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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02-25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怀范文澜同志——往事漫忆

第5版()
专栏:

怀范文澜同志
——往事漫忆
曹靖华
常言说:“日月如梭,韶光似箭。”范文澜同志离开我们,不觉已经整整十年了。这期间,他的恳挚的音容笑貌,时时涌现我的心头:他是我风雨与共的同志啊!
当年啊,国民党反动派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封锁之严,正如鲁迅所比喻的“比罐头盒子还要严密”。那时象我这所谓“是非之人”,从那所谓“是非之国”回来,天地之大,实无容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仲沄(注)同志却不避艰险,毅然敢于把我引进大学讲堂,其胆识,确实不凡,非独我个人铭感而已。
当时,杀人魔王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任北平伪宪兵三团团长。那时谁要落入宪兵三团的门,极少能活着出来的。当年回国前,我原定先到上海,谁知海参崴、上海之间无船,只得乘一只运木料的英国船,到了天津,随后到了北京。到北京后,就既来之,则安之吧,先停下来再说。朋友们马上给我起了一个封建意味极浓的雅名——张敬斋,并通过私人关系,把我安置到现在的小汤山疗养院。当年这里是什么“国务总理”的庄园,是“禁地”,一般人连门也不能入的。大门内,沿湖的西边向北不远的岛上,有一座石砌的小楼,那就是阔人庄园的“别墅”了。一切陈设,对我这乞丐说来,真是人间“天堂”了。
“好景不长”。我进这“天堂”不到三天,就遭到日本军国主义飞机的轰炸。这一炸,就又把我炸回城了。事后得知:抗日部队的吉鸿昌和我同时到了小汤山,因为吉鸿昌不但抗日,而且加入了共产党,所以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眼中钉,就派飞机追踪轰炸。而我却“适逢其会”,碰上了。这就使鲁迅先生“殊出意料之外”了。他在那年十月二十一夜来信说:
“……早先有人来沪,告诉我(他知道)郑君(指郑振铎)寄款已收到,但久未得兄来信,颇疑生病,现今知道我所猜的并不错,而在汤山所迂,则殊出意料之外,幸今一切都已平安,甚慰。……”
信中说的“生病”,是当年白色恐怖下的代用语,实指被捕等事。“汤山”,即小汤山,解放前,历代归有权势者所占有。园内有一座唯一的两层楼的别墅,十分精雅,现颓垣残壁,遗迹犹存。解放后,该园成了“小汤山疗养院”。当年华北地区人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准亡国奴”。长期间,广大人民口头上流传着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准亡国奴”的心目中,饱尝过“准亡国奴”苦味的人,对这句歌词的含意,不能不特别感到痛切了。
炸弹把我从小汤山一赶回城,仲沄首先来看我,一见面,他就满心狂喜地说:
“恭喜!恭喜!真是大喜事!从鬼子的炸弹下,全家活着回来了,难得,难得!万幸,万幸!闲话少说,上我那里去教书吧!……”
我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四顾茫然,简直是在作梦。那时,他刚刚接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在血淋淋的白色恐怖下,即便是“道义之交”,一听到我这“是非之人”,从“是非之国”的红色苏维埃国家回来,都避之唯恐不及,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避我,还敢请我去教书。我狼狈万状地回谢说:
“象我这样的人,连门都不能出,怎么还能去登台教书呢!”
他不待我说毕,就把我的话打断说:
“没关系!你出国久了,名字虽有人知道,可是名字和面貌,却很少有人能对起来。社会上都还以为你在国外没回来呢。你换个名字,我知道,你知道,保险什么人也不知道,你尽管教你的书好了……”
这样,我反复考虑之后,就把中学毕业后早就废弃了的,谁也想不到的旧名字再起用起来,到女子文理学院教书去了。有时碰到这样的事:课间休息时,个别同学偶然谈及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偶尔涉及我的译作和名字,却不知道对谈者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学孟老夫子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金蝉脱壳似的,含糊其词地摆脱了。
二次回国后的第一个元宵节,仲沄兴致勃勃地亲往东安市场,选购了一对极精致的小红灯笼,送给我五岁的孩子。我把它挂到我书房中间天花板的吊灯下,一直到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入城,我弃家离平时,还依然挂在那儿。那对小红灯笼啊,不禁勾起我一句古语:“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仲沄一生,就具着这颗赤子之心的!
