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1-20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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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贫农下中农来信

“花钱靠自己”的说法不对
我们这个地方，半山半丘，山穷地薄，春怕风，秋怕旱。我们过去经常吃国家的统销粮。人民公社化以来，依靠集体力量，大队修了一个拦河坝、一个小型水库，还在山上栽了树。从此，风旱的威胁大大减轻，产量年年增加，每年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社员的口粮，也都有剩余。
吃粮问题解决了，可是一年只分一次现金，社员要买点零星日用品还不太方便。因此，有的人就叫嚷说：“吃饭靠集体，花钱还得靠自己。”特别是过去做过小买卖的，跑过行商的富裕中农，叫嚷得更凶。一九六二年全大队就有二十四五个整劳力，经常在各集市上做买卖，会木匠活的就自己拉徒弟，到山上砍伐树木，做些木货到集市上出卖。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利，就不顾集体生产，常年累月地搞个人副业。由于劳力上不去，这年没有冬耕、整梯田，也没兴修水利。结果，不仅破坏了集体生产，更严重的是发展了少数人的资本主义思想。
我们大队党支部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就依靠贫农下中农，发动大伙出谋献计。决定一手抓集体农业生产，一手抓集体副业生产。一九六三年办起了粉坊、油坊、编条。今年三月又办起了木匠组、铁匠组、轧花粉碎组。根据老贫农的倡议，还建起了一个烧锅——利用山胡椒草，提炼出工业上用处很大的胡椒油。现在我们已采集了山胡椒草三十多万斤。根据生产情况看，按每百斤草出油一斤计算，就能炼油三千斤，仅这一项副业，就能收入两万五千多元。由于农副业统一安排，劳力统一筹划，农业和副业都搞得很好。根据今年我们大队的预算，粮食收入每人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现金收入每人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由于集体经济搞得好，广大社员更加热爱集体，连过去跑买卖最热心的老中农姜文芳，现在也回心转意了，他说：“自己的本事再大，也不如集体的大。”是的，不依靠集体，怎么能办起这么多的副业呢？不依靠集体，怎么能把过去被烧掉的野草变成工业原料呢？不依靠集体，怎么能达到社员都有钱花呢？不依靠集体，怎么能扭转一部分人的资本主义思想呢？我深深体会到，吃饭靠集体，花钱更得靠集体。离开集体，百事不济；依靠集体，百事如意。
山东省栖霞县苏家店公社
前泊大队贫农社员
姜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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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贫农下中农来信

生产队应留一些集体副业原料
我有个事提出来，说说我的看法。
历年来，咱们生产队秋收分配时，都把秫秸全部分给社员，集体一点不留。一到冬季队上想搞点编席子的副业生产，就没有秫秸了。拿今年来说吧，咱队上缺生产资金，想编些席子卖点钱，因为队上没有秫秸，只好花钱到外地买。不仅多花了钱，还搭了不少车工和人工，秫秸质量还不怎么好。
我们生产队一共一百五十来口人，如果每年集体留两千捆秫秸，每人才少分十多捆，放在个人身上根本不顶啥，要是放在集体手里可是件大事情。这两千捆秫秸能编一百七十领席子，换了钱就够生产队一年的生产杂支用。从这里我想到，今年秋收分配可不能只顾社员一头，把秫秸都分光了。那样做表面上看社员是多分了，但实际上集体副业生产受到了影响，现金收入减少了，结果社员还是少分了。这笔账不能不算。我建议今年分配秫秸时，生产队一定要多留些质量好的秫秸，为冬季进行集体副业生产做好准备。
辽宁省昌图县后窑公社北山大队第六生产队贫农社员 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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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谁的本事大
“吃粮靠集体，花钱靠自己”，是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迷惑社员群众的一个谬论。击破这个谬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集体副业。
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一般地说都要以农业生产为主，而且绝大部分要以粮食生产为主。这个方针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以农业生产、粮食生产为主，决不排斥其他方面的多种经营。集体经济的重大优越性之一，就在于能够在不断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更好地开展多种经营。
