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02-14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我的母亲和她的画
——为何香凝中国画遗作展览而作
廖承志
革命老人何香凝的画展在二月中旬开幕。主持其事的同志要我写篇文章。我想了许久，写些什么呢？有同志曾经要我写点回忆录，我也确有这样的想法，把我小时的所见所闻，一一写出来，虽然都是琐小的事，给大家作茶余酒后的谈资。我自己也想，知道这些事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赶快写出来，也好。现在，幸福得很，我恰恰在生一场其实不用医也死不了的小病，就抓住这个机会，先把有关我妈妈的画和事，写将出来，做个开头，第一为了交眼前的差，其次，也想拿来做今后写回忆的开场白，至于能否写出个象样的东西，那就只有碰今后的运气了。
坦白地说，我对绘画之道，是十足的外行。不象有些同志一眼就能判别画市上残留的八大山人的真伪，我连陈老莲和郑板桥都区别不开。以我这样的浑人去谈她的画，原来就是个天大的冒渎。这些都顾不得了，只好根据我脑中还记得的一些，象卖黄豆似地倒下来，由真正懂行的艺术大师们批判批判去罢。
我的妈妈原来是没有想到她竟然会画起画来的。如大家知道的一样，她出生于香港一个地道的封建大家庭。我母亲和父亲的所以结合，是因为我父亲十七岁在美国檀香山失去了他的双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和祖父。这位祖父是惠阳客家出身，亲眼见到在美华侨所受到的种种歧视，于是留下了两条遗嘱。第一，根据客家人的规矩，儿子必须讨个大脚妇女做媳妇。第二，小脚女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因此，必须照办。可是我的姑姑，即我父亲的胞妹，早已逝世了，却是在美国裹了脚的，这怎么办呢……？这都不管它了。我父亲送着我祖父的灵柩回国安葬后，即根据遗嘱，着手找寻对象。可是，那时候，哪里来那么多的大脚女人呵！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我母亲自小时候起，在外祖父家里常偷听亲戚和朋友谈及太平天国的故事，悠然神往。于是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裹脚。外祖父、外祖母勃然大怒了，用尽了一切手段，迫着她裹小脚。她晚上就用剪刀把那些裹脚布通通剪开。剪了的翌日又被裹，当晚又剪成了飞花蝴蝶。这样的英勇奋斗，大概经过了好几十个回合吧，最后我外祖父母叹了一口气，由她去了。原因简单，原来我母亲有十一个姊妹兄弟，她排行第九，即三个兄弟，八个姊妹，“人丁旺盛”，因此就不知怎地网开一面，让她漏过来了。据我母亲说，她被免除“苛捐杂税”以后，就凭着一双大脚，腾云驾雾，到处飞奔，上树爬山，非常快活云云。
外祖父恰恰听到有人到处敲锣打鼓似地宣扬要讨一个没有裹过小脚的人做媳妇，那可不正好？于是他俩没有经过繁多的手续，顺利地结了婚。我父亲和母亲来不及享受自由恋爱之福，但是却省掉了种种麻烦。
母亲和父亲结了婚之后，可也过得很好。其中经过，也有许多事可写的，但这一回来不及了，且听下回分解。
两个封建家庭实在住不下去了，而且富国强兵、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母亲和父亲就乘大势所趋，到日本去留学。母亲承担了两人留学的全部费用，因为外祖父给了她一笔不大不小的钱。母亲到了东京，原来是进了目白的女子大学的，可是不到一年，就怀了孕。女子大学的学习不得不停止了。等到我姐姐梦醒诞生后，我母亲把她送到香港的外祖父家寄养，又回到了日本。
这时候，我母亲已经由黎仲实先生的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我父亲和胡汉民加入同盟会，还是我母亲介绍的。母亲加入了同盟会，做些什么工作呢？她住过机关，也为孙中山把过风、烧过饭，还做过交通、保存文件等其他工作。但主要的问题，是由当时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要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需要起义的军旗和安民布告告示的花样、军用票的图案等等，因而需要人搞图案，把它画出来。我母亲为此，进入了日本东京上野的美术学校。同时，我父亲也怂恿她好好去学画画，她就真正地学起来了。同时，她也参加过几种武装起义军旗的设计，还自己把它绣出来。
