象同它前后的同类进行对比,把同时期的这一事物与它事物加以联系。他说,研究明清史,不能不懂得宋元的历史。还要知道近代史。学习中国史,也不能不了解外国史。他深知所有的社会现象都互相联系,上一个历史时代的东西发展到下一个时代中来,而下一个时代的事物又是上一个时代萌芽的,产生的。他的这种方法自称是“比证”,但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比证”之外,这是把一个时代的历史放在历史的长流中,从它的发展变化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我们知道天挺同志的历史考据文章是很有名的,他的文章扎实、谨严、工细。他所谓“探微”和“比证”,都是从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着眼的,但是他的成就大大地发展了考据的传统,而有他自己的新的建树。他的“探微”和“比证”的实践,对于当前提倡一种“笃实”的学风,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天挺同志对史料学有浓厚的兴趣。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开设《史料学》课程,明确史料学的任务是阐明史料的研究方法和利用方法而不仅是搜集资料。在这门课程中,他系统地讲授研究历史所需要的古文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题铭学、印章学、钱币学、历代度量衡学、年代学、史讳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谱牒学、古器物学等十几种辅助学科的基本内容,至今为同行视为规范。他对于历史资料提倡广泛阅读,力求全面。他提出研究历史,要做到“深、广、新、严、通”五个字。所谓“广”,就是要求详细地占有材料,以尽可能多的资料为前提,提出对历史的看法。要掌握资料,就必须大量读书。他在读书时,力求把握书中的精华,反对“浅尝辄止”,或者华而不实的读书态度。他在占有史料的同时,特别强调对史料的批判。他不是把旧时代的史书资料拿过来就用,而是要认识这些史书作者的立场和史观,要对史料真伪进行鉴定,以便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天挺同志对史料及其运用的看法也突破传统史料学的范围,而向马克思主义的史料学前进。
天挺同志重视古籍整理和运用,充分认识到整理好古籍是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大事,是搞好历史研究的条件之一。他亲自进行重要史籍的标点和校注工作,积极组织力量从事古籍整理。在他主编下,《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的选读本出版问世,《东华录》的标校本也同读者见面。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资料的宝库被发现后,天挺同志是早期参加它的整理者之一。他认识到这些资料对于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清史研究和档案》的专题报告,指出历史档案在历史研究的各种资料中应占的地位,阐明历史档案的学术价值。此外,他编辑档案资料汇集,著文介绍明清档案保存和整理情况,以便研究者利用。天挺同志的工作实践,对于今天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及档案工作,都富有参考价值。
天挺同志做为一个历史学家是有强烈爱国思想的人,在解放后,进而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由于对清朝满族统治的不满,加之随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伪满洲国的成立,一些人对清代历史抱有偏见,产生种种曲解,宣传满族不是中华民族、满族政权历来独立等等荒谬观点。天挺同志有鉴于此,从维护中国的统一、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出发,在日本发动战争的前夕,开始他的清史研究。他自此坚持了这个研究方向。他针对日本宣扬的满洲独立论,写了《清代皇帝之氏族与血系》重要论文,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说明满族同内地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有力地驳斥了侵略者的谬论。新中国成立后,天挺同志的爱国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使它与拥护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六十年代初,当我国与印度政府进行边界谈判时,天挺同志查到证明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地区是我国领土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提供给我国谈判代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他把视野转向东北边疆,对奴儿干都司的地理和历史进行了探析,论证了黑龙江流域历来是我国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生息繁衍的地方。
天挺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越到晚年越坚定,对于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也就越自觉。我们翻开他的论文集可以发现,解放前的著作,题目都比较小,意思是以小见大,以微见著;但论证周密,结构严紧,具有科学性。解放后的文章,题目变大了,较多地研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如《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两篇论文,如题所示,是通过探讨满族社会性质,说明满族社会发展史以及满族与汉族文化融合过程。《历史科学是从争鸣发展起来的》一文,阐述历史科学的发展规律。《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的关系》一文,分析农民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天挺同志在这些研究中,保持和发扬了他论证谨严的特点,但更重要的是他努力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力求正确地阐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使他的研究更接近于符合历史真实,更加具有科学性,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天挺同志在史学思想上的发展过程,反映了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前进的道路。
天挺同志去世了。他那种爱国、进步的思想,治学谨严的精神,笃实的学风,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篇论述党的工作转变的重要文章——读《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

