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02-22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

阶级斗争再不能扩大化了
天津市武清县大王古庄公社党委书记 董怀忠
农村工作要从以政治运动为中心转向以生产为中心，一个大是大非问题要弄清楚，就是这些年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不是人为地扩大化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一伙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吹得神乎其神，玄妙莫测。谁要是坚持抓生产，就是丢“纲”忘“线”；谁要是执行政策和制度，就是“回潮”、“复辟”；哪个干部跟地富子弟说几句话，就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哪户社员多养几头猪、几只羊、几窝兔，自留地侍弄得细点，收入多一些，就被说成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抬了头”。情节轻的要进“学习班”，重的要上批斗会。一九七四年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来了一个什么“阶级关系新变化”：“老干部＝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吃过糠的要揪，扛过枪的要揪，连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劳动的队干部也不能幸免，弄得人人自危。
那个时候，我们农村干部真是想不通：一个建设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农村，反而阶级敌人越来越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那不冤枉干了一场吗？就以我们这个公社来说吧，仅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被整错了的党员干部就有一百二十多人，假案、错案、冤案成堆。这难道不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阶级斗争人为的扩大化吗？
事实上，农村中的好多问题并不是阶级斗争问题，也不是一抓阶级斗争就可以解决的。我们这个公社是个穷地方，过去年年要吃国家返销粮，林、牧、副、渔各业都不发达。穷在哪里呢？穷在自然条件差，风沙盐碱危害重。本来应当集中力量改造农业的基本生产条件，并注意发展多种经营，来积累生产建设资金。可是，这十多年，一直“抓阶级斗争新动向”，“铲资本主义旧土壤”。干部顶一下上面的瞎指挥，要挨斗；社员反映“吃粮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实际，要挨批，还说这是“阶级斗争复杂化、尖锐化的表现”。斗干部，批群众，七批八斗，耽误了时间不用说，更重要的是把干部群众斗寒心了。干部不敢抓生产，群众没心思搞生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门路被堵窄了，被限制在单抓粮食的圈子里，哪有力量来改变穷困面貌？这些年象老话所说的：“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是破棉袄”，群众的切身利益毫无增进，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先安定人心，团结群众，又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地全面发展生产，全公社连续两年增产增收。可见，我们这个穷地方的主要矛盾并不是阶级斗争问题，而是未按经济规律办事。
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基层干部乐得不得了，都感到大有盼头了。实践证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总的趋势不是越来越激烈，不是凡事都抓阶级斗争可以奏效的。今后可不能再人为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要创造一个长期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安定团结、心情舒畅的局面，让农村干部和群众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搞生产。
当然，农村中还会有极少数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这应该由政法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去解决，不要动不动就搞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至于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大量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要坚持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绝大多数干部和社员团结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编后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这些年我们搞的是些什么样的阶级斗争？谁代表无产阶级？谁代表资产阶级？搞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一个不短的时期，“阶级斗争”成为“四人帮”一伙吓人、打人的大棒，到处整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些彼此熟悉的同志相互叮咛着：“可不要在阶级斗争上犯错误啊！”有的一面工作，一面忧心忡忡：“不知什么时候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挨批！
其实，阶级斗争并不是无时不有，处处皆有，更不是什么事情都是阶级斗争。过去，把工作中的错误，意见的分歧，大量人民内部的问题，都拔到“纲”上来，当作阶级斗争来抓，今天整一批，明天又整一批，分裂了干部群众队伍，伤害了大批好人，……闹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时。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彻底纠正的时候了。纠正了，是非分清了，才能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使广大农村干部把全部心思用到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上去。这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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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打破思想僵化状态
