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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02-16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企业的全面整顿是建设性的整顿

第5版()
专栏:

企业的全面整顿是建设性的整顿
蒋一苇
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今年起,用两三年的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工业企业进行了多次整顿,在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在组织上清理了混进领导班子的坏人,在管理上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又由于贯彻执行八字方针,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拿今天企业的面貌和十年动乱期间对比一下,那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整顿只意味着改变十年动乱期间极不正常的状况,那么整顿的任务可以说早已完成了。但是,整顿作为八字方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决不是这样一个低标准的要求。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用两三年时间,对企业进行“全面整顿”,加上“全面”二字,正是区别于过去的整顿。它是作为进一步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而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
全面整顿是全局性的整顿
企业的工作十分复杂,有生产关系问题,又有生产力的组织和发展的问题;有生产技术问题,又有经营管理问题。要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的经济效果,任何时候都会有大量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过去几年,我们在整顿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从内容看,主要还着重在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上。我们说全面整顿是全局性的整顿,是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来部署企业的整顿。首先,要从全面贯彻八字方针的角度,根据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和体制改革的方向对企业提出的要求,考虑企业的进一步整顿;其次,要从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国情的特点出发,考虑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企业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企业。
当然,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考虑企业整顿,并非要求企业马上就达到高度的水平。但是,有这样一个全局观点和没有这样一个全局观点,是大不一样的。全局性的整顿同样应当做许多细致而具体的整顿工作,而且要分出轻重缓急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它不同于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而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全局观点统帅每一项具体的整顿内容。
全面整顿是综合性的整顿
当前多数企业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者领导制度不健全,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或者职工队伍素质差,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劳动纪律松弛;或者管理制度不健全,生产经营效果差。少数企业还存在班子不纯、作风不正,甚至还存在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等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与事。进行全面整顿,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
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也有许多工作需要企业来做。有些企业要调整生产方向,改变产品结构;有的企业计划任务不足,要发展新品种以适应市场需要;不少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更多的企业正在推行经济责任制;多数企业都在贯彻执行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部分企业则进行领导体制的改革;在改善企业管理方面,不少企业积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计划管理,开展全员培训;企业党委进一步加强党对企业的思想政治领导,改善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等等。这许多工作都十分重要,也都是在全面整顿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重要内容。
以上这许多重要的工作,过去也不是没有抓过,但大多是分开的一项一项地下达,到了企业,千头万绪,甚至互相发生矛盾冲突。这次进行全面整顿,就是要把企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必须贯彻执行的各项任务,用全局的观点,按照它们的内在的联系,作出通盘规划,加以综合治理。
全面整顿是建设性的整顿
这次全面整顿和过去的整顿有个根本性的区别,就是全面整顿是建设性的整顿,不同于过去的恢复性的整顿。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企业整顿,是恢复性的整顿。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企业进一步进行整顿,已经有了新的内容,不完全是恢复性的了。现在可能在少数企业,恢复性的整顿也还没有完全搞好,但是对于多数企业来说,应当从以恢复为主的整顿进入到以建设为主的整顿了。
以整顿领导班子为例。在恢复性的整顿中,首先是要清除混入班子的坏人,以后则是如何提高领导班子的素质问题,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作为建设性的全面整顿,仅仅达到这些要求就不够了,还要考虑如何建设一个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企业本质的领导体制问题。
拿整顿职工队伍来说,首先要从思想上政治上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所散布的各种谬论流毒,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清除派性,加强团结,进而整顿组织,整顿劳动纪律,并开展全员培训,提高职工的文化与技术水平。作为建设性的全面整顿,仅仅做好这些工作也不够了,还要考虑如何从政治上、文化上、技术与业务上全面提高职工的素质,建设起一支觉悟高、技术精、纪律严、作风好的职工队伍,使其成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
就整顿企业管理而言,在恢复性的整顿中,首先是重建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以后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的基础上,注意了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随着调整、改革的发展,又把企业管理从单纯注重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引向重视经营管理,努力提高经济效果。现在全面整顿则要求在这些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企业管理工作系统化,建设起一套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特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
企业的全面整顿是全局性的、综合性的、建设性的整顿,这也就是说,它是在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指导下进行的整顿,这个目标就是要把企业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要求是搞好三项建设,达到六好要求。“三项建设”即通过全面整顿,逐步地建设起一种民主集中的领导体制;逐步地建设起一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逐步地建设起一套科学文明的管理制度。“六好要求”即通过“三项建设”使企业能够正确地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的经济关系,出色地完成国家计划,达到三者兼顾好、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好、劳动纪律好、文明生产好、政治工作好,成为“六好企业”。
“三项建设”、“六好要求”,作为企业全面整顿的基本内容,当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实现。要根据各个企业不同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整顿规划,逐步实现。也就是说,全面整顿既有长期目标,又要有近期要求。从当前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出发,需要首先抓五项工作:一是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搞好全面计划管理、质量管理和经济核算工作;二是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三是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四是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有计划地进行全员培训,坚决克服人浮于事、工作散漫的现象;五是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搞好“三项建设”,当前首先就要从这五项工作做起。至于“六好要求”,它是“三项建设”见成效的几项基本标志。不能把“五项工作”、“三项建设”和“六好要求”分割开,看成是三套不同的要求。其实,“五项工作”是“三项建设”的起步,“六好要求”则是“三项建设”的结果,基本的内容还是“三项建设”。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全面整顿是建设性的整顿。

