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09-16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

我们大队在革命大批判中是如何抓活思想的？
河北省临西县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　吕玉兰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我们东留善固大队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由于抓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及时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所以，每当用毛泽东思想解决一个认识问题时，人民群众就得到一次大发动，政治觉悟就有一次大提高，革命的大批判就向前推进一步。我们深深感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毛泽东思想及时扫除思想上的“拦路虎”，这是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一个关键问题。
当青壮年社员积极投入革命大批判以后，有些老年人不能很快上阵，怎么办？
把毛主席最新指示送到他们心坎上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在革命大批判中，我们特别注意发挥他们冲锋陷阵的积极作用。可是，有些老年社员特别是那些不识字，没在大会上说过话的老年人，往往不能很快跟着上阵。大队领导班子经过调查研究以后，认真分析，认识到这些老年人多数是在旧社会当牛做马、上不起学的贫下中农，他们在“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分子，对过去的阶级斗争感受最深，情况知道得最多，最有发言权。为什么他们在大批判中跟不上阵呢？主要原因是，有些老年人因为参加会议少，对革命大批判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觉得自己没文化，理论水平低，比不上青年人心灵口快，能写会说，误认为革命大批判是有文化的青年人的事。再加上我们的批判方法机械呆板，大会多，小会少，也不便老年人参加批判，这就出现了一些老年人“观阵”的现象。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针对这些老年人的活思想，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关于“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和公社农民“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提高他们对革命大批判的认识。我们还挑选思想好、学习好的青年人当辅导员，专门帮助老年人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请老年人谈过去阶级斗争的经历；进行忆苦思甜，召开老年人座谈会、批判会。另外，我们还采用现场参观，回忆对比等办法进行思想发动。如今年六月中旬，我们用排子车把六十多位走动不便的老大爷、老大娘拉到北沙林业队去参观。当他们看到过去是一片白茫茫的沙滩，现在是一眼看不到头的防风林、数不清的果木树时，个个喜笑颜开。他们激动地说：“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咱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过去这荒沙野坡，做梦也没想到变得这样好。”他们激动地流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时，我们一面带他们参观，一面讲十几年北沙河造林“三起三落”的阶级斗争史。从造林和破坏造林的斗争说到大队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从中国赫鲁晓夫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说到队里的阶级敌人大搞反夺权。老年人越听越气愤，许多人气得敲着拐棍说：“中国赫鲁晓夫是头顶上长疮，脚心里流脓，坏透了。他是咱贫下中农的死对头！中国赫鲁晓夫和咱队的地主一模一样。谁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豁上老命也得跟他干到底！”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同老贫农最贴心，阶级斗争最能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老年人对革命大批判的认识不断提高，参加革命大批判的自觉性越来越高。为便于这些老年人参战，我们更多地采取了小型会、街头会、田间地头会等灵活多样的批判形式，充分发挥了老年人在革命大批判中的特殊作用。他们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对没权之苦，夺权之难体会最深，他们参加革命大批判，最能打中中国赫鲁晓夫的要害；他们是阶级敌人累累罪行的见证人，他们同青年人结合起来一起战斗，批得最活、最狠，群众受教育最深；他们是伪顽时期的“活档案”，他们主动参战，使我们很快挖出了一小撮隐藏多年的反革命分子，更加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革命大批判开展起来以后，一度不能很好地同本单位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出现这种现象怎么办？
首先要去掉干部思想上的“挡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农村革命大批判运动，能不能步步深入地开展下去，关键在于干部敢不敢往前领。
中国赫鲁晓夫的“三自一包”黑货，在我们大队流毒很深。一九六一年，我们大队的一个顽固走资派就以“开荒”为名，侵占集体耕地十五亩之多。在他的影响下，全村“开荒地”就达三百多亩。照理说，流毒越深越有批头。可是开初，有的生产队“光放高射炮，不打机关枪”。群众一联系本队的实际情况，有的干部就往“圈外”引，使革命大批判枯燥无味。原因在哪里呢？大队经过深入调查，发现有的干部怕联系到自己，怕引火烧身。第七生产队长孙文延去年擅自破坏了国家种植计划，在集体地里种了十六亩西瓜。西瓜熟了又高价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在大批判运动中，背上沉重的“包袱”，总是不敢往前领。认为自己“半身不遂”，没理再说别人“瘫痪”，群众批来批去会批到自己头上来。这些思想就成了大批判的“挡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队专门举办了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等有关教导，使大家认识到：我们都是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更应该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的流毒。我们的错误，也只有通过革命大批判才能认识深刻，改得彻底。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队干部在革命大批判中，带头亮私斗私。我首先检查了自己过去接受地、县委一小撮走资派在东留善固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错误。大队负责人王守增同志也检查了多吃多占以及参与砍伐集体树木的错误。大队干部带头把“私”字一亮，生产队干部的思想顾虑就解除了一半。原来有思想包袱的同志都主动在学习班里检查了自己的错误。第七生产队长孙文延说：“去年我破坏国家种植计划，利用集体耕地种西瓜，又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这是变相扩大了社员自留地。这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就是中了中国赫鲁晓夫‘大公有私’、‘三自一包’流毒的具体表现。”在孙文延同志带动下，第七队的干部，也主动作了检查。社员说：“责任不全在干部身上，我们也有错误。”
