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1-08第6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6版()
专栏：

小说《二月》和电影《早春二月》的评价问题
何其芳
关于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报纸上已经发表了不少评论。许多同志都认为这个影片美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一株毒草。但是，也有人把它当作“香花”，说什么“《早春二月》是真实而曲折地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说“影片突出地告诉我们；一个旧中国的知识青年是经过崎岖的生活和斗争的道路成长起来
的，并且给我们以鼓舞和前进的启示和力量”；说“它以深刻的
主题和魅人的艺术打动了观众的心灵”；说“我们应当用历史的
眼光来评价影片中的人物。在三十年前，萧涧秋和陶岚，都应该
属于先进人物的行列。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都存在着严重
的缺陷，但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要求他们”；说萧涧秋是一个“要求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正在摸索和寻求真理，寻找革命的道路”；说陶岚是一个“争取女权，要求进步”、“追求真理，反对封建道德约束”的女性；或者说这个影片虽然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却“以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道路”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对柔石的小说《二月》和根据它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萧涧秋和陶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小说和电影到底通过他们宣扬了什么思想？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思想？许多同志已经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我现在就这部小说和电影的评价问题说说我的意见。
萧涧秋是二十年代的落后分子
有这样一种常见的现象。有些人喜欢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时代的局限性为借口，来为过去的落后的事物、消极的事物辩护，来肯定它们的存在的合理，并从而美化它们，歌颂它们。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早已应该停止的诡辩又用到对《早春二月》里的人物的评价上来了。
到底什么叫做历史主义的观点呢？难道不是按照事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本来的面目、本来的地位和本来的性质加以评价，反而是不顾事实，强词夺理，硬要把当时落后的人物说成是先进的人物，把当时消极的思想说成是积极的思想吗？到底什么叫做时代的局限性呢？难道不是以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水平和成就也不可能突破为标准，反而是以当时落后和消极的事物的低下状态为界线吗？任何时代的先进人物，难道不应该是站在当时的进步的阶级的立场上，达到了当时的高度的思想水平，积极为历史的前进而斗争，反而应该是一个政治上的落伍者，一个思想空虚、精神状态低下的渺小的人？
小说《二月》的主人公萧涧秋正是一个政治上落后的知识分子。按照作品中写到的时代背景，那是广东革命军已经东征克服惠州但还没有开始北伐的一九二六年春天，那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早已成立、在它的领导和推动之下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什么样的是进步的，什么样的是落后的，历史已经作出了判断，不应该有什么争论。小说里面描写的萧涧秋是一个自始至终站在当时的大革命运动以外的彷徨者，一个多年来徘徊歧路而且自我欣赏这种徘徊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还可以说他是一个先进人物呢？
小说的开头就介绍萧涧秋虽然“跑过中国底大部分的疆土”，却并没有走上也并没有在寻找当时的先进的知识青年所走的道路，革命的道路。由于“供给他读书的费用”的堂姊死去，他无法“报一点恩”，“他在人间更形孤独，他底思想、态度，也更倾向于悲哀，凄凉了”。他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已经“感觉到生活上的厌倦”。“我好似冬天寒夜里底炉火旁的一二星火花，倏忽便要消灭了。”小说的后面，在他决心离开芙蓉镇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底前途是茫然”。他之所决心逃走，不过是受不了“各种变故”，不过是“他却想从‘这’茫然跳出去，踏到‘那’还不可知的茫然里”罢了。最后，他写给陶慕侃的信是这样描绘他的前途的：
此后或南或北，尚未一定。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瞻
光明之地。又想哲理还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垦种着美丽之花。时
势可以支配我，象我如此孑然一身的青年。“光明之地”他仅仅是愿意“一瞻”而已，并不是打算投身到革命中去；而且连是否“一瞻”也还“尚未一定”。北方的“哲理”指什么呢？我看不会是指无产阶级的学说，因为在一九二六年中国的北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并不比南方传播得更广。这不过是泛指一般哲理而已。“美丽之花”也不过是指文艺工作或学术工作，不会是革命活动。他说“时势可以支配我”，但当时是阶级斗争很激烈的“时势”，其中固然有奔腾澎湃的革命的巨潮，但也有坚决的反革命的逆流，还有逃避现实的不革命的支流和港湾。象他这样一个既没有明确的革命要求、又没有真正的思想觉悟的彷徨者，将来到底会被“时势”卷到哪里去，还是很难说的。
萧涧秋刚到芙蓉镇的时候，小说里面有这样一个场面。有人问他是什么主义者，他说他没有主义。他又说：“信仰是有的，可是不能说出来，所以我还是个没有主义的人。”柔石在这里是写得不大明确的。不知他这仅仅是借此讽刺一下国民党反动派当时的反共，还是有意在写萧涧秋多少受过一点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如果这里真是萧涧秋在含蓄地宣布他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我们还能说他落后吗？但我们判断一个人，并不能根据他的口头的宣言（何况还是这种闪烁其词、可以作多种解释的宣言），主要还是要看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实际。象萧涧秋这样的人，从小说的开头到结尾，从他的思想、言论到行动，都一点也不象一个共产主义者，即使是还夹杂有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如果柔石的用意是在暗示萧涧秋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这岂不是和整个小说关于这个人物的描写自相矛盾？为什么小说从头到尾都把他描写成一个彷徨者呢？所以我想，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柔石不过想把萧涧秋描写成为一个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的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只是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还输入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学说和思想。萧涧秋身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正是带有浓厚的外来的影响。
