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02-23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把更多更好的革命文艺送到农村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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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踏遍大巴山 送戏给群众
四川省达县专区文工团
我们文工团是川北革命老根据地的一支文艺宣传队伍。从一九五一年成立之日起，党就给我们作了明确的指示：达县专区是革命老根据地，文工团必须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坚决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面向农村，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十三年来，我们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时期，我们便在大巴山以南广大地区传播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种子。十三年来，我们到过四百五十多个公社和生产大队，一百二十多个厂矿，为四百四十多万人次的观众演出过三千六百多场。在大巴山的主峰、在巴河、州河两岸，都留下了我们的脚迹。特别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后，绝大多数同志深刻地受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育，更加明确了面向农村的重大意义，树立了自觉地、更好地为农民服务的思想。
我们达县地区农村山多，深入农村演出就要走远路，爬高山。这些年来，我们身沐暴风雨，头顶红太阳，胜利地闯过了这一关。我们演出队深入到从未去过的深山老林，攀登过高耸入云的佛爷岭和八台山，走过南江号称“七十二道脚不干”的坪河山区，去过群山高耸的当年川陕苏维埃中心地区的通江，也走过号称“蛇倒退”、“阎王?”的悬崖绝壁。有时风雪交加，演员只穿着薄薄的绸缎演出服装，仍然照样演出。有时浓雾迷漫，几尺内不见人影，我们便化整为零，三三两两地深入到炼铁高炉旁或几家农户的住宅里，唱歌、跳舞、演戏，进行慰问演出。一九六二年下半年以来，根据党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指示，我团进一步把为农村服务，作为首要任务。大家更加干劲十足，意气风发。去年三月，我团到宣汉县胡家公社时，正在高山上菱角水库紧张施工的一千多民工，纷纷来信要求看戏。为了山上山下的农民当天都能看到戏，我们便带上服装道具，往返行走四十里，白天在水库工地上为民工慰问演出后，当晚又给山下农民演出了夜场戏。去年六月以来，为了配合在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把《夺印》、《李双双》等剧目送到生产大队去演出，使那些年老体衰，行动不便和因家务事拖累的妇女都能看戏受教育。在大竹石河公社战斗大队演出时，有几个八旬高龄的老太婆、老太爷看了戏后，对演员感激地说：“我们还是二十多年前看过一次‘秧苗戏’，如果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我们这些脚跛耳聋的人，只怕这一辈子都看不成戏了。”把好戏好歌送到农村去
我团一直把文艺的教育作用放在第一位，同时，努力探索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坚持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每次下乡演出前，我们都要妥善安排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的演出节目，把好歌好戏送到高山、院坝、田间和矿山。
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演出队伍精干。到高山、田间、院坝和生产队演出，队伍太庞大不行。我们每次下乡演出，每队在三十人左右，每个人都能干几样工作。并且做到轻装简行，演出用的布景、道具，在不影响演出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轻便，如搞软画景，“万能景”和就地借用道具等办法。个人行李尽量简便，以适应流动性大的特点。