不久,仲沄替地下党转款,他的地下党员的身份暴露,被捕了。最初我认为原因是请我教书,故我即离家逃避。后来才知道是因替党转款而被捕。出狱后,他离职赴河南确山工作,后来由确山直赴革命圣地延安,而我和全家也于“七七”事变爆发,仓卒离开沦陷的北平。
我全家和仲沄家一分手就是十几年。这期间,每一想起仲沄,就不由得用《长相思》的调子哼道:
千重山
万重山,
千万重山隔不断,
唯有他思恋……
别后,我曾收到他托人从延安带来的问候与短笺。解放前夕,他到了石家庄一带,有一次遇便人来北京,就匆匆忙忙从报头撕下一片空白纸,写着“问靖华全家好”。这小小的纸片,正是报春的燕子啊。历尽“寒凝大地”的国民党严酷统治的我和全国人民,是多么热切地盼望人民的春天立即来临啊。待到我们再度相逢时,已是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北京真正的“大地回春”了。我们彼此都两鬓斑白,白发红心,精神倍加昂奋了……
仲沄治学态度严谨,待人宽厚恳挚,自奉却异常俭约。工作之余,我们常常全家到公园畅叙,或到戏院看戏,那时的戏院,也是聊天的场所。他原籍浙江,可是他没有回过原籍。他先辈在河南工作,所以他长期生活、工作在河南。对河南风土人情等等,总挂在嘴边,念念不忘。他有专用车,可是不喜欢用,时常乘公共汽车到我家聊天。后来有段时间,他迁到北太平庄,相距远了,但彼此的心啊,却贴得更紧了。常常不是我出城访他,就是他进城访我。须知心心相印的同志谈天,是人生难得的快事啊!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中断了联系。后来听说仲沄身体不舒,那时保健医疗关系被取消了,他不愿意用被指为特殊化的专车,偶尔得病,只能拖着病体步行到附近的医院就诊。排队、就诊、取药,也就是老病号常引以为苦的“三长一短”,耗去大半天时间和精力,取了点治感冒的普通药回家。有一回听说他患肺炎,后来又听说他住院了。我想既然住进医院,就会得到治疗,会慢慢好起来。果然不出我所料,仲沄病情好转了,而且很快也就出院了。
一天我工作单位的工宣队突然通知我,要我进城,“全家参加范文澜同志的葬仪”。这真是晴天霹雳。我这才知道,当年在凄风苦雨中,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刀光剑影里,第一个敢于把我引进大学课堂的仲?V同志,长期间,我们两家休戚与共,痛痒相关,携手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搏斗的仲沄同志,离开我们长逝了!
我和全家来到仲沄家,那小小的院落里,仅仅一排几间北房,简朴的客室又兼工作室里,坐满了客人。臂上的黑纱,一双双满含热泪的眼睛,低沉的说话声,顿然使我肝胆俱裂,泣不成声。我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来到仲沄的卧室……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
仲沄惜时如金,从来不肯住医院,有一次,他因病住院,但旋即又出院了。我一见面,就大吃一惊:
“怎么不等巩固就出院了,危险呀……”
他没待我说毕,就抢着说:
“医院好,可是住不惯,索性出来写东西吧,时不我待呀!”
接着他就谈他的写作计划,并述说了毛主席的话,大意说,你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等等,不管别人看法如何,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看法写下去……他兴奋异常,就迫不及待地毅然出院工作了。
我急忙劝道:“危险呀,健康巩固之后再出院呀。没有健康,什么都谈不上了……”
有关同志告诉我,这次仲沄不待病情稳定就急着出院了,就在出院的当夜,病情突起变化,接着就去世了……书桌上依然整整齐齐放着未完成的遗稿……
我们乘车到医院向仲沄同志的遗体告别。那时正是“四人帮”逞霸时期,医院大概一切从简吧。只见仲沄平静地躺在一只匣子里,匣子直然放在地上,想必就要起灵了。没有鲜花,没有花圈……仲沄紧闭双目,仿佛入睡了……
由八宝山回来后,才有人告诉我,仲沄这次生病前,曾步行来访我。但因为政治运动,好久没来,把门牌号数忘了,在我家附近徘徊了好久,没有找到。最后,满怀惆怅地回去了。这也流露着他的书生气,向附近邻居一问便可打听出来,可见书生都怕开口。这就成了我们永世的诀别。
范文澜同志离开我们十年了。我的存书,从抗战胜利后搬了五次家,又加上文化大革命运动,书几乎全失,可是他的《中国近代史》,长期来,在任何艰险情况下,都不离身旁。书的内封上,仲沄用毛笔题着:“靖华兄指正”,下款是“文澜”。人去物存,对之不禁怆然泪下。
范文澜同志忠心耿耿,对人民,对党是有贡献的。纸张寿于金石,仲沄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著作,在读者中间广泛流传着。倘仲沄地下有知,当亦欣然瞑目矣!
(注)仲沄,文澜同志的字。当年来往时,
均依惯例,不称名而直称字,以示
亲切。

