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02-14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

旗帜鲜明地清除极左的流毒
中共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 王国英
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务之急，是要旗帜鲜明地肃清林彪、“四人帮”那条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纠正那种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
多年来，农村中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更是一个劲儿地反右倾、反复辟、反回潮，从“揪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到抓“党内资产阶级”，从批判“小生产”到对农民实行“全面专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受其害。每次政治运动，都是从上到下，打击了一批又一批的基层干部，出现了“一茬庄稼，一茬干部”、“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罪人”的怪现象。一个劲儿反右的结果，使得许多人患了“恐右症”，以为“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遇事“左”三分，宁“左”勿右。这样，弄得人心不安，干部不稳，农业怎能搞得上去呢？
农村的经济政策，也被践踏无遗了。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到“大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把社员的自留地、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割掉了，把发展多种经营和集体工、副业的路子堵死了，把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批掉了。我们吕梁地区曾经刮过“浮夸风”，搞过“高征购”，有的县还搞过没收社员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羊、小平车、缝纫机的所谓“五大革命”，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破坏很大，出现群众缺粮外流的现象。这明明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有的人却矢口否认，硬说这是“粮食问题上的阶级斗争”。这就使得我们这个革命老根据地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困境，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
再说学大寨的问题，多年来也被极左思潮搞得人们无所适从。一阵子说：“大寨人生来就爱一个斗字”，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七斗八斗”，是“对资本主义发动不停顿的大进攻”；一阵子说，学大寨运动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假学大寨”；不推广大寨的一整套经营管理经验，就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等等。总之，不去注意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力，而是一个劲儿地在生产关系的改变上大做文章，搞什么“穷过渡”，把平均主义说成是“富还债”。谁要是不赞成，谁就被扣上一顶“热中于搞资本主义”的帽子，搞得农民动辄得咎，气也喘不过来。
因此，旗帜鲜明地清除极左的流毒，是当前农村工作上拨乱反正的要害所在。我们一定要从痛苦的经验教训中分清路线是非，大胆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政治斗争都是为着经济的利益，一切政策的正确与否都应当用经济效果来检验，一切政治运动都需要用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效果来衡量。多少年来，我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尝尽了“左”的苦头，亟需要发展生产，休养生息，补补家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大得民心，定将成为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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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

我们吃够了“左”的亏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公社党委书记 刘炳炎
前些年的农村工作是“左”了还是右了？这是工作重心转移时，要先弄清楚的问题。
《六十条》是个多好的文件呵！当年传达时我们是流着眼泪听完的。文化大革命中，《六十条》的政策规定，被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搞得一文钱也不值了。那时，在生产上，劳动没有定额，农活质量没有标准，干好了不奖，干坏了不罚，干好干坏一个样。很多地方还常常搞“地头大批判”，说是“大批促大干”。其实，越批越不想多干，一天劳动不了几个小时，工效很低。在分配上，一拉平，吃“大锅饭”，美其名曰“增长共产主义因素”，实际上带来了平均主义的消极因素。林彪在江西的一个死党说：“三年不搞分配，钱也不会跑到外国去。”结果，搞得工分值很低，集体空，社员穷，超支借款成风。一九七六年，我们全公社超支欠款总额达四十九万余元。分配不能兑现，进款户成了“纸上富”，哪还有什么积极性？