既然公社生产队依靠集体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够不断增产粮食这个“宝中之宝”，解决城乡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怎能说它就没有力量经营副业，解决集体增加生产资金和社员花钱的问题？有人说：搞农业，集体的本事大；搞副业，集体就不如个人。什么是本事大？主要是人力强、财力足、经验多、门路广。集体的人力多，众人的主意和经验加起来，智谋也比个人高得多；生产资金、生产和销售的门路，集体的也比个人的多得多。这些都是很容易比较出来的。苏家店公社前泊大队不但依靠集体力量由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而且办起了粉坊、油坊和编条的副业，办起了木匠组、铁匠组等等，现金收入大大增加。社员个人能有搞这样多这样大的副业生产的本事吗？正如这个大队的老中农姜文芳说的：“自己的本事再大，也不如集体的大。”他过去最热中于跑买卖，现在也觉悟了。当然，农村副业中有若干零星项目，是适合社员个人经营的；但是，规模较大的副业，只有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才能兴办起来。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在旧社会，富裕农民经营副业生产的本事看起来比贫农下中农的本事大；这并不都是由于他们有天生的特别高明的技能，而是他们的生产资料和资金比较多，或者善于同其他剥削者搭伙。贫农下中农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对某些副业生产不如富裕农民熟悉。但是，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条件下，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富裕农民那一套本事，要拿来同集体经济较量，就吃不开了。在集体生产中，只要是热心集体事业的人，没有学不会的技能；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支持下，集体副业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过去学会了经营副业的本事的人，只有把他们的本事贡献给集体，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对集体和他们自己都有好处。离开集体，在副业生产上同集体唱对台戏，是决不会有好结果的。
当然，副业生产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集体副业不发展，就给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留下了空子，集体的副业资源就会被侵占。生产队没有集体副业，社员有粮吃而缺钱用，就会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留下进行高利贷活动的地盘。如果不尽力把集体经济发展多种经营的本事显出来，资本主义就必然会钻空子、兴风作浪。这是一点也不能忽视的。
贫农下中农积极主张发展集体副业，这决不单纯是为了解决个人花钱的问题。很明显，这是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贫农下中农的命运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倾听贫农下中农的意见，依靠贫农下中农的力量，集体的任何事业都能兴办，并且办得很好。集体的本事总是要比个人的本事大，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也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开辟全面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宽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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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坊”的副产品怎样分配好？
过去，宜良县各公社生产队把“四坊”副产品按工分和养猪多少分给私人，其结果是便利了少数上中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听取贫农下中农意见，改变了分配办法，结果发展了集体养猪，支持了农左下中农社员养猪，对集体生产和全体社员大有好处。
本报昆明十九日电　云南省宜良县各公社生产队听取贫农下中农的意见，运用集体副业的“四坊”（粉坊、酒坊、磨坊、豆腐坊），支持生产队集体养猪和扶持贫农下中农社员养猪。全县各公社生产队集体饲养的猪，已比去年年底存栏数增加了八倍，贫农下中农社员私人养猪也日益增加。
宜良县是云南省的粮食主要产区之一。近几年来，粮食连年稳定高产，为开办“四坊”、发展养猪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过去由于有些社队干部对发展集体养猪和扶持贫农下中农社员养猪不够重视，把“四坊”里的粉渣、糠糟和农副产品，绝大多数都按工分或养猪多少分给了私人。结果，个别上中农因为得工分多、养猪多，就分得多，而贫农下中农社员就分不到或分得很少。采取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养猪事业发展得很快，但是实际上只是个别上中农养得多，只利于他们个人发家致富，而集体养猪和贫农下中农社员养猪却很少，对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不利。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根据广大贫农下中农社员的意见，改变了过去的那种做法。各生产队的“四坊”都以积极支持发展集体养猪和扶持贫农下中农社员养猪为主，把“四坊”里出的粉渣、糠糟等副产品，一半作为集体饲养猪的饲料，一半按养猪户分给社员。开始时，这个做法遇到了一些养猪多的上中农社员反对，他们说：集体养猪不如私人养猪好，一无厩，二无饲料，三要赔本。