干部思想上丢掉了“包袱”，就象孙悟空解脱了“金箍咒”，工作大胆了，领导运动的劲头更足了。革命大批判运动立即掀起了新的高潮。
革命大批判的矛头应该始终对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有时炮口偏了怎么办？
要善于运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革命大批判运动中，如果炮位不正，分不清敌友，就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遇到这种情况，就要立即用党的政策引导群众把炮位矫正过来。
我们大队有一个群众组织，因受了阶级敌人蒙蔽与操纵，干了不少坏事。在批判中国赫鲁晓夫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革命群众对他们非常气愤。有的说：“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不管他幕前幕后，只要做过坏事的，我们就一锅端。”也有的说：“过去他们把矛头指向我们，现在我们胜利了，也得叫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大队分析了这个苗头，认为我们的斗争矛头应该始终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绝不能把受蒙蔽的阶级兄弟当作阶级敌人来打。为了使广大群众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我们专门举办了革命群众组织头头和全体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学习班。在学习班里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教导，具体分析了这个组织的各方面的情况。大家认识到：这个组织中的群众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便热情地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斗私批修，鼓励他们自觉地检查错误，揭发坏人。
对这个组织中办坏事较多的头头，我们始终是既严格要求，弄清是非，又从团结愿望出发。起初，这几个人思想紧张，甚至有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根据这种情况，在学习班里，我们不但没有急于叫他们作检查，反而我们带头亮私斗私，诚心地要他们给我们提意见。同时，还同他们一起开展忆苦活动，引导他们提高阶级觉悟。他们感动地流着热泪说：“无产阶级革命派千好万好，就是好在听毛主席的教导，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我们一定不辜负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希望，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从此，他们主动检查自己的严重错误，同时，还揭发了阶级敌人在幕后指挥的罪恶事实。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一摆，进一步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大家深有体会地说：“阶级斗争的盖子真是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原来坏根还是扎在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我们应该始终把炮口对准他们。”从此，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受蒙蔽的群众握紧了手，炮口对得更准了，火力更猛了，阶级敌人更孤立了。
开展革命大批判是要彻底肃清修正主义流毒。经过革命大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黑货重新露头怎么办？
斗私字刨修根
我们大队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黑货，进行了多次批判。但是，这些黑货在某些地方又有露头。比如，我们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等黑货后，有的队不顾国家种植计划，要在集体地里种西瓜；有的队在抗旱斗争中又冒出了重洋轻土、向上伸手的苗头；有的人遇事就打个人主义小算盘，等等。为什么我们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他的流毒又在起作用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的教导。认识到：修是树，私是根，私根挖不掉，修树刨不倒。前一段，我们因为批修与斗私结合得不好，所以中国赫鲁晓夫的流毒又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表现出来。问题找到了，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我们以学习班为阵地，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狠斗私字，狠挖修根，把斗私同批修紧密结合起来。在各种类型的学习班里，组织干部、社员反复学习“老三篇”，以“老三篇”的基本观点为镜子，以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三个光辉形象为榜样，大摆私字的危害，把私字搞得臭臭的，把三个光辉形象树得高高的。干部、群众在斗私批修过程中，学习毛主席的一条语录，批判修正主义的一个谬论，狠斗自己的一分私心，效果很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广大贫下中农、干部经过革命大批判，对毛主席更亲了，读毛主席书的劲头更大了。人人争当抓革命的闯将，促生产的模范。全村涌现出大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第4版()
专栏：

顶住歪风邪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四川省简阳县棉丰人民公社建立十年来的两条路线斗争
张泗洲
我们棉丰人民公社，是四川省最早建立的一批人民公社之一。十年来，为了巩固集体经济，我们全社的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群众，曾经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简阳县是一个产棉区，这年棉花获得了丰收。我们棉丰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了平均亩产皮棉一百一十斤的新纪录。秋收后，我们和别的社组织起人民公社。出现这样大跃进的局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可是，旧省委和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对于大跃进心怀不满，他们不仅从“左”的方面进行破坏活动，还封锁毛主席的声音，拒不贯彻执行他老人家的重要指示，瞎指挥生产，甚至对听毛主席的话、坚持真理的干部群众进行排斥打击，干了许多违法乱纪的坏事。