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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11-06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毛主席语录

第3版()
专栏:

毛主席语录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政治统帅经济,永远如此——从西汉盐铁会议儒法论战的历史经验中得到的一点启示

第3版()
专栏:

政治统帅经济,永远如此
——从西汉盐铁会议儒法论战的历史经验中得到的一点启示
冶炎
西汉中期召开的盐铁会议,是儒法两家一场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的大论战。它涉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研究和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现实意义的。
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路线
在盐铁会议上,那些贤良、文学们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叫嚷要“罢盐铁、酒榷、均输”。桑弘羊舌战群儒,严正指出:“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论·本议》),决不能罢。从表面上看来,争的是经济政策问题,实质上是坚持统一还是分裂,是前进还是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
公元前一四○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继承了汉初以来执行的法家路线,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他坚决镇压了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建的反叛,采取推恩削藩、夺爵除国等有力措施,从政治和军事上基本摧毁了地方诸侯王分裂割据的阵地。他坚决抗击北方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的侵扰,消除了复辟割据势力(奴隶主残余势力和豪强大地主)的同盟军。
汉武帝初年,在经济上,一些大工商奴隶主和地方割据势力还垄断着煮盐、冶铁,甚至控制了铸造货币的权利。例如,四川的卓王孙、程郑,都拥有役使千名奴隶的冶铁场,产品行销四川、云南、两广一带,牟取大利,骄奢淫佚,“拟于人君”;山东的大铁商邴氏,“富至巨万”;大盐商刁闲,“起富数千万”(《史记·货殖列传》)。他们勾结地方王侯,操纵国家经济命脉,囤积居奇,“不佐公家之急”(《汉书·食货志》),成为威胁西汉中央政权的一股复辟势力。为了加强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汉武帝采纳桑弘羊、张汤等法家人物的建议,从公元前一一九年开始,先后实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集中统一的财政经济政策。结果,“使富商大贾亡(无)所牟大利”,“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汉书·食货志》),削弱了复辟割据势力的经济基础;大大增加了中央政权的财政收入和物资储备,平抑了物价,“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食货志》),为巩固中央集权与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由此可见,汉武帝、桑弘羊实行的盐铁官营这一套经济政策,绝不单纯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而是为了推行他们的法家政治路线。
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变革之后,总要展开一场肯定或者否定这种变革的斗争。遭到沉重打击的复辟割据势力,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伺机反扑。汉武帝死后不久,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霍光,就招集了贤良、文学一帮儒生,在盐铁会议上发起了猖狂进攻。他们肆意否定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间国家兴旺,社会繁荣的事实,恶毒攻击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妄图全面否定和改变汉武帝执行的法家路线,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反动路线。桑弘羊针锋相对地指出:实行盐铁官营“非独为利入也”,是为了“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你们叫嚷罢盐铁,实际上是为了“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复古》)。这就彻底揭穿了贤良、文学们的险恶用心,捍卫了汉武帝的政治路线。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巩固它的统治,就不能解决任何经济问题。这个道理,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伟大领袖毛主席制订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路线决定政策,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一切经济政策和措施都是从属于党的基本路线并为其服务的。林彪反党集团全盘否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胡诌什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国富’民穷”,狂热地鼓吹唯生产力论,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以政治统帅经济,不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
正确路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为了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和政策,颠倒是非,给盐铁官营加了三条罪状:一曰:“今不如昔”,说过去“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非鞅》),官制铁器“多苦恶”,“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用费不省”,“百姓不便”(《水旱》)。二曰:“末盛则本亏”,攻击盐铁官营破坏了农业生产,说什么“工商盛而本业荒”(《本议》),“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禁耕》)。三曰:“民穷财尽”,攻击实行盐铁官营造成“国家衰耗,城郭空虚”(《轻重》),“上不足而下困乏”(《园池》)。一句话,就是污蔑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糟得很。
桑弘羊坚持和发展了法家“重本抑末”的思想,痛斥了反动儒生们的“诽誉訾议”。他指出,盐铁官营不是今不如昔,而是“财用饶,器用备”,“一其用,平其贾(价),以便百姓公私”(《水旱》);不是末盛本亏、民穷财尽,而是既发展了农业,又发展了工商业,“本末并利,上下俱足”(《轻重》),用不着你们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伪善面孔来自欺欺人!
桑弘羊对儒家的驳斥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汉武帝抗击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的侵扰,造成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发展生产的环境,打击复辟割据势力,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和封建经济基础,又实行了重本抑末、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这条路线和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而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局面。
我国古代的冶铁生产,就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其显著特点有四:
一、冶铁生产的分布更广了。盐铁官营打破了过去少数诸侯王和工商奴隶主分割垄断的局面。在全国四十九个县(分布在四十个郡),都设立了掌管和经营冶铁的铁官(《汉书·地理志》),冶铁点不仅分布于中原地区,而且发展到甘肃、辽东等边远地区。
二、冶铁生产的规模更大了。全国“攻山取铜铁”的人达十万以上(《汉书·贡禹传》)。有些冶铁点已实现了从采矿、冶铁到制作铁器的联合作业。据河南巩县铁生沟发掘的材料,这个西汉炼铁遗址,铁场的面积有二万一千多平方米,有十八座冶炼炉,还有一座熔炉,一座锻炉,有的炼铁炉直径达一米六。并且在附近三处发现了开采矿石的竖井和平巷。据推算,这个点冶炼的铁,累计产量约有两千六百多吨。
