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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02-19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应受到鼓励

第2版()
专栏:

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应受到鼓励
新华社记者述评
在烟波浩淼的渤海湾,有一个以渔业为主,渔业农业结合的海岛——长岛县。前些年,由于县委受林彪、“四人帮”“富则修”谬论的影响,不敢放手让社队“各显神通”。他们先后发出种种禁令,把富队社员的分配收入控制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原本是想引导社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结果是把富队拖穷了,穷的更穷了。直到一九七七年,县委才摆脱了“富则修”的精神枷锁,取消了限制社员富裕的种种规定。从那时到现在,仅仅两年时间,情况大变。一九七八年,全县社员每人平均分配二百零一元,比一九七六年增加了四十二元。最富裕的不必说了,收入最低的一个公社每人平均收入也达到一百七十六元,社员存款每户平均三百元。
长岛县委从“限制社员富裕”到敢于“放手让社员富裕”的思想变化过程,很值得人们深思。
隍城公社是这个县最富裕的公社,早在一九七○年,社员每人平均分配收入就达二百零三元。当时,有些人觉得再不加以限制,就会出现“暴发户”,造成“两极分化”了。基于这种考虑,县委作出了许多规定:不管增产多少,不能增加社员的分配,只能留作公共积累;任何一个单位不管生产任务完成情况怎样,分配最低不能少于最高的百分之七十;渔船出海打鱼,以生产队计产量,船与船之间一律平等记工,等等。这样一来,“冒尖”的问题似乎是解决了,但与此同时,干部、社员的积极性被挫伤了。社员说:“干不干,三顿饭”,“迟睡、早睡,一块天亮”。那时人们虽然也照常出海撒网打鱼,但打多打少就不管它了。这样,严重阻碍了集体生产的发展,从一九七一年起的六年来,集体纯收入仅增加三万元,比限制前的一年的纯收入还少十五万元。粉碎“四人帮”后,隍城公社注意拨乱反正,明确规定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纠正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集体生产两年两大步,纯收入每年平均增加九十五万元。社员分配也“水涨船高”,达二百五十六元。
隍城公社近两年来生产飞速发展,社员生活显著提高的事实说明:企图通过限制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办法来建成社会主义,那不过是一种幻想。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集体收入高的社队的社员先富起来,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呢?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两极分化”。按“四人帮”的说法,一极,即富裕的单位或个人,由于越来越富,将会变成资本主义;另一极,就是暂时收入低一些、生活困难一点的单位或个人,将会越来越穷,终于到缺吃少穿和旧社会一样的地步。这种说法,不但在理论上十分荒谬,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出现。
还是拿隍城公社来说吧。这两年,社员确实是越来越富裕,但他们的富裕是建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是同生产的发展和对国家贡献的增加相一致的。他们没有剥削任何人,而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从集体领取自己应分得的一切。世界上那有这种不剥削他人的“资本主义”呢?我们搞社会主义,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个人的需要,而是要不断改善和提高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那种只空谈政治,闭口不谈人民物质利益的做法,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只有大力发展生产,才能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改善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而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必将更加激发出他们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隍城公社两年来生产发展越来越快的事实,正是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说让一部分社员富裕起来以后,穷的将会越来越穷,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情况下,一个单位、一个劳动者凭劳动收入多,先富裕起来,这决不是把自己的富裕建筑在别人的贫困和灾难之上。而且富队上去了,这对穷队还是一种鼓舞和推动。
长岛县作过一个统计:一九七四年,是“四人帮”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最厉害的一年,也是长岛县在分配上卡富队卡得最多的一年,但是,就在这一年,长岛县收入最低的公社社员分配比收入最高的公社社员每人平均少九十一元,比全县平均水平少四十八元。而在取消限制、承认差别、鼓励富裕的一九七八年,每个人平均分配高达二百零一元,收入最低的公社每人平均分配一百七十六元,和富裕公社之间的差距缩小到了八十元,与全县平均水平仅差二十五元。
我们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农民的收入分配有差别,并不是主张扩大这种差别,而是要努力逐步缩小这种差别。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倒退的道路,即“四人帮”叫嚷的那一套,用限制的手段,把富队压下去,在那里踏步不前,等穷队“赶上来”。其结果是差别往往不能缩小,即使缩小了,也只能缩小到“共同贫困”的死胡同里去。这一条道路不能走。另一条是前进的道路。首先承认差别,反对平均主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集体收入高的先进单位社员分配多一些,生活好一些,为贫队带个头,作个示范,使贫队受到鼓舞,看到希望。同时,又积极扶持贫队学富队,赶富队;组织富队帮贫队,带贫队。贫队上来了又促富队。这样你追我赶,前呼后拥,大家就能逐步富裕起来,差别也就逐渐缩小了。

