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02-19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围绕血统论问题的一次谈话
胡思升
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访，促膝谈心。他谈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因父母受审查，或出身不好，或者平白无故地被扣上某种帽子而牵连其子女亲属的情况颇多。话匣子一打开，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探讨，联想不少。现把谈话略加整理，供关心和负责处理这类问题的同志参考。
客人：父母有问题、有错误，是不是等于他们的子女有问题、有错误，从而要牵连子女？这个问题你怎样看法？
主人：我们是共产党，是靠科学吃饭的。我们不能搞封建统治阶级那套“一人有罪，株连九族”的作法。你刚才提到的这类问题，总的题目都是如何正确地看待血统和血缘关系的问题。
客：为什么我们的一部分同志会沾染上这种反动的血统论或血统论变种的观点呢？
主：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不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从历史上看，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不会在短短的三十年里烟消云散；从现实生活看，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刮起血统论的阴风，也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做人事工作的同志。
客：林彪有一句“名言”：“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林彪把“爹妈给的”提到决定一切的高度，否认社会实践的主导作用，就是在鼓吹血统论。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不仅把自己树为“天才”，还把自己的儿子树为“超天才”，这就非乞灵于反动的血统论不可。
主：我不懂遗传学。不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生理属性，如体型、体质等，是可以遗传的。譬如说，记忆力的强弱，听觉的灵敏度，就有先天的、即遗传的条件。但是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如思想觉悟，知识才干，是不能由父母遗传给子女的。说通俗一点，娘胎里带来的只是父母生理属性方面的某些特性；父母的阶级意识、知识才能是不能在婴儿呱呱坠地时就由爹妈赋予的。
客：你这样讲会不会给人一种印象：家庭出身对一个人没有什么影响。
主：我先讲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属性，不是娘肚子里的产物。这是为了批驳血统论观点。而一个人的品质、觉悟、知识和才能，是由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家庭在内，通过长期的灌输、培养和熏陶，由他本人在社会实践中去选择、消化吸收的结果。父母、家庭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有些子女身上还有相当深的烙印；它往往是少数人在革命征途上发生动摇、堕落、甚至叛变的一个重要根源。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否认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来选择革命道路，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革命一辈子的事实。因此，我们党历来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本人表现。
客：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父母或亲属中有敌我矛盾性质问题的人，能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本来不成为问题，但前些年也被搞混乱了。
主：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这是至理名言，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父子不同道，兄弟不同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客：我们共产党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我记得就不是无产阶级出身。
主：是啊！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介绍这位现代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的出身时写道：“（马克思的）家庭是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说得具体一点，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奇·马克思是个律师和犹太法律学家，接受过基督教洗礼，“受过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教育”。如果按照某些持有血统论观点的同志看来，马克思的这个“不是革命的”家庭是不可能出现象马克思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
客：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为马克思从事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活动，给予马克思以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协助，并曾为此忍受物质生活上的艰辛困苦，有时“家里一文钱都没有”。她也是一个背叛了她的贵族家庭出身的杰出女子。
