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02-03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

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谱写雄壮的进行曲
——《诗刊》召集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日电本社记者徐民和报道：诗歌，要和人民的脉搏、人民的脚步一起跳动——谱写我们四个现代化伟大进军的雄壮进行曲；诗人，要和人民一道去思考、去奋斗——唱出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最强音。这是在北京最近举行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上，诗人们所发出的共同心声。
由《诗刊》社召集的这次诗歌创作座谈会，是近三十年来新中国诗歌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诗人和民间、民族歌手共一百多人。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期间，王震同志和诗人们亲切见了面，勉励大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在座谈会上讲话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大会上发言和书面发言的诗人和业余诗歌作者、收集者，有冯至、臧克家、徐迟、李先辉、贺敬之、赵朴初、艾青、白桦、姜秀珍、雁翼、晓雪、韦丘、景晓东、韩瀚、刘章、孙友田、徐刚、孙静轩、金近、李舟生、朱子奇、克里木·霍加、巴·布林贝赫、鲁歌、苗得雨、田间、公刘、叶文福、梁上泉、丁力、李瑛、张志民、公木、芦芒、宁宇、肖岗、李季、张光年等同志。《诗刊》主编严辰，副主编邹荻帆、柯岩主持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在党的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出席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在这个伟大的转折中，诗人的神圣职责就是要为我们四个现代化伟大进军献出光辉的诗篇。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人民也就要求精神产品的日益丰富。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为精神生产的劳动者提供丰富的原料，精神生产的劳动者给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以鼓舞、以信心，以崇高的精神境界。我们这两类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
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精神产品的生产，有它自己的独特规律。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党领导这种精神生产的正确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座谈会回顾了近三十年的历史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什么时候执行得好，成绩就大，什么时候执行得不好，我们就要吃苦头。林彪、“四人帮”肆意践踏“双百”方针，是摧残我们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的罪魁。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在我们党内，有些领导人也不懂得或不善于领导精神生产，搞过瞎指挥。但是，出席座谈会的同志们相信：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是一定可以学会善于领导精神生产的。我们一定会迎来诗歌的春天。
“双百”方针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科学文化战线上的体现。座谈会就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进行了极为热烈的讨论。座谈会回顾了我们党的历史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实践，认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三座大山，粉碎了林彪、“四人帮”，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党是有民主的传统的。无可否认，我们党内出现过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是摧残社会主义民主，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我们党内也有些同志进城以后当了“官”，不讲民主了，他们搞“一言堂”，损害了我们党的民主传统。今天，固然还要继续肃清前些年留下的无政府主义的余毒，但是，缺乏民主是我们的主要的倾向。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决心来提倡恢复和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这是广大人民所看到的。与会者充满信心地相信，我们党是能够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大家认为，我们党是讲民主的，这是我们讨论民主问题时不能忘记的基本前提。忘记了这个基本前提，我们的头脑就会不清醒。我们要维护我们党的民主的旗帜。我们党的民主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我们的民主是人民民主，而不是个人民主。在中国的这块大地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的宪法所规定的。我们的民主、自由不是离开我们的宪法去讲民主、自由，不是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讲个人的民主、自由。我们的作家、诗人要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教育人民去为健康地发扬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保障四个现代化的胜利实现而奋斗。
诗歌是一种极为敏感的艺术，没有民主的空气和土壤，是不可能茁壮地生长的。座谈会认为，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艺术民主。艺术民主的前提是政治民主，在诗歌的思想内容上，要允许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发表自己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观点。诗人的政治思想观点向谁负责？向党和人民负责——党和人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政治生活不正常，例如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就是要直接地向人民负责。尽管这有风险，但我们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在诗歌的题材方面，我们有无比广阔的天地。因为我们人民的生活是无比广阔的，我们人民的事业是无比广阔的，我们人民的精神境界是无比广阔的。我们不能限制诗人只能写这种题材，不能写那种题材。诗人、作家可以到一切领域的生活中去，到一切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去。在诗歌的形式方面，我们要提倡万紫千红，允许各种形式的自由竞赛。对不同的形式，要允许作者和读者有偏爱，但是决不允许偏废。决不许可只允许某种形式的存在，不允许某种形式的存在。