基地建设要狠抓落实——山西省右玉县建设油料基地的调查

第2版()
专栏:工作研究

基地建设要狠抓落实
——山西省右玉县建设油料基地的调查
编者按:因地制宜建设商品粮、油和各种经济作物基地,是加快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针。基地建设能不能搞得好,除了基地的选择要符合当地的客观实际外,还要认真落实党的有关政策,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政策和措施不落实,基地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
山西省确定右玉为油料基地,已经好几年了,许多措施还未见落实。这里的干部、群众迫切希望省、地有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使油料基地建设能及早名副其实地落实下来!
一九七五年,山西省确定右玉县为油料基地。如何搞好基地建设?当前存在什么问题?最近,我们在这个县进行了调查。
右玉县属黄土丘陵区,气温低,年降水少,无霜期短。这样差的自然条件,对发展粮食生产极其不利,而发展胡麻生产,就可以克服低温、缺水等不利因素。据《朔平府志》记载,右玉种植胡麻,最少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广大劳动人民祖祖辈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社员群众给胡麻生长总结了四大优点:一是生长期短。种在“立夏”收在“处暑”,只有九十天左右。二是喜低温。胡麻小苗怕晒不怕冻,开花怕热不怕凉。三是抗灾能力强。胡麻需水少,扎根深,主杆纤维多,弹性强,可以抵御风、霜、旱、雹等自然灾害。四是本小利大。据典型考查,同等土地,同等待遇,种胡麻每亩成本七元多,纯利二十四元多;种山药每亩成本十五元多,纯利十元多;种莜麦每亩成本九元多,纯利七元多。在同等条件下,一亩胡麻的经济价值等于二亩山药或三亩莜麦。
右玉县的总面积约二千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宜于放牧的山川和草坡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在不影响林牧发展,不搞毁林开荒地和不降低社员口粮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在现有耕地面积(八十多万亩)内大力发展油料生产。从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八的八年中,后四年与前四年比较,这个县为国家提供的油品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为国家贡献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油料增产幅度相当于粮食增产幅度的二点七倍。
一九七五年确定右玉为油料基地后,由于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结果是纸上谈兵,有名无实。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五点:一是重粮轻油。几年来,这个县的粮食征购任务有增无减。以一九七五年为界,后四年粮食征购总量比前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县、社党委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抓粮上,不重视油料生产。二是待遇不同。“粮食上纲领奖状,油料再多不上榜”,社员口粮标准又是以粮食贡献多少计算,造成种粮多的吃粮多,种油料多的吃粮少的状况。三是产油多吃油少。一九七七年,全县油料产量从上一年的三百九十万斤增加到四百八十万斤。由于征购任务大,在扣除一斤食用油外,其余的由原来“购八留二”改为“购九留一”。社员自留地产的三万多斤油品,除每人留一斤外,其余硬行收购。结果,油料增加,食用油减少,挫伤了群众种植油料的积极性。四是缺乏相应农业机械。右玉县地广人稀,劳力紧张,油料耕作粗放。五是肥料不足。全县绝大多数的油料地土质很差,且不施肥料,有的施一点肥,数量也很少。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要名副其实地建成油料基地,应采取以下办法:
一、调整粮食包购任务。要想油料大上,一靠提高亩产量,二靠扩大种植面积。这个县原定粮食包购任务九百九十五万斤,近八年来除去返销,每年平均征购九百五十六万斤。如果把十万亩粮田改种油料,可增加油料产量五百万斤,这实际上是用一千万斤粮食换取五百万斤油料。至于免掉的粮食征购任务,可从本地区其它县用议价收购的办法补足。
二、油料包购任务不变。这个县计划今年增产油料五百万斤,为鼓励发展油料,油料包购任务和现行的油品征购政策,应该稳定一个时期。
三、要求本县粮食做到自给,有特殊情况者给予补足。油料种植面积扩大后,占到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余下的六十万亩粮田,每亩以产一百斤计,仍可收获六千万斤粮食,除去种子、饲料,社员口粮可保持在四百斤以上,自给有余。如果遇到灾年,口粮不足由国家平价供给。因工作问题造成粮食减产,口粮不足由国家议价供给。