读曹操遗诏有感

第5版()
专栏:

读曹操遗诏有感
拾风
在改编郭老的话剧《蔡文姬》为昆剧的工作中,接触了有关曹操的史料,对此公也有了新的认识。
陆机在《吊魏武帝文》里转引的曹操遗诏,有这样三两句话:“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愤怒,大过失,不当效也。”读了颇为欣赏。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没有一点寄望于未来的事业心,要做到这点也难。“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孟德确有值得称道之处。
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法治观念一向缺乏。郑子产即使把法令铸在鼎上,又有屁用?谁拥有权力地位,谁都可以立法、乱法、枉法,谁都可以凭个人意气、爱憎办事,为所欲为。“王赫斯怒”,“一怒而要天下”,不是被用颂扬的语气写进典籍么!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官儿、小民,平白无辜地在圣君权相一怒之下掉了脑袋,然而,
“圣上英明,臣罪当诛”,赐死前还要“谢主隆恩”,山呼“万岁”的。《蔡文姬》里曹操轻信谗言,一时激愤,董祀就险遭杀身之祸。君相如此,家长、严师何尝不然。“天地君亲师”,从来就是权势的代表。《红楼梦》中的贾政,一怒把宝玉打得皮开肉绽;《西厢记》中的崔老夫人,可能平时缺少体质锻炼,气力不佳,虽然也拷打了一阵红娘,红娘伤势并不那么严重。红娘还有点反抗性,没有做到因为自己打得轻了而“泣杖”一番,也可能为了这个,她只能写进传奇,不象“孝分泣杖”故事那样为教育青年的“样板”,在旧中国“流芳百世”!
这种种说明,上面的“小愤怒”落实到下面,大则杀头,小也要付出血肉代价的。然而,权力即法律,也是真理,上面总是不会错的。皇帝“下诏罪己”,无非表面文章,“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却是实情。贾政和崔相国夫人都不曾留下什么遗书向受屈的宝玉先生、红娘女士认过错,倒是这位曹操,一千七百多年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竟然能在临死时严肃认真地回顾了一生,一分为二地总结自己的优缺点,而且在儿辈面前坦白承认自己的错误,告诫后人“不当效也”。这是需要拿出很大的勇气的。
正为难能,所以可贵。尽管由于阶级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曹操的检讨并不深刻,但又何必苛求,他生也早,到底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而况不少学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今人,未必就肯敢用这精神武器解剖自己。因而,我也就把这份珍贵的史料揉进了改编后的昆剧《蔡文姬》里去,作为“为曹操翻案”的补充。

怒向刀丛觅小诗——读《天安门诗抄》

第5版()
专栏:

怒向刀丛觅小诗
——读《天安门诗抄》
苏金伞读着这本诗集,有时使我激愤,有时使我痛苦,象一把一把利剑,在我的心上倏忽起舞。剑上淌着血,闪着愤怒的眼睛;同时又是满天飞火,涌出阵阵长虹。从这些诗里可以看出,中国再也不会作奴隶;从这些诗里可以看出,整个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谁能相信:一刻之内万树花开?谁能相信: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转眼盖满了世界?这些诗句,曾在千百万人面前朗诵,又被千百万人传抄。朗诵者是在准备慷慨就义,对周总理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恨,一口呼尽,死而无悔!传抄者保存这些诗,就象当年红军撤走后,老区的赤卫队员,不惜生命埋藏宝贵的枪枝。有的因抄一首诗被追捕,有的则被投入监狱。现在这本诗集能以出版,说明恐怖力量已经覆灭。就象老红军又打回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东湖春早

第5版()
专栏:

东湖春早
李格非人人都说东湖好,东湖今年春更早。万里冰封一解冻,先放春光上柳条。杨柳含烟喜相迎,盛会捷报出天京。万户千门歌四化,百家科学竞长征。征服声光能热电,调动草木与鱼虫。万象驱遣为我用,争当科学主人公。学人何啻千千万?沥血呕心教学难。园丁心是一团火,丹火燃尽薪自传。学文学语我无成,犹抱陈编误后生。愿乞东风化腐朽,万象日新我日新。