中共江苏省句容县县委书记 王云海
最近，我到天王公社搞“五定一奖”的试点。有的大队干部开口就问：“这样做有没有根据？”他们唯恐这又是“倒退”、“走老路”，将来要挨批。有的干部表示很拥护，信心却不足，怕年初定，年底变，兑现不了。这使我感觉到，实现农村工作重心的转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加强生产责任制，首先要帮助农村基层干部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农村基层干部余悸未消，心存疑虑，是很自然的。因为林彪、“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的流毒太深了。这些年“大批资本主义”，天天批，月月批，年年批，批得干部迷迷糊糊，好象农村中不是社会主义阵地越来越巩固，而是资本主义土壤越来越扩展。久而久之，不少干部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了，形成了一套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错误框框。
一是看其大小。比如，集体养猪，百头、千头猪场，算是社会主义大发展；社员养猪，一户养一两头还可以，养三四头或者养母猪，就是发家致富，“资本主义冒尖啦”！又如搞生产建设，红旗一插，“大兵团作战”，说是热气高，干劲大，是大干社会主义；反之，几个人一组，分工干活，就是冷冷清清，似乎不是干社会主义。
二是看其穷富，“穷则革命”，“富则变修”。比如先进社队不论增产多少，年终分配一律限定一个数额，不许超过周围社队的水平。更有甚者，劳动力多、家庭副业搞得好的社员户，也要加以种种限制，担心出现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
三是看其搞粮还是搞钱。看到社员在大田里劳动，心里高兴，说是人心归田，劳力到了生产第一线；一见社员上山管树，下水捕鱼，就不大痛快，怕这是抓了
“钱”丢了“线”。总之，多年来把发展多种经营看作资本主义，把劳动好、收入多、先富起来的社员当作限制对象。有人还说这是“堵资本主义的路”，实际上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路越堵越窄了。
现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传达了，“红头文件”也下来了，基层干部还在等县委发话，县委等地委、省委点头，胆子不壮，行动迟缓，明明知道是合乎实际的东西，不敢推行；有些极左的东西，也不敢纠正，生怕弄得不好，又来一个反右倾。从这里可以看到，极左思潮的余毒远未肃清，人们还心有余悸。
最近，我们县委普遍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冬训，着重帮助他们肃清极左的流毒，让他们从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极左圈套中跳出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转移。这无疑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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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队长对工作重点转移的议论编辑同志：
最近，我碰到武威县广场公社几位生产队长，听到他们在一起议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张队长：党中央讲的工作重点转移，是针对上头各级领导和脱产干部说的，与我们这些毛毛队长关系不大。我们天天喊着生产，日日干着生产，不存在转不转的问题。
陈队长：思想得转一转呵！这些年搞运动，向我们耳朵里整天灌的是斗呵批呵，“阶级斗争”在我脑子里生了根。看见谁穿件的确良衣服，谁早上吃个荷包蛋，心里总嘀咕一下：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捞来的？几个木匠要求出去干点活，也怕他们多挣钱变修了。对这类事情，我常在会上不点名地敲打敲打……，否则，怕自己成了“猫队长”。
王队长：那几年，我也是成天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连“玻璃粉墙新式房，庄前房后私树旺，鸡多猪肥羊儿壮，家里摆着三大样”，也成了注意对象。反正我最忌讳“富”字和“钱”字，多打了粮不敢给社员多分，多收入了钱不敢让社员多花。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荒唐可笑。其实，广开些生财之道，让社员吃好、穿好、用好，把劲鼓上来，集体经济哪能发展不快？
这几位生产队长的话虽不多，却耐人寻味，希望讨论一下。甘肃省农科院 胡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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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持续干旱的实际出发，本着春旱冬抗精神
安徽以引江打井为中心大兴水利
积极开发利用长江、淮河和地下水。去冬以来开工的水利工程近四万处
新华社合肥二月十六日电 安徽省人民从本省持续干旱的实际出发，本着春旱冬抗精神，大干以引江、打井为中心的冬季农田水利建设。从去冬以来，全省开工的水利工程有三万九千多处，到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已完成一万五千处。
一九七八年春夏，安徽省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秋后，雨水继续偏少，只有正常年景同期的一半。给小麦冬灌，特别是今年春播带来严重困难。中共安徽省委针对本省过去水利建设上的弱点，决定大搞以引江、打井为中心的水利建设，开发利用长江、淮河和地下水。
去年入秋以后，在省委的直接指挥下，沿长江的和县驷马山、牛屯河、金河口等引江工程，无为县的凤凰颈临时引江工程，沿淮河的女山湖、蚌埠闸等引淮工程，先后动工。经过广大民工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现已全面建成投产。同上述工程配合，在长江、淮河、巢湖沿岸，又建成了多级翻水站一千三百多处，使江、河、湖水，穿越江淮丘陵，浇灌一千多万亩受旱的农田。从去年十二月下旬起，四万多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又冒着严寒在无为县凤凰颈开始建设永久性的大型排灌站。它建成后，将大大改变江淮地区的水利面貌，为建设安徽的现代化农业作出贡献。