从此，她出乎自己的意料，画起画来了。
她一生中画过不少画，但现在挂在展览会墙上的，才八十余幅。这有许多原因。在我母亲一生中，象一般的地下工作那样，危险到时，就不得不抛弃一切，只身逃出。这样的事，我不清楚有过多少遭。因此，存画散佚不少，留在自己身边的或存寄在亲友处的，寥寥无几了。
我母亲的画风，大约有过如下几回的变更：
第一期，是她的初学期，由于她在日本学画的缘故，不可避免地染上浓厚的日本画的风格。我母亲曾师事过一个相当有名的日本画家，名叫田中赖章，是日本明治期中出色的人物。田中赖章教我母亲作画，除了人物不甚顺手以外，涉及的方面是相当广泛的。她这时期的画，都离不开她师傅的格调和画风。这样的画风，一直连贯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爆发的前夜，即一九二○年前后。其特点是保持着浓厚的日本画风格，喜爱明艳色彩，形象生动，反映她虽然经过多次亡命的奔波，还能同父亲一齐过革命生活的愉悦，心情是开朗舒畅的。
这时期比较突出的作品，有狮、虎、鹿、猴、山水和花卉，尤其喜爱画菊。不但是画，还用绢粘糊在厚纸上，砌成各色各样的菊丛。
这期间的画，较好的有《雄狮西顾图》，这是我父亲十分喜爱，又承当时的朱执信先生屡加欣赏的画。
（朱执信先生是同盟会初创期中首先翻译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他沉默寡言，说过“自己首先不肯牺牲，还谈什么牺牲”这句话。结果实践了他自己的豪言壮语，在虎门附近被桂系军阀刺死。他自命为力学“马克思和尼采”的“双重人格”的人物。）这张画，在陈炯明炮打观音山的时候丧失，恐怕已无法找寻了。
还有一张小幅的《猛虎咆哮图》，是辛亥年前赠给黄兴先生的。这张画在解放后偶然重得，她十分高兴。在解放十周年纪念的大型画册《中国》中曾刊印出来，一九六三年出版的《何香凝诗画集》中也重印过。六十年代初期，在上海遇到黄兴先生的后人，以此画物归原主。它现在还在否，就一无所知了。
在她由日本回国后，未到广州之前，曾在上海住过一年多，即孙中山亲自带头办《建设》杂志的时代。这时候交叉着几个方面的活动。首先是同列宁派到上海的人开始接头，在父母亲居住过的长滨路民厚里（如今仍在），变成了办俄文训练班的场所。当时准备到苏联留学的李章达先生也在这里住过，学过俄文。我父亲一面为《建设》撰稿，同时又做起教英文的先生，一面又不时到福建漳州，策划打回广东的军事行动。我记得这时候母亲忙得很，很少有时间画画。一九六三年出版的《诗画集》中的两幅虎和一幅花，大概就是这时期的作品。可惜，这几张画，也都风流云散，不知所终了。
待到她到了广州，在陈炯明未叛变以前，我母亲受到岭南画派的影响，画风又有改变。那些几箱几箱的彩色色碟和绷在架上的绢面，很少被顾到了，她一心沉浸在水墨画里。我父亲又在旁评判一番，说这块太硬了，不好；要柔软些，再什么什么些等等。他们两人为此经常吵嘴，最后是我母亲把画笔一丢，说“你这么会说，自己又不画？！”害得我父亲百般解释，才又悻悻然地再拿起画笔来。这时期共同作画的朋友，高剑父、高奇峰偶尔来，但不常见。常来的倒有姚栗若，其他还有什么人，现在记不清楚了。这时期的画，我父亲最喜欢拿来送人，留在手头的，一幅都没有了，多可惜！
好景不常，陈炯明炮打观音山，我父亲被捕囚禁在石龙。我们姐弟俩马上“下放”到香港去了。母亲自己只身留在险地，为营救父亲，又跑上永丰舰见孙中山，东奔西跑，身患严重痢疾，也顾不得了，在风雨里跑个不停。这时候她哪能分心作画？一幅也没有了，正如鲁迅所说：在流血的紧张斗争中，人们是顾不到文学了，因而也很难有什么作品。
待到父亲出狱，又接到新任务，代表孙中山到日本同列宁派去的越飞谈判国共合作问题。母亲自然陪着去。我父亲利用他女儿做挡箭牌，说女儿有病，须到日本温泉疗养，其实我姐姐什么毛病也没有；再则说他自己想到日本去考察生丝工业。这都是口实，否则恐怕日本政府不让入境。
这事总算办成了。在热海同越飞毕竟谈开了。到底我母亲在这时期画了画没有，我已被送岭南大学附属中学里去了，因此也就不知道。恐怕这时期她作画很少，甚至可能一幅也没有。不久，我外祖父逝世了，母亲只好回香港。
同越飞谈到差不多，孙中山率军重回广州。立即筹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重，我母亲又跟到北京。我记得母亲在父亲被暗杀后，叹了一口气，说：“也就替他争取多活了三年就是了。”这三年当中，我记得母亲作画也不多，整天为国共合作，为黄埔军校，为省港大罢工忙个不停。待到一九二六年，开始北伐了，我母亲也跟着西路军同去，这时候她哪里还有心作画？