贫农下中农社员就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逐一地说服了他们。古城区胜利公社小张营第二生产队的贫农下中农社员和这个队的上中农社员算了三笔账：一、队里粉坊有两盘磨，仅以一盘磨计算，每天至少可以磨五十公斤蚕豆，为国家加工粉丝，一年纯收入就可以达一千五百元以上。不仅解决了集体养猪的资金来源，而且粉渣还可以作猪饲料；二、一盘磨的粉渣可以饲养十五头猪，养肥后卖出，可以得纯收入五百多元，一点也不赔本；三、一头猪一年可以积厩肥五十担，十五头猪的厩肥可以施五十亩稻田，平均每亩可以增产八十至一百斤粮食。不仅不赔本，而且养猪肥田，促进了粮食生产，粮食增产了，反过来又可以多养猪。经过算账以后，原来不同意发展集体养猪的个别上中农社员，也同意集体养猪了。经过社员同意，队里新盖了三间畜厩，买回二十二头猪，用一盘磨的渣水喂集体饲养的猪，另一盘磨的渣水按养猪户分给社员私人。同时，队上又帮助几户从来没有养猪的贫农下中农社员养起了猪。
集体养猪数量的增加和社员养猪户的扩大，对促进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和改善社员生活，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永新公社段官村九个生产队，集体饲养和私人饲养的猪，平均每户已达到三头。这样再加上一部分大牲畜厩肥，今年全村一千六百多亩耕地的施肥量就比去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多，出售给国家的商品猪，平均每户达一头多，贫农下中农社员由于养了猪，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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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靠“顶梁柱”办好生产队
贫农下中农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顶梁柱”。只有认真地坚决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才能搞好生产队的集体经济。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这个道理。
一九六三年以前，我们生产队一直是个后进队。“病”在哪里呢？有的干部和社员好长时期也没闹清。直到经过去冬今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才把“病根子”找出来。原来是贫农、下中农没掌握印把子，把“顶梁柱”给扔到一边去了。就拿一九六二年来说，那年是中农匡明元当队长，他走的完全是中农路线，这一年生产搞得很不好。一九六三年春，队长换上了徐德喜，可是队委会成员里，中农还占优势，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很严重。春天，组织社员上山割柴，队里的定额是每天每人割七十捆。匡明元强调雪大，路远，道滑，嫌定额太高。他每天只割五十捆，有些人也跟着学，结果队里割七千捆烧柴的计划落了空，少收入一千五百多元。匡明元干集体活劲不足，割自己的烧柴劲头可挺大，每天都割七八十捆。去年有五户中农不仅自己打够全年烧柴，每户还到城市出卖三四百捆烧柴。种地时，中农匡明元和罗广发是扶犁手。队里规定一副犁杖一天种三亩，种一亩给四分半工。他们嫌分少，就吵吵活累费鞋，每天只种二亩。没办法就给长了半分工，每亩五分工。这回他们来劲了，一天都挣十七八分，大大超过定额，光种地这一段，就叫他们多挣去二百多分。一九六三年我们又减了产，同样的畜力和土地，三队水稻亩产四百斤，我们队只打了二百多斤。
我们俩是在去年下半年被选为队长和副队长的，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和全体社员受到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进一步认识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是党在农村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贫农下中农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在运动中，我们建立了会议和工作制度，整顿和健全了队委会，新的队委会五名成员，都是贫农下中农。这样，进行生产和工作就有靠山了。我们在一次贫下中农会上，专门讨论总结过去丢了印把子扔了顶梁柱、让中农掌权的经验教训，我们在会上也表示，今后一切工作和生产都要坚决依靠贫农下中农这根顶梁柱，牢牢把住印把子。贫农下中农听了很受感动，都说这回就好办了，只要咱贫农下中农抱成团，拿出革命劲头来，后进帽子一定能摘下来。
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必须处处注意树立贫农下中农的优势。今年春天割柴时，队委会接受去年的教训，为了避免中农倒卖烧柴，提出不准社员个人出卖烧柴，如果要卖，得拿五元山底钱。这个意见得到了所有贫农下中农的支持，有力地限制了中农自发资本主义的发展。今年全队按计划割了七千捆烧柴。由于贫农下中农阶级觉悟提高了，有些事中农想拿一把也拿不住了。今年种地时，扶犁手匡明元，又想拿一把提高工分，这时贫农李德禄说：“他不干咱干，我们再不围着中农屁股转了。”今年队里缺了一万斤饲草，老贫农黄明久介绍了过去给地主扛活时，用豆秸裹草里铡碎喂牲口的经验，队里采用了这个办法，光这一项就节省了一百五十多元钱。队里买肥料和农具需要一百五十多元钱，国家准备贷款，贫农吴振才说：不能光靠国家，得自己想办法，并提出搞副业来解决困难的建议。后来队里派大车队出去拉脚，用拉脚的钱买了肥料和犁。
