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示:采集本站数据请保持每秒一条的频率。高于此频率则失败,滥采则封IP。谢谢!

1979-02-10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崇高的品质 求实的精神——云南人民深切怀念阎红彦同志

第3版()
专栏:

崇高的品质 求实的精神
——云南人民深切怀念阎红彦同志
刘明辉 赵增益 李 原
(一)
阎红彦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十二年了。十二年来,云南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深怀念阎红彦同志。
阎红彦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惨遭林彪、“四人帮”疯狂迫害,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饮恨而死的。当时,他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粉碎“四人帮”后,阎红彦同志的沉冤才得到昭雪。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阎红彦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参加了仪式。
阎红彦同志是陕西子长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于一九二七年秋参加了清涧暴动,随后在陕甘和晋西地区进行武装革命活动,为创建西北工农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阎红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几十年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战斗,积极工作,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使云南的党组织和人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对于阎红彦同志的最好悼念,就是认真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他的优点很多,最为突出的是,他既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魄力,又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并善于把二者结合起来。他在主持云南省委工作的七、八年中,把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云南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动了全省工作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经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一九六六年以前,云南全省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团结、集体经济巩固、工农业生产发展、市场繁荣兴旺的景象。一九六六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年增加三成,超过历史最高产量;经济作物有很大发展,平均每人有八斤糖,出口烟叶占全国出口量的三分之一;畜牧业也高速度发展,全省平均每二亩二分地有一头猪或牛或羊,猪羊的存栏数,羊占全国第四位,猪占第六位。按农户计算,当时云南的猪平均每户二点零一头,占全国第一位。造林面积,一九六四年达到二百九十二万亩,相当于一九六一年的五倍。昆明和专县城镇市场繁荣,肉食、主要副食敞开供应。云南人民从自己的现实生活和物质利益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衷心拥护共产党,发自内心地拥护毛主席。一提起这个时期,人们无不称赞。可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却诬蔑那个时候的云南省委是“黑省委”,“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诬蔑云南十七年的工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云南解放后的十七年,是云南省委和各级党委、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决执行党的革命路线的十七年,是全省广大人民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革命和生产实践的十七年。尽管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党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红的,云南省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云南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而云南在文化大革命前七、八年中所取得的成绩,是和阎红彦同志的积极工作分不开的,特别是和他实事求是,从云南实际出发,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分不开的。这就是云南人民特别怀念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阎红彦同志主持云南省委工作初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尤其是农村,在“五风”的影响下,许多地方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忽视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不适当地推行供给制,不顾条件地办公共食堂;不按云南农村,特别是山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以及多民族杂居的实际情况,把社队规模搞得偏大;取消了自留地和社员家庭副业,使农业生产遭到损失,使集体经济遭到破坏。当时,人民生活相当困难,甚至发生了浮肿病,边疆民族地区也一度出现了动荡不安。
面对着重重困难,怎么办?由于多年来一味地盲目反“右”,不准批极左,有些人怕犯所谓“右倾”错误、“方向性”错误,不敢落实党的经济政策,不敢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而阎红彦同志却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决心,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云南的实际,坚决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他一方面派出多批调查组摸清情况,一方面召开有地、县委干部参加的会议,端正思想认识。他一再向干部指出:“农民是剥夺不得的,价值法则、客观规律是违背不得的。”“只要真正接受了教训,知道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不能是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必须是实事求是,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一九六○年,根据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十二条),云南省委开展了反“五风”的斗争,坚决刹住“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化风”。一九六一年又根据《六十条》草案,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了公共食堂问题,调整了社队规模,正确处理了大集体、小自由的关系,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恢复了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工作,生产关系比较适合当时云南农村的生产力状况了,党的经济政策比较落实了,农业生产迅速健康地向前发展了;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落实党中央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阎红彦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表现得非常突出。