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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02-08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第5版()
专栏:

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刘少奇
在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这几乎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不肃清与改变这种空谈主义,我党的组织和工作是不会活跃起来、开展起来的。
但我着重地指出,空谈主义不存在于支部中,不存在于那些正在公开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与汉奸斗争的同志中,而严重地存在于我党高级和中级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中。我所指的,是这些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的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谈的领导方式。因此,我特别要求各省、县、市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提高自己的警觉,特别虚心地检查自己的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在这里,我们不能容许用“空谈主义”去责骂支部与担负群众工作的同志。
我看过同志们写的一些带指示性质的文章、信件、工作报告、政治报告等,这些东西是特别长、重复、乏味,而内容非常空泛与不清楚。指示与文件的公式化、刻板化,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改正过来。或者是为着要“具体”,而把一切细小的事情毫无组织与中心地堆积起来;或者是为着“不脱离总的形势”而泛论全世界、全中国各方面的形势,玩弄许多政治名词,傲慢地咒骂一切。我常用极大的忍耐看完一篇东西,但我还不能了解这篇东西到底是说的什么问题。如果用这些东西去指导工作与教育同志,那是只能得到极坏的结果的。
在京东与保属的干部〔注〕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些干部不相信他们那样的工作情形可以把事情做好。然而我们的领导同志除开翻来复去地骂这些同志是“机会主义”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来。“机会主义”骂过了,已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新的问题又要发生。
我们说要反对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然而在许多地方这又成为佛经中的“阿弥陀佛”,把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诚心念它千遍之后,自己还没有懂得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在他那里是否也有这种东西。
常常一件活生生的事情,一个活泼泼的问题,一到这些空谈家的手里和嘴里,就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本来是很活泼有生气的同志,一经过这些空谈家的责骂和搬弄之后,就变成了象失掉灵魂和前途的人一样。
同志们!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要求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你们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你们应该特别虚心学习,把你们还没有把握没有了解清楚的问题,用各种方法去弄清楚。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与其对下面指导错了,不如少去指导还好。
我提议对下面除非有完全的必要,应少采取指示与命令的方式,多采用提议、建议与讨论的方式。绝对的东西应该少一些,多留一些回旋的余地。少去责骂下面,多去帮助下面。尤其随便宣布下面或某些同志为机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如果下面对于某些问题不了解或了解有错误,你们的任务是指正与帮助下面了解。如果下面对某些问题未注意或注意不够,你们的任务是提起他们的注意。在这里,板起教师的面孔责骂是用不着的,没有好处的。
目前我们的总任务,是准备大规模的抗日反汉奸的战争,而实现这个总任务的总策略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详细分析了目前世界与中国的形势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我们每一个同志就应该把这些详细地研究清楚。但当我们研究清楚之后,如果形势没有重大的新的变动,我们就不要在一切文件上,在各种说话中,千遍重复地来分析世界与中国的形势(现在是天天在一切事情上都分析形势,但又很少有同志真正来研究一次形势),也不要拿着“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在口头上当作“圣经”来念,而是要我们各地的同志根据各地方、各工厂、各学校、各农村、各兵营的具体特殊环境,进行当时当地的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工作。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分就各有不同。我们的同志就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
有些农村的农民还不了解民族危机的严重,他们还斤斤于自己日常的经济要求。如果我们的同志忽视这个特殊情形,到这个农村去号召农民来举行反日游行与组织救国会,那就会成为空谈。但在平津学生中这个号召就不是空谈了。实际工作总是根据各地方的特殊情形来决定的。忽视与离开各地特殊情形,一切好的决议都要变成空谈。但我们反对农村“特殊论”,因为“特殊论”认为农村根本不能有反日运动。如果农民对于日常经济要求有兴趣,我们就领导经济斗争,同时我们向农民解释目前的民族危机,经过农民的经济斗争,是可以引导农民走上民族斗争的。经济斗争与民族斗争不会是矛盾的。
我们的同志还要严重地注意工作从哪里下手?从何处开始?这也是根据各工厂、学校或农村的特殊条件与同志的能力来决定的。这里可以从办报纸开始,那里可以从组织研究会下手;这里是发动经济斗争,那里甚至只能从找人谈话、介绍书报开始。然而只要我们能确实地走了第一步,我们就可能去走第二步;切实地抓住了第一个环子,就可以过渡到另一个环子。