主：可见，出身非革命家庭或剥削阶级家庭，并不一定能决定本人的政治态度和生活道路。这是一个需要对具体人作具体分析的问题，因为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在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往往可以看到，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中会分化出一部分，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客：这少数人当中，也有为无产阶级立下丰功伟绩的杰出人才。
主：周总理一九七○年有一次批判血统论的谈话，使人难忘。那一次，周总理讲了“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选择”的道理，并举了陕北的刘志丹、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以及叶挺，说他们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但他们投降了无产阶级，投身革命，成为群众的领袖。周总理当时怀着深情缅怀刘志丹同志，说：“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群众的领袖。我和他东征到清涧时，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有两个瞎子看不见，就跑到窑洞，摸他的手。这一点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刘志丹后来攻打三交牺牲了。”一九四三年，周总理亲笔为刘志丹陵题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由此可见，在为人民革命献身的同志中间，有无数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苦大仇深的同志，也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但在革命斗争烈火中锤炼成钢的同志。今天，我们也应该为一切真诚地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出力的人敞开大门，而不应该因为他们的出身或他们亲属的某种错误或问题，而歧视他们、排斥他们。
客：我还有这样一个看法：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被消灭的，但绝大多数成员是可以争取改造的，有的人还可以作出杰出的贡献。当然，也必定有顽固不化、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进坟墓的人，但这只是极少数。
主：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先进、最有气魄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就包括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客：革命总是多一点人好。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我们不应当把出身于剥削阶级或父母有问题的子女推到敌人方面去，相反，要尽可能地争取、团结他们，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何况，现在二十几岁的青年人，都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即使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是地主和资本家，他们本人并没有参加剥削，就不应该歧视他们。最近，党中央决定，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其出身一律为社员，这实际上是反对血统论的一项重大政策规定，是大得人心的。
主：还可以指出一点，血统论总是受到古今中外反动派的膜拜，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封建帝王宣扬“生而知之者，上也”，是为了要人们服从帝王世世代代的统治。江青一再鼓吹什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有女皇，是为“四人帮”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服务的。希特勒推崇种族优秀论，目的是为了在欧洲建立大日耳曼帝国。
客：“四人帮”推行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这条反革命政治纲领时，也祭起“血统论”的法宝。反革命小丑迟群就公开嚎叫：不仅要把眼睛盯住台上的走资派，而且要把眼睛盯住台下的走资派子女，即未来的走资派。按照这一逻辑，他们所谓的“走资派”也是会通过血统遗传的途径传宗接代的。他们这样叫嚷，不仅要打倒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蓄谋打击坚持走父辈革命道路的年青一代。
主：林彪、“四人帮”不仅发明了“走资派子女”，还有“黑帮子女”、“黑线人物子女”、“复辟派子女”、“还乡团子女”、“特务子女”、“叛徒子女”，等等，名目繁多。他们给很多革命同志扣上诬蔑不实之词，还要殃及他们的子女。永远去掉此类帽子，此其时矣。
客：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就有关子女的问题批判了“血统论”。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父母的“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党的政策不能落实。粉碎“四人帮”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有关子女的问题上，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国各地都得到贯彻执行，还需要作许多工作，甚至进行必要的斗争。
主：按照党的政策认真解决有关这些子女的政治待遇、就业升学、入党入团、生活安排等问题，是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力的人，其中包括出身、家庭不好而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应该有光明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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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实际出发 加快四化步伐