地面水源不足的宿县、阜阳、滁县、徽州等地区，正千方百计地向地下要水，大打机井、砖井、土井。据去年截至十二月二十日的统计，这几个地区已打成各种井二十多万眼。目前，在北京市援皖抗旱打井队的帮助下，这些地区正掀起一个新的群众性的打井热潮。
为了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效益，安徽省委还大抓工程配套建设。在兴建引江引淮水利工程时，一边建站造闸，一边开渠挖沟，做到站、闸落成，干、支、斗、农、毛五级渠系配套，能够提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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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还是不向农村派工作队好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九七九年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还有没有必要再向农村派出工作队？记者走访了山东省的昌潍、临沂、德州等地区的一些熟悉农村工作的同志，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他们认为：今后还是不向农村派工作队好。
派工作队这个办法，是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党创造的一种领导方法。当时，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还很不健全，领导力量薄弱，群众的思想觉悟也不很高。在那种情况下，要搞好全国规模的运动，派下去大批工作队，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后来农村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社、队党组织比较健全，群众的觉悟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再不断地把大批工作队派往农村，就没有必要了。尤其是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今天，如果领导方法还是老一套，那就会给农村社、队增添很多麻烦，甚至帮倒忙。
前几年，各省市都往农村派出了大批工作队。许多工作队员同干部、社员一起，团结战斗，对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工作队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不利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派往县、社、队的工作队，进点时都宣布要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可是，进点以后，工作队的同志觉得自己是上级派来的，凡事都要求地方同志按工作队的意见办；地方党委认为自己最了解下情，应该按自己的意见办。闹矛盾扯皮，给农村工作造成许多损失。
二、往往侵犯生产队的“自主权”。工作队的队长，有科级的，有处级的，一来到社队都是“大干部”，住到一个队里，党支部就得听工作队的。但是，由于派出的干部长期蹲机关，不了解下情，不熟悉农业生产，一些同志又放不下架子向群众请教，往往下车伊始，搞瞎指挥。
三、容易使运动“扩大化”。有些工作队员带着框框进点，满眼睛都是问题，总想从政治上、经济上、作风上搞出点什么“名堂”，以搞出“问题”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工作好坏的标志。农村基层干部，工作干得多，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整一通，严重挫伤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四、参加工作队的人员，热情很高，为了把当年的生产抓上去，往往不择手段，不计成本，到处搞化肥和拖拉机，工作队员成了生产队的“采购员”。
五、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一九七八年昌潍地委派到昌邑县饮马公社的工作队共一百五十多人，其中科、局长以上干部四五十个。这么多的干部挤在一起，发挥不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年，各级党委还从农村抽调了一大批不脱产的工作队员，每人每月由国家补贴三十元左右，吃生产队的口粮，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资金，也加重了所在大队的负担。
六、近几年中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有不少工作队“随风转”。一九七三年下去的工作队搞“基本路线教育”，一九七四年搞“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批判“小生产”，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九七七年揭批“四人帮”。既然搞“运动”，就要千方百计地联系农村基层的“实际”，于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限制社队工副业等等，“土政策”满天飞。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做农村工作的同志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精兵强将下基层。与其年年派临时性的工作队，不如抽调一批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充实基层领导班子。二、撤销工作队以后，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怎么办？一是依靠当地党委解决，二是从领导机关抽出一些干部，充实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信访部门。对于一些典型的违法乱纪行为，直接派出调查组，协同当地党委调查处理。三、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调研班子，组织力量，就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经常发现工作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总结推广新鲜经验，提出关于加快工农业发展速度的意见和建议，给党委当好参谋。四、地、县委领导干部坚持蹲点，解剖麻雀，从基点队了解情况，摸索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
新华社记者 南振中（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