待到她真正重对画桌时，天空已布满阴霾。她眼见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大批被屠杀，到处是断肢残骸，而那些魍魉魑魅，却朝衣玉带，相庆弹冠，并且这些人，正是当年的“好朋友”，“同盟会把兄弟”。而且，那些下手暗杀我父亲的一群猪狗，不是都到了南京，彼此称兄道弟了吗？她深深知道，靠那国民党和这一群东西，重新恢复“三大政策”是毫无希望的了，那么怎办？她个人毫无出路。于是开始作画了。她这时期的画，等于把满腔悲愤，发泄在画纸上。
她便集中精力，画梅，画松，画菊。偶尔也画些早年的虎、狮，但不多了。她专画寒冬不谢、冷而弥香的梅和百岁长青的松。待到军阀混战已露苗头，她就索性远离故国，跑到欧洲去了。但到欧洲一行，却不是玩的，换言之，无钱不行。于是她就为筹旅费，大开其书画会，每张若干元，由上海卖到香港，再由菲律宾卖到马来亚、新加坡。爱国华侨是尊重她的，她筹足了两三年的生活费，就到巴黎去了。在巴黎，她也就大大地画起来，这次展览会上展出的六幅屏（松菊竹雀）就是巴黎所作。曾有法国人出重金购买，她就是舍不得放手。柳亚子先生的题词，也是十分宝贵的。另外还画了不少，现在还保存着一些。
可是，没有两三年，“九一八”、“一二八”接连而来了。我母亲不顾一切，马上回国，投身到抗敌救亡的洪流中去。
“一二八”轰轰烈烈了一阵，紧接着南京政府来了一瓢冰水，终于昙花一现，夭折了。跟着又来了“何梅协定”，东北沦亡以后，华北行将变色。蒋介石正忙于“先安内”，大打其反共内战，国将不国，民不聊生。我母亲害了一场严重的心脏病，稍好一些，便相约几个依旧支持“三大政策”、绝不为南京效劳的老朋友，组成了“寒之友社”，主要人员有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等，柳亚子就为寒之友社的画题诗，排遣胸中愤气。这时期画的画就多了，现在留存着的，恐怕就不少。他们画梅，画松，画竹，画水仙，几乎都是寒冬开花，傲雪芬芳的。这时候有一故事，在一九六三年的《何香凝诗画集》中还有涉及。就是在一幅母亲同友人合作的山水画上，柳亚子先生题了这样的诗：
为谁来补破河山，腕底烟云未等闲。
收拾雄心归淡泊，时时曳杖款荆关。
这明明是同南京决绝的一首诗。于右任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过了几天，不请而至，也题诗一首：
能为青山助，不是界青山。
出山有何意，声流大地间。
这不啻是为南京公开来说项。以后大家就不理这个说客了。
这时期的画和诗，大概都是这个气魄。我母亲画的松和梅，也渐渐苍劲有力。在蒋介石故意把父亲灵柩从广州迁葬南京，指桑骂槐地奚落胡汉民的时候，我母亲在迁葬会上两边都骂，使汪精卫也夹着尾巴逃开了，不敢同这位“老朋友”眼光相遇。待到我们党和毛主席发出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母亲率先拥护，并说服了许多人一致署名，要求南京对我党《八一宣言》表态。她这时候很忙了，因而作画就慢下来了。西安事变，迫蒋抗日，“七七”、 “八一三”就来了，我母亲年事已老，迁居香港，这时候作画就多了。实际上她的主要工作，是支持宋庆龄副委员长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其中心任务就是替八路军和新四军筹款募捐。
我母亲在香港放开手同海外华侨接触，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一年间，她同大量的华侨见面，向他们宣传抗战，抗战就要帮助八路军。华侨捐一笔款，她就送一张画。究竟送了多少幅，也记不清楚了，主题依旧是松，梅，菊，偶尔也夹杂一些山水画。
香港沦陷，我母亲从粤北到桂西，四年飘泊，作画也就不多了。况且那时行李简单，画笔颜彩，都丢光了，只好哪里有什么笔，就将就画在当时可能找到的纸张上。这时期她画的一幅绿梅，坚挺如铁，花似有香，是当时的代表作。
在解放战争整个时期，她重回香港，又有机会再买画笔，重调彩碟，作起画来。她坚信南京必灭，延安必兴，画的作风又有所改变，主题虽依然是梅、松、菊、山水，但不似前期的悲愤，而是豪放开朗，虽已越古稀之年，但梅枝之坚挺有力，有少年人所不及之处。这个画风一直维持到全国解放，以至她九十岁以后。
她是九十六岁的九月一日逝世的，但直到九十四岁，她仍旧作画。
她后期的画，比如山水，就确有些“硬”了，但她的梅枝，犹如铁笔一般，反映着她一生的硬朗，对友爱而对敌恨的性格。
这样信笔写来，不知不觉已将五千字。我完全没有准备写出这么多字的，但为了介绍我母亲和她的画，觉得不写也不好。
但愿大家看了这么一大堆废话，不要摇头叹息……。