广西建委总工程师 翁长溥
今年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搞好这个转变，首先要转变思想，把过去那种“行政区划，层层求全，自成体系”改变为“立脚本区，胸怀全国，放眼国际（市场）”。实现这种转变，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深入调查研究，认识当地的特点，真正从实际出发。
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年平均降雨量约为一千四百毫米，四季适宜种植多种农作物；全区有上千万亩荒地可供开发利用；还有很多山区，可以大面积发展林业和其它多种经营；全区江河纵横，水力资源丰富，矿产量锰居全国之冠，铝、锡、铅、锌等有色金属和其他稀有金属的矿藏在全国也占有重要地位，还有取之不尽的石灰石；全区有三千三百万人口，劳动力充裕。
一、在农业生产方面，广西要在发展蔗糖生产上对国家多作贡献。要尽快把广西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蔗糖基地、林业基地、黄麻红麻基地、橡胶基地、茶叶基地、水果基地和药材基地。
二、利用有色金属矿藏多的条件，有计划地发展特种钢材。同时，围绕着国家开发广西的有色金属，有计划地兴办为国家大企业服务的、综合利用的、加工的中、小型企业，这样，既支援了国家大工业的建设，又可以把地方工业迅速带动起来。
三、广西的石灰石等资源是全国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可充分利用这一条件来加快发展水泥等建筑材料工业，向全国建筑材料基地方向发展。
四、广西煤炭资源比较少，但水力资源丰富。加快发展广西的水电事业，对解决开发广西和中南、西南地区工农业建设中的能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五、在交通、运输方面，应重视水运、海上运输，加强码头、航道的建设。从横县西津水库到流入北部湾的钦江，只要开挖几十公里长的运河，就可以把广西的内河与出海口直接联系起来，这对发展对外贸易十分有利。今后的工业布点尤其是运量大的或与外贸有关的工业项目，要充分考虑到水道运输的方便，以降低运费，促进水运事业的发展。
六、要加快建设速度，就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制订建设规划要先做好技术经济调查。工程项目施工前要先做好勘察设计和其他准备工作。广西过去有些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吃亏不少，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七、要发挥广西山水奇美的长处，加快发展旅游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积累资金。广西还没有开发的景色优美的游览区还有很多，要有计划地开发，并认真注意环境保护。
现代化要靠人来干，广西技术力量薄弱，而有些部门现有的技术人员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建议有关部门要重视现有的人才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各级领导干部也要按照四个现代化的要求重新学习，尽快地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本领。
（新华社发，本报有删节）

第3版()
专栏：

顽强学习，艰苦奋斗
——王洪学为实现“四化”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的事迹
在全国著名的大庆化肥厂，一套崭新的大型现代化尿素装置正在有节奏地运转。这是我国从荷兰引进的一套尿素装置。
这一套进口尿素装置安装在大庆的土地上，也
“安装”在车间主任王洪学的头脑当中了。他熟悉装置的“五脏六腑”，每一条管线的来龙去脉。大庆不是有许多“活帐本”吗？王洪学就是进口尿素装置的
“活帐本”！
对尿素生产，王洪学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现在，他已经有了相当的技术理论水平，掌握了高等数学、化工原理、化工设备和尿素工艺原理等方面的知识，取得了领导生产的主动权。大庆油田党委命名他为“又红又专的车间主任”，石油工业部授予他全国石油化工战线劳动英雄称号。他已经成为全国石油工业战线的名人。
但是，谁能想到，五年以前，王洪学还是一个对化肥生产一无所知的人呢。
从不懂到精通，从外行到内行，这条道路王洪学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就是“天书”，也要把它攻下来！
一九七三年，经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从国外引进的一套大型化肥厂装置，决定建在大庆。消息传来，人心振奋，筹建大庆化肥厂的工作随即展开。这年四月，党组织派共产党员王洪学担任尿素车间的技术员，参加筹建工作。
新引进的尿素装置，采用的是七十年代才问世的“二氧化碳气提法”新工艺。当时，我国还没有一座采用这种新工艺的尿素工厂，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资料很少，国内懂行的人也不多。到什么地方学，向谁学，都是大问题。王洪学面前有多少困难啊！
王洪学原来只上过中等技术学校，学的是硅酸盐专业。参加工作后，从未接触过化肥生产。刚到“大化”时，不要说尿素新工艺，就是老工艺也一窍不通。
不懂就钻，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钻通！王洪学到处搜集有关尿素生产的资料。一九七三年四月，他到北京参加审查化肥厂设计的谈判工作。一到北京，他撂下行李，就直奔东风市场旧书店寻找尿素资料去了。他到天津、上海出差，从来没有观赏过名胜古迹，总是到旧书店去寻找他需要的技术书籍。从通俗的技术读物到高深的理论著作，中国的、外国的，他着实搜集了不少有关尿素的书籍。
在北京参加谈判期间，他把全部工余时间都用到勤奋读书上边了。清晨四时，招待所院子里树上的鸟还没有醒呢，他就坐在电话间里学习起来；午夜已过，人们早已进入梦乡，他还聚精会神地埋头在书本当中。他一遍又一遍地验算公式，一遍又一遍地验证定理，不弄通弄懂决不罢手。
不久，他发现了荷兰尿素专家编写的《二氧化碳气提法尿素生产工艺机理》。王洪学立刻意识到，这是他攀登这门科学技术高峰的一部云梯。但是，这本书是那样深奥难懂，有位老师风趣地对他说，这可是一本“天书”啊！
“天书？”王洪学下定决心：“就是‘天书’，我也要把它攻下来！”
