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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02-15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正确理解和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第3版()
专栏:

正确理解和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为了实现我党这一历史性的重大战略决策,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依靠和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统一战线。
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战略思想。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是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党在这方面曾经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前些年党的这项政策却几乎被林彪、“四人帮”破坏殆尽。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包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逐步得到落实。最近,中央又就进一步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政策作出了决定,包括:退还被查抄的巨额存款和其他财物;恢复和补发被扣减的高薪;有步骤地退还被占用的住房;安排使用有技术专长和经营管理经验的资产阶级分子;组织他们和职工一起参加企业的劳动竞赛和评比活动;合理解决他们的生活福利待遇问题和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分子子女的政策问题,等等。认真落实这些政策,是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重要措施。它有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有利于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将在国内外发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采取什么方式和步骤来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它采取剥夺的方针。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并精辟地指出,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加以解决。根据这一科学分析,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民主的方法和赎买的政策,逐步引导他们走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逐步实现改造直至消灭这个阶级的目的。
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地将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2)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政策。在一九五六年以前,对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四马分肥”。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按照企业核定的私股,给以定息。定息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除定息外,保持资本家原有的高薪,也属于赎买政策的范围。
(3)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给以宪法范围内的一切民主权利。对他们的工作、生活给以妥善安置。对他们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政治安排。
(4)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实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采取说服教育而不是强制的方法,组织他们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并且安排他们参加工作和劳动,逐步地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们党所以要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上述的方针政策,这是因为:第一、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我们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在革命胜利后,他们继续反帝爱国,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第二、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在内,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第三、我国原来的经济十分落后,在全国解放后的一定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四、民族资产阶级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我们需要他们一切有用的技术专长和企业管理经验,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第五、采取上述方针,还有利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减少阻力,顺利地实现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民族资产阶级人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有利于团结和稳定与民族资产阶级相联系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侨胞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
在全国革命胜利后,我国建立起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们又没收了占现代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我们党领导了几亿农民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工农联盟,逐步割断了城市资产阶级同农村的联系。这一切有利条件,都是我们党能够引导和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党的政策、逐步走上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根本保证。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仅仅用了六年多的时间,就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在这场大变革中,保持了社会安定,市场繁荣,生产力不但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持续发展。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是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是跟共产党走,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只是极少数。
(三)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否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作,鼓吹什么“全面专政”论,挥舞“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并恶毒攻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是“投降主义”等,在实际工作中破坏极大,流毒很广,必须深入批判。
(1)林彪、“四人帮”抛出“全面专政”论,不仅把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迫害广大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而且打击、排斥无产阶级可以团结的一切朋友。他们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对民族资产阶级中接受改造和反抗改造的也不加区别,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专政对象。
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的一项绝不可少的重要武器。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的“全面专政”论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2)林彪、“四人帮”炮制“黑线专政”的反动谬论,全盘否定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否定建国以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伟大成绩,为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服务。
建国十七年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每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和重大的方针、政策,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在执行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方面,中央统战部是中央的有力助手,它和各级统战部门,是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方针政策的,成绩是很大的。党的统战工作所以能取得很大成绩,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也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工作,成绩也是主要的。叶剑英同志在政协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七次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在统战工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叶剑英同志的讲话是对林彪、“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的有力驳斥。林彪、“四人帮”诬蔑十七年是“黑线专政”,蓄意混淆是非,把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也作为修正主义来批,这是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的恶毒攻击和无耻诽谤。
(3)林彪、“四人帮”攻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是“投降主义”,是“为资产阶级效劳”,这完全是为他们篡改、破坏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服务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不只一次地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计划在俄国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和赎买政策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同国际资产阶级勾结,反抗苏维埃政权,甚至进行武装叛乱,列宁的计划没有实现。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这些思想,在中国条件下付诸实践,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实质上就是在无产阶级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付出一笔赎买金,从整个阶级斗争的战略观点上看,在经济上是为了促使他们交出企业,接受所有制的改造;在政治上是为了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没有理由不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阶级政策,是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完全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四)
当前,为了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需要在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中进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再教育,使人们增强政策观念,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1)有的同志提出,退还资本家巨额存款,恢复和补发高薪,是不是右了?
资本家被查抄的存款,绝大部分是定息,是属于剥削所得,但是,这是国家按照既定的赎买政策付给的,属于宪法保护的合法收入。高薪也是赎买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退还资本家的巨额存款、恢复和补发高薪,维护了党的政策的信用,维护了宪法的威信。关于退还资本家被查抄的其他财物和退还被占用的住房,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党的赎买政策是有始有终的,说话是算数的。
(2)有的同志拿我们职工和资本家相比,觉得某些资本家“工资高,不合理,应该拉下来”。
我们给资本家一些高薪,是为了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有利于消灭这个阶级,改造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付给这些人以高薪,在国家工资总额中只占极少一部分。所以高薪的赎买政策,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对无产阶级都是有利的。
(3)有的同志提出,发还资本家的巨额存款,恢复高薪,对他们的改造是否有利?怎样对待他们的子女?
过去的实践证明,凡是遵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做,就能促进对民族资产阶级人们的改造。只要我们在落实政策中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就能促进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党的政策历来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我们应该主要看子女本人的现实政治表现,在入党、入团、升学、就业、工作安排和使用等方面,凡符合条件的,应当和其他青年一样对待,不应加以歧视。
(4)有的同志提出,让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劳动竞赛和评比活动,会不会混淆阶级界限?
自从公私合营以来,在职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参加了生产劳动和工作,不少企业还组织他们参加了竞赛和评比。实践证明,这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是有利的,对提高生产技术、改进企业经营管理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应当继续组织在职资产阶级分子和职工一起参加劳动竞赛和评比。对生产劳动和工作表现好的,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对政治上表现好、有突出贡献的,可以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促使他们逐步转化为劳动者。只要我们注意全面执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就不会混淆阶级界限。
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依靠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把工作做好。同时,要注意发挥民建会、工商联的积极作用,使它们协助共产党做好其成员的工作。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遵循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三中全会的战略决策,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加快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