座谈会讨论了文艺作品的审查问题。大家说，林彪、“四人帮”的审查，判决了许多作品的死刑，但是，人民要审查审查者，判决判决者。林彪、“四人帮”打倒了，许多作品不是照样又复活了吗？我们人民内部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审查，不能动不动就“拿枪审查——‘枪毙’”、“拿刀审查——砍掉”。文艺作品的好坏、优劣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好坏、优劣，是不以个人的意志、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爱憎、好恶为转移的。讲审查，我们就要提倡实行内行加群众，要实行评议、评奖的办法。
围绕着诗歌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个中心问题，座谈会回顾了新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大家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是有成绩的。五·四以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新诗都有过大发展。“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诗歌运动的又一个新发展。对新诗六十年来的成绩不能一笔抹煞，从零开始。创造新诗这样的新诗体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抛开了前人在新诗发展中的探索和成绩，我们新诗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新诗要继续发展，当然要吸收古典诗词和民歌的营养、外国诗歌的营养，但是，新诗六十年的传统和经验，是发展我们今天的诗歌的最直接的营养和借鉴。新诗的六十年中出现过许多诗人和作品，研究这个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为人民的、为我们国家前途命运舍身奋斗的人是永存的；同我们人民、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的作品是不朽的。
座谈会上的许多发言认为，我们的新诗有讲真话的传统，很多优秀诗篇抒发了诗人的真情实感，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我们的诗歌既要有歌颂，也要有暴露——歌颂我们人民的英雄，暴露我们人民的敌人。这是不能颠倒的。但是，无论是歌颂和暴露，都要讲真话，抒真情。我们当然要以歌颂为主。但是，人民并不需要那种浮泛的、不符合实际的歌颂。因为这种歌颂不但没有力量，而且是有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一定会出现新的英雄，也一定会出现新的斗争。我们的诗人要歌颂新的英雄、新的时代，要排击四化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用投枪和匕首同人民一道披荆斩棘，共同前进。
为了调动诗歌队伍的积极性，发挥诗歌在四个现代化中的战斗作用，座谈会还就诗歌界落实政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来自各地的诗人列举事实说明，诗歌界还有不少冤案、错案、假案至今仍然没有平反、昭雪，呼吁加快诗歌界落实政策的工作。
出席座谈会的诗人们认为，我们的诗人应该具备一种革命者的风格：要正确地对待自己——对自己的思想要严格要求，对自己的创作要以一种对人民严肃负责的精神精益求精；要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诗歌同行——互相帮助，互讲友谊，既不要孤傲的互相轻视，也不要庸俗的互相捧场；要正确地对待兄弟艺术部门——和音乐、电影、戏剧、美术界的同行协同合作，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大型作品。诗人们充满激情地表示：我们的诗歌界，我们的文艺界，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为着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共同事业，为着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共同事业，同心同德地去一起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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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北京市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
本报讯 北京市各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进行改正的指示。经过复查，到春节前，全市已有二千五百三十一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了改正。其中，原市、区、局级领导干部和知名的教授、副教授王斐然、贺生高、罗青、钱端升、向达、陈达、薛愚、金宝善、孟昭英、王重民、王铁崖、张岱年、孙念增、刘思职、于振鹏、张天麟、林传鼎、沈启无等三十五位同志都已得到改正。党的政策的落实，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对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中共北京市委在切实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指示的同时，结合本市情况，对改正和安置工作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许多单位以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则，参照市委的具体规定，依靠本单位的复审人员和群众进行讨论分析，分清大是大非，凡属错划的，坚决改正；凡应该安置的，妥善安置。北京大学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抓得较紧，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发动群众办案。北大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划右派分子七百一十五名，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各种处分的人八百四十二名，需要复审的面相当大，光靠少数人关门搞专案是不行的。他们采取层层发动的办法，从校党委、系总支到党支部和每个党员，都动员起来，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审改意见。他们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抓住集团性案件，解决一个，改正一批人的问题。同时，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受审人员和所有同志都能深刻理解中央文件精神，对当时定案情况分析有个准绳，做到既积极又慎重，坚持实事求是。市法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把九名右派分子开除、强迫退职退休、遣送回乡。这些年来，他们虽然不断申诉，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中央文件下达以后，院党委从去年九月初开始，对这些人的改正、安置问题多次研究，并迅速派人到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给他们认真落实政策。在当地党委协助下，给这九位同志恢复了公职，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市公安局对错划为右派的民警，做到了一个不漏地全部改正，千方百计找到他们的下落，把改正结论通知到本人。