送礼的和收礼的都该打

第5版()
专栏:

送礼的和收礼的都该打
隋喜文
有句老话说:“官不打送礼的”。在旧社会,这话大体上是不错的。旧日的官场,
“十官九贪”,慢说是送上门来的礼,找上门去敲诈勒索、巧取豪夺的事,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
这里说的送礼,当然不是指那种亲戚朋友之间的互相馈赠,而是一种权力与财物的交易,说穿了,就是贿赂。礼要送给官,是因为官手里有权;有些人不是官,但手里有这样那样的权,也就有收受贿赂的资格。清朝的史学家赵翼说得好:“是可知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一句话,贿赂和权力结下不解之缘。明朝有名的“权阉”,即掌握大权的太监,如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富敌王侯?
然而,即使在那种贿赂公行、贪污成风的社会,也有不肯同流合污、以权易贿的官吏。这种人历代都有,例如南北朝时代的顾协、姚察,宋代的刘温叟,明代的吴讷、周新,清代的刘统勋等。他们对待送礼、行贿的办法各不相同,有“厉色驱出”的,有“题诗拒金”的,有“厚赠示辱”的,有“悬鹅示廉”的,也有象顾协那样,反其道而行之,干脆来个“官打送礼的”。这样的官吏虽属凤毛麟角,为数很少,他们的廉洁自好,也改变不了旧日官场贪赃枉法的腐败风气;但是,他们的这种行为毕竟难能可贵,他们的廉洁作风,即使在那个时代,也还是得到人们赞许的。这些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名气,他们的这一点点事迹却能够流传下来,就是一个证明。
对于上门送礼的,不但不笑脸相迎,反而驱逐、羞辱,甚至饱以大棍,在一般人看来,未免大杀风景,不近人情。然而,这办法确实有效。你看,那位顾协的家里,不是从此“绝于馈遗”了吗?对于姚察、刘温叟等人,同样“自是莫敢馈遗”,再也没有人敢给他们送礼了。可见,送礼、行贿之风能否杜绝,关键在官,在受礼者。如果当官、掌权者都象顾协那样,凡有送礼、行贿的,一律打上二十大棍,送礼、行贿的自然就少了。不过,只打送礼、行贿的一方,未免失之偏颇,有欠公允;更好的办法是,对那些收礼、受贿的当官、掌权者,也打上二十大棍,甚至革职查办,这种腐败的风气在当时可能会大大地收敛。
共产党的干部不同于旧社会的官吏。旧日官场的那一套腐败的东西同共产党人是格格不入的。当前,党中央号召全党,要同经济领域中贪污受贿、投机走私等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里摘录的几则资料,可能对一些同志有所启发。附录
棒打送礼的
南梁普通年间,顾协被梁武帝拜为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给皇帝起草诏书命令,位高权重。有些人想给他送礼,全被拒绝。他从前的一个学生给他送了二千钱。顾协见到这钱,怒不可遏,立即命令家人将送钱者重打二十大棍。顾协重打送礼者的消息登时传开,从此顾家“绝于馈遗”。
(见《南史·顾协传》)
厉色驱出
姚察在南陈任度支、吏部尚书,居官显要,但从不接受贿赂。他有一个门生见他清廉,不敢多送,只送他南布一端,花綀一匹。姚察开始劝阻说,我平常只穿麻布衣裳,你送来的高级布料用不上,请原物带回。这个门生再三请求收下。姚察一看软的不行,不由得火冒三丈,“厉色驱出”。送礼者被强行赶出宅院,“自是莫敢馈遗”。
(见《南史·姚察传》)厚赠示辱
宋代刘温叟在朝中身居要职,但从不收人家的礼物。有一次在他知贡举时,一个自称门生的人送他一车粮草,温叟拒不收,这人执意要他收下。温叟不得已收下,但是立即打发家人给送礼者回赠一套高级衣服,这套衣服的价值比那车粟草至少高一倍。其他想给温叟送礼的人一看达不到行贿的目的,“自是无敢献遗者”。
(《古今图书集成》引《国老谈苑》)
题诗拒金
明朝永乐年间,吴讷巡按贵州,在他离黔返京途中,贵州三司派人追他到夔府,送他百两黄金。吴讷根本不启封,只在礼盒上题诗一首:“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来人只好携带黄金悻悻而还。
(《古今图书集成》引《明词林人物考》)
悬鹅示廉
明朝周新任按察使时,有人给他送来烤得鲜嫩的鹅肉,周新把它悬于室后,以后凡有送礼的,周新便领他仰观悬鹅,以后再也没人给他送礼物了。
(《古今图书集成》引《明通纪》)
当众斥贿
清朝有某资郎夜里给宰相刘统勋送礼,刘统勋拒不见。第二天一大早,刘统勋便把某资郎叫到政事堂,当众斥责说:“昏夜叩门,贤者不为。”你有什么要说的话,不妨当着众人的面说明白,即便对老夫我有什么批评,也可以当众指明。某资郎羞愧得说不出话来,众人也都受到了教育。
(见《清代名人轶事》)

