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02-07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千帆竞发争上游
——苏州丝绸工业战线巡礼
驰名中外的苏州丝绸，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正在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走进苏州市的任何一个丝绸工厂，人们可以看到铮亮的草绿色织绸机上，梭子在流星似的来往；织机之间丝绸工人在忙碌地巡回操作；色泽鲜艳的绸缎，源源不断地从织机上倾吐出来。各个工厂、各个车间都在力争上游，犹如千帆竞发，到处呈现着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一九七二年，苏州市丝绸工业战线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规定的指标，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热气腾腾的增产节约运动
去年以来，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苏州市的丝绸行业深入开展了比学赶帮的增产节约运动。各绸厂你追我赶，力争上游，先进单位不断涌现，后进单位迎头赶上，优秀纪录不断刷新，形势十分喜人。
始终保持全市同行业先进水平的光明丝织厂，产品产量和质量一直稳定上升。一九七二年提前十五天全面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全年绸缎混合正品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以上，比一九七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三点五。
一个只有四百人的小厂——锦绣丝织厂也跑到前面来了。全厂全月不出次品的工人，开始只有几个人，到后来每月达到上百人。去年十二月份，他们不仅提前半个月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绸缎正品率也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以上，名列全市同行业各单位的前茅。
更为可喜的是，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一批后进工厂也赶了上来。一年多前，苏州红卫丝织厂由于厂党委没有认真加强领导，生产远远落在全市同行业先进单位的后面。跨进一九七二年，厂党委在批修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们发动群众以路线为纲，广泛揭露生产中的问题，大力加强企业管理。为了提高本厂重点产品绣花缎的质量，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三结合调查小组，深入车间对几十道工序一道一道地进行调查研究，一道一道工序地进行试验，终于改进了操作工艺，保证了这种产品的质量稳定上升。厂党委加强对生产的领导，工人群众更加干劲冲天。
红卫厂一年来力争上游，使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第四季度以来，这个厂的绸缎正品率连续超过本厂的历史最好水平，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四以上，产量也不断上升，成本消耗不断下降，迎头赶上了先进单位。
反骄破满，继续前进
“上游是靠力争来的，力争上游必须冲破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错误思想。”新苏丝织厂的干部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体会。
一九七二年上半年，这个厂的绸缎正品率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六左右，月产量也有了提高。但此后的几个月，他们一直在原地踏步，处于全市同行业的中游状态。厂党委的一些干部认为，新苏厂老设备多，难织品种多，保持这样的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因此，继续前进的劲头不大。
不进则退。去年九月份，这个厂的一个老产品——双绉绸的正品率突然下降到百分之六十左右。这使厂党委感到十分意外。这时，织造三车间甲班周兰英等四个老工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指出党委缺乏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是双绉绸质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工人们指出，革命形势在发展，先进单位成批涌现，我们再不前进，就要掉队！
厂党委震动了。他们认真学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决心反骄破满，带领全厂工人力争上游，继续前进。
厂党委书记带领干部深入车间、班组，加强路线教育，抓好生产管理，制定合理的操作规程，双绉小组的挡车工人一丝不苟地执行操作法，上下道工序紧密配合，双绉绸的质量很快就上去了，正品率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八。