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的大风暴席卷全国的时期。当时许多的进步知识分子都投身到革命中去或者同革命有着各种的联系。当时的反动知识分子却对革命抱着明显的反对态度，其中有一些人后来看到革命的潮流不可抗拒，就钻进革命运动中来从内部进行破坏。当时自然也还有大量的对革命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的知识青年。在这最后一种人中，情况也是并不一样的。有许多人是由于还没有接受革命的思想，觉悟不够，然而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以后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还是容易倾向革命，参加革命。象萧涧秋这种人，就比较复杂了。他接受了欧洲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潮的影响。他头脑里面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脱离人民，脱离斗争，而又孤芳自赏，高踞群众之上。他自以为他有“高尚”的思想感情，而他那些错误的思想和纤细的不健康的感情却成了他的厚厚的盔甲，严重地阻碍他接近革命，接近人民。这样的知识分子要走上革命的道路是更为困难的。即使以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得不到彻底的改造，到了紧急的关头，他就很可能成为《毁灭》里面描写过的美谛克那样的可耻的逃兵和叛徒，或者成为中国革命里面曾经出现过的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电影《早春二月》对人物和情节的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在最后加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萧涧秋在他留下的信里宣布
“找到了一条该走的道路，我将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这样，他就好象成为一个从落后到转变的人物，这个故事也就好象成为从落后到转变的故事了。但是，在电影里面哪里看得到什么“真实而曲折”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萧涧秋转变的？他又经过了一些什么思想矛盾、思想斗争？我们从银幕上根本找不到这些问题的合理的解答。
关于促使萧涧秋转变的力量，电影在他最后留下的信里作了这样的说明：“文嫂的自杀、王福生的退学象两条铁棒猛击了我的头脑，使我晕眩，也使我清醒”。但这是很容易反驳的。有些评论文章说得好，无法生活的寡妇自杀，穷苦的儿童失学，这不是在旧社会到处都可以见到吗？萧涧秋不可能在过去的生活中不碰到这一类事情和比这更黑暗的社会现象。为什么许多年来种种旧社会的不合理的事实都不能使他觉醒和转变，这一次却发生了这样神奇的作用呢？
关于萧涧秋从落后到转变的思想矛盾、思想斗争，电影根本没有什么描写。只是为了“拔高”这个人物，它加上了几个
细节。第一，说他在“五四”运动那一年，曾和同学一起搜查
日货，上街游行。第二，写他看过《语丝》。第三，写他看《新青年》。在“五四”运动中参加过搜查日货这种活动的学生很多，算不上什么进步的历史。读《语丝》也不能说明他进步。值得说的还是看《新青年》。《新青年》这时已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但在整个影片里萧涧秋和陶岚从来不谈政治，这里突然插入这样一个情节，他收到《新青年》并用窗子内的一场哑剧和两人的黑影来表示他们有所讨论，这显然不过是从外部生硬加上去的一块色彩很不和谐的补钉。电影的编导者不正面地表现萧涧秋和陶岚的讨论，而把他们的讨论表现成仅有姿态，没有声音，我想是有他的苦衷的。要正面地具体地描写他们这次讨论的内容，就不能不明确地交代他们的政治倾向，政治态度。如果写他们完全赞成《新青年》的主张，他们在整个影片中的思想和行动又太不象一个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如果写他们怀疑、反对，那又把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落后甚至反动明白地摊了牌，整个影片对他们的美化和歌颂也就发生困难了。因此编导者就不能不把这个本来很重要的场面表现得含含糊糊，让观众自己去猜想，好象萧涧秋是赞成《新青年》的许多主张的，而陶岚却“还不能完全同意”他的看法②。
萧涧秋根本不是一个“正在摸索和寻求真理，寻求革命的道路”的“要求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因为小说里面并没有描写他有这样的怀抱，这样的追求。当然，他也是有所“摸索”，有所“追求”的；不过他所“摸索”和“追求”的并不是真理，并不是革命的道路，并不是救国救民的方案，却是“两种模型不同的女性的感情”，却是被人歌颂为“菩萨”、“恩人”、“上帝”和“伟大的人”的愉快。电影里面虽然加上了上面说的那样几个孤零零的细节，也仍然不足以说明他有这种怀抱和追求。至于陶岚，更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没有描写她在政治上有“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表现。她更是一个完全不问政治的人。
象萧涧秋和陶岚这样的知识分子，从他们当时既不属于革命方面、又不属于反革命方面这一点来说，也可以算作今天有些人提倡写的“中间人物”。但如果以进步和落后相对待，这样的人却又连当时的中间分子都还不如，而是我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伟大的二十年代的道道地地的落后分子，有着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落后分子，他们受到的应该是揭露、鞭挞，而不应该是同情，更不应该是歌颂。
萧涧秋的个人主义的特点