还有个关于人的政策问题，也被极左思潮弄乱了。运动一来，不管你这个单位有无问题，都要派工作组来搞上几个月，非抓出几个“对象”不罢休。抓生产的干部被戴上“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帽子。有经验的农民被挂上“保守派”的牌子。尤其是那些地富后代，入团、入党、参军、招工都没有份；即使是老子死了，儿子还得顶替老子去开“四类分子”会，听训话，挨批判，真是走投无路！
这类情况，举不胜举，反正我们农村吃够了“左”的亏。我们希望有个长期的安定的环境搞生产，怕就怕什么时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又来反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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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者的话

思想要先转
实现农村工作重心的转移，首先要转变思想。当前，妨碍广大农村干部轻装前进的最大思想障碍是什么？王国英同志说得对：是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宁
“左”勿右的错误观念。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很有必要。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农村中的政治运动不断反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恐右症”几乎成了痼疾。“左”保险，右危险，“左”比右好，宁“左”勿右，被一些同志当作安身处世的“哲学”。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实在被极左思潮搞苦了。
怎样医治这种顽症呢？最好的办法是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依靠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回顾一、二十年来农村工作的历史，看一看什么思想和行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进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什么思想和行动造成了相反的效果？这样，正确与错误就容易识别了。
最有发言权的是社员群众，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干部，公社、县委的同志们，因为你们战斗在农村工作第一线，正确或错误的思想和行动，最直接、最深刻地影响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特别欢迎你们踊跃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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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

越穷越是社会主义吗？
中共山东省乳山县委书记 曲元显
农村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发展农业生产的大是大非问题首先要弄分明。这些年，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也被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搅得混淆不清了。在农村干部的头脑里，形成了许多糊涂观念：“穷”等于社会主义，“富”等于资本主义；抓粮就是“迈社会主义步”，抓钱就是“走资本主义路”。好些地方不但对社员种自留地、搞家庭副业横加干涉，就是生产队经营副业，也被批为“打着集体经济旗号，搞资本主义勾当”，把农村搞得鸡犬不宁，人心不定。
一九七六年秋天，我初到乳山县工作，便碰到这样一件事：西里村大队一直很穷，一九七○年以前的粮食亩产只有四、五百斤，社员分配平均六、七十元。后来，这个大队开辟采石场，利用毛驴运石头卖给国家。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提高了，粮食亩产上升到一千五百多斤，社员平均分配水平达到一百五十多元，成为全县拔尖的富队。周围村庄的群众称赞说，农村能搞到这样就好了！然而有个公社干部一听直摇头，批评西里村“赶毛驴走邪道”。上面的领导干部来了，有的既不摇头也不点头，有的说“粮多可取，钱多可虑”，担心“方向不对头”。因此西里村的经验，长时间没人敢学。
为什么群众拥护的，我们的干部却怀疑和反对呢？因为他们以为学大寨就是学一个“苦”字和“干”字，不能沾“富”字和“钱”字的边；否则，就是走歪门邪道。因此，干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所谓“把关定向”上，把发展集体经济、改善社员生活的门路卡得死死的。怪不得有的社员指着干部的鼻子问道：苦干为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每个劳动日只拿二、三角钱，长久苦下去？难道越穷越是社会主义吗？
今天，要扭转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农村领导干部的思想必须来一个大转变，转到处处为壮大集体经济设想，尽力为农民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上来。农村一天天富裕起来了，农民的积极性高涨起来了，加快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有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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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改善公共交通要各行各业共同努力