我们今年春耕和夏锄生产，比哪一年都搞得好，种地一开始，我们就依靠贫农下中农开展了学一队赶一队的比学赶帮活动。为了抢时间早种地，我们早晨三点就下地，早饭在地里吃，这样喂牲口也要跟上去，贫农陈福（饲养员）每天夜里一点就起来喂牲口，这就保证了耕地用牛。贫农妇女队长刘玉芝（党员）和贫农女社员王桂芝带动十四名妇女下地（全队共十九名社员），保证种地有足够的劳力。
贫农下中农在各方面优势树立起来后，中农也主动靠近贫农下中农。匡明元过去少给一分也不干，现在他向队里表示：“队里不给我分，我也干哪，把集体搞好了，也有我一份。”今年他一个工也没旷，老老实实干。真是贫农下中农和中农拧成一股绳，齐心追赶先进队第一队，上半年在拉柴、栽烟、拔稻子、割青蒿子垫圈等改造农田这些活都赶到了一队前面去了。今年的庄稼长得比哪年都好，呈现一片丰收景象。
辽宁省新宾县刘家公社郝家大队第四生产队
队长傅明振、副队长黄明久
（卢恩忠、孟风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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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
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
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兰考县委书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据新华社郑州十九日电　中共河南省委不久前向全省干部表扬了已故的前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号召全省干部学习他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
焦裕禄从一九六二年调到兰考县工作以后，就决心为改变兰考县的面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直到他今年五月因病临终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兰考人民，念念不忘改变兰考的面貌。
兰考县位于豫东沙区，是黄河故道上的一个老灾区，经常受风沙、盐碱、内涝的危害。一九六二年年底，焦裕禄来到兰考县工作时，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存在不少困难。灾情这样重，要迅速扭转这种困难的局面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倒，相反地，却对改变兰考面貌充满了无限信心。他说：“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兰考！”
他到兰考县的第三天，就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每到一处，都要召开贫农下中农座谈会，和老农们研究改变兰考县面貌的办法。兰考县境内沙丘、盐碱、涝洼地较多，他为了弄清全县的水路、风路和沙路，常常冒着大雨和七八级的大风，到各地察看。从兰考县到山东省境内有一条长达三十二公里的贺李河，焦裕禄曾沿河逐段察看过两次。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他向县委提出了一个改变兰考面貌的规划。他说：只要根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兰考县就可以改变面貌。焦裕禄同志不但自己积极热情的工作，还对在困难面前信心不足的同志，给以具体的帮助。他这种工作精神，感染了很多干部。有不少干部说：“和老焦在一起工作，总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子热劲，不断激励着你前进。”
怎样改变兰考面貌，是依靠自力更生，还是单纯的依靠国家救济？开始时，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有些人认为，兰考县是个老灾区，不能依靠自力更生，因而在相当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曾出现过单纯依靠国家救济的思想。焦裕禄和县里另一部分干部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只要坚决贯彻党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方针，兰考县的面貌就可以改变。因此，焦裕禄除了经常向干部和社员进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外，他还带头深入基层，认真做调查研究工作，一发现那些有自力更生思想的典型，就及时地进行总结和表扬，支持他们，并在全县加以提倡和推广。在他的领导和参与下，中共兰考县委总结了四个自力更生改变了灾区面貌的典型经验，在全县普遍推广。
这四面自力更生的旗帜在全县树立起来以后，全县干部和社员的革命精神大振。仅去冬今春，全县就封闭沙丘四百四十多个，面积达一万五千多亩，占全县沙丘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在四十多万亩低洼地里挖大小排水沟渠四千多条，使近百分之六十的低洼地免除一般涝灾的威胁；全县有二十六万多亩盐碱地，经过深翻、起碱和降低地下水位，已有十万多亩基本上脱碱。这些工程，绝大部分都是各社队依靠社员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搞起来的。由于这些除害工程发挥了作用，今年夏秋两季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收成。