呜呼哀哉，就此搁笔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于北京医院（附图片）
一九五八年何香凝在家中作画。

第3版()
专栏：

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
——四五运动摄影作品述评
徐佑珠 胡颖
真实纪录四五运动的摄影作品，是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威武雄壮的革命群众运动最确凿的见证。它是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一部珍贵的形象文献。它为无产阶级摄影工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在我国摄影史上写出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中，几百名业余和专业摄影工作者拍摄了近万张照片。最近举办的《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影展第二部分展出的二百幅照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珍贵照片，从不同侧面，纪录了这场伟大斗争的全过程和真实面貌。
进入影展大厅，我们首先看到一幅幅全景照片：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讨伐“四人帮”的人流滚滚，花圈似海，诗词如潮，波澜壮阔，感人肺腑，充分显示了四五运动的巨大规模和磅礴气势。它形象地揭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这场革命，是人民以花圈和诗歌为武器，向“四人帮”猛烈开火的特殊战斗。
接着，一系列具有典型情节的画面，再现了当时斗争的情景：在人民一方，愤怒的青年激昂慷慨地朗诵诗词、发表演说；铁路工人展示他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周总理的血书；广大群众批判呼喊反革命口号的败类；万众高唱“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四人帮”煽惑指使一些人用木棍、铁棒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流淌着人民的鲜血……
照片是历史的见证。四五运动摄影作品雄辩地证明：天安门事件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些照片充分发挥了摄影作品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将永远鼓舞人民为真理而斗争。
摄影作为一种形象宣传工具，通过视觉形象来表现主题。刻画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是阐述思想内容的重要手段。天安门事件摄影作品的作者十分注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发挥特写镜头的功能，通过对特定人物直接和细致的描绘，进一步渲染和阐发主题思想。由孙儿搀扶着的华侨老太太，架着双拐的年轻人，骑在父亲肩膀上的小孩子也参加了悼念周总理、讨伐“四人帮”的行列。这些照片，深刻地反映了这场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一位身着军服的海军干部，从他略显苍老的面容和鬓边白发可以看出，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同志。他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凝视着、沉思着，没有眼泪，没有言语，但无法抑制的悲愤正从他紧闭的双唇间流露出来，通过对人物神态的精细描写，把他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
