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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02-06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给县社队应有的自主权 农业生产将更快发展 东莞县委书记欧阳德就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提出建议

第2版()
专栏:

给县社队应有的自主权 农业生产将更快发展
东莞县委书记欧阳德就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提出建议
据新华社广州电 新华社记者宫策、黄越、何云华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中共广东省东莞县委书记欧阳德在学习时兴奋地说,这实在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它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发生深远的影响。
东莞县不但是个粮产区,而且是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以及社队企业相当发达的地方。在这个有一百一十万人口、一百一十九万亩土地的县,一九七七年生产粮食十一亿多斤;交售给国家商品粮四亿多斤。一九七八年晚稻由于受灾,比前一年减了产;但是由于这里经济多样化,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一九七八年的甘蔗、花生、香蕉、水草、木薯、大豆等普遍获得丰收,生猪、塘鱼和社队企业都增产增收。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六亿多元,外贸出口一亿多元。一九七八年,社员每月口粮平均达到四十多斤,每人平均分配可从一九七七年的一百三十九元增加到一百四十四元。现在冬种田里一片葱绿,品种多样,一片兴旺景象。这就是说,在受灾减产的年头,这个县仍然是个增收的年景。
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时候,东莞县的干部和群众认为,东莞还有巨大的生产潜力。可惜上面有许多条条框框约束着,有些事要办不能办,“大鸡不吃的小米却不让小鸡吃”,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他们对公报中所提出的要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大胆下放经营管理自主权,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认为,如果上面不是统得太死,而是给予县、社特别是生产队以应有的自主权,东莞县的农业完全可以有一个更快的发展。县委书记欧阳德结合东莞的具体情况,就这个问题提出了四条建议:
实行任务大包干
农民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国家可以给死任务,但计划要留有余地,受灾可以减免。种植方法提倡因地制宜,上级不要过多干涉。除了粮、棉、油等统购物资外,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一律实行合同制。农民完成征购任务后,剩余部分有权自己支配,国家需要多购的,可以利用价值规律加价收购。
东莞县委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在农业生产上,国家计划只规定完成产品的项目、质量、数量就可以了,不必要把种植面积列为计划下达,更不应把面积规定得过死。过去由于省、地下达的种植计划过大、过死,甚至出现了下达的计划面积大大超过全县实际耕地面积的情况。更为不合理的是,在甘蔗生产上,省、地两级多年来片面强调以面积保总产,年初下达面积计划,不肯下达产量计划,硬是要到年底甘蔗生长定局后,才下达产量计划。这样,使蔗农失去了力争超产的积极性。
上级计划统得这样死,其结果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县里为了保证完成种植面积,不得不采取摊派任务的办法。本来丘陵地和旱地适宜种木薯和花生,也拿来种了甘蔗,结果是面积大、单产低,同时把木薯和花生也挤掉了。
采取任务大包干的办法,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种植,肯定会促进生产的发展。这个县的虎门公社新联村大队耕地贫瘠,过去年年按上级下达的种植计划办事,全队八百多亩耕地基本上种水稻,亩产只有三百多斤,连年无法完成征购任务,还要吃返销粮,劳动日值平均只有三角多钱。一九七八年这个大队在县、社的支持下,第一次顶住上面的“长官意志”,拿出四成耕地种花生,缩小水稻面积,通过种花生改良土壤,增加经济收入,对水稻田精耕细作,合理施肥,提高单产,结果,这一年粮食大丰收,全年产了七万多斤花生,社员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三十元,比上一年增加了三十九元。这个大队只是争来了一点自主权,生产就发展了,面貌迅速改变。
如果省、地两级领导解放思想,把一部分权力下放,让下面能够真正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就会大大加快生产的发展。农民富了,国家也就富了。
不要购过头粮,让农民休养生息
欧阳德举了这样一件事:一九六九年,林彪在广东的代理人借“战备”为名,号召全省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卖“战备粮”、“忠字粮”。当时,东莞农民节衣缩食,多卖了九千万斤“战备粮”。没想到第二年就把这个粮食数加到征购任务里去,变成了死任务。后来虽然经过群众强烈要求,减为六千万斤,但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肯减下来。现在,东莞每年粮食的交售任务是四亿零三百万斤,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平均每亩负担五百斤。这不仅违反了政策,欺骗了农民,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长安公社沙头大队每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五百三十多万斤,其中有一半是一九七○年以后增加的。由于征了过头粮,这个大队年年完不成任务,生产和生活至今翻不了身。群众对这件事意见甚大,议论说:“要拨乱反正,为什么这个‘乱’至今不拨?”
打掉经济管理体制的衙门化、官僚化,实行企业化、专业化
欧阳德指出,当前行政机构重叠、臃肿,办一件事情要盖十个、八个章,一天可以办成的事,有时要拖上半年。群众批评说:“多一个庙堂,多一座菩萨,多一条陋规,多收一次费”。这种上层建筑已经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绊脚石,非改革不可。
按照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地区一级改为省的派出机构,已经不是一级政权。现在地区革委会的牌子已经摘了,但实际上机构未变,而且上下对口,仍然在行使一级政权的职能。多了这层机构,省和基层隔得更远了。
欧阳德主张,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他建议,地区一级应该“拆庙”,广东的“特产”——各种临时机构,更应该“拆庙”,省、县、公社的行政机构也应该大大精简,把大批不参与生产的行政干部,变为参与生产、精通业务的经济工作人员,以加强基层经济组织。给县一点外贸和对外经济交流权
广东毗邻港澳,各县对这个问题感到特别迫切。现在,由于外贸统得太死,许多东西、许多事情进不来,出不去,办不成,在对外贸易和经济交流上,常常失去许多良机。
东莞县委书记和外贸局长以极大的兴趣讲述了这个县的有利条件,东莞是广东省主要的对外贸易基地,通往港澳的水陆交通方便,外贸发展潜力很大。全县去年出口换回外汇达三千七百多万美元。如实行中央与地方外汇按百分之五分成,一年就有三百万美元的外汇资金周转。如用这笔钱进口饲料,发展养猪业,再出口肥猪,仅这一项就可赚回一笔外汇。文化大革命以前,东莞县自己可以出口一部分土特产,进口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把这些作法都当作“修正主义”批掉了,连稻草、泥沙也不准卖给香港。国家既无法经营这类东西,又不肯下放给县、社去经营,十多年来白白放过了一大笔外汇收入,真是可惜。