双绉绸质量由下降到上升这一事例进一步教育了厂党委的领导成员。他们向工人群众检查了自己满足现状的错误思想，在全厂进行了广泛的总路线教育，号召大家鼓干劲，争上游，迅速赶上先进厂的水平。
学先进永无止境
“兄弟单位赶上来了，光明厂怎么办？”苏州丝绸行业出现的力争上游的新局面，对一直保持全市同行业先进水平的光明丝织厂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大的促进。
这个厂有一种老产品，产量占全厂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以上，过去质量一直比较稳定。厂党委也认为，这种产品“生产有老工艺，操作有老经验”，不必要在这种产品上花功夫了。有一次，厂里有人从外地带回一匹浙江湖州东方红丝织厂生产的同类产品。大家拿出自己厂里的产品来细细一比，发现湖州厂的产品比自己厂的产品外观好，质地牢。不少同志说：“不比不知道，经过这么一对照，方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
这件事给厂党委会敲了警钟。他们借湖州厂的东风，向全厂工人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更好地贯彻执行总路线，赶上湖州兄弟厂，把全厂的绸缎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厂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带着“三结合”取经小组跑到湖州。在湖州东方红丝织厂，他们首先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差距，感到湖州厂工人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比自己强。老工人出身的厂革委会副主任戴上老花眼镜，和取经小组的同志一道，到一台台织机旁仔细观察，跟着一道道工序认真调查。他还把从本厂带去的两匹坯绸和湖州厂的产品一道炼染，反复对比，终于找到了质量不高的技术关键。回厂后，他们立即组织群众改进这种产品的质量，从前道工序的翻丝到后道的力织、成品工序，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革，使产品的正品率很快从原来的百分之九十二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
厂党委从提高这种产品质量的过程中总结了经验，向全厂干部、工人提出了不断革命、继续前进的新课题，广泛开展了学先进、创优质高产新纪录的活动。他们二上湖州学先进，提高了本厂生产的真丝被面的质量；他们还到本市红卫丝织厂学习企业管理，加强了班组的经济核算；到锦绣丝织厂学习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的经验，使这个厂的生产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全市同行业中继续保持了先进。
上游无止境。在苏州丝绸行业中，各个先进工厂，各工厂的先进车间、先进班组，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都在力争先进更先进。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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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族人民团结治理古塞水
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万家沟河流域各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团结战斗，共同治理古塞水，挖了大小渠道一千余里，建成闸、坝、桥、涵等工程四百六十多个。灌区面积由解放初期的一万八千亩扩大到现在的四万三千亩，粮食产量由解放初期的五百多万斤提高到现在的一千六百多万斤。
万家沟河，古称塞水，源于大青山，流经土默川，向南注入黄河。解放前，河道失修，致使塞水经常泛滥成灾。为了利用塞水，人们一直争斗不休，有些村子为此结下了世仇。
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蒙古、汉等各族劳动人民团结战斗，共同治理万家沟河，把这条害河变成了灌溉千万亩农田的利水。
灌区的基本建设首先是从疏散水力，扩大灌溉面积开始的。万家沟河的西面有一个凌空而出的巨崖，形如虎头，人称“老虎头”。它横在河侧，挡住流水向西的去路。过去老虎头下的几个蒙古族村庄和汉族村庄各自治水，人少力单，收效甚微。一九六二年，巴什公社沙尔沁大队党支部书记、蒙古族干部阿拉兵组织本大队的一个蒙古族队和两个汉族队的社员群众大战老虎头，劈山引水，开凿隧道。他们顶风冒雪打通了隧道，修好了石渠，沟水从老虎头下穿山而过。沙尔沁大队的绝大部分土地都得到了灌溉。沙尔沁西面陶思浩公社的几个蒙古、汉族联合队也想挖一条渠，利用万家沟水。这条渠要从沙尔沁村里通过，并且要占去十多亩土地。他们的这个想法被沙尔沁大队党支部书记阿拉兵知道了。他主动地向本队社员做思想工作，讲了陶思浩公社几个蒙古、汉族联合队想通过本村土地治水的打算，得到了本队社员的支持。陶思浩公社的几个蒙古、汉族联合队，在沙尔沁大队蒙古、汉族社员的支持下，齐心协力，把这条渠修通了。万家沟河西面的这几个大队，前几年还是荆棘丛生，石头遍野。水渠挖通后，蒙古、汉族社员深挖土地，把石头一块块拣出，引洪淤灌，造出好地数千亩，昔日的烂石坡变成了高产稳产田。