领袖是一个集团

第3版()
专栏:

领袖是一个集团
何荣飞
领袖这一概念,是指一个人,还是指一个领导者整体?无产阶级的领袖,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由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组成的集团?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制造了许多混乱。多年来,他们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出发,别有用心地把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一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分开,只准称毛泽东同志为领袖,拒不承认周恩来、朱德等等久经考验的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搞得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禁区”林立,迷信盛行,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中都是突出宣传个人,甚至不惜为此而贬低党的领导集体。林彪、“四人帮”为了替他们搞的这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证,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天才论”,胡说革命领袖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这完全是对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肆意歪曲,是对马列主义领袖观的粗暴践踏。
早在一九○一——一九○二年,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就指出:“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332页)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还使用了“领袖们”这个词,以表明领袖是一个集体的概念。
一九二○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提出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198页)
事隔一年,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更告诫人们,“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5页)
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在领袖问题上的思想。他在一九三七年所写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并且还提出:“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5页)
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彻底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它把领袖与政党、阶级、群众联系起来,既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又在这一前提下肯定了领袖的巨大作用。说明领袖不是什么超人,而是来自于政党、阶级、群众,又是政党、阶级、群众的杰出代表。
历史唯物主义既然肯定了革命领袖的阶级的和群众的基础,那么,领袖是一个集团,也就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很难想象,在千百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一个肩负着领导使命并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无产阶级政党,只会产生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也很难想象,没有一个领袖集团,单凭某一个人,能主持一个拥有众多成员的政党,并率领本阶级和千百万人民群众走向革命,敏捷而正确地解决多方面的复杂问题,保证革命的胜利。事实上,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前后后的伟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内不是产生了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吗?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我们党内不也是产生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一大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组成的领袖集团吗?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些“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俄国的十月革命才获得了成功,中国的革命事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林彪、“四人帮”把革命领袖说成只是个人,而且这个人又是千载难逢、万世无双的孤家寡人,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梦呓。它根本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割裂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群众的联系,抹杀了领袖的阶级和群众的基础。请看,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这哪里是出现了领袖人物,简直是神仙下凡!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行列中,只能出现一个领袖,这个“领袖”是多么异乎寻常,不可思议啊!这样一来,领袖就不是来自群众,代表群众的杰出人物,而是天上掉下来的救世主,只是在这一个救世主的神力保佑下,无数的“小民”才得免于灾难。林彪、“四人帮”的这一套,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论调有什么两样?与“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上帝只有一个”,又有什么不同?这种把领袖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的做法,实际上是对革命领袖的侮辱!是对人民群众的蔑视和愚弄!林彪、“四人帮”这样搞,是要借助于他们制造的神权的力量,来践踏真理,大搞宗教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从而把他们自己的任何一个谬论,任何一种意志,都树为“绝对权威”,说成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冒犯,禁锢人们的思想,扼杀人民的权利和意志,复辟反动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
把领袖看成是一个人,必然会推导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里的产物。这是地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也许有人会问,毛泽东思想不是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之中吗?这些著作不就是毛泽东同志亲笔所写的吗?一点不错,毛泽东思想是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一样。杰出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个人的作用是伟大的。但是,若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提出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经典作家的头脑里也不会凭空产生这些问题;若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解决了这些问题,经典作家也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解答;若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检验经典作家所阐明的理论,这些理论究竟正确与否,就始终得不到检验;若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来推动和发展这些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只能停滞不前。总之一句话,没有群众的实践活动,就没有经典作家的理性认识,就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决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发动、组织起来的。它要靠一个比较稳定的领袖集团,主持一个伟大的党,由这个包括本阶级最优秀分子组成的党,去联系、领导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投入伟大的斗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毛泽东同志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而创造出来的。它既与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也同样与我们党的领袖集团和全党同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一个人天才头脑的产物,全然是无视历史事实的瞎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诬蔑。
把领袖说成是一个人,也是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格格不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的领导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千百万人活动的成功与失败。怎么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以尽量少犯或不犯大的错误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这对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即以党的领袖人物为核心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说来,尤其是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
“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正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假若只承认“领袖是一个人”,并把他捧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说一句话就是
“最高指示”,别人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革命,那么还有什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有什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可言呢?前些年,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不正是这么一种反常气氛吗?它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最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同志重新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并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这正是针对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混乱而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拨乱反正的措施。对此,三中全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标志着我们党的生活正在恢复到应有的正常状态。现在,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摆正了,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的少宣传个人的意见和一贯倡导的集体领导的原则,重新得到贯彻执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大有希望了!
(原载十四日《解放军报》,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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