萧涧秋和陶岚为什么一见就倾心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在人生观上的一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陶岚的个人主义是比较裸露的。她自己对人说：“我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以我为中心，于我有利的拿了来，于我无利的推了去！”她自己又曾说她“简直好象玩弄猫儿一样地玩弄起社会和人类来”。别人也说她“胡乱地玩弄”过“许多青年”。她还宣布过“只要有人愿意每年肯供给她三千元钱，让她到外国去跑三年，她回来就可以同这人结婚，无论这人是怎么样，瞎眼，跛足，六十岁或十六岁都好”。这是怎样一个精神上堕落和丑恶的女子啊！然而她在给萧涧秋的求爱信上却说什么“我是受着精神的磨折和伤害的”。小说和电影写他们一见倾心后，好象她在男女关系上变得比较严肃起来了，唱起“爱情至上”的调子来了。但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萧涧秋向她表示不愿结婚的时候，她说：“我也不愿听到这两个字，人的一生是可以随随便便的。”这倒还是客观上描绘出来了这样一个比较裸露的个人主义者的灵魂的：原来她的人生观和恋爱观仍然是“随随便便”。资产阶级的恋爱观就是“随随便便”，就是腐化和放荡。
有一些观众还欣赏陶岚，说她是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的新女性，说喜欢她性格泼辣，爱情不受任何拘束。这是完全经不起认真的考察的。按照小说的描写，陶家住的是有“朱色的柱”的“旧式的大家庭的房子”，可以看出陶岚是一个地主家庭的女儿。她和也是从地主家庭出身的钱正兴的纠纷不过是同一阶级的少爷小姐之间的无聊的纠纷，说不上是受到封建压迫，因此也就说不上什么反封建。她从自己的家庭也没有受到什么封建压迫。她自己说过，她的母亲和哥哥都非常爱她，所以由她任意胡闹。看起来她和钱正兴同样是从地主家庭出身而又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少爷小姐。她并没有受到封建压迫，又向什么要求个性解放呢？和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的“闺秀”比较起来，她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女性”。但她却是灵魂空虚和堕落的“新女性”，骨子里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新女性”，臭名昭著的莎菲女士那样的“新女性”。在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伟大的二十年代，这种女性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新了，已经是腐朽和没落的人物了。对于人民，对于革命，陶岚也好，萧涧秋也好，都已经是消极的力量，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了。至于“性格泼辣”，“爱情不受任何拘束”，莎菲女士不也正是这样吗？泼辣，大胆，勇敢，都是要看对于什么，为了什么的。世界上并没有抽象的美德，在阶级社会里它们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为一定的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如果把陶岚、莎菲的泼辣和李双双的泼辣同样看待，一概欣赏，那就成了荒唐可笑的事情了。
电影《早春二月》删去了和削弱了小说里面许多表现陶岚的露骨的个人主义的地方，露骨的精神上堕落和丑恶的地方，把她描写成为一个虽然幼稚、究竟还单纯、因而好象并不太令人反感和讨厌的人物。这是电影在美化陶岚这样一个个人主义者方面的比较能够迷惑人的地方。但我们透过电影里面的陶岚的外表的形象，进一步分析她的思想感情的实质，仍然可以看出她也不过是一个当时的道道地地的落后的知识分子，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完全说不上是什么反封建的新女性。
和陶岚有些不同，萧涧秋的个人主义表现得比较复杂、比较曲折一些。那是加上了装饰的个人主义。
萧涧秋的个人主义的一个特点是他的感伤和孤独感。在电影中被改为《徘徊曲》的他的音乐作品，在小说中原来叫作《青春不再来》，而且是有很感伤的歌词的。什么“你终年只伴着一个孤影”呀，什么“永远剪不断的愁闷”呀，等等。他说他是“喜欢长阴的秋云里的飘落的黄叶的一个人”。他对陶岚说，陶家的人个个都对他好，他“不能不自己感到凄凉，悲伤”；“在一群朋友的欢聚中”，他也会“感到一己的凄怆”。他逃走之前，还对陶岚说，“我想我自己是做世纪末的人”。这种感伤、这种孤独感是脱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正是他们用来取得别人的同情、满足自己的感情欲望的一种形式。萧涧秋正是这样取得了陶岚的爱情的。电影为了“拔高”这个人物，把他的感伤大为删削了，但有的地方仍然描写了他的孤独感。萧涧秋对陶岚说：“我只是一只孤雁！”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偏要作一个“孤雁”，这有什么可同情的呢？
和感伤、孤独感有联系但也可以看作是萧涧秋的个人主义的又一个特点的，是他的脆弱。
萧涧秋为什么最后要逃走呢？在写给陶慕侃的信上，他“直陈”了他“不回芙蓉镇的理由”。但读了以后，还是令人莫名其妙。他讲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文嫂的死，一个是陶岚的爱情。为什么文嫂自杀了他就非逃走不可呢？他说：“各方面竟如千军万马地围困拢来，实在说，我是有被这班箭手底乱箭所射死的可能性的。”这是说，他害怕社会上的议论。但按照小说的叙述，这时社会上的议论已变得对他有利了，又何尝有他所想象的那样可怕！为什么陶岚爱他，他就非逃走不可呢？他说：“而且你底妹妹对我的情义，叫我用什么来接受呢？心呢，还是两手？我不能拿理智来解释与应用的时候，我只有逃走之一法。”这完全是一些梦呓似的话。总之，只能说这是表现了旧社会的某一种知识分子的可耻的脆弱：既怕议论，又怕变故，还有，喜欢猎取异性的感情而又怕这种感情。
电影为了把萧涧秋“提高”为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英雄人物”，把他逃走的原因也完全改换了，好象仅仅是由于要“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前面已经批评过，那是一个根本没有基础和过程的虚假的转变。
萧涧秋的个人主义的最重要也最能迷惑人的特点是他的资
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小说和电影里面都着重描写了他对文嫂的同情和帮助。他和文嫂之间的纠葛是小说的第一个重要情节。小说是多次地明白地描写他和文嫂之间有一种感情的关系的。他在船上第一次看见文嫂就感到“她很有大方的温良的态度”，而又眼睛里带着“极烈的悲哀”，以至他到芙蓉镇以后，“似乎精神有些不安定，失落了物件在船上一样”。他决心去看文嫂的时候，“他全身似乎有一种热力，有一种勇气，似一只有大翼的猛禽”，“他只愿一切都随着自然做去，他对她们也没有预定的计划……但无可讳免，他已爱着那位少女，同情于那位妇人底不幸的命运了”③。
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热力”和“勇气”呢？他所想的“随着自然做去”，就是随着他个人的感情做去；而他这种感情并不仅仅是对那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同时也是，而且更主要是对那个年轻的母亲的。所以在他从文嫂家里回来，和“非常美貌”的陶岚又有了一些接触后，他晚上坐在灯下就陶醉于他
“接触了两种模型不同的女性的感情的飞沫”，以至他感到“几乎将自己拿来麻痹了”。陶岚和文嫂的确是“两种模型不同的女性”：一个是放纵任性的快活的女性，一个是眼睛里带着悲哀的温良的女性。萧涧秋显然是一开始就陷入了这种感情上的三角关系了。萧涧秋在他最后留给陶慕侃的信上说：
我从一脚踏到你们这地土，好象魔鬼引诱一样，会立刻同情
于那位自杀的青年寡妇底运命。究竟为什么要同情她们呢？我自