新型“毒药”——噪声

第5版()
专栏:知识小谈

新型“毒药”——噪声
方丹群
一天,有个医生在一位八十二岁的病人的左耳道深处发现一个小棉球,这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呢?老人苦苦地思索,忽然想起原来这是三十二年前在他治疗中耳炎的时候忘记取出的。医生立刻对病人进行听力检查,结果发现这个老人左耳的听力比右耳好得多。这个重要的发现,说明人年老后不一定非聋不可,而日常生活中的噪声却可能是老年耳聋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家们为此特地组织考察队,来到偏僻的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由于那里没有轰隆的工厂,也没有喧嚣的汽车,结果发现,在那安静的环境里,不仅没有老年性耳聋,而且没有高血压和冠心病。
高血压和冠心病,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竟然与噪声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经过科学工作者深入研究发现,原来噪声能使人的交感神经紧张,末梢血管收缩,心动过速,血压变化,心电图异常。有的高噪声车间,高血压发病率比无声车间高好几倍;有的机器每分钟冲击一百四十次,工人的心跳也“同步”为每分钟一百四十次。有的城市,噪声逐年增高,心血管疾病也逐年增多。
在高噪声车间里,噪声性耳聋的发病率有时可达百分之五、六十,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俗话说,十铆九聋,其实是十个铆工十个聋。高噪声会引起头痛、脑胀、昏晕、失眠、多梦、疲乏无力、记忆力衰退。有人计算过,不同程度的噪声会使劳动生产率降低百分之十到五十!
极强噪声的危害更是骇人听闻。它能使人的听觉器官发生急性外伤,并使整个机体受到严重损伤,引起耳膜破裂出血、双耳完全变聋,语言紊乱,神志不清,脑震荡,休克,甚至死亡。有人说,噪声是一种致人死命的慢性毒素,看来这个说法不算过分。
超强噪声还给建筑物带来灾难。它可以使墙震裂,瓦震落,玻璃震碎,烟囱倒塌。甚至使钢结构产生“声疲劳”而损坏。火箭发出的极强噪声引起振动,会使导弹和飞船产生大幅度偏离,从而导致发射失败。噪声的危害如此严重,难怪有些国家把它列为公害之首。
为了战胜噪声,五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大力开展了噪声控制的研究工作,一门新的科学技术领域——噪声控制学便应运而生了。人们用科学逐渐战胜了“声老虎”。那污染面远达一、二十里的钢厂和电厂排气噪声,只要加上一个消声器,周围就听不到声音了;那震耳欲聋的球磨机,装上隔声罩,对面说话清晰可闻;那扰得居民彻夜不眠的鼓风机站,经过消声、吸声、隔声综合治理,四周环境竟象农村深夜一样安静;钢板经过减震处理,即使敲击也毫无声响;工人们在嘈杂的车间,如果戴上防声耳塞,仿佛换了一个天地。
噪声与四个现代化密切相关,噪声污染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之一。让我们共同努力,消灭这新型“毒药”——噪声吧!

“同意宰杀”

第5版()
专栏:闻者足戒

“同意宰杀”
黄理春
某生产队要把一头不能役使的耕牛卖给食品厂。副队长到了食品厂,那里的人说:“宰耕牛要公社书记批。”副队长又到公社去。
书记正在灯下和公社办公室主任下棋,他的“马”被对方的“车”逼得无路可走。副队长走过去,边递上卖牛证明边说:“我们队一头老牛快死了,想把它卖给食品厂。”书记心烦意乱地回答:“我的马都靠不住了,还管得了你的牛?明天再来吧!”副队长只好回去。
当天晚上,那头牛死了。干部社员们合计:过了年就要大闹春耕,缺头耕牛要误时节,要买队里又缺资金;眼下农活也不多,干脆派几个人到城里做十天半月临时工。
第二天收工后,副队长拿着大队开的证明去公社。书记正好又在陪着县里下来检查生产的副主任喝酒,他见副队长来了,忙说:“我同意,我同意。”他拿过笔就在副队长递过来的证明上沙沙地批了几个字,并叫在一起喝酒的办公室主任盖了公章。
副队长回去后,生产队组织了八个泥瓦匠,到县屠宰场去做临时工。屠宰场负责人看到证明上公社党委书记批的“同意宰杀”四个大字时,不觉吃了一惊。当副队长讲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在场的人无不痛斥“官僚主义误杀人”。

收发式主任

第5版()
专栏:

收发式主任
丁 聪画 易和元诗
阁下大才真不差,
批阅公文是专家,
一天办公两件事:
收收发发收收发。
大事上级作指示,
小事下级具体抓;
有的干脆往外转,
有的作废画叉叉。
保险柜里把官作,
悠然自得谁不夸。
更喜贵体多康泰,
心跳正好六十八!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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