多年来，北京市公共交通一直很紧张。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除国家和公共交通部门采取措施之外，还需各部门各单位协同努力：错开上下班时间，分散高峰客流；调整部分职工工作单位，尽量就近上班；城市规划、工业布局和招收新职工要同公共交通统筹规划；把各单位自备大轿车组织起来，投入早晚高峰运输；乘客自觉维护乘车秩序
多年以来，北京市的公共交通一直很紧张，入冬以后更加突出。特别是早晚上下班时，乘车拥挤，等车时间长，老人和抱小孩的妇女上车更加困难。广大群众每天为乘车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意见很大。
北京之所以坐车难，一是车辆的增长赶不上客流的增长，人多车少。一九七八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乘客周转量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二，运输能力仅增长百分之九十八，相差三分之一。二是道路建设跟不上车辆的增长，车多路少。十多年来，北京的各种机动车增加三倍多，自行车增加两倍多，城区的道路却基本上没有变化，交通的拥挤和堵塞日益严重。有些线路的车流已达饱和状态，车上人挤，路上车挤，路口等红灯的时间越来越长。由于交通堵塞，公共电车和汽车的行驶速度逐年降低，一九七○年的平均时速为十八点八公里，一九七七年只有十七点六公里，这相当于减少了一百二十辆车。因此，如果道路问题不解决，有些线路再增车也无济于事。
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迅速改变乘车拥挤的状况，已经成为广大群众十分迫切的要求。北京市委专门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逐步增加车辆，加快城区道路和立体交叉路口的建设，抓紧在城郊工业区建设职工住宅。首都公共交通战线的广大职工为改善交通拥挤状况也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造成公共交通拥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国家和公共交通部门采取措施之外，还需要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协同努力。
一，错开上下班时间，分散高峰客流。北京多数机关、工厂、企业都是早晨八点上班，因此在早晨六点半到七点五十分、下午五点到六点半这段时间内，交通特别拥挤。如果错开上下班时间，交通拥挤状况就可以大为缓和。现在的问题是有一部分工厂企业以种种理由不愿实行这种办法，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另外，让各大工厂轮流休息假日，也能缓和交通的拥挤。
二，调整部分职工的工作单位，尽量让职工就近上班。北京市发售的公共电车、汽车月票，一半以上是郊区线路月票，就是说，两个坐车上班的人中就有一个人来往于城区和近郊区之间。全市去年十二月购买月票的职工达八十二万人，如果其中有百分之十能就近上班，就等于增加几百辆车。去年以来，全市调整了上万人的工作单位，深受群众欢迎。但是，这项工作遇到的阻力很大，有些单位的领导怕麻烦，或者本位主义思想作怪，提出种种条件。市委已责成有关部门切实抓好这项工作。
三，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城市规划、工业布局和招收新职工等许多方面的工作，都与公共交通有关。今后，劳动部门要就近招工和分配工作，各单位特别是远郊工业区要就近建设职工住宅，城市建设要做到每个居民区的各项生活设施都成龙配套，使群众能就近上班，就近买东西，子女能就近上学。
四，把各单位的自备大轿车组织起来。全市各机关、企业的大轿车估计有上千辆，相当于公共交通车辆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果这些车辆能投入早晚高峰的运输，可以解决很大问题。
五，乘车的同志要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不要扒车不放，以免打乱运行计划，影响运输效率。
新华社记者 夏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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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更好更多的名牌产品出口
辽宁奖励一批圆满完成去年出口产品生产计划的工厂企业
新华社沈阳二月十三日电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最近对一批圆满完成一九七八年出口名牌产品和高档产品生产计划的工厂企业，颁发了奖品、奖金和奖状，鼓励他们继续生产出更好更多的名牌产品出口，多创外汇，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瓦房店纺织厂生产出口的塔牌宝塔线，成型和光泽好，纱支条干均匀、尺码足，在香港市场上很有信誉。这个厂去年为国家换回外汇一百三十万美元，省革委会决定发给奖金一万元，奖售给汽车一辆。东北制药总厂是生产出口药品的老厂，由于重视出口产品质量，使磺胺嘧啶、维生素C、氯霉素质量一直稳定提高，去年为国家换回外汇四百万美元，省革委会决定奖给现金三万元。
这次得到省革委会奖励的共有十八个单位，其中包括瓦房店纺织厂、沈阳第二印染厂、旅大罐头厂、东北制药总厂、大连石油七厂等。这些单位去年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出口产品的生产计划，共为国家取得外汇五千多万美元。省革委会共发给这些单位十万两千五百元奖金和进口的台式电子计算机二十台，有的还奖售了汽车。
另外，辽宁省去年的柞蚕茧和对虾生产获得丰收，为国家提供了比计划多三百六十五吨的出口柞蚕丝，比计划多两倍的对虾，对外贸易部拨给外汇一百九十八万美元作为奖金。省革委会决定用这些外汇的一部分进口汽车，奖售给生产柞蚕丝的单位，将其余的大部分外汇奖给超计划生产和收购对虾的有关市和渔业公司，让他们用来进口生产急需的物资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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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搞好水库养鱼的科学研究编辑同志：