己是一些不了然的。他并非真不了然，不过他没有坦白承认罢了。“好象魔鬼引诱一样”，这也并不是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不过是异性的吸引罢了。本来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却“随着自然做去”，随着生物的本能和感情的冲动做去，不进行理智的控制，反而加以美化，加以神秘化，以致酿成一些不必要的纠纷、痛苦和悲剧，这正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男女问题上的一种常见的情况。
萧涧秋对文嫂的感情，陶岚是一开始就察觉的。她给萧涧秋的第一封求爱信里就说：“希望你以对待那位青年寡妇的心来对待我”。随着时间的推移，萧涧秋和文嫂的感情关系在继续发展。有一个晚上，萧涧秋在文嫂家里，忽然下起雨了。采莲以孩子的天真无邪的心留萧涧秋和她们一起过夜。小说对这个尴尬的场面的描写是明白地交代了他们的互相爱悦、心照不宣的。
萧涧秋对陶岚的感情，文嫂也是早就知道的。小说写文嫂的男孩阿宝病死，萧涧秋劝她改嫁，文嫂表示她和她的女孩都愿做他“一世的用人”，萧涧秋也想：“假如我要娶妻，我就娶去这位妇人吧”。随后陶岚也来了——
而不幸的青年寡妇……这时倒苦笑地，自然地，用她沉静的目光向坐在她床边的陶岚看了一回，又看一回；再向站在窗边垂头看地板的萧涧秋望了几望。她似乎要将他俩底全个身体与生命，剖解开来又联接拢去。似乎她看他俩底衣缘上，钮扣边，统统闪
烁着光辉，出没着幸福……。文嫂是经过了这样的心理变化才决心自杀的。这时她对萧涧秋和陶岚说：“现在我已经不想到过去了，我只想怎样才可算是真正地报答你们底恩。”她认为她自杀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可以让萧涧秋和陶岚结婚，幸福。所以萧涧秋最后写给陶慕侃的信上说：“她为爱我和你底妹妹而出此的。”小说在写文嫂自杀之前，自然还写了她的其他的心理活动，比如“男孩是死了”，“女孩算得什么呢”。她还对萧涧秋说过，“以前我满望孩子长大了来报答你底恩，现在孩子死去了，我底方法也完了！”但决定她的自杀的因素并不是这些。
《二月》的悲剧就是这样一个悲剧：在“五四”以后旧中国的不少小说和电影中曾经流行过的三角恋爱；它的曲折和特点不过是男主角打算“牺牲”对其中的一个女子的感情，和另一个女子结婚，这个女子却又“牺牲”她自己的生命，想成全其他两人，结果男主角又没有勇气接受这种成全，于是逃走了事。这样的悲剧到底有什么值得肯定的思想意义呢？三角恋爱究竟不过是三角恋爱，不管它的情节是这样还是那样。也许有人说，这个故事比妒忌、争夺以至情杀之类的情节总还是“高尚”一点吧。但是，如许多文章所批评的，这正是通过这样的恋爱故事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
萧涧秋对文嫂的同情和帮助也就不过是这样的同情和帮助：为了满足自己对“两种模型不同的女性的感情”的欲望，结果使一个不幸的年轻的寡妇陷入了更大的不幸，只有自杀。小说里面的陶慕侃恭维萧涧秋是“一个牺牲主义者”，有些电影的观众也肯定和称赞萧涧秋的所谓“自我牺牲”。事实上却是他牺牲了别人。这就正好揭穿了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人的虚伪性。
萧涧秋对文嫂的同情和帮助还为了满足自己的另一种欲望，为了满足他取得别人称他作“菩萨”、“恩人”、“伟大的人”、说他“有救世的心肠”这一类令人肉麻的歌颂的欲望。
有些评论文章已经具体分析过萧涧秋同文嫂的关系，这里不再多谈。不过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电影《早春二月》把小说对于萧涧秋和文嫂之间的感情关系大为删削了，而且把文嫂这个人物的形象也作了相当大的改变。按照小说的描写，文嫂是一个有一种和陶岚的“个性有些相反”的女性的魅惑力的年轻的寡妇，而电影却把她改变成年纪相当大、对萧涧秋并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中年妇女了。电影的这个改动带来了一些情节上的勉强和漏洞。萧涧秋和文嫂之间的关系，文嫂的自杀，都不如小说原来那样自然，那样近情近理了。电影还加上了萧涧秋同情穷苦的学生王福生的情节。但萧涧秋对他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电影的这些改动是想把萧涧秋的同情和帮助写得没有私心，好象更可以被肯定一些。殊不知这样一来，却是更突出地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如果说小说里的萧涧秋的个人主义还表现得复杂一些，人道主义虽然也是他身上的一种最重要的装饰，但究竟还不过是一种装饰，电影却把他“简化”和“提高”为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英雄人物”了。这不是更集中更强烈地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又是什么呢？
鲁迅在《隐士》④一文中曾经这样刻划过抗日战争前夕的某些完全脱离时代、只热中于和个人有关的事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泰山崩，黄河溢”，他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象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萧涧秋正是这样的精神状态的个人主义者。归根结柢，他也是“社会以我为中心，于我有利的拿了来，于我无利的推了去”，不过这种个人主义在他身上比在陶岚身上表现得复杂、曲折一些，也并不只是最计较涉及自己的议论而已。
电影作了一些修补也无法改变萧涧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绝不是一个二十年代“对自由向往”的青年的典型形象。虽然他的确也有他所向往的“自由”，那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所要求的种种“自由”，脱离时代脱离群众的“自由”，可以随便猎取妇女的感情却又任何社会的义务和道德的责任都不承担的“自由”，可以把别人陷入不幸和自杀的境地自己却轻松地一走了之的“自由”，但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民族解放和人民群众翻身的自由。他也不是一个“经过崎岖的生活和斗争的道路成长起来”的“旧中国的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虽然他的确也经历过一些个人主义者的“崎岖的生活和斗争”，但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严肃的生活，严肃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读一读柔石的其他小说有助于理解萧涧秋
除了《二月》，柔石的小说还有《旧时代之死》、《三姊妹》和短篇集《希望》等。读一读这些小说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二月》和萧涧秋这个人物的。《旧时代之死》和《三姊妹》的主人公也是知识分子，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旧时代之死》里面的朱胜瑀是一个苦闷、矛盾、悲观厌世的知识青年。萧涧秋和学校里的教师们无法接近，“好象他们是一桶水，他自己是一滴油，终究溶化不拢去”。朱胜瑀也是这样：“社会是一盆冷水，他却是一滴沸油；他只在社会的上层游移，展转，飘浮，他是无法透入水中，溶化在水中”。“他对于旧的力不能反抗，对于新的力又不能接近，他只在愤恨和幻想中，将蜕化了他的人生”。他打算自杀的时候，一边流着眼泪，一边也仍然“常注意他自己的影子”。后来回家乡养病，住在尼姑庵里。一个尼姑向他讲了一些佛教的思想，他居然就称她作“精神的母亲”。但他最后还是自杀了。《三姊妹》里面的章先生是一个先在学校里念书、后来在旧军队里作事的青年。他先爱一个人家的最长的女儿，并有婚约。但他从杭州到北京去上高等学校以后，却逐渐对她冷淡了。后来回到杭州，才知道她因为很久得不到他的消息，已经出嫁了。于是他又和这个人家的第二个女儿恋爱，又订了婚约，并且发生了夫妇关系。但突然爆发了军阀之间的内战，他们又分散了，而且他逐渐又把这个女子忘记了。等到过了四年，他“升到师部参谋之职”，重又回到杭州来，才知道她也是因为很久得不到他的消息，也早已出嫁了。于是他又向这个人家的第三个女儿求婚。但这个最小的女儿却坚决地拒绝了他，骂他是“禽兽”。这一下他才想到“这八年来的生活”“好象一串罪恶”：