第5版()
专栏:

一篇论述党的工作转变的重要文章
——读《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
杨逢春
《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是1937年5月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作的一个重要报告。这篇报告深刻论述了我党从十年内战时期即将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所发生的党的工作转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它在当时,对肃清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左倾错误影响,实现党的工作转变,有着重大的意义。今天,在十年动乱之后,在党的工作重心由搞阶级斗争转移到搞经济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重读此文,感到十分亲切。
(一)
1937年前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由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决执行,由于国民党及其追随者民族资产阶级重新转向抗日,全国政治情况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比如国内和平的基本实现,国共两党重新走向合作,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到抗日民族运动中来,等等。这些变动已经改变并不断改变着我们党在十年内战中所处的环境。但是,对这个改变了的环境和它所提出的历史任务,在党内并不是所有同志都清楚认识了的。这主要表现为一些地方、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没有提出转变十年来所执行并坚信为正确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错误的历史传统要求革命力量纯粹又纯粹,反对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排斥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把自己孤立起来;在群众工作中和对敌斗争中,不讲时间、地点、条件,过分急性地、不顾胜败地、不计事后结果和影响如何,一味盲目莽撞蛮干,最后把组织起来的群众弄到解体塌台,把群众和同盟者赶走;在党内关系上,随便给积极工作、敢于对错误提出批评、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戴上“和平发展”、“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种从党的“八七”会议以后开始的左倾错误已经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这样,他们一方面不了解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不懂得迅速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工作中仍然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当做“法宝”来使用。这就严重地妨碍了党的工作转变,妨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争取群众的多数。刘少奇的这篇文章正是针对这一障碍而讲的,它尖锐揭露了左倾错误的表现和它的危害,着重论述了党的工作转变的必要和应当如何去实现这个转变,明确提出“必须在党内提出彻底转变全般工作的问题”,使我们的同志从恶劣的传统习惯中惊醒,跟上时代的脚步,主动积极地推动党的事业发展。
(二)
党的工作实行彻底转变,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套话。形势变了,策略也要变更,毫无疑问是对的,但这是一个比较易为的任务,不少同志就以此为满足,他们认为只要把旧口号取消,换上新的口号就已经彻底转变了,其他再多一点转变都不需要了。他们在各种场合、各种讲话中,千百遍地重复什么新形势,但从来没有认真研究一下什么是新形势和在新形势下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他们把党提出的“工作转变”,挂在口头上,但很少认真研究一下自己在特殊环境中如何为完成新任务做点踏实工作。在历史的重大转变时期,把党的新任务当作口号去叫喊,这是最省力、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能保护旧的传统习惯和错误思想的办法;然而,这是最不济事、也是最有害的做法,很多麻烦从这里发生,增加了转变过程中的阻力。抗日战争开始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刘少奇十分准确地揭露了这种情况对党的事业的危害。他说:“他们口头上尽管千百遍地叫着统一战线,而实际工作上还是千百次地妨碍与破坏统一战线。如是,使我们提出的需要在每一个实际工作中具体执行的新策略,经过他们就变成了完全的形式主义的空谈。”
