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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02-23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2版()
专栏: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扬
这次广东召开文学创作座谈会,感谢同志们盛情地邀请我来参加。我预祝广东的文艺工作取得新的更多的成就。同志们要我讲话,现在就讲一点意见,请大家指教。
我谈谈下面这样几个问题。
一、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现在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宏伟的任务。这是经济、技术领域的一场大革命,也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大革命。
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怎样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并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也转移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建设上来呢?我们的文艺怎样去反映新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怎样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喜群众之所喜,怒群众之所怒,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新的问题呢?怎样深刻地反映我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勇敢地揭露这一斗争进程中的各种矛盾,激励人民同心同德地夺取“新长征”的胜利呢?为了实现这样的任务,我们首先要清除基地,扫清道路,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和帮派残余,大力革除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各种旧思想、旧作风,特别是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其中包括对任何个人的迷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因为个人迷信和科学社会主义,和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绝对不能相容。迷信和正确的信仰完全是两回事。人民根据他们自己的切身经验和感情,信仰和爱戴自己的领袖,是合情合理的,决不是什么迷信。我们应该珍惜和尊重这种情感。至于林彪、“四人帮”大搞“个人迷信”,他们并不是真正爱戴和信仰毛主席,只不过是欺骗群众、蛊惑群众,制造对他们自己的个人迷信,以便他们篡党夺权的一种最险恶的阴谋手段罢了。
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正在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发扬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将它列入宪法,作为人民基本权利之一。天安门事件得到了平反,伟大的“四五”运动被公认为“五四”运动在我国历史曲折的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文艺黑线”论被推倒了。许多冤案、错案、假案得到了纠正和昭雪。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都正在恢复和发扬。正气正得到伸张,邪气正在被压倒。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正在蒸蒸日上。革命的外交路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世界的大事。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的大门,已经打开。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们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是一个根本的方向,是我们必须坚持、不能动摇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工农兵群众服务呢?是简单背诵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呢,还是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新的实际情况来认识它,运用它和发展它呢?必须看到我们今天的情况,不但和延安时期,而且和建国初期都大不相同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我们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变革,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复杂曲折的异常激烈的斗争,经历了胜利和前进的喜悦,也经历了挫败和倒退的痛苦。我们的文艺作品怎样正确地而又有力地来反映这些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我们的服务对象,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都空前地提高了。许多青年工人、学生、解放军战士和革命干部,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中演了最活跃的光荣的角色。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是和体力劳动者并肩作战的战友,已成为整个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服务对象的变化是多么大呵。我们的文艺作品怎样才能真实地表达所有这些服务对象的新的思想和情绪,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精神需要呢?我们的文艺为之服务的对象,同时也开始成为我们文艺的主体。当我们的文艺真正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工农兵群众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时候,就真正称得起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了。
全国解放以前,是民主革命时期。那时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抗战服务,为解放战争服务,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主要的就不是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当然,“三十年代”以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从广义上说,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因为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只是那时文艺描写的对象是民族民主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理想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而开国以后,社会主义已经不只是理想,而是逐步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就成了当前文学艺术的首要任务。