在他未和她们认识以前，她们的美丽与灿烂是怎样的啊？人们谁都爱谈她们三姊妹，似乎一谈到她们，舌上就有甜味似的。那时她们所包含的未来的幸福是怎样的啊？她们的希望简直同园丁的布置春天的花园一样；放在她们的眼前，正是一座异样快乐的天地。唉！于是一接触他的手，就什么都毁坏了！他简直是一个魔鬼，吸收了她们的幸福和美丽，而报还她们以苦痛和罪恶！于是他决心要和他过去的那两个未婚妻都结婚，并且把他积蓄的钱分给她们三姊妹。但等到他利用他的势力，使那两个女子都和她们的夫家办好离婚手续以后，她们却都拒绝了他。
我总觉得这两个男主人公和萧涧秋有精神上的非常亲近的血统关系。好象萧涧秋过去在很苦闷、很悲观的时候就是朱胜瑀；如果他处在另一种生活环境里就会是那个章先生。
不止一篇评论文章都把萧涧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托尔
斯泰的思想联系起来，这是对的。萧涧秋的书架上有托尔斯泰
的著作——《艺术论》。朱胜瑀的房间里的“窗边贴着一张托尔斯泰老翁的画象——这是他唯一信仰的人，也是房内唯一的装饰”。朱胜瑀压抑他的性欲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手指在胸上抓”，“血一滴滴地流出来”，“又向桌上摸了一枚钻子，他竟向耳内钻”，“于是耳内也就迸出血来”，这使我们想到托尔斯泰的
《谢尔该神父》。章先生打算用结婚来“赎罪”，这使我们想到托尔斯泰的《复活》。列宁已经对托尔斯泰的学说作了严正的批判，包括对他的人道主义、“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良心”和
“博爱”的说教、以及禁欲主义等在内。列宁说：“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地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讲是反动的”。
柔石的短篇小说集《希望》的内容比较复杂一些。其中有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暴露，对于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的反映。比如《会合》就是写国民党反动派的“新贵”和军阀的走狗的合流；《夜底怪眼》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青年的控诉；
《摧残》就是写穷苦的下层人民无法养活婴儿的悲剧。但其中也有对于人道主义的宣扬，对于知识分子的无聊的生活和心理的描绘。《没有人听完她的哀诉》写一个穷老婆子在尖利的北风中，坐在地上哭诉她的不幸。贵妇人们并不同情她，走过了；学生们也只发表一阵议论就走散；几个农民和工人听了她的哀诉并没有什么帮助；扛着钱袋的商人们自然也不会给她一点钱；结果只有几个孩子同情地围在她面前，但他们也无法相助，有的抖抖衣袋，表示里面只有一把蚕豆，有的翻转裤腰，表示身上只有一个肚脐。《Ｖ．之环行》写一个知识分子每天晚饭后必定散步一圈；后来散步途中的一家纸烟店被火烧，一家小糖食店的老婆婆死掉，三个经常在里弄口游戏和唱歌的美丽的小姑娘也看不到了，于是他的“环行”的愿望也就完全消失了。过了半月，他决心搬家。同伴问他为什么，他说：
“总之，变故不绝地来，环境改更了，我的思路也断了！”
“什么意思呀？”
“运命，死生，迅速的变迁——过分扰乱了我的心曲。”这个Ｖ．的怕变故的心理，是有助于我们理解萧涧秋的最后的逃走的。萧涧秋决心从芙蓉镇逃走的时候，不是也曾对陶岚说，“人人的目光看住我，变故压得我喘不出气”吗？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面说，他看柔石的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对于《二月》，鲁迅批评了萧涧秋这个人物和他最后的逃走。鲁迅对萧涧秋的批评也就是对《二月》的批评。因为柔石在《二月》里面对萧涧秋的描写完全是同情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批判。有关于柔石的回忆录告诉我们，他是接受鲁迅对于《二月》的批评的⑤。鲁迅对《二月》，除了上述的批评而外，仅仅说萧涧秋这种人物也有它的一定的客观意义，同时对小说的技巧作了一些肯定。把《二月》和《旧时代之死》、《三姊妹》加以比较，是可以看出柔石在艺术技巧方面的进步的。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面还说过，柔石在
“决定地改变”、也就是参加革命以后，曾明白地表示，“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可见包括《二月》在内，柔石是否定了他过去的作品的。《二月》出版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这时左翼作家联盟还没有成立，柔石也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四”以后的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很不少，对知识分子身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抱着同情的态度，也是常见的现象。因为那时候的作家都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和劳动人民结合，并没有经历过思想感情的改造，又从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大量地接受了这一类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影响。所以，即使是柔石这样的英勇地牺牲的烈士，这样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他的过去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有如上所说的思想方面的弱点，也是并不奇怪的。问题是在今天，我们对这样的作品究竟采取什么态度。问题是在今天，我们有些作者和电影方面的负责人为什么对这样的作品还深感兴趣，花很大的人力物力把它改编并拍摄为电影。