万家沟河流域面积有八百六十平方公里，流域上游的山区和草原有大量牲畜。万家沟河洪水裹带着大量牲畜粪便和腐枝烂叶，流入平川形成很厚的冲积层，土地肥沃。居住在这里的蒙古、汉族贫下中农依靠集体力量，团结治水，团结造地，改造土壤结构，建设方田、排田，一些大队基本上实现了园田化、林网化和畦田化，建成了由干渠、支渠、斗渠组成的三级渠系，提高了沟水的利用率，灌区面积比解放初期扩大了一点四倍。巴什公社红房子大队去年亩产由解放初期的二百斤提高到六百二十斤，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为了扩大水浇地面积，当地各族人民采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开源节流，加强河道本身的治理，通过截伏流和养冰蓄水等办法扩大清水流量。冬天他们把水引到冰上随流随冻，防止流失下渗，每年养冰约二百万立米。另一方面在灌区内打井，挖地下水灌田，到目前为止已打成电机井一百九十五眼，过去一些单纯靠用河水的地方，现在也用井水浇地了。许多大队采用井灌和河灌相结合的办法，实现了清洪两浇。巴什公社五里坡大队利用井水和河水，使全大队一千多亩农田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去年，粮食单产达到了六百斤。
如今的万家沟灌区，良田阡陌，渠道如网，清水长流，绿树成行。灌区内新建了国营果园一处，大队果园十五处，总计近两千亩，每年有数十万斤水果上市。这累累的果实，象征着土默川上蒙古、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丰硕成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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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怒江新桥
解放军成都部队工程兵某部指战员和当地的各族工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川藏公路上修建了一座横跨怒江的钢筋混凝土大桥。
一九五三年，英雄的工程兵战士和各族工人曾经驯服过怒江，修建起一座单车道的钢架便桥。怒江新桥是川藏路上最高的新型双曲拱桥。枯水季节，桥面离水面五、六十米，洪水季节离水面也有三十多米。在八米宽的桥上，来往货车可以会车，车道两旁可以通过行人。
怒江是祖国西南边疆的一条大江，水流湍急，两岸山势陡险。洪水季节，江水每秒流速常在十八米左右。参加修桥的广大工程兵指战员和各族工人勇敢地攀上江两岸几十米高的峭壁，悬空打炮眼，劈险石，挖隧道，加宽桥头工地。搭拱架是最艰险的水面高空作业。站在拱架上的共产党员凌昌权和战士杨明泽临危不惧，以顽强的毅力和狂风搏斗，把第一个拱架安放到预定位置。经过连续十多天的团结奋战，终于架好大小拱架，为扎钢筋、搅拌混凝土创造了条件。
在征服怒江天险的日子里，工程兵部队的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和战士们一起日夜奋战。这座怒江大桥的建成，将进一步促进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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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库联管好处大农业面貌大变化”
浙江省金华县小黄村公社地处黄土丘陵地区，全社十五个生产大队，六十九个生产队，七千四百多亩耕地。过去是个“黄土山岗土地瘦，年年种田无粮收，三个日头田开裂，一场大雨路行舟”的穷地方。为了改变这种落后面貌，这里的社员群众积极兴修水利，陆续建成了五个小型水库，共蓄水一百多万方，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队与队之间情况很不一样，有的水库水源长，一年可蓄几库水，水用不完；有的水库水源短，一年一库蓄不满，灌区仍然经常受旱。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实行了“五库联灌”的办法，统一利用水源，调剂余缺。可是，由于缺乏领导，政策不落实，仍然不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效益。一九六七年，这里发生了连续九十多天的大旱，虽然水库经过扩建，蓄水已增加到二百多万方，但由于管理不善，不到三十天就把水放光了。这一年粮食亩产由一九六六年的八百多斤下降到六百多斤。
实践使人们认识到，水利工程的建、管、用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只有加强管理，才能巩固水利建设的成果，充分发挥五库联灌的效益，为农业增产服务。从一九六八年起，公社党委把水利管理列入议事日程，作为农业学大寨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公社建立了水利管理委员会，针对水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抓了落实政策。他们对五个水库的工程量、投放劳力和花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然后按各大队受益范围，以及自流和提水灌溉条件的不同，分等分级，合理分摊水库联灌、扩建工程等所需的劳力和资金。这样体现了合理负担原则，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同时，他们还抓了水利管理队伍的调整和充实，建立了民主管水的制度，做到了既“联灌”，又“联管”。