他遵循毛主席关于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的指示,坚决反对照抄、照转中央的指示,注意研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凡是在省委权限之内可以处理的新问题,都在阎红彦同志主持下,由省委做出了补充规定;凡是属于应由中央决定的,他就积极地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一九六一年上半年,中央已明确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但当时所说的“队”是指生产大队,耕牛、大农具都归大队所有。阎红彦同志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认为这种制度,不利于调动生产队的积极性。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他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正式建议:“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问题,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所谓大牲畜归大队所有,是‘只图虚名,而无实惠’,归生产队所有可以大大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有利于大牲畜的恢复和发展”。关于社队规模问题,他针对云南地理条件复杂,山区幅员辽阔,居住分散,民族众多,当时的社队规模一般偏大的实际情况,在报告中说:“我觉得规模的大小,不能只看户数,更不能只看平均数,也不能完全拘泥于原来的乡和高级社的情况,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毛主席肯定了这个报告,在批示中写道:“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阎红彦同志善于把上级指示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勇于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反映客观实际的作风,贯穿在他的全部工作中,特别是贯穿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云南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伴随着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落实党的政策而来的。在“五风”盛行的那些年份,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方针遭到严重干扰,孤立地就粮食抓粮食,瞎指挥、“一刀切”的现象十分严重,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害。当时,最尖锐的问题仍然是粮食。由于连年减产,粮食产量最低的一九六○年比最高年降低百分之二十多。阎红彦同志和省委坚持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优先的地位,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为了调动广大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阎红彦同志提出了粮食增产部分实行“三三制”的办法,即当年增产的部分,国家超购、集体储备、增加社员口粮各占三分之一。这一办法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但是,阎红彦同志不是孤立地就粮食抓粮食,一再强调要发展多种经营,把农、林、牧、副、渔结合起来,全面发展。他所以特别重视发展多种经营和山区生产,是和他对云南农业生产的特点的深入调查研究分不开的。他常说:“要研究自己的情况,什么能发展,什么不能发展。”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全省总面积三十八万多平方公里,一千五百亩以上的坝子(小盆地)只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九十四的面积都是山区和丘陵。云南的地势,山脉横断,北高南低,河流深切,峡谷纵横;有海拔九十米的河谷,也有海拔五千多米终年积雪的高山;有热带、亚热带地区,也有高寒山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形成了独特的立体气候,带来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云南农、林、牧、副、渔的资源丰富,有宽阔的草场,宜于发展畜牧业;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蓄积木材量当时占全国第二位;经济林木品种繁多,达二万余种。阎红彦同志一到云南就进行调查研究,逐步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第一手资料,对这些特点的了解越来越深刻,从而对于在云南必须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心也就越来越坚定。
阎红彦同志把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农业生产提到了重要位置。他一再强调:“积极发展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十分重视畜牧业,开展多种经营,要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去进行”。又说:“增加收入,增加积累,巩固集体,增加工业原料,活跃市场,改善人民生活,都要靠开展多种经营”。为了促进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在阎红彦同志的倡议下,省委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对发展林业、经济林木、畜牧业、副业、渔业,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规定。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阎红彦同志针对云南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特点,特别注意采取经济手段来促进多种经营的发展和活跃山区的经济。他不只一次地说:
“依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来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是困难的,必须依靠党的领导,依靠正确的经济政策,依靠先进的流通关系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的指导,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率的提高”。为了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在他的积极主张下,省委制定了社员养猪“吃一半卖一半”的政策和对大牲畜、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合理杀、卖、吃的政策,即按照牲畜发展的自然规律,实行积极的合理的淘汰,以增加集体和社员收入,改善群众生活,提高群众饲养牲畜的积极性。这对于云南畜牧业的大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全省大小牲畜从一九六○年的一千五百二十二万头,发展到一九六五年的二千二百多万头,按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有一头多。畜牧业收入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当时,在全国畜牧业收入比重中也是比较高的。特别是猪和羊增长很快,猪由一九六○年的五百五十多万头猛增到一九六五年的九百六十多万头;羊由一九六○年的四百多万只增加到一九六五年的六百八十多万只。由于采取了合理杀、卖、吃的政策,大大提高了羊的商品率,一九六六年的羊收购量达到六十三万只,比一九六一年的十二万五千只增加四倍多。为了发展林业,省委作出了山林分级管理的决定,明确划分了森林的所有制,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因此,造林面积逐年大幅度增长,特别是经济林木发展很快,由一九六二年的三十八万亩,发展到一九六四年的一百七十四万亩。有些地方建起了万亩茶园、千亩茶园。林副产品如油桐籽、油茶籽、乌桕籽大幅度增长,种桑、种蓖麻、种竹成为普遍现象。当时,在阎红彦同志倡议下,省委还成立了山区工作委员会,派出了一千多人的山区工作队,增加了扶植山区生产的专门经费。省委还试行了高山、分散山区以畜产品、土特产品抵交公余粮的政策,以利于因地制宜发展山区生产和促进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穷乡僻壤的大量畜产品以及禽、蛋、土特产品下山了,对于改变山区落后面貌起了积极作用。