我们的文艺应该歌颂什么人，宣扬什么思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当时的许多作家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比较着重去研究和描写他们，而且这种研究和描写又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又不是引导他们去接近工农兵、参加工农兵实际斗争，而是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毛泽东同志在讲话的最后部分指出，他们这是“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解放以后，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他又曾批评当时的许多作家看不见历史的发展是以新事物去代替旧事物，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统治者。他说，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如果我们还记得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批评，并且用这样的精神来评价小说《二月》和电影《早春二月》，问题就十分清楚了。象《二月》和《早春二月》，不正是站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描写知识分子，对他们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思想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吗？象萧涧秋和陶岚，他们的活动和思想不正是并不能破坏当时的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而实际上只是起一种巩固作用吗？这样的人物和他们的思想不正是我们的作家不应当称赞、歌颂而应当反对的东西吗？为什么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在思想领域里面迫切需要“兴无灭资”的今天，偏偏有人看中了鲁迅批评过、柔石自己也否定过的《二月》，花很大的力量把它拍摄为影片，并且对萧涧秋、陶岚和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比小说更为强烈地加以美化、歌颂和宣扬呢？
知识分子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和工农群众结合。历史证明了这一真理。毛泽东同志最早地也最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真理。如果说“五四”以后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我们的作家还没有认识这个真理，也还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实践这个真理，因而还不能够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创造出工农群众中的先进人物的成功的形象，也还不能够描绘出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的真实的深刻的过程，如果说这是时代的限制，倒是符合事实的。然而象萧涧秋和陶岚那样游离于当时的大革命之外，却绝不能说是时代的限制。事实是当时已经有成千成万的知识青年投身到革命的激流里面去了。虽然这些人当时未必都已经在思想上明确必须和工农群众结合的道理，但参加革命本身就是把他们的命运和工农群众的命运连结在一起，而要坚持革命到底，就更非和工农群众结合、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可。
究竟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究竟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新的上层建筑开辟道路还是为巩固旧社会的秩序服务，这是一个客观标准。这是不能颠倒，不能混淆的。萧涧秋的沉溺于“两种模型不同的女性的感情”，他对文嫂的小恩小惠和对成绩常列甲等的王福生的同情，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无论你怎样为它们辩护，难道你能说它们对于当时的大革命，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能够起什么推动作用吗？陶岚也是一样。她的美貌，她的泼辣，她的“社会以我为中心”，她的玩世，她和钱正兴之间的先出国还是先结婚这样一个出卖她自己的条件的争论，她的“人生除了爱，还有什么呢”和“人的一生是可以随随便便的”这一类议论，她的一会儿想学这样、一会儿又想学那样，以至她的将来当一个帮助穷人打官司的律师的幻想（她万想不到当时的穷苦的劳动人民就根本没有钱请律师，也没有力量找谁打官司）……所有这一切都是同当时的革命和社会的发展不相干的，都是只能巩固而一点也不能动摇当时的旧社会的秩序的。我们并不是说，这种落后的知识分子，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以后就绝对不可能接受革命的影响，就绝对不可能参加革命，但必须看到，他们现在所走的道路，他们现在的思想，是同革命背道而驰的。
为萧涧秋辩护的人说：鲁迅也曾彷徨过⑥。这种比拟太不伦不类了。鲁迅一直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他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也一直是在勇敢地同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作战。他的短暂的彷徨也是一种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却又苦于找不到的彷徨。而且，鲁迅是很快地就否定了他的彷徨的。他在《〈自选集〉自序》里面叙述了他的短暂的彷徨以后，接着就说：“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萧涧秋在哪一点上可以和鲁迅的彷徨相比拟呢？萧涧秋的彷徨也好，苦痛也好，如鲁迅所说的，都只能是当时的“社会的可怜的椒盐”，“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鲁迅是看透了萧涧秋这种人的作用的。他的活动无损于旧社会的一根毫毛，只能对它起一种巩固的作用。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萧涧秋是一个表现形式比较复杂、比较曲折的个人主义者。这就是说，他身上的个人主义是比较“美化”、比较“精制”的。“五四”以后，是曾经有一些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且到了现在，也还不能说这种人就已绝迹：他纤细，敏感，孤独，逃避革命斗争，却又读了许多书，能说会讲，自负有才华，有思想，有“优美”的感情，自以为高出于周围一般人之上，而且有时真能够做出一点周围一般人做不出的引人注意的行为。你说他是个人主义者，他却觉得他的个人主义也高人一等，也比别人的个人主义“高尚”，好象并不怎样丑恶。列宁在批判托尔斯泰鼓吹他所主张的那种宗教的时候说，那是“培养一种最精制的因而是特别卑劣的僧侣主义”。对个人主义我们也应该这样说：越是“精制”的就越是卑劣，越是能迷惑人，越是有危害性。萧涧秋身上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比较“美化”、比较“精制”的个人主义，小说和电影又把他放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周围的人都好象远不如他，钱正兴是一个公开主张资本主义的俗不可耐的富家子弟，方谋是一个口讲三民主义的投机分子，陶慕侃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文嫂把他看得象一个“恨不能对他跪下去”的高不可攀的“菩萨”，曾经是目空一切的“非常美丽”的陶岚也对他一见倾心，主动求爱，把他当作“上帝”……这样，萧涧秋就好象真是一个“翩翩浊世佳公子”了，不能透过种种假象看清他的本质的人就容易对他发生同情和好感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文学艺术上的常见手法。