由于加强水利管理，促进了农业增产，一九六八年以来，小黄村粮食亩产年年跨《纲要》。一九七一年遇到了和一九六七年差不多的大旱，但由于水库管理得好，除了保证本公社六千多亩农田灌溉用水外，还支援了邻近公社，粮食亩产达到九百十一斤。一九七二年粮食亩产又超过千斤。社员赞扬说：“五库联管好处大，农业面貌大变化。”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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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杂技之乡——吴桥
杂技艺术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汉朝、北魏、唐代的一些出土文物如陶俑、石碑、壁画上，已发现不少关于杂技表演的描绘，说明在那古老的年代，杂技已成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的艺术之一。
不久前，我们访问了中国杂技之乡——河北省的吴桥县。据有关史书记载，杂技产生于“冀州”平原，吴桥县又是杂技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目前，这个县的范屯公社范屯大队，仅有三百多户人家，就有四十多人在哈尔滨、天津、齐齐哈尔、北京、太原、银川、西安、兰州、德州、郴州等地杂技团里担任干部和演员，队里还有杂技老艺人和学过杂技的社员、学生近四百人。在吴桥县，象这样培养出大批杂技艺人的村庄，就有四五十个。解放以来，这个县先后输送给全国五十多个杂技团上千名演员和学员。文化大革命以来，又向全国输送青少年杂技演员和学员二百多名。
但是，解放前的杂技之乡，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贫下中农当牛做马，终年不得温饱。每当秋后没活干的时候，这里的一些贫下中农纷纷外出卖艺谋生，不少人惨死在异乡……。
解放后，吴桥县的广大农村，过去那种为生活所迫，一到冬天人走村空、一片荒凉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吴桥的杂技艺术，在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指引下，获得了新生，欣欣向荣，杂技艺人的政治地位和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杂技之乡的人们，对于祖辈流传下来的杂技艺术，有了更大的兴趣和爱好。这个县有不少“杂技之家”，老一辈有着精湛的技艺；他们的子女从小受到严格的训练：有时被高高举起，有时被提着腿倒悬，有时被扔过来扔过去，以锻炼胆量，活动筋骨。一般到了四五岁就正式练功，从基本功入手，扎扎实实练起。在这种男女老少喜爱杂技、学练杂技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不少学校在体育课中增添了杂技内容。由于开展这项活动，学生们不仅增强了体质，而且培养了勇敢、机智、灵巧、坚毅、遵守纪律的优良品质。现在，吴桥农村每逢节日或庆贺丰收的日子，许多村庄都组织起自己的杂技团进行演出。在一些治河工地上，休息时也可以看到吴桥的贫下中农在练功和表演。
在新社会，杂技艺人的生活有了保障。上了年纪的艺人，有的担任了领导工作，有的当了教练或艺术指导，不少人被安排了其他适当的工作或者退休，过着幸福的晚年。孙龙庄的老艺人孙占凤，六岁就跟本村一个班主外出演杂技，从事杂技生涯将近四十年。她在旧社会曾经被迫一天连演五场，每场都有五六个高空节目。有一场因为失手，她摔昏了，醒过来以后，还要带伤挣扎着演出。她沉痛地说：那时候班主只管赚钱，哪管演员死活！解放后，一九六四年她因为练功受了伤，立即被送到医院检查和治疗。出院后，领导上考虑到她的身体情况，就让她当教师，不再登台表演了。一九七○年她和她的丈夫退休回到家乡，得到了国家的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孩子，有的在杂技团工作，有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上学。她说：“我们杂技艺人能过上这样的幸福生活，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共产党和毛主席！”
本报通讯员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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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毛泽东号”机车组，二十六年来，安全行车二百五十四万公里。这是司机长郭映福（中）在给青年工人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