看天安门事件摄影作品，我们感到，有些照片的价值，在于作者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传达一种思想感情，赋予作品以深邃的意境，使观众借以认识一个道理。有一幅照片表现了一位年轻的母亲，用儿童车推着她那幼小的孩子，冒雨来到天安门广场的情景。要世世代代铭记周总理的恩情，是这位母亲的心意，也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观众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获得最深切的感受。《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也是一幅寓意于境，境中见意的好作品。它纪录这样一个事实：铁路工人王海力在天安门广场，向人们展示他写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的血书，引起在场群众感情上的强烈共鸣，人们争先恐后地把手向他伸去，王海力处在无数只同情、支持和友谊的手的包围之中。这张别具一格的照片耐人寻味，画中有意，画外有声，饱含着拍摄对象、作者和广大群众“同洒满腔壮志血”，“碧血再开胜利花”的革命豪情。
四五运动的摄影作品，来自作者对周总理深切的爱，对“四人帮”刻骨的恨。正是这种强烈的阶级爱憎和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无私无畏，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正气和党性原则，使他们表现出了最大的勇敢。天安门事件摄影作品得来不易，是作者用生命换来的，倾注着人民的血和泪。
强烈的阶级爱憎还能使作者增加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已经展出的二百幅照片，应该说都是摄影宝库中的珍品，但我们觉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些有心的作者，冒着极大的危险，拍摄了一些不易拍到的镜头。如“汽车烧着了”，“花圈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掉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地上留下一滩滩洗刷后的水迹”，等等。从这几个画面上看，沸腾的天安门广场寂静了，只有一股浓烟，一片水迹，不见人的踪影。在一般情况下，似乎没有什么可拍的了，但作者却敏锐地感觉到这样的场面，是一场激烈的搏斗之后，预兆着一场更激烈的搏斗即将来临。此时无声胜有声。一群革命青年，手臂相挽，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向镇压群众的指挥部小楼奋勇进发的感人镜头，就是于无声处的“惊雷”。这是天安门广场上威武雄壮的话剧不可缺少的尾声，因为新转变的序幕就将从这里揭开。
看四五运动摄影作品，我们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摄影作为一种宣传形式和艺术兵种，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它只有掌握在人民手中，并由敢为真理而斗争的作者去运用，才能真实纪录人民的斗争生活，反映人民的利益、愿望和意志，发挥革命战斗作用。
摄影的特点和长处是它的纪实性。事实的确凿性、真实性是它的生命。丙辰清明的摄影作品，是天安门事件真相的可靠纪实，是作者在斗争进程中选择抓取的。它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没有丝毫虚假和造作，一反“四人帮”控制摄影阵地时照片千篇一律的可憎面目，感人至深，令人难忘。它既是摄影创作必须按摄影自身规律办事的生动例证，又是对“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大搞摄影骗术罪行的有力批判。
四五运动摄影作品的作者，都是这场斗争的英勇参加者和忠实纪录者。他们对自己所报道的事情有深刻的理解，有非表现不可的激情。四五运动摄影活动，有力地证明了，摄影采访和创作，都必须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绝不能象叛徒江青那样，搞什么主观臆造，无中生有，摆布导演，弄虚作假。
四五运动的摄影实践和宝贵经验，必将鼓舞我们更好地发挥摄影这一武器的战斗作用，为宣传好全党工作着重点的重大转移，纪录好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光辉灿烂的战斗历程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