当时，贫下中农非常气愤，于是我马上跑到旧县委去，找那里的走资派讲道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这个走资派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暴跳如雷，骂我看不起省委、地委和县委；骂我不和党一条心，不跟党走一条路；还给我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说我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心中就是只有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和我们贫下中农是一条心，我要跟着毛主席走。这个走资派气焰更嚣张了，他把桌子一拍，叫嚷说：“张泗洲，你听着！我要把你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共产党员……统统取消掉！”我见事情不对，立即回到公社，召开了一个四五千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全社贫下中农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论是什么人，谁敢乱来，我们就给他顶回去。这一下可闯了大祸，旧县委走资派把我的“罪行”整理成黑材料，上报给旧地委和旧省委。后来，旧地委的走资派就武断地说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也说我“屁股坐歪了”。在这些“大人物”的压力面前，我毫不动摇地驳斥他们说：我的方向路线一点也没有错，我的屁股坐得正得很！
为了有效地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旧县委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我们公社。他们名义上让我分工抓全社的农业生产，但却把我的工作权力局限在我一直蹲点的棉丰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的范围内。这实际上是夺了我在公社的领导权，让我靠边站。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在农村刮起了一股“三自一包”的黑风。在这股黑风的冲击下，我们棉丰公社一度出现了以高价出售农副产品、侵占集体土地等现象。当时，尽管我已无权改变全公社的局势，但仍然以自己蹲点的棉丰十三队为根据地，发动和依靠贫下中农，顶住了这股黑风。
这个旧县委工作组，曾经为走资派妄图瓦解人民公社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对当时农村遇到的困难，胡说是由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造成的。我从棉丰公社的情况出发，认为这种困难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完全不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问题。我说，三面红旗现在红，将来红，永远都是红的。他们不同意我这种看法，坚持要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黑指示，要在所有制方面倒退，并且企图把他们在邻近一个生产队搞的那套包产到户办法，向全社推广。我和棉丰十三队广大贫下中农们始终坚持集体所有制。我们采用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评工记分办法，保证了社员集体生产积极性的持续高涨。结果，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曾经创造过小麦亩产一千斤的优异成绩；办起了养猪场、粉坊、槽坊等集体副业，为国家提供了商品粮、棉和农副产品。社员生活水平也高于其他生产队。我们不但没有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过高价农副产品，还按国家牌价给城市工人阶级和居民群众供应了大批蔬菜。我们还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在棉花新品种的培育和病虫害的防治等方面，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我们棉丰十三队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坚定了全公社的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全县和外地有很多人前来参观访问。可是，旧县委内走资派对于我们的成就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颠倒黑白，说我张泗洲不听他们的话，在这里搞了个什么“独立王国”，要把我赶出这个生产队，还宣称要拔掉我们这面“白旗”。我坚决抵制这种作法，说：“我不能离开这里，因为这里是毛主席交给我的社会主义阵地，我不能放弃！”广大贫下中农也坚决要我干下去，他们说：这里不是“白旗”，而是红旗。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旧简阳县委内的走资派亲自挂帅，带了一个工作队来到我们公社。他们不是把运动的重点放在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指向贫下中农和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层干部。他们企图在这次运动中把我打倒，以便在棉丰公社复辟资本主义。于是，他们新账老账一起算，无中生有地给我强加罪名，煽动坏人对我进行所谓揭发斗争。贫下中农一看事情不对，坏人斗起好人来了，马上主动进行了反击，把这股逆流顶了回去。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长期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贫下中农来说，真是象干旱年月的喜雨一样，来的正是时候。特别是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他老人家亲自主持制订的《十六条》，使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对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大造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四川省、简阳县代理人的反，夺了旧简阳县委的权。
十年来，经过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简阳县和棉丰公社的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广大革命群众，每天都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公社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我们县的棉花亩产六七十斤，去年已提高到九十点三斤；从去年起，不但不需要国家供应口粮，还卖了两千多万斤粮食给国家，并且有了储备粮。记得当年我们二十六户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用五升米买了一部犁头，连耕牛都没有。现在，随着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家大业大，全社已有十三部拖拉机，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用机械耕种；我们还有汽车、柴油机、打米机、轧花机、水轮泵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依靠人民公社的公共积累，自力更生购置起来的。
我们贫下中农决心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使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巩固，把人民公社建设成为农村社会主义的坚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