浪费工时的现象再不能继续下去了

第2版()
专栏:新华社记者来信

浪费工时的现象再不能继续下去了
陕西铜川矿务局浪费工时的现象相当严重,有的矿有效工时一般只有三到四个小时。工人、干部提出: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要从因循守旧、按部就班的保守思想和落后的工作方式中解放出来,取消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尽量压缩开会时间,加速发展采煤机械化,对老矿实行技术改造,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记者最近在陕西铜川矿务局采访,看到这里浪费工作时间的现象相当严重,广大矿工对此十分不满,怨声载道。
记者到这个局的三里洞和史家河煤矿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这里的工人和干部告诉记者,井下工人的工时利用率低得惊人,有效工时一般只有三到四个小时。据三里洞煤矿去年八、九月份在现场的实际测定,采煤三区和采煤四区工人的有效工时分别为三小时零四分和三小时三十八分;其中采煤四区采煤班的有效工时只有二小时二十八分。
工时利用率虽然这么低,但是,工人每天上班实际上耗费的时间却很长。在正常情况下,采煤工人在井下上一个班没有八个半小时上不了井,掘进工人没有九个半小时上不了井,再加上在井上活动的时间,平均每个采掘工人每天消耗的总工时近十三个小时。这样,工人整天疲惫不堪,哪里还有时间去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呢?
那末,这十三个工时都花到哪里去了呢?据了解,原来主要都浪费在会议和路途上了。铜川矿务局规定,工人每天上班前先要开班前会两个小时,其中学习政治一个半小时。然后换衣服下井,从井口底到工作面,距离近的要走四十分钟,远的至少要走两个小时。
煤矿工人每天这样白白耗费大量工时的状况难道就不能改变吗?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访问了不少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他们发表了很多好意见。他们说,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因循守旧、按部就班的保守思想和落后的工作方式中解放出来,紧跟上大转变的形势,切切实实为工人群众办几件好事。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三条:一、取消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把班前会真正变成名副其实的研究生产的会议,尽量压缩开会时间。二、加速发展采煤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把节省下来的劳动力用来增加生产班次,试行六小时四班工作制。三、对老矿实行技术改造。如从地面往采煤工作面打竖井,工人可从地面直接下到工作面,减少在井下走路的时间。
从以上职工们的意见和要求可以看出,我们有些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思想上要减少点形而上学,增加点辩证法;少搞些形式主义,多搞些调查研究,切实帮助工人和技术人员解决生产、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我们的企业领导干部如果不是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家,所谓把工作重心转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就仍然是一句空话。总之,再不能让工人的宝贵时光大量浪费下去了。
韩国英