据市委有关部门介绍说：北京市这项工作与中央一些机关相比，还是落后的。因此，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继续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打破条条、框框，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继续抓好这项工作。力求在较短时间内做好这项工作，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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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上海市抓紧做好错划右派改正工作
本报讯 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委会各部门以及各区、县、局党委，在做好对右派分子摘帽和安置工作的同时，亲自抓了一些有影响的案件，做好被错划为右派的人的审改工作。到春节前，全市已有四千一百七十二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了改正。其中有局以上干部二十四人，处级干部八十多人。经过改正的同志，都表示要在今后尽最大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许多部门从审改工作复议情况中看到，当时所以有许多同志被错划为右派，是有许多历史教训可以吸取的。如：有的把对市委领导人和对本单位领导人提出的批评，说成是“反对市委领导”、“攻击党的领导”；有的把对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的批评，说成是“否定党的政治运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有的把执行上级的指示，说成是“煽风点火”，“发动右派向党进攻”、“污蔑党的领导”；有的把正常的工作或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的把思想作风上的一般缺点错误，和在学习讨论中说的一些学习体会，上纲为“右派言行”；有的把对爱人被划为右派或反党分子不服，向组织提出申诉，说成是“丧失立场”，“包庇”、“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经过对原来定案材料的分析，以当时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来作衡量，分清了是非，明确了那些是不应划而错划了的，凡不应划的都坚决予以改正。
上海市各级党组织在进行复审改正工作时，注意抓主要问题，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同时，注意做好办案同志和被改正同志的思想工作。对原来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同志，教育他们提高认识，实事求是，特别是对当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要高姿态，认真按党的政策办事。
对被错划的同志，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教育他们向前看，顾大局，讲团结，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困难，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尽力帮助他们合理解决。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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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术月刊》复刊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学术月刊》，已在今年一月复刊。
复刊第一期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发表了十多篇有关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学术文章。夏征农在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学术民主》的文章中，阐述了科学与民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辩证关系。许涤新写的题为《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一文，论述了关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劳动、关于社会主义利润和社会主义积累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这一期的《学术月刊》还刊载了邢贲思等理论工作者写的一组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题下发表了经济学工作者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撰写的一组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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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出版一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据新华社昆明电 云南省正在陆续出版一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其中有歌颂党和毛主席、歌唱新生活的长诗和民歌《金花银花献给毛主席》、《云南歌谣》、《流沙河之歌》、《彩虹》、《傣家人之歌》、《小河淌水》、《耍山调》、《赶马调》、《绣荷包》、《猜调》、《今年梅花开》、《蝴蝶泉边》；介绍少数民族发展史的阿细人（彝族的支系）史诗《阿细人的先基》、彝族史诗《梅葛》、纳西族史诗《创世纪》、拉祜族史诗《牡帕密帕》；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生产斗争的叙事长诗撒尼人（彝族的支系）的《阿诗玛》、纳西族的《玉龙第三国》、傣族的《一百零一朵花》、《召树屯》、《松帕敏和嘎西娜》、《三只鹦鹉》、《缅桂花》、《葫芦信》、《线秀》、《苏文纳和她的儿子》、彝族抒情长诗《逃到甜蜜的地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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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仁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二日电 北京林学院原院长、党委常委胡仁奎同志因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含冤病逝，终年六十五岁。今年一月十二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胡仁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叶剑英、邓颖超、王震、刘澜涛、姚依林、程子华、薄一波等同志送了花圈。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农林部、外贸部、铁道部、国家林业总局、海关总局和北京关、北京市委教育部、北京林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山西省定襄县也送了花圈。