要表现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首先要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斗争中去体验它、观察它、思索它,熟悉和描写各种新人新事。这比之表现民主革命,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毛泽东同志胜利地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且正确地总结了它的经验。实践已经证明这些经验是正确的,有些经验并具有世界的意义。许多作者亲身经历了这一革命的胜利过程。但表现社会主义就不同了。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为我们制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绩,但社会主义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有正确的和成功的经验,也有错误的和失败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干扰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确实很好,前途是光明的。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是非常之多的,生活中有不少令人痛心的消极的现象。有些人就在这种现象面前,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和怀疑。为什么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蜕化为修正主义?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林彪、“四人帮”?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还不如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经常受到破坏?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能不能战胜,什么时候才能战胜资本主义?类似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在一些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盘旋。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应该回避这些问题,而应该正确地来回答这些问题,帮助人们正确地、从历史的发展中来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克服各种糊涂观念和不健康的情绪。比较是研究问题的一个良好的方法。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要只看到它的今天,而要看到它的过去和未来。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无数的纷争和多次的复辟,但终竟没有退回到黑暗的中世纪去。历史是曲折前进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一时的、局部的后退,但总的趋势是滚滚向前,无可阻挡的。从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现在还只有六、七十年的时间,比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连十分之一的时间还不到。在这个时间内,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出现了林彪、“四人帮”,从整个历史看,都只是一时的倒退现象。世界革命的潮流,社会主义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我们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要悲观。但是我们如果只从光明的方面来看问题,看不到困难,看不到可能遇到的曲折和后退,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阴暗面;看不到在象中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官僚主义的习气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都根深蒂固,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将会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经受多么巨大的痛苦,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看不到二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教训是深刻的,沉重的;如果看不到这些,盲目乐观,那也是不对的。我们决不能把搞社会主义看成轻而易举的事。我们要有勇气正视困难,克服困难,而不是在困难面前唉声叹气,无所作为。我们也要有勇气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而不是掩盖错误,文过饰非。我们不是空想的感伤的社会主义者,而是科学社会主义者。我们要实事求是,要作敢于正视现实的革命现实主义者。
我们的作家要正确地表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就要认真地、全面地研究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也要研究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国际歌》是第一首伟大的无产阶级歌曲,但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却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后才开始的。一九○五年以后,列宁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高尔基写了《母亲》,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石。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而资本主义文学艺术却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虽然它已经趋向没落,比起社会主义文学来,是正在衰亡着的东西,但它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和它所达到的熟练程度,在某些方面来说,要比无产阶级文艺更丰富,更高明。它们中间的一些具有进步内容的作品以及它们的某些艺术技巧,也还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我国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翼。它是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为指导,以十月革命的苏联文学为榜样,是密切地配合我国当时的革命斗争的。它们引导许多对现实不满,倾向进步的青年走向革命,这是真正革命的文学。美国称他们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是“红色的三十年代”,台湾反动当局曾把某些暴露当地黑暗的所谓“乡土文学”称为“三十年代文学的幽灵”,可见“三十年代”是一个代表革命而不是代表反动的名词。林彪、“四人帮”污蔑“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只能证明他们自己的反动。我国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是以伟大的鲁迅为盟主,为旗帜的。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鲁迅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并对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作了正确的估计,既充分肯定它的成绩,又指出了它的错误、缺点。我们不要怕人家批评“三十年代”,那时我们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不同程度地受过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当时正值革命大转折的时期,左翼文学还处于幼年时代,有缺点、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文学毕竟是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而不只是某一政治路线的传声筒,虽然有一些作家的创作不能不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不管这种路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更多地还是反映作家自己头脑中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他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不能完全归咎于错误路线,因而也不能把任何错误都提到路线的高度。
林彪、“四人帮”诬蔑从三十年代到开国十七年的革命文艺贯串一条所谓“文艺黑线”,而且“又粗又长”,是“文艺黑线专政”。这种种诬蔑诽谤之词,早已被文艺界同志们批驳得体无完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七年中并不存在一条什么“文艺黑线”,已被实践所证明。开国十七年,我们的文艺工作一直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是努力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的,虽然在工作中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有过“左”的或右的偏差。但是我们从没有执行过一条与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相对立的路线。三十年代,我们党内发生了错误路线,文艺也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党就是在不断地经受正确和错误路线斗争的艰难过程中发展和前进的。文艺战线也是这样。承认文艺工作某些时候受过错误路线的影响又有什么奇怪呢?