在开始讨论建设油料基地县时,杨村公社的干部、社员有四个担心:担心对油料收购的现行政策改变,担心加大油料包购任务,担心口粮没保证,担心牲畜缺饲草。大家还算了一笔帐,一吨胡油,在国际市场上,可以换十吨左右的小麦,一亩胡麻产一百斤(折油三十多斤),就等于产三百斤小麦。
可是,要把种植业由以粮为主转变为以油为主,还有一些实际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对胡麻的产、供、销实行合同制,明确有关方面的经济责任;实行油料预付定金,增加农贷或油料基地专用款;油料种子普遍不足,上级要给予帮助;油料的种植季节性强,收打时适逢雨季,省、地农机部门应尽快仿造或调拨油料的播种机、中耕机、收割机、脱粒机和烘干机;由国家收购胡麻杆,在本县就地建立亚麻加工厂;等等。有关油料收购价格等问题,也要尽快明确宣布,给社员一个“早知道”。
韩健民 李仁安
吕日周 熊希亮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在京举行 研究大中城市开放集市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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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在京举行
研究大中城市开放集市贸易问题
城市开放集市贸易,只要管理得好,可以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增加城市副食品供应,也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八日电 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就大中城市开放集市贸易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会代表们认为,大中城市需要的农副产品,主要应由国营商业供应,但同时也要允许郊区农村社队和社员个人进城出售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城市开放集市贸易,只要管理得好,可以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增加城市副食品供应,也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
代表们指出,去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成都、沈阳、哈尔滨、石家庄、乌鲁木齐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先后在郊区和城市边缘地区指定场所,有组织有领导地开放集市贸易。总的看来,群众是欢迎的。首先,在这些城市集市上,出售的农副产品很多,有蔬菜、水果、小油料、小杂粮、家禽、蛋品、小水产、土杂品、编织品等等,不少品种是国营商业没有经营的,或者是供应不足的,可以起到国营商业的补充作用。如上海市普陀区的集市上有二百多个菜摊,仅肉食类就有八十多个摊子。虹口区集市市场有群众爱吃的活鲫鱼、虾干、蚕豆、豆腐皮、冬笋等。广西南宁市七个集市菜场,每天约有五百多个菜摊,出售三十多个品种,上市量三万多斤。在武汉市,居民多年吃不到的活虾、水鱼、乌龟,现在可以买到了。过去城市中的产妇买不到活母鸡,现在集市上有郊区社员出售自养的肥母鸡,满足了城市居民的特殊需要。
这些城市集市上的农副产品大多质量较好,蔬菜、肉、蛋都比较新鲜,鱼、禽有活的。这些商品价格虽然高一些,但由于质量好,城市居民还是欢迎的。有些商品开始价格较高,但在大量上市后,价格逐渐下降,有些品种已接近或低于国营牌价。
在讨论中,各省代表对开放城市集市贸易的具体做法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大中城市的郊区和边缘地区可以开放集市贸易,但市区不宜开放;有的则主张中等城市市区也可以酌量开放,但必须集中在背街小巷的指定地段,不能到处设摊,游街串巷。对于上市农副产品的范围,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凡是农副产品,包括粮、油(油料)、肉,在完成交售任务后,集体的、个人的都可以上市;一种是只允许个人出售粮、油、肉,集体的不准上市;第三种是,只准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上市,粮、油、肉不准上市。
到集市上购买农副产品的,有些代表认为,应该限于个人,机关、团体、企业等单位不得到集市上采购。有些代表则认为,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机关、团体、企业也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少量农副产品。会议认为,社员和生产队在完成国家任务以后,有权处理自己的产品,可以进城出售。具体做法还可以因地制宜。
各地代表反映,城市集市贸易开放以后,长途贩运、投机倒把活动有所增加。有的地区还出现了倒卖工业品的市场。会议认为,城市集市贸易应当加强管理。对集市上多余的商品,商业部门可以组织议购、议销,采取经济措施,把长途贩运等非法经营切断。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城市集市贸易开放后带来的副作用。