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胡仁奎同志的生前友好姚依林、程子华、吕东、罗青长、李葆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和群众代表五百多人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许多同志向胡仁奎同志的爱人李伦同志及子女表示亲切慰问。
骨灰安放仪式由国家林业总局副局长梁昌武主持，农林部副部长、国家林业总局局长罗玉川致悼词。悼词说，胡仁奎同志是山西省定襄县人。一九二六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利用自己的合法社会地位，大力掩护营救我党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派他打入敌人营垒，先后在重庆、南京等地做地下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天津对外贸易管理局副局长、中央贸易部办公厅主任、外贸部对外贸易管理总局局长、外贸部海关总署副署长等职。悼词说，胡仁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持原则，遵守纪律，团结同志，勤勤恳恳，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逝世前后，却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被扣上“大特务”的帽子，蒙受不白之冤，家属子女、战友同事也受到牵连。现在，将加给胡仁奎同志的诬陷不实之词推倒，为他昭雪，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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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思想 加快速度
本报评论员
今年，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我们各项工作的步伐，都要大大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也必须抓紧进行，不能犹犹豫豫，久拖不决。把过去不应划为右派而错划了的同志，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是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时间不等人，今天可以办好的事，决不要拖到明天，更不能让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再遗留下去。
许多地区和部门，对这项工作是抓得紧的。但是，也有一些地区和部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拖拖拉拉，行动迟缓，有的单位到目前为止，连一件错案也没有改正。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怕”字在作怪。怕什么呢？怕将来被戴上“右倾”、“为右派翻案”的帽子；怕“善门”难开，引起连锁反应；怕年深日久，不易查证，“自找麻烦”；怕否定自己，面子难看，下不了台；怕步子快了，又出差错，陷于被动。因此，他们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不成文的方针：宁迟勿早，宁少勿多。个别地方甚至想拖它一年半载，最后不了了之。这种精神状况，与中央提出的“希各级党委认真负责，切实做好这项工作”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与当前各项工作加快速度的形势是不相符合的。
改正右派错案是“右倾”、“为右派翻案”吗？不是。把过去做错了的事坚决改正过来，这正是忠于实事求是原则、具有革命胆识的表现；正是体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如果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尊重事实，不坚持原则，知错不改，将错就错，那才是机会主义的态度！至于说翻案，如果确是错划右派的案件，就是应当翻，不翻不能正确评定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
是“善门难开”吗？不是。所谓“善门”，应该理解为为人民、为革命做好事。为人民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为长期受屈的同志解除苦恼，恢复政治名誉，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应当做呢！应当是有多少做多少，善门能开多大就开多大，根本不需要怕什么连锁反应。
是“自找麻烦”吗？是的。革命工作本来就是“麻烦”的事，改正过去工作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的确是麻烦事。正因为有麻烦，有困难，才需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去做工作。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再麻烦的事也应当去做，而且应当满腔热情、积极主动地去做。我们应当想一想，那些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二十年来曾碰到多少麻烦。时至今日，难道能因为我们工作中有困难就撒手不管，或采取消极态度吗？
是“否定自己”吗？不对。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大公无私，为了革命利益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如果过去错划右派确实与自己有关，那么，否定过去工作中的差错，主动进行改正，这是完全符合党性原则的，怎么能是否定自己呢！过去一些同志被错划为右派，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不应该、也不允许追究个人的责任。现在知道错了，就应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知错不改，一错再错，那就很不得人心，那才会否定自己。
总之，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定要解放思想，突破长期以来在落实政策工作中人为地设置的种种禁区，亲自动手，加强领导，具体帮助所属单位把这项工作认真抓起来，而且要抓紧抓好。光说空话，不解决具体问题，是不能取信于人的，反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困难是有的，但主要的还是思想解放不解放，对党中央的这一重要政策的态度对不对。中央有规定，不少地方和单位已经做出了样子，有什么可怕的呢？只要发扬共产党人应有的求实精神，思想明确，态度端正，方法对头，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会有办法克服的，改正右派错案的速度一定会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