林彪、“四人帮”,及其同谋者,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推行了一条极其反动的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但那也只是一时的乌云,现在乌云已经驱散,阳光开始重回大地了。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来研究和总结我们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帮助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更好地前进。
要正确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地投身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观察、体验和描写这场火热的轰轰烈烈的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又是一场科学、技术的伟大革命。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既要继续深入群众,又要和群众一起学习新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以便获得新的科学知识来描写人民的新的生活实践,新的智慧和毅力。只有投身于这种新的社会实践中,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获得新的内容和新的技巧,使我们的文艺焕发新的光彩。艺术和科学相得益彰,这是四个现代化对革命文艺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需要,这也是共产主义文艺的理想。当然,文艺为新时期总任务服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并不是要我们去直接描写科学技术,而是要描写新时期人们思想感情的新变化、新风貌,新的生活和新的斗争。同时,文艺的题材还是多样化的,要动员多种多样的题材为共同的目标服务。
二、歌颂和暴露的问题
文艺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又是对于各种生活现象的评判。作者对于他所反映的事物,总要表示自己的态度,或是赞成,或是反对,或是歌颂,或是暴露。不表示态度实际也是一种态度。归根结底,总是有一定倾向性,不过有的明显,有的不那么明显罢了。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莫不如此。《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民间诗歌。《诗经》的内容,照古人的解释,无非“美”和“刺”。“美”就是歌颂,“刺”就是暴露。
社会主义文学,从不掩饰它的倾向性,它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旗帜鲜明的。这也正是它的党性的表现。但是这种倾向性,无论表现为歌颂还是暴露,都不能违背生活的真实。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这个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党性是一致的。
在文学中,无论古今中外,都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两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两者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就表现手法来说,在作品中有时是现实主义占主导,有时是浪漫主义占主导,有时是两者乳水交融,浑然一体。这种情况,不但同各个作家、艺术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和风格有关,也同他们所选取的题材和体裁有关。就思想内容来说,无论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都有积极和消极、前进和后退的分化。现实主义可以演变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表面上强调纯客观,实际上并不客观,只是对现实主义的歪曲。浪漫主义可以演变为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相反,只强调纯主观,不顾客观实际,单凭主观的幻想和华美的形式,它同自然主义殊途而同归,都是违反现实主义的正道的。
我们不是一般地提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是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提倡两者的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究竟怎样结合呢?两者中究竟以何者为主导呢?应该根据作家的创作个性、风格和他所描写的对象而有所不同。不应当也不可能规定一个固定公式,下一个固定的定义。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决不会按公式或定义去写作的。总之,要遵从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从现实生活出发,观察、研究现实,既要忠实于现实,又不局限于片面的、琐屑的现象,而是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把革命理想溶合于现实主义的描写之中。毛主席所讲的革命浪漫主义,就是革命理想主义的意思。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也就是列宁所提倡的求实精神和革命气概相结合。
既然社会主义文学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那末歌颂工农兵,歌颂革命人民中的英雄人物,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区别于旧时代的一切文学的显著特征,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个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人民是我们文学的主人公。我们不歌颂人民,不歌颂人民的英雄,不歌颂人民中间的领袖人物,那还有谁更值得歌颂呢?
要塑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但不能要求把这种人物写成天生的英雄,十全十美,高大完美,没有任何缺点,没有成长过程,这样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按照“四人帮”的“三突出”公式制造出来的什么“英雄人物”,正是英雄人物的反面和丑化,只能引起读者的厌恶和嘲笑。我们的作家应当塑造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的形象,这种人物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英雄人物当然具有优秀的品质,但也可能有缺点,有一点缺点并无损于英雄人物,包括任何伟大人物在内,哪个人的身上能够没有他那个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没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呢?