各地方的领导干部还要特别注意那些中心支部、中心的群众团体和有能力、有信仰、有发展前途的个别同志,给他们以更多的帮助和训练,爱护与提拔他们,这样才能依靠这些支部、这些团体、这些同志使工作开展起来。
我还要求我们的同志用一番功夫去研究党的决议和文件,去把目前的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详细研究清楚,这也是使我们的工作进入实际的第一步。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我们需要同志们真切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会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我常奇怪,为什么新的决议与策略到北方来毫没有引起同志的争论与怀疑,但这不能证明在同志中就没有问题。实际上我看到满纸拥护新策略并用新策略去骂别人的文章,却对于新策略没有任何真切的了解。很明白,这些同志是用官僚主义与空谈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决议。我们不反对而且欢迎同志们对于党的文件和决议在某种程度上的争论,及提出疑问,要求解释等。对于实际工作的争论更是容许的。只要不把这种争论又变成空谈,对于党的工作是有益处的。
为着要使我们的工作开展和进步,我们不能不反对空谈。然而我们又不要用空谈来反对空谈,用空谈的八股文章来反对空谈。而是要我们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式,要我们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
* 本文原载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第五十八期,署名K.V.。《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页—45页。
〔注〕京东与保属的干部即中国共产党冀东特委和保定特委所属的干部。

缩短建设周期 提高投资效果

第5版()
专栏:

缩短建设周期 提高投资效果
蔡宁林 吴国贤
去年以来,基本建设进一步贯彻调整方针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差的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进,建设周期过长的问题尤为突出。
与历史水平相比,建设规模等条件大体相同的同类型项目,建设工期普遍要比过去高出一倍左右,即使是那些一般应该当年见效的技术措施项目,现在也要二、三年甚至三年五载才能搞完。建设周期拉长的结果,造成投入多、产出少,甚至是投入不产出,资金占用越来越多,周转速度越来越慢。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而且严重影响到全社会资金周转速度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从而影响国民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的进程。
因此,在有效控制基建规模的同时,抓缩短建设周期,使基建投资取得最佳经济效果,是搞好经济调整,实现良性循环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认为缩短建设周期必须从建设规模的确定、项目的选择、决策到计划安排、勘察设计、组织施工、竣工验收、物资保证和管理体制以及经济立法等各个环节着手,围绕着缩短建设周期来进行。
合理确定投资规模。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看,建设周期长短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基本建设的规模。一是搞好计划的综合平衡,压缩和控制项目,使在建项目总的投资规模与国家五年计划期内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大体上相适应;二是要解决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与年度投资规模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前者过大或者后者过小,都必然会拉长建设周期。合理的建设周期,在于合理地安排和控制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使之适应年度可能完成的投资水平。年度的投资规模又如何确定呢?这里也有个从实际出发和合理数量界限问题。搞大了,当然不好,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但也并不是越小越好。目前在建大中型项目的总规模已大大压缩,在此情况下,如果年度规模太小了,反而会拉长建设周期,降低积累效果。因为建设周期与项目投资总规模成正比,与年度投资规模成反比。尤其是在目前基本建设的库存设备材料大量积压,施工队伍拿着工资而大量窝工,预算外各种资金又较多的实际情况下,在不影响国家财政平衡的前提下,我们认为适当地增加些年度投资规模,对整个国民经济是有好处的。这样做,可以缩短在建项目的建设周期以加快资金周转;可以指导预算外资金用到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上来;可以发挥积压闲置的设备、材料和施工队伍的作用。这不仅不会增加市场购买力的压力,而且有利于搞活国民经济,增加财政收入。
搞好项目决策。建设项目定得合理与否是缩短建设周期的前提,也大致决定了这个项目的投资效果,因此新上项目一定要慎之又慎,严之又严,越是重大项目越是要严格谨慎,坚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第一,要充分做好建设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今后要扎扎实实地搞好一些重大项目的“设计储备”,要提前设计年度,争取在前一个年度里,做好下一个年度拟建项目(包括重大技术改造项目)的审查论证和方案比选工作,保证设计质量,坚决杜绝那种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所谓“三边”项目。第二,所有项目除要有认真的技术可行性研究外,还必须进行严格的经济可行性论证,要进行多方案比较,坚决纠正先决策后论证、仓促上马的作法。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和决策不但要有定性的概念(这个项目重要不重要,建不建),还要有定量和定时的概念(建多大规模,什么时候建成),要讲求科学性。第三,项目在确定兴建时,要根据其工程量大小、工程技术条件、施工难度和建设资金、设备材料、协作配套条件的可能,确定合理的建设工期,作为具体安排建设计划、签订经济合同、组织施工、检查工程进度和竣工验收的依据,并建立横向和纵向的工期责任制,认真进行考核。