阎红彦同志从云南实际出发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具体落实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可以这样说,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云南战胜三年困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步伐比较快的根本原因。但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党羽,却诬蔑阎红彦同志提出的这些实事求是的方针是什么“山区特殊论”,“流通决定论”。不!这不是“山区特殊论”,也不是“流通决定论”,而是从云南的实际出发,从山区的特点出发;是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依靠党的经济政策,高速度地全面地发展云南的生产。在云南,不重视山区,就是脱离云南的实际,“全面发展生产”就是一句空话。而如果不采取经济的办法,不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是不可能高速度发展生产的。这是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只能说明他们的反动和愚蠢,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因地制宜的原则是正确的。
(三)
云南有二十一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云南有近四千公里的国防线,在国防线附近居住着众
多的少数民族,有十三个民族跨境而居。在云南,坚决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对于边疆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国防的巩固,都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阎红彦同志主持云南省委工作期间,对于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十分坚决。他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积极地解决民族问题。
一九五八年,由于一度脱离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现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一九五七年,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刚刚完成土改,就开始了合作化;到了一九五八年,有人又提出了所谓“一步登天”(由互助组、初级社一步实现人民公社化)和
“反三论”(反特殊论、落后论、条件论)的主张。这种不讲条件、不分民族的过“左”行为,引起了动荡不安,出现了人口外流,生产下降。一九五九年以后,在阎红彦同志的主持下,逐步调整了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制订和贯彻了一系列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政策,如肯定边疆当时的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一般办单一民族社,允许社员长期保留自留地、零星果木、小鱼塘,允许社员养骑马,允许苗族有麻塘地和瑶族有蓝靛地,允许回族有自留牛、羊,等等。这样做了以后,边疆迅速恢复了稳定,外流人口逐渐返回。到一九六五年,阎红彦同志根据毛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指示,亲自到边疆地区的孟连、沧源、耿马等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从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上帮助少数民族的具体措施。当时,云南边疆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山区,经济、文化、教育相当落后,不仅保持着“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而且文化水平低,宗教迷信、陈规陋习还相当严重。办合作社没有会计,学技术不识字,甚至生活方式也非常落后,饭菜简单,衣着简陋,不讲卫生。阎红彦同志提出,要在边疆民族地区传播先进科学技术,提倡学文化、讲卫生,发展商品经济。为此,组织了民族工作队,拨出了扶植民族地区发展生产的专款,采取办学习班、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在民族地区扶植生产、传授技术,甚至传授使生活多样化的先进知识。有些工作是从解决盖瓦房、磨豆腐、做酱菜、提倡刷牙、洗脸、盖被子开始的。这些措施受到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他们至今念念不忘。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切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面貌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合作社逐步巩固壮大,入社农户逐步增加,生产逐年上升。到一九六四年,边疆地区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十七亿一千万斤,大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这些从实际出发的政策,横加污蔑,胡说这是“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文化决定论”,向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脸上抹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最好的见证。这根本不是什么“边疆特殊论”,而是承认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只有承认这种特殊性,才能引导边疆少数民族走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这也不是什么“民族落后论”、“文化决定论”,而是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出发,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状态的正确措施。文化大革命 前十七年的实践表明,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生产发展了,集体经济巩固了,边疆稳定了,民族团结了。而在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下的边疆民族地区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否认边疆民族地区有特殊性,否认民族之间的差别,鼓吹什么“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不存在了”,“民族差别消失了”,反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不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云南边疆大搞反动的“划线站队”、“政治边防”,残酷迫害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贫下中农。他们在生产上大搞瞎指挥,“一刀切”。林彪、“四人帮”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边疆的稳定,民族的团结,集体的生产,再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外流发生了,集体经济被削弱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大大下降了。