在全国“质量月”后继续生产劣质产品欺骗用户 安徽省工交办责成五个工厂停产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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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全国“质量月”后继续生产劣质产品欺骗用户
安徽省工交办责成五个工厂停产整顿
本报讯 记者田学祥报道:安徽省革委会工交办根据人民来信反映的情况,经过调查核实,对继续生产劣质产品、欺骗用户的寿县柴油机厂等五个企业分别进行了严肃处理。
去年十月,国务院信访室连续收到五封人民来信,反映安徽省寿县柴油机厂、六安轴承厂、肥东县农具厂、蚌埠市第二机床厂、蒙城县葡萄糖厂在全国“质量月”后,仍然生产劣质产品欺骗用户的情况。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这些人民来信很重视,指定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
经过调查证实,寿县柴油机厂生产的S 195型柴油机,多年来质量一直不合格。去年虽经两次停产整顿,但多数产品质量仍不合格。全国开展“质量月”活动后,该厂还用不合格的阻水圈装了八十台柴油机。有一百台柴油机,在抗旱中经过五百至七百小时作业,就有六十多台漏水、漏油、六根曲轴断裂、十二根凸轮轴早期磨损。蒙城县葡萄糖厂生产的液糖质量低劣,用户不断退货。在“质量月”活动中,竟把杭州市食品厂退回的三十九桶液糖,原封不动地发运给南昌市食品厂。十月份又将蚌埠市退回的七桶,发往江苏省大丰县。蚌埠第二机床厂生产的二千多台C 6136A型车床,没有一台合格。“质量月”活动前后,继续不断地出售不合格的车床。肥东县农具厂发往芜湖市的五十台矿车,由于轴卡、档环不合规格,整机装不上,发生严重质量事故,仍坚持发往用户。
安徽省革委会工交办公室最近作出决定,责成上属五厂停产整顿。在停产整顿期间,要求各厂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发动群众,揭矛盾、找差距,“背”回不合格产品,赔偿用户损失。责令六安轴承厂、蚌埠第二机床厂领导,向群众作公开检讨,承认错误,接受教训;责令寿县柴油机厂党委书记李友生、副厂长郭道棉作公开检查,视其检查情况,再决定处分;责令蒙城县葡萄糖厂副厂长何永周停职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再决定处分;责成肥东县工交部门派工作组到农具厂帮助整顿。

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 社员黄新文一家去年纯收入近六千元

第2版()
专栏:

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
社员黄新文一家去年纯收入近六千元
新华社广州二月十七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沪、姜开明报道:广东省中山县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一家,一九七八年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一万零七百多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为五千九百多元;另有存栏猪价值一千元。社、队干部、周围群众赞扬黄新文一家对国家和集体的贡献大,家庭收入多,是学习的榜样。最近,黄新文被推选为中山县家庭养猪的代表,出席了佛山地区畜牧业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会议、中山县三级干部会议及农业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在这些会上受到表扬和物质奖励。
黄新文一家是靠辛勤劳动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的。他一家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黄新文家的三个劳动力,去年参加队里劳动,共做了二万一千多个工分,加上家里向生产队交粪肥所得的报酬,两项共收入三千一百多元;二是他家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发展家庭养猪。一九七八年,共养了肥猪二十五头,母猪一头,中猪六头,猪仔十二头。黄新文对养猪很有研究,一头小猪喂上半年,便可长到一百五、六十斤重。去年他家出售肥猪二十一头,肉重三千六百多斤,其中一半交售给国家,一半上农贸市场出售,共收入五千二百多元,扣除买饲料、猪苗等成本外,纯收入为一千七百多元。三是他家还养了鸡鸭,培植蘑菇,种蔬菜。去年共养了一百几十只鸡鸭。这几项生产共收入一千三百多元,扣除成本二百多元,纯收入为一千一百多元。
黄新文一家有八口人。他现年三十九岁,妻子冯好娟三十六岁,妹妹黄钻娣二十五岁,都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他母亲六十三岁,在家料理家务,喂养鸡鸭。他有四个孩子,分别在中学和小学读书,放学后和节假期间,都积极帮助家里劳动。黄新文一家除了勤劳和善于经营以外,还有个有利条件,他的家面临河道,背靠池塘,放养鸭子,种植水浮莲等青饲料的条件很好。由于收入不断增加,这个家庭逐渐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现在,他们家有一百平方米的新砖瓦屋,先后购置了两辆自行车、两部缝纫机、一部收音机和三只手表。屋子里布置得整整齐齐,屋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访问了这个勤劳农民的家庭以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勤奋劳动、会安排、善打算、生气勃勃的家庭。
黄新文家庭副业的收入这么多,超过了集体劳动分配的收入,这算不算资本主义?他走的这条路子对不对呢?有些人对这样的问题直到现在还在脑子里打几个问号。在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埒西二大队有些干部曾经对社员的家庭副业采取限制的办法,定了些“土政策”,规定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要降到集体劳动的收入以下。那个时候,黄新文怕被扣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等帽子,把自己家庭的副业收入严格控制在二千元以下。经过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党的政策逐步落实,黄新文和他周围的社员才逐渐打消了顾虑。
黄新文所在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还对他们一家发展家庭副业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黄新文家三个劳动力没有耽误参加集体劳动。家里一般劳动主要由黄新文的母亲和孩子们承担。为了不影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黄新文家三个劳动力经常早晨五点多钟起床,晚上九、十点钟以后才睡觉。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一天参加集体劳动八小时,利用早晚和中午的时间搞家庭副业。此外,每个月还有几天假日可以用来搞家庭副业。去年他们家的劳动力都超额完成了集体定勤任务,每人都比队内同等劳动力多做了一千多工分。黄新文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都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养猪所需的资金、种苗、饲料等,来源都是正当的。生产的产品大部分交售给国家,一部分上农贸市场,这也是政策所允许的。同时,黄新文家发展家庭副业对集体农业也带来了好处。他家养猪多,鸡鸭多,去年向生产队交售了大批优质粪肥,可解决三十多亩地的用肥,促进了农业生产。去年,黄新文一家向国家交售了大量农副产品,为活跃市场作出了贡献。他家平均每人向市场提供了四百五十多斤猪肉,还出售了价值为一千多元的鸡鸭、蛋品、蘑菇、水果、蔬菜等。
通过这些分析,大家认为黄新文一家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同时又努力发展家庭副业,对国家、集体的贡献大,个人收入多,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他走的路子不仅没有错,而且应该受到赞扬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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