在年度计划中,要按照规定的工期和计划进度安排好资金、材料、施工力量和协作配套,坚决改变工程建设快慢一个样、工期长短一个样、花钱多少一个样的状况。第四,一个项目如果没有合格的经过审批的设计和工程施工图纸,不能列入年度计划建设,要把好计划关。新建、扩建项目应严格执行开工报告制度,非经正式批准不得动工兴建。第五,大项目特别是联合企业要实行分期建设、分期投产、分期分段受益的办法。对在建项目要重新审查设计,对项目的建设规模、总投资、工期、主要协作配套条件和效益重新加以审定,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和不急需的内容,对那些不具备建设条件和建起来后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单项工程(分厂、车间、装置)要早下决心停建。有的项目则应进行分期建设,先集中力量建设其中部分分厂或生产装置,投产收益后自己负责建设其余的部分,改变整个大项目同时铺开、齐头并进、拖长工期、投资由国家全包到底的作法,在这方面要破一些建国初期引进的设计规范的框框。上一个项目,不要一下子搞得很大、很全、很杂,要分期建设。今后企业的发展,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主要靠企业建成投产后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由小到大地自己去滚。同时,凡在城市的项目,生活设施等要由当地政府结合城市规划统一部署,每个项目不要各搞一套,把企业办成一个“小社会”。
这里要强调提出一个问题。搞基本建设,顾名思义是为了扩大生产能力,为经济发展打好物质基础,因此基本建设计划的安排,不能就事论事,完全从眼前需要出发,而必须向前看,注意搞好与长远发展的衔接,为下一个五年计划理想速度的发展作好必要的准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基本建设也不能只是光占用资金,更要考虑如何为国家培植新的财源,为国家更多更快地提供财富。因此在投资方向上,不能把资金过多地投放到那些周期长、见效慢的项目上,应当在有重点地开发一些大型工程的同时,要有选择地加快建设一批条件好、投资少、见效快的中型工程和小型工程的技术改造。我们认为,在目前国家财政紧张、投资有限和资金周转缓慢的情况下,突出地强调这一点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正确处理好建设内部的平衡和衔接。过去搞高指标,搞“以钢为纲”,吃了不少亏。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没有各行业的协作配合和协调发展,没有内外部的衔接配套和同步建设,建成的能力也发挥不了作用;同时本行业也有一个消化吸收能力的问题。从历史经验看,往往不是国家给重点行业的投资少,而是这些行业本身的工作跟不上,前期工作没有作好就一哄而上地盲目铺摊子,往往造成重点行业重点浪费,重点工程重点浪费。
继续推行基建拨款改为贷款的办法,把投资的无偿使用改为有偿使用。银行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积极运用经济杠杆的力量,并加强建设项目的审查和监督作用。要实行区别利率和浮动贷款利率。对于拖长工期、超过预算者,加倍收利息或停止拨款。对那些确实难以赢利的工业交通项目,也要通过理论价格计算出它的收益,定出国家财政补贴的数额。
建立有关建设周期的评价和考核指标。要把基本建设资金的投入产出的效果和时间作为考核基本建设的重要指标来抓。各级计划、统计、银行等部门都要按照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办法,切实计算投资回收期,并进行检查监督。目前对基本建设完成工作量的考核,并不能促进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重视缩短建设周期,相反造成建筑企业包揽工程过多,半拉子工程增多。要建立面向最终成果的考核指标。
整顿建设秩序,建立经济责任制。一是现行的设计概预算编制的办法要改变。目前施工图预算由施工单位编制,极不合理,必须改由设计单位编制。积极恢复和建立设计责任制,大中型建设项目要遵循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的顺序。第二,要突出地抓一下施工管理的整顿,尽快改变目前施工企业工效低、质量差、事故多、浪费大的状况。第三,今后建设项目要在比较准确的预算基础上,投资由拨款改贷款,交乙方包干使用,实行自负盈亏,包工,包料,包造价,包工期,包质量。建立各个环节的以缩短建设工期为主要目标的权、责、利、效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这是缩短建设周期、提高投资效果的根本出路。

义和团“扶清”口号的两重含义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义和团“扶清”口号的两重含义
李文海
发生在1900年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曾经提出过一个政治口号,叫做“扶清灭洋”。对于这个口号中“扶清”二字的含义,以往史学界一般都把它解释为扶持清政府之意。对“扶清”口号的评价众说纷纭。有的著作称赞“‘扶清’是有策略意义的口号,义和团只有提出‘扶清’的口号,才能进入天津、北京对‘洋人’直接作战”。有的论著则批评这个口号“麻痹着群众对清王朝的警惕,消磨着群众反封建的思想”,“实际上正好是在宣扬一条不但不反封建、而且还保护封建的道路”。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其立论的出发点都认为“扶清”的“清”就是指清政府或清王朝。
然而,历史的实际要比这复杂一些。在当时,“清”字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朝廷、政府;另一是指大清国,即中国。义和团提出的“扶清”,在相当多的场合,至少是在运动的前期,更主要的是指“扶助中国”的意思。
现在列举一些材料。
有一个义和团运动的目击者,在这个运动被镇压下去的次年,曾回忆说:“光绪二十五年冬,山东境内义和拳匪,因仇教蜂起。及二十六年春,乃流入天津,以保清灭洋为名,朝野上下,多深信之。喜相告曰:‘扫平洋人,扶持中国,在此一举,今而后,海内肃清,升平有日矣’。”(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这里的“扫平洋人,扶持中国”,显然就是“保清灭洋”的注脚,而“清”字是作“中国”解的。
有一张义和团的告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万神兵,教传义和团神会。特借人力扶保中华,逐去外洋”。这里的“扶保中华,逐去外洋”,自然也就是“扶清灭洋”之意。