三、冶铁技术有了许多重大革新。比较突出的是开始使用石灰石作熔剂,使炼铁过程由过去的固体还原改为液体还原,使连续生产成为可能,这是炼铁技术上的重要突破。河南巩县和南阳炼铁遗址中发现的反射炉和坩埚炉,证明当时已能生产优质铁和低碳钢。此外,在锻铁中采用了淬火,在铸铁中大量采用双合铸铁模,在冶炼中采用了透气性能较好的煤饼,等等。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促进了冶铁生产的发展。当时我国比较先进的冶铁、炼钢术,曾传播到中亚一带,在国外有很大的影响。
四、铁器的应用更为普遍了。冶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农具的改革,出现了不少大型铁制农具,如既能深耕又能翻土的带犁镜的铧,以及播种用的铁耧车等。铁制兵器基本上代替了青铜兵器,出现了长达一米以上的铁剑、全长二米五的铁矛、铁戟。机械传动方面已能铸造铁齿轮。铁制的日用品也多起来了。这都说明,当时作为生产力重要标志之一的冶铁业,确实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冶铁业的发展,为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增加农业生产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这个时期,劳动人民开凿了许多大型水渠,比较著名的在关中有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漕渠长三百多里,可灌溉土地一万多顷;白渠长二百多里,与秦时的郑国渠齐名。当时有一首歌谣说:“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汉书·沟洫志》)汉初粮食亩产不过一石左右(汉亩约合今亩五分二厘,一石约合现在的二斗),到汉武帝中后期,经过灌溉或改进耕作技术的农田,一般每亩可产两石,高的亩产十石左右(《汉书·食货志、沟洫志》)。汉初由山东漕运到长安的粮食,每年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中期的元封年间增加到了六百万石(《史记·平准书》)。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也有很大增加。《汉书》的作者班固写到这里时也不禁赞叹说:“汉极盛矣!”当然,汉武帝、桑弘羊终究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封建经济的发展是建筑在奴役、剥削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的。在汉武帝统治后期,对农民的徭役、兵役征发不断增加,致使许多农民破产流亡,因而爆发了一系列农民起义。
今天,我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这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头了,就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路线错了,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过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钢铁工业搞了五十多年,钢的年产量才达到十六万吨。解放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钢铁工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也受过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更大的胜利。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生产力,必将出现一个更加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搞经济工作要注意抓意识形态
在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围绕着盐铁官营问题进行的大论战,始终贯穿着两种历史观的对立。
贤良、文学们坚持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喋喋不休地大念复古经,胡说什么“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刑德》),叫嚷什么要“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错币》),攻击变法革新是“无先王之法,非圣人之道”(《遵道》),污蔑盐铁官营是“开利孔为民罪梯”(《本议》)。这群反动儒生口不离“三王”,言必称“先圣”,他们复辟倒退的精神支柱就是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
桑弘羊坚持革新进步的历史观,明确指出:“世殊而事异”(《国疾》),要“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利议》),决不能把殷周奴隶制度那一套当作万世不变的社会模式。他热情赞颂了商鞅、韩非的法家思想和秦始皇、汉武帝变法革新的历史功绩,严厉批判了贤良、文学们“祖述仲尼”、“诵死人之语”的反动行径。桑弘羊极端藐视复古狂孔丘,尖锐地揭露了他“强”、“贪”、“愚”、“耻”的丑恶嘴脸(《大论》),从而戳穿了他的徒子徒孙们宣扬孔孟之道只不过是“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遵道》)。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一场关于罢不罢盐铁官营的论争,为什么变成了儒法两家意识形态如此激烈的大搏斗呢?盐铁会议召开的当时,孔老二已经死去近四百年,他为之奔走呼号的奴隶制度早已被历史所埋葬。秦始皇崇尚法制,“焚书坑儒”;汉高祖刘邦以来又继续执行了法家路线,给了儒家思想以沉重打击。但是孔孟之道的反动思想体系,并没有随着奴隶制度的死亡而进入坟墓;相反,它力图在新的形势下复辟。这说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决不是经过几个回合、几百年时间就可以解决的。
这还说明,孔孟之道不仅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是一切反动阶级和复辟势力的政治思想工具。随着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消亡,封建社会制度的日益巩固,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动保守势力也必然要利用孔孟之道来反对变革,反对进步。贤良、文学们既是当时工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代言人,也是豪强大地主的代言人。
这也说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里的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任何一个阶级和政治集团,为了建立、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基础,都要首先抓意识形态,制造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因此,伴随着政治领域、经济领域里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一场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盐铁会议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着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伟大革命斗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就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必然是尖锐、复杂、激烈的。一切反动派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就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为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把孔孟之道作为他的思想武器。他宣扬“克己复礼”,污蔑今不如昔,仇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他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贩卖“中庸之道”,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宣扬“上智下愚”,鼓吹“天才论”,污蔑劳动人民只知道油盐柴米,反对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加强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认真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彻底批判与清除“马钢宪法”的影响,不断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普及、深入、持久,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戳穿孔孟之徒“为民请命”的反动实质