为发展我国淡水养鱼事业，现有水库应该充分利用起来。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还有一千一百万亩水库的水面没有用来养鱼，已利用的水面平均亩产量又很低。我国绝大多数水库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兴建起来的，水库养鱼还处在萌芽阶段，需要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水库养鱼与池塘养鱼相比，有许多不利因素，如水温低，水质淡，水位变化幅度大；但也有很多有利条件，如水域宽，水位深，水量足，如果想办法克服不利因素，是能够高产的。近年来各地出现了不少产量较高的水库。浙江青山、吉林海龙、新疆磨姑湖、湖南千金、湖北梅川、陕西南沙河等大中小各类水库，每亩水面年捕鱼近百斤或一百多斤。但是，这些水库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有的产量波动，有的下降，主要原因是害鱼增多。水库因水面大，每年水又不能放干，害鱼不断繁殖。怎样在深水情况下根除这些害鱼，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水库通常饲养的青、草、鲢、鳙、鲤、鲫、鳊七大家鱼，各有喜游不同水层深度的特点，在不同地区、不同水库按怎样的比例投放合适，也需要认真作好调查研究工作。其他如培育大规格鱼种，水库水冷如何提高鱼的成活率，深水捕捞等问题，都是急需研究解决的。
搞好水库养鱼的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渔业试验观测比农业周期要长，鱼种放进水库一般都要三年以后才能回捕，也就是一个试验项目三年后才能揭晓。我们殷切地希望战斗在渔业战线上的科技工作者，努力做好研究工作，为解决好人民吃鱼问题作出贡献。
湖北省广济县水利局
郑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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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湖滨地区当然以渔为主好
江苏省吴县洞庭公社红星大队去年到十月中旬，提前完成二千八百担的全年鱼产上交任务。
红星大队地处大片湖滨地区。过去“四人帮”刮起的“菜农不吃商品粮”的歪风也吹到这里，出现了“渔民不吃商品粮”的谬论。一时间，鱼池填了种粮食，传统的渔业生产受到破坏，鱼产连年下降。经过揭批“四人帮”，这里的人说，靠水吃水，湖滨地区以渔为主，是理所当然的事，挤掉渔业搞粮食，是得不偿失的傻事。近两年，大队和各生产队经过研究，适当压缩过去盲目增加的稻田面积，开挖鱼池养鱼，已经获得了好的效果。
朱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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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官厅水库鱼产量为什么下降？编辑同志：
近几年来，官厅水库鱼产量连年下降，一九七六年捕鱼九十六万六千斤，一九七七年降到七十一万六千斤，一九七八年产量还不足五十万斤，平均亩产不到四斤。产量下降的根本原因是领导不力。现有的水库渔业领导小组是一九七一年农林部邀集河北省、北京市等有关部门协商后，由延庆、怀来两县和水库管理处等十多个单位派人联合组成的。这些年来，由于机构、人员多次变更，渔业领导小组有名无实。担任组长的单位认为：“水库管理处是管水的，管渔是分外事”。担任副组长的单位认为：“水库跨省市，县里没法管。”而河北省、北京市水产主管部门又都围绕着资金、地盘打圈圈。水库渔业生产谁也怕沾手，谁也不来管，生产没人过问，经费没有着落，问题没人解决。目前，官厅水库渔业生产中的突出问题是：
生产秩序混乱。由于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干扰、破坏，水库捕鱼秩序非常混乱，不断发生私人进库捕鱼、炸鱼、毒鱼和盗窃渔具等事件。有的单位开着汽车到水库乱捕乱打。
损害水产资源的现象严重。由于管理不当，一九七八年全库几乎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队和部队捕鱼单位使用小眼网捕鱼，小胖头鱼捕获量已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六。照此下去，水库渔业资源很快就会枯竭。
鱼种投放规格小，质量差，成活率低。原规定向水库投放的鱼种规格力争要达到三寸，但有的渔场投放的鱼种规格还不到二寸，在大水面中投放小规格鱼种，既浪费国家资金，又不利于发展渔业生产。
以上问题已经拖了很久，是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的时候了。
官厅水库
渔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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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怎样挽回带鱼资源趋向衰退的局面？
根据带鱼的生物学特性，它的生命周期短，生长快，性成熟早，产卵期长和产卵场广，可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严禁机帆渔船拖网作业在禁渔区内生产；在禁渔区线外，对机轮和机帆渔船拖网作业实行禁渔期，控制捕幼鱼和产卵亲鱼的数量。对张网作业，在稚幼鱼出现的主要时期和区域，除要求改革网具外，也要同样地实行禁渔期和划定禁渔区。如果能严格、切实地采取这些措施，三、四年后，带鱼的资源就会再度兴旺起来。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郁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