另一张义和团的告白,张贴时间为1900年5月28日,中间有这样的话:“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义和团》(四)149页)这里所说的“中原”,并不是指中原地区,而是泛指中国,这可从义和团的揭帖“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可以得到印证。那末,所谓“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与上面的“扶保中华,逐去外洋”,也就是同一个意思了。
现在保留下来的另一份义和团文件,即《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蓝村义和团晓谕》,在讲到“扶清灭洋”时是这样说的:
“窃有天主教,由咸丰年间,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今以上天大帝垂恩,诸神下降,赴垣设立坛场,神传教习子弟,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否极泰来之兆也”。(同上书,148页)因为“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现在就要反过来:“扶保中华,逐去外洋”,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而且这里提到的国家、社稷、农夫、村坊,其内容比单纯地讲朝廷和政府,显然要广大、丰富得多,实际上指的是我们的祖国和中华民族。
上面这些材料,大都是义和团本身对于“扶清灭洋”口号的说明。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扶清”,指的是扶持大清国,或曰中国,中原,中华。在有些地方,“扶清灭洋”也被写作“保清灭洋”、“助清灭洋”或“兴清灭洋”,但含义是差不多的。无非是说,由于过去“洋人”(这是义和团的一种笼统的说法,但实际上是指那些侵略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作恶多端,所以天或上帝的意志,要扶助、保护、振兴中国,逐灭洋人了。义和团就是执行这个天意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义和团就是实现“扶清灭洋”这个天意的物质力量。所以,不少义和团所举的旗帜往往是两面,一面是“替天行道”,一面是“扶清灭洋”。
就这个意义说,“扶清”完全是一个包含着爱国主义内容的口号。忽略这样一层内容,只从义和团同封建统治者的关系方面去分析“扶清”二字,无论如何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只是指扶助中国,根本不包括扶持清王朝的意义在内。不,不能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事实上,在相当一部分义和团的心目中,“扶清”确实是扶持朝廷的意思。特别是清政府在上谕中公开把义和团称作“义民”之后,后一种含义显然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而前一种含义越来越趋于淡薄了。一些义和团竖起了“奉旨义和神团”的旗帜,不少团坛纷纷到官府去“挂号”,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实,在当时就已经有人注意到“扶清”的两重含义了。袁昶、许景澄在1900年7月23日所上的一个著名奏折中曾这样说:
“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从何解释?谓我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载覆之德,斯可矣。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维艰,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
在袁昶、许景澄看来,所谓“扶清”,如果是出于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感恩戴德,愿意为朝廷“效力驰驱”,那是可以的;如果是指对国家能“扶危而为安”,那是不行的,不允许的。如果人民可以撇开封建统治者而自己去扶持国家的危厄,那末,人民也随时可以把国家的统治权从封建阶级手里夺过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幅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义和团的“扶清”口号,便竭力渲染扶助朝廷这一方面的内容。张之洞、刘坤一等在一个电文中说:“旗书扶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临榆县令俞良臣在接到清廷关于“约束拳众”的上谕后,立即向团民宣布:“尔等自谓扶清,今煌煌圣谕,尔等能不谨遵?”(《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67页)他们都把“扶清”解释为扶助朝廷,同时又都以此作为约束义和团不准逾越封建统治秩序的一个法宝。
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有意引导以外,“扶清”口号两重含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要从义和团本身去找到解释。长期以来,封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国家、朝廷、君主合而为一。按照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爱国必须忠君,忠君就是爱国。人们根本就“不知国家与皇室之区别”。义和团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无力冲破封建意识形态的束缚。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到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才第一次提出这样的命题:“如不忍中国之亡,必自辨朝廷与国家之区别始。”(沈翔云:《复张之洞书》)那末,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当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帝国主义的时候,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一时分辨不清国家与朝廷的区别,有时强调扶助中华,有时强调扶持朝廷,难道不是完全可以从历史条件中找到合理说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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