欧洲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许多描写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不也都是这样吗？不也都是把它们本来值不得同情和歌颂的主人公放在一些比他的精神状态更为低下的人们中间，以至成为他们的对立面，这样来反衬出这种人物的与众不同或者至少未可厚非吗？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它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向今天的人民群众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是一种比小说中本来就比较“美化”、比较“精制”的个人主义更加“提高”、因而也更加迷惑人的个人主义，这正是《早春二月》的危害性所在。
我们在前面也分析过，《早春二月》对萧涧秋的个人主义的“提高”主要是删削了那些在今天的观众中不大可能通过的表现，如感伤、过分的脆弱、三角恋爱之类，从而更为集中地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如果说人道主义曾经是资产阶级在初起和上升时代的一种启蒙运动的形式，在用它来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宗教的时候还起过积极的作用，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已经巩固，它在以后的发展中就早已走向它的反面，成为伪善，成为现代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遮羞布了。《共产党宣言》就指出过，“资产阶级中间有一部分人要想把社会的疾病治好，以求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在这一些形形色色的人里面，就有“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这种情况封建社会也是有过的。在中国的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就曾用种种方式来提倡所谓“行善”，以至用因果报应、阴德阴功这一类迷信来鼓励人用小恩小惠来“救济”人，医治封建社会的“疾病”。萧涧秋对文嫂的帮助也好，电影中增加的对王福生的同情也好，也不过属于这样的“善行”和“善心”罢了。它们既不能起一点改变当时的社会的作用，又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即使萧涧秋真是做到了和文嫂结婚，这种“不相称的婚姻”能够维持得下去吗？有些人认为萧涧秋对文嫂的帮助是一种自我牺牲，总还是值得同情。武训下跪，在地上打滚，为了博得雇主的欢心，在推磨时和牛马似地戴上蒙眼，学着牛马的鸣声，这样来向地主阶级乞讨一些钱来办所谓“义学”，不也看起来是自我牺牲，是帮助人吗？自我牺牲也是要看它对于什么，为了什么的。在阶级社会里它也是有阶级性，为一定的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武训的自我牺牲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用可耻的方式来取得推广封建教育的奴才的地位，同时他个人也名利双收，身份大为提高。萧涧秋的自我牺牲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感情欲望，满足他被人歌功颂德的欲望，他用去的不过是一部分薪金，而别人牺牲的却是生命。萧涧秋的所谓自我牺牲的表现形式虽然和武训不同，不象武训那样卑屈，那样一看就令人厌恶，但不应该肯定和称赞却是一样的。
是的，完全可以这样说，《早春二月》的拍摄是重复了《武训传》的错误，为《早春二月》辩护也就是重复了对《武训传》的歌颂的错误。在开国的初期，在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的同时，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因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成为意识形态战线上的主要问题，《武训传》在这个时候来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它的错误和危害性是十分严重的。现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但是现代资产阶级欺骗劳动人民的一种花样，而且还成为现代修正主义者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思想工具，他们把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加以混淆，加以等同，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消融在人道主义之中。在这样的时候，在人道主义成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总的原则总的口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高举义旗，起而反对和批判这种思想的逆流的时候，《早春二月》却公然作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应声虫，比原来的小说更为集中、更为强烈、更为突出地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它的错误和危害也就极其严重了。对这样的影片，居然还有人说它“给我们以鼓舞和前进的启示和力量”！这是什么样的“启示”、“鼓舞”和“力量”？这只能是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猖狂进攻的“启示”、“鼓舞”和“力量”！这只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的“启示”、“鼓舞”和“力量”！这只能是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使它后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里去的“启示”、“鼓舞”和“力量”！