要敢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第2版()
专栏:短评

要敢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这个决定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决拥护。广东省东莞县委书记对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弊病提出的批评和具体建议,很值得重视。我们应当提倡这种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主动精神。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是应该有一个热气腾腾的生动局面,这样才能充分发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做到集思广益,加快步伐。
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少是建国初期制订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央权力过于集中,上面统得太死,对发展生产是不利的。不下决心进行改革,不给地方各级以及工农业企业必要的自主权,我们的建设事业就不能迅速发展。不合理的体制会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障碍。
毛主席早就提出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地方和企业应当有更多的自主权。这就是说,给下面因地制宜之权,使地方和企业在国家计划的统一指导下,能按照实际情况制订工作方针,安排和组织生产。我们国家幅员广大,情况千差万别,即在一省之内,地区与地区、县与县之间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如果不给下面大一点、多一点的自主权,要想把经济工作搞活搞好,是不可能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实质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
事实证明,权力过于集中,容易造成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思想僵化、瞎指挥、强迫命令等等弊端,使经济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克服权力过于集中,把经济管理的自主权大胆下放,是实行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工作是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问题,是能否发挥亿万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抓好。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慎重从事。但决不能借口慎重而墨守成规,贻误时机。搞四个现代化,必须抢时间,争速度,必须坚决克服那种优柔寡断、慢慢腾腾的作风。当然,在前进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善于总结经验,敢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就能不断前进。在前进中即便出了一点小问题,也不必大惊小怪,及时解决就是了。在这里,重要的是认真学习,勇于实践。

县站预报的开路先锋——记镇雄县气象站坚持为农业服务的事迹

第2版()
专栏:

县站预报的开路先锋
——记镇雄县气象站坚持为农业服务的事迹
云南省镇雄县气象站长谭文光和同伴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断攀登气象科学高峰,开创了我国县站预报的道路。
县气象站过去只能观测天气、积累资料,不能发布天气预报。而大台发出的天气预报,常常不符合镇雄县的情况,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威胁。
一九五七年三月,镇雄县的三十多个乡遭受了一场严重的雹灾和水灾。受灾的第二天,气象站的同志随县委领导去灾区调查。社员们含着热泪,手扶着被打毁的庄稼,殷切地希望他们搞好天气预报。县委领导也鼓励他们大胆实践。他们决心努力掌握气象科学知识,冲破“县站不能预报天气”的思想障碍,向农民提供天气预报。经过一百三十多次试验,气象站于这年的六月二十七日通过有线广播,第一次正式向全县发布了二十四小时的天气预报。
县气象站很快成为县委指挥农业生产的参谋。一九五八年一月,县委根据气象站的寒潮预报,采取紧急措施,把全县高山地区的牲畜赶到河谷避冻,保证了三十二万多头牲畜的安全。这年的五月,镇雄一直没有下过透雨,栽秧遇到了困难。六月一日,县气象站发布了将有十五至二十五毫米降雨量的消息。县委连夜动员大家堵水,栽了七万多亩地的秧。
这样好的气象站,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执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人诬蔑为“黑窝”,全站四个同志分别被打成“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坏分子”和“反革命家属”。但他们在高压之下不低头,面对迫害不屈服。留在站上的同志一面受批判,一面坚持值班,保证了气象资料不中断,为农业服务不停顿。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关怀下,被踢出去的同志先后回到了站上,但围绕着气象为农业服务这一根本方向的斗争却更加尖锐、复杂。
冰雹是镇雄县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常常造成人畜伤亡,大面积庄稼被毁坏。县气象站的同志把监视和防御雹灾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一九七二年,他们预报四、五月份冰雹严重,对大小春作物威胁大,建议县委早作准备,防雹抗灾。但县委少数人却胡说什么“坏人拿了会造谣破坏,群众知道了会对生产丧失信心”,不准印发预报。为了对人民负责,他们又写了防雹抗灾的专题请示,结果又被扣压了。由于没有准备,当年的八次冰雹,使全县遭受严重损失。
少数人的刁难,没有阻挡住镇雄县气象站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步伐。曾被押送在高寒山区放牧的朱子健同志回站以后,一头扎进防雹工具的试验中去。没有地方,他就把试验搬到家里,在那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搞炸药,装炮弹。几年来,他们积极培养以民兵为骨干的防雹员,不断扩大防雹点,并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先后试制成功土火箭、空炸炮、拉火管、土迫击炮和防潮炸药,为防雹灾做出了很大贡献。
镇雄县山高水冷,种土豆一般在春节前后比较适宜。一九七五年,气象站的同志经过认真地调查分析,预报当年将会出现
“烂冬天气”,温度低,雪凌大,晴天少,提请县委注意。可是,县委的少数负责人完全置自然规律于不顾,强行规定全县在十一月份前全部种完土豆。气象站的预报由于不合县委少数人的调子,被指责为“同县委唱反调”。有人竟然荒唐地下令,要气象站把天气预报重新“改好一些”、“不要报烂冬”。气象站的同志顶住了高压,拒绝改变原来的预报。
粉碎“四人帮”以后,镇雄县气象站获得了新生。他们砸碎了束缚手脚的桎梏,为农业服务的步子迈得更大了。去年,他们同兄弟站配合,很快绘制出全县的气候分布图。今年以来,他们正在加强县站预报的基本建设,主攻冰雹、低温、冷涝等灾害性天气预报,进一步开展人工局部影响天气的试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终究会得到人民的尊敬和信赖,在全国气象部门“双学”代表大会上,镇雄县气象站被光荣地评选为红旗单位,得到“县站预报的开路先锋”的称号。
李白佳 毛荣方