“要与兰考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这也是焦裕禄经常用来勉励自己和教育干部的一句话。今年春天，县委有的干部主张把县委机关搬到北边的大堤上，重新盖一批新房子。理由是：现在县委机关所在的地方，地势低洼，室内比较潮湿。焦裕禄知道这件事以后，严肃地批评说：“现在兰考县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怎么能就先想到自己住新房呢？”于是，县委机关盖新房的事被制止了。
焦裕禄身体有病，可是他为了给党给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平时，他除了回机关开会，其余时间都在农村里，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工作，有时工作到深夜。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都说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后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党组织和同志们多次劝他去医院检查治疗，他一直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当他最后不得不去住院治疗时，临走还对县委的干部交代说：“治沙、治碱和兴修排涝工程，是改变兰考面貌的关键措施，一定要很好地抓，我去医院看病，不久就会回来的。”经医生检查，发现他患的是肝癌，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可是他在病中还念念不忘兰考人民，念念不忘改变兰考的面貌。县委每次派人去探望他时，他总要问问县里的生产和社员生活的情况。
今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终因病重而逝世了。许多干部和社员都非常悲痛，现在全县干部和广大社员，都在学习他那种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继续大搞除“三害”工程，决心完成改变兰考面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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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新胜利
新华社记者　何云华　邓国庠
在广州举行的一九六四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经过一个月来的交易活动，已经胜利闭幕。这次交易会规模之大，到会客商之踊跃，商品成交数量之多，都是前所未有。这是我国坚持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又一个胜利。这个胜利，再一次说明美国对我国的“禁运”政策已经遭到彻底的破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美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实行海盗行径的封锁“禁运”时，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就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事实正是这样。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激起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志气。十五年来，我国胜利地完成了两个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战胜了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现在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初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巩固的工业基础，发展了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工农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为我国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在这次交易会上，展出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畜产品、手工艺品、五金矿产、化工原料、纺织品、日用品和机械仪器等出口商品一共有二万多种。其中就有许多是美国“禁运条例”中被认为是“战略物资”而列为“禁运”货单的，也有许多被认为中国没有条件生产的高级产品。在交易会上，还可以看到许多精密的电子仪器。过去中国的电子仪器工业被认为是最落后的部门。现在我国电子工业不仅能够装备自己，而且能够生产出口象无线电原件中的电子管，绝缘材料中的高频瓷件和电讯设备等高级产品。