为《早春二月》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辩护的人有一种说法：萧涧秋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不是成功而是失败了，从这就可以看出影片并不是对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赞扬而是批判。这大概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地步的一种遁词和诡辩了吧。这是容易驳斥的。向来的悲剧结局的文学艺术作品，它们里面的英雄人物、正面人物的努力和斗争到最后都是没有成功的，然而这不但并不妨碍、而且正好加强了整个作品对这些人物和他们身上的精神、品德、主张、信仰、理想的宣扬和歌颂。所以，文学艺术作品对它们里面的人物的思想的宣扬或批判，并不决定于这些人物的结局是胜利还是失败，而是决定于作者在整个作品中描写这些人物和思想的态度。我们从《早春二月》里面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编导者对萧涧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呢？无论是从萧涧秋自己的语言和思想，从影片中其他人物的语言和思想，还是从关于萧涧秋的种种行动的描写，都找不到这种批判。萧涧秋最后仅仅是宣布“终止”他的“徘徊”，并没有一句话批判他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按照电影的描绘，萧涧秋正是原封不动地带着他的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去打算“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的。整个电影的艺术形象不但没有批判萧涧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而且是以高昂的调子来歌颂的。它里面洋溢着的编导者的感情，它所选择的自然风景，它的音乐，都完全是一致地表现了对萧涧秋的赞美。只有闭着眼睛不顾事实的人才会相信电影对萧涧秋有什么批判。
为《早春二月》辩护的人还有一个最后的盾牌：虽然它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它对旧社会还是有一些暴露，因此对今天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如果对旧社会的态度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不是暴露而是赞扬，柔石还能够成为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革命作家，改编者谢铁骊还能够成为今天的文艺工作干部吗？但是，问题在于小说和电影对旧社会的暴露是比较表面、比较枝节的，并没有能够揭示出旧社会的本质，并没有能够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去深刻地反映现实，而只是从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观点去描写和反对了一些对个人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不利的事物。社会环境、情节、次要人物和群众，无论是属于小说所原有还是属于编导者的新的增加，都是为了适合萧涧秋这样一个人物及其和两个女子的关系的故事而出现的，而且是为了欣赏和歌颂这个人物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批判。因此，它里面就只能看到对于这种男女关系的非难、干扰和破坏，而看不到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就只能看到文嫂那样卑屈和奴隶性十足的妇女，王福生那样木头人似地恭顺和呆板的穷学生，在别人背后“指指点点、议论着什么”的群众，而看不到有觉悟有反抗性的人物，看不到真正的劳动人民；就只能看到钱正兴、方谋那样写得表面的反面人物，而看不到更充分地表现了他们的阶级本性和政治面貌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尽管影片对于时代背景也有一点零星的点缀，却说不上什么揭露了二十年代的社会面貌。而且，我们还必须说，由于电影的主要篇幅和中心思想都是强烈地宣扬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那一点点表面的枝节的对旧社会的暴露就实际上成为一种陪衬，一种掩饰资产阶级思想的糖衣了。我们判断一个作品的性质和好坏，都是只能根据它的主导的内容和总的思想倾向的。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就会对任何事物的本质和是非都分辨不清了。
我们对《二月》和《早春二月》的评价也首先是根据它们的思想内容。作品的艺术性是为它的政治性思想性服务的。我们必须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毛泽东同志说过：“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我对电影艺术毫无研究。但对赞扬这个影片有“魅人的艺术”的人我也想在这里表示一点意见。第一，如果承认《早春二月》有一定的艺术性，那我们也应该排斥，因为它是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服务的。第二，它的艺术性和艺术趣味也并不高。《早春二月》硬要歌颂一些值不得歌颂的人，硬要宣扬一些不应该宣扬的思想，和这相适应，它在艺术上也采取了许多生硬的、简单的手法。它并不能把观众自然而然地带到它所描写的生活里去，而是用一些人工的痕迹十分显露的缺少真实感的场面来展开它的故事，来表现它人物的活动和思想感情。萧涧秋这个人物许多地方演得装腔作势，自鸣得意，这种“美化”单是外表形象就令人反感。倒是陶岚这个人物，虽然前面也显得有些做作，后来却演得比较自然，可能比萧涧秋的形象更能迷惑人一些。另外，看过一些外国电影的人还可以看出，它在很多地方是某些外国电影的抄袭和模仿，有些地方还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电影的抄袭和模仿，并没有自己的独创性。如果硬要把“深刻的主题和魅人的艺术”这一类的评语加到这部电影头上，只能说客观上是一种嘲讽，一种反话。
九月二十九日晨五时初稿，
十月二十四日晨五时修改。〔注〕
①以上引文见宋敏《启示·鼓舞·力量》、刘沂《影片〈早春二
月〉不能完全否定》和黄尘珠《深刻的主题，魅人的艺术》，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五日、十七日《北京日报》和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
日《羊城晚报》。黄尘珠所说的“深刻的主题”就是指他所认
为的小说《二月》和电影《早春二月》都告诉我们个人主义、人
道主义行不通。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日《光明日报》上的吴文的
《不能估价过高，也不是有害无益》，也有这样的意思。它说：
“萧涧秋的失败，反映了他所走的道路的失败，影片正是批判了
萧涧秋所走的道路。”
②《早春二月》完成台本第六本末了，萧涧秋问陶岚看《新青年》
后的看法怎样，她回答：“我还不能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③“讳免”，疑是“讳言”之误。“少女”指文嫂的七岁的女儿采
莲，其实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是不应称为“少女”的。
④《且介亭杂文二集》。这句引文中的主语时而是复数，时而是单
数，疑原文有错乱。
⑤林淡秋《忆柔石》，《文萃》第二年第十八期，或《左联五烈士
研究资料编目》。
⑥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发表的顾克生的《是朵香
花，还是株毒草？》里面就有这样的意思。它说，“我国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以及其他很多革命家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不也是这样徘徊过吗？没有丝毫理由从这点上来批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