党的工作转变,正象刘少奇讲的,是一件极艰苦的工作。第一,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改变,需要转变我们斗争的、组织的与工作的方式。在当时,就是同国民党的斗争,要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党和群众工作,要从非法的转到合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的,或转到半公开、半合法的;要由习惯于单独作战转到善于同同盟者合作共事。总之,要转变我们在十年内战时期形成的习惯了的工作方式。为此,便要进行第二个转变,即转变党与群众工作中存在着的错误的、恶劣的传统,也就是转变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左倾错误及其影响。在当时,就是要用活泼的、有生气的、客观的工作代替机械的、刻板的、主观主义的工作,用实际行动代替空谈,用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没有第二个转变就没有第一个转变。刘少奇同志指出,这后一种转变乃是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涉及到转变自己的工作习惯、生活习惯、思想习惯,涉及到一个革命者在世界观上真正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
为了改变党和群众工作中所熟悉的但又是错误的历史传统,改变深入于很多同志思想的恶劣习惯,刘少奇同志提出,首先必须严肃指出过去所熟悉的一套左倾的东西是错误的,使人们不再“自信地重复那一套”。其次,具体地揭露和批评过去的错误传统,否定过去的错误原则。第三,用新的正确的原则去代替旧的错误的原则。
当然这样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习惯了的东西不仅方便而且还有一套“道理”,不把这些道理攻破,习惯不能改变。还因为习惯了的东西往往同个人利益有某种联系,小则可以保持个人的某种安逸舒适,大则可以维护个人的所谓“威信”,所以不攻破私心杂念,习惯就不容易转变。还因为新的正确的原则不是唾手可得,灵机一动就能形成的,它要下功夫,要努力学习,要艰苦工作,而且还要担一定的风险。对处在转变时期的革命者来说,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和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不能因为可能犯错误或自己不适应就畏缩不前。然而,这还不够,还必须有艰苦工作的精神和深邃的思维力。没有对过去的深刻检讨,没有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未来具有远见卓识的预测,没有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办法的勇气和能力,或者没有为党为人民刻苦学习和工作的精神,那么任何口号的空喊,只能是哗众取宠,对自己从事的革命事业的嘲弄,甚至还会破坏党的形象,损害党群关系。
(三)
要在党的一切具体工作中实现转变,应当进行两方面的工作,即在肃清旧的错误的历史传统的同时,要在一切工作中有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的创造。这两方面的工作,只有依靠党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及其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刘少奇同志针对当时党的状况,从九个方面谈了党的自身转变问题,有力地指导了当时党的实际工作,其基本精神也是我们加强党的建设中需要经常学习和遵守的原则。关于党内生活问题,刘少奇指出:“过去在思想斗争中随便去打击同志,加同志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因同志发表不同的意见而随便撤销工作,是不对的”。那种在领导方式上的过分机械与绝对地采用组织手段与纪律去解决一切问题的作法,
“这是一种极不民主的习惯”。他强调党内需要的是政治上、原则上、思想上的一致,不要追求表面的团结。指出扩大党内民主,首先在于干部有民主修养,在行动上做模范。“我们不只是要在形式上执行一些民主手续,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领导机关要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多取讨论的态度实现指导,不应斤斤计较于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要服从多数,服从纪律,用平等的兄弟态度对待同志。他深刻指出:“真正的民主精神,与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的道德是不能分离的”。在党的工作作风问题上,必须肃清清谈作风和克服官僚主义,一定要把热烈的革命精神同真正的务实精神结合起来,任何工作都要有干到底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推动工作与革命。在党的宣传工作问题上,指出要肃清宣传工作中的形式化、刻板、琐碎、夸大、不注意事实、不注意对象、文件的八股化等一贯的传统,要求系统地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等等。
刘少奇特别强调了干部问题,他说:“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如果没有一大批受过训练的干部,那么党的工作转变,向全国发展的新局面的打开,都是不可能的。他对如何造就干部作了很好的解释,他说:“我们现有的干部有各种的缺点,政治上的、能力上的、思想上的、意识上的缺点都有,甚至还带有旧社会各种乌七八糟的残余尾巴,然而现在就是要将这样的干部改造成为具有足够高度水准的干部,不能毁坏他们”。他强调干部要善于学习,“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用唯物辩证法代替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用马列主义代替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前进,才能使党与群众工作彻底转变”。

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振兴机械工业

第5版()
专栏:

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振兴机械工业
吴恕仁
振兴机械工业,为什么要紧紧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进行呢?这是因为机械工业本身经济效益不高,目前不少重要经济指标仍然低于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同时,机械工业提供的产品是否先进,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关系很大。
不仅如此,从我们搞机械工业的角度来说,也只有着眼于提高经济效益,才能够找到振兴机械工业的方向和途径,懂得怎样做和为什么要这样做。
比如,调整服务方向、扩大服务领域这个问题,有的同志把它看成只是解决当前“吃不饱”的临时措施。这样的看法就不深刻。如果从提高经济效益看问题,认识就会大不相同。过去机械工业服务领域狭窄,偏重于为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服务,在农轻重比例失调的情况下,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经济效益很差,机械工业的生产能力不但不能很好发挥,而且往往随着重工业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大起大落而发生较大波动,影响非常之大。机械工业转变服务方向,面向整个国民经济,注重为农业轻工业服务,情况就不同。农业、轻工业上去了,农轻重协调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转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可以避免很多的浪费,可以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机械工业面向整个国民经济,注重为农业轻工业服务,机械工业发展才能获得一个广阔的天地。如果机械工业老是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很多设备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怎么说得上提高经济效益呢?所以,不能把转变服务方向,扩大服务领域,看成是权宜之计,不能只搞一阵子,而要继续抓下去。当然,机械工业怎样转变服务方向,也有一个从提高经济效益出发的问题,不注意这一点,也会事与愿违。在这里,系统地进行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加强定性和定量分析,至关重要。盲目从事,也不会有好的效益。
拿机械工业的改组来说,也要注意研究怎样改组才能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改组机械工业,加强专业化协作,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但是,现在许多同志往往只看到组织专业化协作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面,没有注意到专业化协作搞得不好也收不到好的经济效益的另一面。在我们的实际经济生活中,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比如,按短线产品组织专业化协作,增加短线产品的生产能力,就会收到好的经济效益。有的产品的生产能力本来很大,超过市场需要,如果再去组织专业化协作,形成更大的生产能力,只能是加大“包袱”,谈不到经济效益。
提高经济效果,要全面地考虑问题。既要考虑本单位的经济效果,又要考虑全社会的经济效果。既要看当前的经济效果,又要考虑长远的经济效果。既要看价值形态方面的效果,又要看实物形态方面的效果。只考虑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都是有害的。

《农业经营管理经验选编(1981)》出版

第5版()
专栏:

《农业经营管理经验选编(1981)》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大农村,认真清除“左”的错误及其思想影响,贯彻落实各项农村经济政策,迅速恢复和建立起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为了交流各地经验,提高农业经营管理水平,农业部政策研究室编辑了《农业经营管理经验选编(1981)》——农业生产责任制专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选入四十七篇典型材料,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各省、市、自治区农业部门提供和推荐的,内容包括以下六种主要生产责任制形式: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统一经营,联产到组;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这些责任制形式,各有其特点和适应性,各有其积极作用和某些局限性。由于各地区、各个生产队的实际情况不完全一样,即使同一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具体作法也不尽一致。本书比较全面具体地介绍了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践经验,可以互相交流,取长补短,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忠本)

《日本的行业管理》出版

第5版()
专栏:

《日本的行业管理》出版
由刘桐林、杨旭光、王启垣编写的《日本的行业管理》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行业,一般是指工商业中的类别,它的形成是社会分工以及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结果。全书介绍了日本的企业结构,行业管理的基础、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的作用等。据作者说,日本的行业组织,作用有大有小,但就一般情况而言,它们在企业独立自主经营的条件下,执行着联络、指导、服务、咨询的职能,为企业服务。书中详细列举了日本行业组织的六大作用,同时,作者还介绍了我国行业管理的若干情况。
(罗城仁)

《发生认识论原理》出版

第5版()
专栏:

《发生认识论原理》出版
商务印书馆最近翻译出版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对他所创立的发生认识论的阐述。发生认识论是研究人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一般原理和过程的。本书和《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翻译出版)是姊妹作,前者着重于理论的分析,后者偏重于经验材料的说明。
(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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