第3版()
专栏:

戳穿孔孟之徒“为民请命”的反动实质
山东省临朐县杨家河公社巨家沟大队党支部书记 马修家
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大搞复辟倒退活动,是一切反动派惯用的一个反革命伎俩。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读一读《盐铁论·本议》,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看一看叛徒、卖国贼林彪怎样袭用这套卑劣的手法进行反党活动,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是有帮助的。
西汉中期,汉昭帝即位的第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围绕盐铁官营政策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后台的反动儒生,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向法家路线进行了一次猖狂进攻。他们从攻击盐铁官营政策入手,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汉武帝关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政治路线。在这次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以鲜明的法家思想,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戳穿了那帮孔孟之徒“为民请命”的反动实质。
会议一开始,那些腐儒贤良、文学们,就气势汹汹地大肆攻击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把他们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其实,所谓“民”,是有阶级性的。贤良、文学们所叫嚷的“民”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施行盐铁官营前的西汉社会,私人可以铸钱,冶铁,煮盐,国家经济命脉由诸侯王割据势力和大工商奴隶主控制着。当时吴王刘濞把持了海滨,大官邓通霸占了西山。他们使用大批劳动力铸钱、晒盐,大发横财,有的竟“富埒天子”“财过王者”。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大搞分裂割据活动,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祸根。另一方面,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经常侵扰中原,威胁着西汉封建王朝的安全。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参与制定和推行的盐铁官营政策,剥夺了大工商奴隶主对盐铁业的垄断,削弱了地方诸侯王的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抗击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侵扰的能力。因此,诸侯王割据势力和大工商奴隶主对汉武帝的政治路线,恨之入骨,极力反对。贤良、文学们反对盐铁官营,是代表地方割据势力和大工商奴隶主的利益,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民”的利益。
贤良、文学们要请的“命”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罢盐铁”,即取消盐铁官营,把掌握经济命脉的权力退给诸侯王割据势力和大工商奴隶主。如果依了他们,就象桑弘羊痛斥的那样,得利的全是横行霸道的割据势力和复辟势力,只能有利于分裂和倒退;如果依了他们,就要削弱抗击匈奴奴隶主侵扰的力量,只能给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大开方便之门。这就表明,贤良、文学们是要把北方匈奴奴隶主“请”进来,建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动统治。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阴谋,也扯起“为民请命”这面破旗。他们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恶毒攻击我们“‘国富’民穷”,人民“缺吃少穿”,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其实,他们和西汉盐铁会议上的那帮子贤良、文学们一样,都是复辟狂,根本不代表人民,而是代表被打倒的一小撮反革命复辟势力。如果依了他们,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人民就会遭殃。
阶级斗争的经验证明,在任何一种新兴的社会制度取代旧制度的时候,总是充满着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无产阶级彻底推翻和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中,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西汉的贤良、文学们,妄想倒退复辟,结果被历史抛进了垃圾堆。自称“天马”的林彪,到头来也只能是仓惶出逃,摔死在茫茫的沙漠中,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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