浅议基建材料直供办法

第5版()
专栏:

浅议基建材料直供办法
张效公
《人民日报》介绍了孙冶方同志关于基本建设订立直供合同制度的建议,很有启发。这里,我把基建材料直供办法谈一谈。
近两年,陕西省有关部门对省级建筑工程实行建材直供的办法,效果较好。具体做法是,凡属省建工局直属施工企业承担的国家预算内和省财政自筹安排的省级基本建设项目,其统配、部管物资均由省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公司直接向施工企业按施工图供料大表供应。
多年来,都是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各设一套基建材料管理机构和人员。统配、部管物资,一般是由物资部门按每万元投资的定额,参照上级分配的指标分配给建设单位。这个指标一般不到施工需要的一半,而且还得按期购货,过期即作废。由于物资分配上有缺口,建设单位还得派出所谓得力干部,通过各种关系和种种办法跑材料。又由于建筑材料分散在建设单位手里,规格品种不齐,还得费九牛二虎之力进行“协作”、“调剂”。即使这样,仍然满足不了施工的需要。这种状况助长了施工企业没有材料向建设单位要,停工待料损失向建设单位算,造成了很多损失浪费。现在基本建设周期普遍延长,与这种物资分配供应办法有很大的关系。
基建材料供应改由物资部门直接供应给施工部门,使物资供应和施工需要做到互相衔接,有利于施工单位合理使用材料,调配施工力量,减少物资积压,缩短建设周期,节约建设资金。实行这种办法,建设单位不需要设立庞大的筹建班子,不需要到处跑建筑材料,可以减少材料的中转环节,减少采购和保管人员,节约材料管理费用。
实行基建材料直供的办法,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基本建设其他管理体制没有改革,有关的各个环节不容易协调起来。二是物资不足,特别是木材缺口很大,满足不了施工需要。三是物资供应由过去的有啥给啥,没有就不给,变成按需供应,送货上门,物资供应部门管理工作还不完全适应。四是施工部门由过去的要啥给啥,变成按图纸供应,管理工作也跟不上。
以上情况说明,为了提高基本建设的效益,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有步骤地改革。

学习列宁关于精简机构的思想

第5版()
专栏:

学习列宁关于精简机构的思想
薛木铎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了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这个新生的政权机关,在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俄国地主资产阶级武装叛乱、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斗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它也存在着不少弊病。比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蔓延,工作效率很低,等等。
1922年,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下面有各种委员会120个。它们互相重叠、交错,有许多单位是不必要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也大大超过实际需要。在莫斯科的国家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包括中央和莫斯科市的)共有24.3万人。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带来许多严重问题。一是分工不明,无人负责。二是部门林立,互相推诿,拖拉误事。三是会议和文件成灾,严重脱离实际。四是加重了财政负担,减少了经济文化事业投资,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高党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列宁在1922年11月22日《给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信中指出:“在最近的几年内,最重要的迫切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改进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官僚主义和减少非生产开支”。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2页)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列宁在其他著作中也多有论述。
建立责任制,提高工作效率
列宁认为,克服拖拉作风、官僚主义和各种混乱现象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建立个人负责制。他在致斯维捷尔斯基等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的信中说,对工农检查院要“立即着手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把8,000压缩到2,000,提高质量;认真研究规范化问题等等)”。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38页)“要极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苏维埃职务的人对执行一定的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9页)
建立责任制,目的在于提高工作效率。列宁认为,只有具有了高效能的国家机关,在经济文化方面我们才能够以其他国家梦想不到的速度赶上它们。因此,“提高工作质量对于工农政权和我国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8页)
把工作重心放在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上
列宁认为,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必须从公文和会议的泥潭中摆脱出来,把工作重心转到挑选人材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上。列宁在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瞿鲁巴的信中说:“在我看来,主要的是把工作重心从草拟指示和命令(在这方面我们愚蠢到了痴呆的地步)转到挑选人材和检查执行情况上。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36卷第588页)通过检查督促,保证苏维埃政策法令的实施,同时还可以发现人材。只有发现“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把我们的指令(好指令,坏指令,反正都是一样)由肮脏的废纸变为生动的实践——关键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列宁曾多次指示各部门,必须把检查执行情况,检查工作的实际效果,当做基本的和重要的任务。
改进组织,重新整编队伍
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重心由战争转到经济文化建设上来。大批共产党员被派往经济单位工作。他们无疑是出色的革命者,但是,他们不懂经济,不懂管理,不会做生意。因此,必须加紧学习,学会管理经济。列宁说:“用审查人员和检查实际工作的办法与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泥潭作斗争;毫不留情地赶走多余的官员,减缩编制,免去不认真学习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的职务——这应该是各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方针。”(《列宁全集》第35卷第545页)列宁一再指出:为了适应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建我们的整个组织,不要使没有商业经验的人们来领导商业企业”,要“相应地重新整编队伍”。(《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5、197页)只有把那些有管理能力的、非常关心经济振兴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人材选拔上来,才能搞好经济文化建设。而搞好经济文化建设,才能使工农群众获得实际的利益。“不然那些想在新基础上建设新生活的工人农民就不会信任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挑选人材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是当时“全部工作的关键”。(以上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8——273页)
减少非生产开支
减少行政经费支出,是厉行节约的重要部分。列宁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说:“还有许许多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办法就是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具性的机构”一律撤销。(《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0页)
精简机构,要克服一切阻力
精简机构,改善国家机关,在当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列宁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夺取政权后,不断地改善国家机关,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他说:“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列宁在生前最后的一个时期里,特别关心改善国家机关问题。他说,关于国家机构问题,“是我特别关心的”(《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5页)。他的最后两篇著作——《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还有《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个著名遗嘱,都主要是讲改善党和国家机关问题的。
然而,精简机构,改善机关,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困难主要来自因循守旧的思想和习惯。当时有些人对国家机关存在的种种弊端熟视无睹,反对旨在改善国家机关的变革,说什么进行改革“只会造成混乱”,“耽误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还有一些人,连对于改革办公形式、公文程式,都缩手缩脚。列宁深刻分析了人们因循守旧思想习惯的历史成因,指出,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我们“极端”革命,但是在实行微乎其微的变革时却又过分地缩手缩脚。“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既有英勇非凡的特征,也有害怕极小改变的心理。”(《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0、451页)只有坚决克服有害的因循习惯,集中精力认真研究改善机关的办法,坚定不移地做下去,才能使国家机关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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