王洪学把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攻“天书”上了。人不离书，书不离人，这本书随着他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四川，到了辽宁，到了荷兰，又到了大庆。书被翻旧了，翻破了。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读着，前后一共读了五十多遍。
“天书”上的话理解不了，他先逐段背下来，再反复琢磨。走路琢磨，坐车琢磨，躺在床上还在琢磨。
“天书”上的“相图”看不懂，他就找块泥巴，找些铁丝，把图形做成模型，边做，边研究思考。
“天书”上的难题钻不懂，他就虚心拜师求教。他向身边的工程师学，向上海化工学院、大连工学院的老师学，向荷兰的专家学。这些热心的老师们给了王洪学很多教益，帮助他弄懂了许多难题。
钻研先进技术，需要外文，同外国技术设备打交道，也需要外文。王洪学下决心学好英语，天天跟着广播学。有一天，他有事耽误了一课。外出的时候，正赶上广播英语的时间，他就打开随身携带的半导体，在墙角下学了半个钟头。
时间就是尿素，要抓紧再抓紧
一九七四年四月，大庆石油化工总厂派出五十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到上海化工学院学习管理引进化肥装置。王洪学担任培训班的党支部学习委员。对他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呵。他恨不得立刻飞到上海，飞进大学的课堂。
可是，到上海以后，他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一九七四年春天的上海，乌云笼罩大地，“四人帮”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假批孔、批周公、阴谋篡党夺权的丑剧。化工学院的教室楼空空荡荡，大喇叭整日吵嚷。
这些肩负着党交给的学习重任的大庆人，同“四人帮”这一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学校当局通知他们参加“反回潮”会议，王洪学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培训班是来学业务的，任务紧迫，除了传达党中央的文件外，其他活动我们没时间参加。”他们坚持每天上课四小时，集体自习四小时。
当时许多地方正在批判考试制度，他们却坚决要求老师对他们进行考试。王洪学对他们的老师说：请大胆考我们吧，如果有人批判，我们承担责任。
五十人的大庆培训班吸引着周围的学生，感动了教课的老师。大家积极支持他们，尽力帮助他们完成学习计划。
在那些日子里，王洪学一堂不落地上课，安排全班的学习，还要继续攻那本“天书”。
一天傍晚，培训班听到一个消息：国际市场上尿素价格涨了好几倍！王洪学和培训班的其他人顿时感到加重了肩上的重任。
深夜，王洪学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不久前在石家庄化肥厂门前看到的一幅图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农民们排着长队，有的挑着筐，有的推着小车，等候用煤炭兑换化肥……农民是多么需要化肥啊！国家是多么需要化肥啊！王洪学想：“时间就是尿素，时间就是粮食，要抓紧，再抓紧！”从此，他起床更早了，睡觉更晚了。
从一九七三年四月到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学都是在紧张的学习中度过的。他提高了基础理论水平，学懂了专业知识，还初步掌握了阅读英文专业技术资料的本领。那本“天书”，终于被他攻下来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到十月，王洪学和十几名同行在荷兰D·S·M公司实习期间，接受了一次严格的考试。
一天，荷兰尿素专家费斯顿先生突然在课堂上宣布：“你们问了我三天，现在该由我来考考你们了。我也得问你们三天。”
一连串的问题提出来了：气提塔出液温度高的原因何在？尿液罐为什么会出现液面突然涨满？升温钝化时温度升不上来是什么原因？……
王洪学是实习组的学习负责人，他领着大家沉着地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由别人回答，有的他自己回答。
听到一个个流利、准确的答案，费斯顿先生满意地笑了。从答案中，他看出这批中国实习生已经达到了开动这套先进尿素装置所要求的科学技术水平。
钻到设备里去，熟悉它，研究它
十月，王洪学一行结束了在国外的学习，返回祖国。
此时此刻，王洪学最关心的是早些给人民生产出尿素来。
那时候，王洪学已经提升为尿素车间的车间主任。高度的责任心，促使他在写完实习总结报告后，就急如星火地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战斗岗位。
当时的大庆化肥厂，正顶着“四人帮”刮起的阵阵阴风建设着。工地上一派沸腾景象。
引进的设备正在安装。王洪学又拿出他攻“天书”的精神，开始钻研这些设备了。
王洪学的家，离建设工地有二十里路。他嫌往返耽误时间，索性把行李搬到了工地，在一间没有窗户、漆黑狭窄的风机室里安了“家”，一住就是四个月。
他一头钻到设备里头去了。他爱人生病了，家里打来电话，他不回去；星期天到了，领导上叫他回去看看，他也没有回去。他拿着小本本，怀揣资料，整天跟着安装工跑上跑下。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好天坏天，不论节日假日，只要施工队安装，他总是跟着画，跟着记。他要把这一切都记在本子上，印在脑海里。每一座塔，每一个罐，每一个气包，凡是能钻进去的，他都钻进去，研究它的结构，了解它的性能。
工人们赞叹地说：“我们的车间主任为了开好尿素装置，什么都豁出来了！”
王洪学的心的的确确是和这套尿素装置连在一起了。那两万多米管线，一百一十五台设备，五十多块仪表和三千多个阀门的流程定向、安装部位以及它们的结构、性能、用途，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人们称赞王洪学是尿素装置的“活帐本”。这需要多么认真的工作态度，多么顽强的革命意志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尿素装置试车投产，次日清晨尿素纷飞。投产一次成功了。几年来，王洪学一直盼望着的这一天来到了。这对他是多大的鼓舞呵。
可是，他并不感到轻松。
王洪学密切地注意着运转的设备。他不断地钻研，不断地探索，先后解决了装置运行中出现的二十多个难题。他驾驭这套进口设备的本领，又前进了一大步。
如今，王洪学已经担任了大庆化肥厂副厂长的职务。这位不知疲倦的人，又以他那种攻“天书”的精神，向新的领域进军了。
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多么需要王洪学这种顽强学习科学技术的精神呵！
新华社记者 闵凡路 张新民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