这笔奖金应照发

第2版()
专栏:

这笔奖金应照发
前些日子,山东省牟平县姜格庄公社姜格庄大队为一笔奖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事情是这样的:
去年春天,大队为了落实按劳分配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规定海带养殖场二十五个人经营一百亩海带,全年计划收入十万元。秋后超产,提出超产部分的百分之十奖给现金,如果减产,则按减产部分的百分之十扣罚工分。当时,全体养殖人员虽然觉得任务比较重,但没有一个泄气的,决心超额完成任务。白天,他们驾舟出海,认真检查,精心管理;晚上交流情况,总结经验。组与组、人与人之间,还展开了劳动竞赛。就这样,从初春干到秋末,超额完成了任务,收入十一万三千元。按大队原来的规定,应提取奖金一千三百元。
可是,大队在讨论兑现奖罚政策的时候,个别干部一看奖这么多钱,思想不通,出来挡道了。有的说:“海带养殖场总共二十五个人,奖一千三百元,平均一个人得五十二元,顶两个多月的收入,太多了!”有的说:“奖金太多了,容易犯大奖大罚的错误,还是慎重点好哇!”他们的说法虽然不同,但意思都是要减少超产奖金。
海带养殖场的奖金,到底该不该减少呢?大队党总支书记贺先壮觉得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党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就不能落实。于是,他组织干部重新学习党的政策,详细介绍了海带养殖场艰苦奋斗夺高产的事迹,要大家讨论,充分发表意见。有的社员说:“海带养殖场得奖多,是人家的汗水流得多,贡献大。咱们不能一见人家的收入多了,就怕这怕那,不敢实行多劳多得。”有的说:“春天,咱们当着群众的面,把奖罚规定亮出去了,现在到了兑现的时候,又想变卦,这怎么能取信于民呢?!”
经过充分讨论,原来想压缩海带养殖场奖金的干部一致同意,奖金按原来的规定照发。
贺长征 李福山

阻力不排除政策不能落实

第2版()
专栏:编后

阻力不排除政策不能落实
在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中,常常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例如,有些干部还没有肃清林彪、“四人帮”鼓吹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余悸还没有消除。在落实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政策时,总是顾虑重重,怕这怕那。他们两眼老盯着社员的钱袋粮囤,生怕富了个人,穷了集体和国家,因此总想从个人那里抠点钱粮,越多越好。还有些干部没有认识贯彻执行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往往以感情代替政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能取信于群众,说话没人听。
这些阻力不排除,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就是一句空话。姜格庄大队和曙三大队第一生产队抓住具体事例,组织大家讨论,摆事实讲道理,肃清余毒,消除余悸,这样做很有成效。

不能水涨船高

第2版()
专栏:

不能水涨船高
湖北省钟祥县罗集公社曙三大队第一生产队为了增加集体收入,决定烧砖窑。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现有的条件,队委会决定做三百个砖坯记一个工。做砖坯的八个社员,第一天都达到或超过了三百。第二天,他们八个人天蒙蒙亮就到了窑场,中午饭没回家吃,这一天每个人做的砖坯都超过了四百。
队委会一个负责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是定额定低了,于是他跑到窑场对做砖坯的社员说:“做三百砖坯记一个工定低了,改为做四百砖坯记一个工。”这话象在沸腾的开水锅里泼了几瓢冷水一样,使八个社员兴奋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下来。
提高砖坯定额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社员们收工回家一边走一边议论纷纷。有的社员说:“这不是水涨船高吗?以后咱们水不涨了,定额多少干多少……。”
队委听到这些议论后,当晚就组织干部和社员就砖坯定额问题展开讨论。年过半百的贫农社员曹必录说:“做砖坯这活我从前干过,劳动强度比较大,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现实情况,做三百砖坯记一个工一点都不低。如果社员超过定额了就把标准提高,那不成了水涨船高,多劳不能多得,以后谁还出大力流大汗?”贫农组长彭纪华说:“我们有的同志只知道人家做了四百多砖,就不知道人家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
队委会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不改变定额,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多劳多得,鼓励社员烧砖的积极性。
罗大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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