(四)
我们云南省委中和阎红彦同志共同工作过的同志,都深深感到:他有一种敢于实事求是的果断气魄,有一种辩证地看问题的敏锐力。这是和他具有以群众利益为重,敢于对党、对人民负责,不怕担风险的崇高精神密切不可分的。当一九五八年刮“五风”时,阎红彦同志还在四川工作,当时有一股很大的
“浮夸风”,谎报产量十分严重,如果谁要加以怀疑,就会被诬蔑为“右倾”。阎红彦同志不但不相信什么亩产万斤粮,还亲自去揭露这种“浮夸风”。他曾经带上工作人员到现场,亲自验收过秤,当场戳穿这种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他常说:“要敢于负责,敢于坚持原则。什么是原则?合乎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原则。”正是由于心里装着人民的利益,他不哗众取宠,也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得失,能够正视实际,敢于从实际出发。
有这样两件事,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一件是,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正当林彪大肆鼓吹“句句照办”、
“立竿见影”,并且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时候,阎红彦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多次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转照办”,并要有关部门把这篇文章翻印供干部阅读。他反复讲解《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同志的几段话:“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根据毛泽东同志《反对本本主义》的精神,阎红彦同志还提议在《云南日报》上展开“反对‘照抄照转照办’”的讨论。《云南日报》从一九六五年十月开始,辟出专栏,以《怎样正确执行上级的指示?》为题目,开展了讨论,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共刊出了三十期、文章一百多篇。阎红彦同志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大讲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转照办”,是以无畏的精神向林彪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对林彪贩卖的“天才论”、“奴隶主义”和形而上学、唯心论的一次愤怒征讨。
另一件事是,到了一九六六年初期,正当林彪鼓吹“高举”、“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时候,阎红彦同志在保山专区主持召开了全省地委书记会议,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保山大办样板田的经验、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和开展多种经营的经验,以促进当年农业大丰收。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带上一部《毛泽东选集》,一把锄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的口号,意思是要把政治挂帅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落实到生产上,落实到群众中。省委把这个口号作为当时全省的行动方针,并为此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社论。
这两件事都是针对林彪的。我们可以从中清清楚楚地看出,阎红彦同志是何等地不畏强暴,何等地仇恨唯心论、形而上学,又是何等勇敢地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无畏才能真正实事求是。
仅仅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林彪、“四人帮”如此仇视阎红彦同志,如此疯狂地迫害他。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在黑色风暴刮起来的时候,陈伯达亲自出马以势压人,但阎红彦同志刚正不阿,在电话上愤怒地宣告:“我就不承认你们代表中央!”林彪、“四人帮”仇恨所有的老干部,尤其是仇恨一切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老干部,因为他们是林彪、“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五)
二十八年来,云南的生产建设走了一个“山”字形,两个马鞍形。从云南解放那一天起,革命和生产都是迅猛向前发展的,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出现了三年暂时困难,生产跌下来了。经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落实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生产又逐步上升,到一九六六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以后的十年,在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云南的粮食库存被他们折腾光了,粮食由调出变为调入,市场呆滞,供应不足,人民遭殃。一九七六年十月,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后,中央调整、加强了省委领导班子,开展了揭批
“四人帮”运动,粉碎了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云南又重新高速度地前进了。在这三起两落的实践过程中,一切人、一切事都经受了检验。实践证明: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实事求是原则的时候,云南的革命和建设就胜利、就前进;凡是背离、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时候,革命和建设就失败、就倒退。黑白分明,是非清楚。历史是无情的,林彪、“四人帮”强加给阎红彦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在全省人民面前都一一地被推倒了!
今天,当我们纪念阎红彦同志的时候,遗憾的是,他没能和我们一起亲眼目睹林彪、“四人帮”的覆灭。但是,我们可以告慰阎红彦同志的是: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云南正在大治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全省人民决心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坚决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迅速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们一定要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的谆谆教导,学习阎红彦同志对党和对人民负责的崇高品质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安息吧!阎红彦同志!
随便看看别的资料:
热门资料: 生活妙招 兔子百科 生肖運勢 古書大全 養生常識 健康飲食 古人大全 歷史人物 科普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