尽管美帝国主义的“禁运”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但是他们仍然顽固地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他们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加紧进行渗透控制活动，使用各种手段不断阻挠、破坏、干涉这些地区的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往来，企图继续推行对中国的“禁运”政策。但是，目前这些地区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着摆脱美国控制的斗争，这是对中国人民反“禁运”斗争的有力支持。特别是亚非地区许多新兴国家，不顾美国干涉，迫切要求同中国发展贸易。近年来，亚非地区前来参加交易会的商人和国营公司代表越来越多。在这次交易会期间，缅甸、柬埔寨、锡兰、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刚果（布）、坦桑尼亚、突尼斯、埃塞俄比亚都派来了贸易代表团、政府官员或国营公司的代表参加；马里、加纳、肯尼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有大批商人参加了这次交易，这表明我国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政策，已经在亚非新兴国家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为了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迫切要求摆脱美国和其它殖民主义者的控制，同中国发展友好贸易。
第一次参加交易会的布隆迪贸易官员，谈起他们要求同中国发展贸易的迫切愿望说，现在布隆迪的经济还受着外国资本的控制，布隆迪的主要出口商品棉花、咖啡大部分都由大国公司经营，而布隆迪市场需要的商品，也受外国进口商的操纵，因此市场物价昂贵。布隆迪国营进出口公司的经理尼戎达加拉·利倍拉脱说，这次到中国来，为两国贸易打下了基础。他希望直接向中国购买商品，经由他们对组织在合作社内的布隆迪本国商人给予支持，把商品卖给广大的农村居民。在交易会上，利倍拉脱看到品种繁多的纺织品时连声赞好，他说：“这些花色最适合我们妇女的心意了，如果这些花布到了我国，保证不需要多少时间就一卖而空。”其它来自亚非地区的贸易界人士，也普遍称赞交易会上展出的商品，许多都是适应新兴国家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
目前日本全国正在展开一个三千万人签名运动，要求早日恢复日中邦交。许多中小企业商人为促进日中贸易正常发展，踊跃地参加了这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日本贸易界的朋友说，过去参加交易会的日商，主要是东京、大阪等几个大都市的少数友好商社。从前年开始，参加交易会的友好商社，已扩展到北海道，九州及本土各县。在这次交易会上进行贸易的就有名古屋、兵库县、广岛县、富山县、石川县、福冈县、千叶县等各地中小商社二百多家。山口县、长崎县新近也成立了友好商社参加了交易会。他们说，发展日中友好贸易是日本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甚至一些大公司和大企业，也采取各种办法克服障碍来到中国参加交易会。尽管美帝国主义总是企图阻挠和破坏，但是日本人民要求同中国贸易的强烈愿望，是任何人为障碍阻挡不了的，任何外来势力破坏不了的。这几年来，中日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六三年中日贸易金额已达到战后最高水平。今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又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在这次交易会上，日本客商达到四百四十多人，比他们在一九六一年春季初次参加交易会时增加了四倍多。
不甘于受美国控制的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瑞典、荷兰、意大利的许多厂商，也都扩大了同交易会的贸易往来。今年年初中法建交后，使中法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
从一九五七年举办第一次交易会到现在，参加交易会的各国商人已经增加了二倍多，地区范围也从一九五七年的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交金额也有了大量的增长。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贸易界人士，来到美国无法控制的中国商谈友好贸易，通过贸易往来增进了互相了解，建立了友谊。正如阿尔及利亚贸易代表团团长达乌特谈到这次交易会的收获时所说的：“这次来到中国，一方面进行了贸易，一方面促进了友谊。中阿两国虽然相隔万里，但是两国人民友谊亲密地连在一起。”这就是对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企图孤立中国的回答。
十五年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世界上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同中国建立起经济贸易联系，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禁运”政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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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一月十九日晚，朱德委员长、郭沫若副委员长等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成都部队、兰州部队、新疆部队战士业余演出队和连队演唱组联合举行的汇报演出。图为演出结束后，朱德委员长、郭沫若副委员长等上台和演员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　王敬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