在表现英雄人物的时候,如何正确地表现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以高度的无产阶级的感情来歌颂我们的领袖人物。无产阶级领袖是从人民中来的,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而不是凌驾于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上的“救世主”。我们的领袖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们最忠实、最正确、最坚决地代表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不应当把领袖当成“救世主”来歌颂,《国际歌》就表达了无产阶级只有自己救自己的伟大思想。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也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有一群人。林彪、“四人帮”一方面借口“反对写真人真事”来反对我们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另一方面又鼓吹什么“天才论”、“顶峰论”,来歪曲领袖的形象,损害人民群众对自己领袖的忠诚信仰。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满怀热情地而又实事求是地来描写和歌颂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朽的英雄们。写他们的事迹,也就是写中国革命的历史,这也是比较熟悉这些历史的年老的作家的光荣职责。
歌颂不等于不要批判。有两种批判:一种是对敌人的批判,这就是彻底暴露和无情打击;另一种是对自己人的批判,是自我批判,这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批判,对于社会主义文学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十分需要的。有歌颂就有批判,歌颂之中也必然有批判。
人们常常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这样来划分界线,似乎只有后者要批判,而前者就不要批判,似乎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要不要批判。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至少是一种误解。这只能削弱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的任务。没有批判,社会主义文学的战斗性就没有了。社会主义文学不但要批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他剥削阶级的各种敌对的思想,也要批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消极现象,各种弊端和阴暗面。当然,这种批判,应当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掌握分寸。因为我们的文艺任何时候都要有益于而不能有害于人民。但是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而不敢揭露和批评。无产阶级是不怕批评的,是经得起任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批判的,没有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革命的艺术。
社会主义文学,从来歌颂的是人民,暴露的是敌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哪些是我们最应该歌颂的人民英雄?哪些又是我们最应该暴露的敌人呢?前者是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的榜样,后者是我们应当时刻警惕的祸害。
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一些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战友,是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的英雄。他们既有无产阶级的共性,又有个人独特的个性。我们的文艺要以严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描写他们的丰功伟绩,用以向广大人民和青年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中国革命是经历了多么曲折复杂、艰难困苦的斗争,付出多少血和泪的代价,才赢得了今天的胜利,使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永远牢记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我们的文学特别要歌颂那些在各条战线上用各种方式抵制和反对林彪、“四人帮”,坚持工作和学习,坚持生产劳动,坚持科学研究,不怕打击,不怕坐牢砍头,表现出大无畏精神的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们。天安门的革命诗歌,就是“四五”英雄们以无比的革命义愤,用血泪凝成的集体创作,是光辉灿烂的政治诗篇。《于无声处》第一次把这种英雄人物搬上舞台,这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勇敢的突破,一个值得庆贺的成功。
在我们文学作品中,过去写过在战场上、在敌人法庭上、在监狱中同民族的和阶级的公开敌人作斗争的英雄,但却没有写过同那些以“共产党员”的面目,伪装“革命”,混入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各色各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作斗争的英雄。不怕抓,不怕压,敢于撕下那些坏人的假面具,这比同公开敌人斗争更复杂、更艰难,甚至也更痛苦。这需要胆略和智谋,特别需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勇气。这是一种新型的英雄主义。
我们今天所最需要暴露的敌人,又是些什么人呢?
过去的敌人是地主、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者,他们的面目是比较容易识别的。现在又出现了新的敌人,他们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总是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往往能够迷惑人,他们的面目就不那么容易识别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就要暴露这种最危险的隐蔽的敌人。
在人民内部、在革命队伍里,还有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者,他们利用职权,专横跋扈,瞒上欺下,蛮不讲理,他们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无情地加以暴露和抨击的对象。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中,还出现了象《于无声处》中的何是非那样的新叛徒。叛徒的概念也应该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象何是非那样的人,他不是在反动时代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而叛变,而是在社会主义时代,为了保官升官,争权夺利,而出卖同志,出卖灵魂,这是一种新的、更可恶、更无耻的叛徒。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难道不应该对这种人加以暴露、加以鞭挞吗?《于无声处》第一次写了大胆反抗“四人帮”的新英雄,也写了无耻投靠“四人帮”的新叛徒。这就是这个戏的重要贡献,也是它受到观众欢迎的原因。话剧《丹心谱》,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也都是写反对“四人帮”的斗争的,也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对这类作品,即使其中不免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轻率地称它们是“伤痕文学”,“感伤主义的文学”或“暴露文学”,而对之采取贬低或否定的态度是不恰当的。我们正需要有更多更好地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作品,否则我们怎么能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呢?
(未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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