二，选好剧目。十三年来，我们共排演了大、中、小型的歌剧、话剧、曲艺、音乐和舞蹈等六百多个节目，其中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节目五百多个，占排演节目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特别是一九六二年以来，我们排练了表现时代精神的、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四十多个节目。一九六二年冬天以来，为了配合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就到处巡回演出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大型歌剧《夺印》和表现新人、新事、新风尚的大型歌剧《李双双》，以及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独幕话剧《新会计》、《分家》、《风雨之夜》和革命斗争历史歌剧《三月三》，四川方言讽刺喜剧《抓壮丁》等剧目。十三年来，我们先后创作了六百多件作品，其中已达到上演水平的占百分之十左右。一九五九年我们曾以革命老根据地的革命史实为题材，创作了六场歌剧《坚强的战士》和舞剧《夜袭》。一九六三年，我们又创作了《风雨之夜》等三个独幕话剧，并以本专区的真人真事为题材，创作了歌剧《谭洪钦》，及时歌颂农村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我们先后派人深入民间搜集了丰富多采、优美感人的民歌五百多首，加工整理一百多首，创作新民歌二十多首。我们在哪里演出，就演唱哪里的民歌。并且经常利用民歌曲调，就地取材，填上新词，演唱当地的好人好事，群众听了很亲切。我们结合演出活动，曾对七百多个农村俱乐部、业余剧团、学校进行了辅导，提供演唱材料。扩大了新戏剧、新音乐的影响。
这些节目的演唱受到农民热烈的欢迎。我们演的《抓壮丁》，引起了老一辈农民的惨痛回忆，给年轻一代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教育课，使他们更加热爱今天。在平昌壁山公社上演《小二黑结婚》，剧中揭穿了三仙姑的迷信活动，台下一些妇女立即把自己和怀中小孩颈项上的灵符撕毁。宣汉、渠县等地的农民，看了独幕话剧《新会计》后纷纷反映：“这个剧硬是说的我们队上的事。”他们表示一定要向这个新会计学习，坚决维护集体利益。看了《夺印》，社员反映说：“这一下我们就看得出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了。”有的干部还以剧中陈广清大队长为教训，检查了自己忘记了目前农村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麻痹思想。
三，努力探索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注意节目花色品种多样化。并且重视下乡演出的宣传、组织工作，尽量让农民看得懂、看得好。农民对剧目的要求是，既要思想内容好，又要艺术性强，要有头有尾，情节生动，人物性格突出，喜欢载歌载舞，有说有唱的节目。所以在选好剧目的同时，也要注意演出形式。我们在演出中曾作过不同演出形式的实验，发现花色品种多样搭配着演，农民最喜欢。有一次，我们演《抓壮丁》，还有一次演《春风吹到诺敏河》，农民看完后，总有一点不够满足。有的说：“今晚唱都不唱一句就完了。”有的说：“锣鼓都不打，胡琴也不拉。”从此以后，我们就尊重他们的欣赏习惯，晚会就多以小型多样为主。如果演多幕话剧，就在前面加演小歌剧或音乐舞蹈。这样，既满足了农民欣赏习惯上的要求，又可保证话剧演出时的场地秩序。
为了让农民看懂戏，我们在演出前和演出中采取贴海报、口头解释、幕前人物介绍、打字幕等方式，把剧情、唱词详细介绍给农民，绝大部分歌剧、话剧都采取了四川方言演出，收效很好。
在安排演出时间上，山区住户分散，社员夜里看戏来往不便，我们便采取赶场天加演日场，和深入到生产大队演出傍晚场等方式，让更多的社员看戏受教育。我们也注意适应农村特点，农闲多下乡，农忙少下乡。各地生产季节不同，就错开巡回演出路线。
在为群众服务中成长
在长期上山下乡演出中，我们同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大大促进了演员的思想改造和艺术创造。
对新文化如饥似渴的农民群众，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我们的热情和要求。年迈的老大娘拉住我们的手，眼里含着泪花，说：“要不是有党，有毛主席，你们哪里会到我们这山坳里来！”退休的老红军说：“看到了你们，就好像看到当年红军的新剧团。”这些都使我们更加体会到下乡演出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山区人民的热情关怀，更使我们难以忘记。走累了，山区人民送出茶水，拿出板凳；衣服打湿了，山区人民忙说：“同志，快来烤烤火，莫要着凉”；迷失了路，山区人民当向导，送了一程又一程。对于这些，我们感动过，思考过，共同概括成这样一句话：“山里人好，喝口水也甜”。大家都爱上了山区。
在送戏上门的日子里，我们利用白天时间参加劳动锻炼，向劳动人民学习，同农民兄弟一起分担过天旱的焦虑，也分享过丰收的快乐。还同工人同志一起为炼铁高炉抢运过“粮草”。有的同志还帮助农民做家务事，做针线活。农忙时期，我们还参加抢收抢种。
有一次，我们在宣汉黄石公社演出，已是深夜，雷声隆隆。睡在舞台上的十几个演员惊醒了，猛然想起放在露天坝的数百捆小麦，立即翻身起来，和农民一起把小麦抢运到避雨的地方去。又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开江县讲治公社演出，忽听得几声锣响，传来宝石水库决堤的警号，洪水将要向讲治公社奔来。我们马上停止演出，好些演员来不及下装，马上提着汽灯参加防洪斗争，直到堵住缺口，转危为安时，才回去休息。
由于我们注意了向工农群众学习，关心群众，群众也关心、支援我们。许多人自动帮助我们搬运服装、道具，维持演出秩序，协助售票，借东西。每当我们离开一个地方时，群众总是一再挽留、依依不舍。不少农村青年把看戏观感，甚至把搞好生产的保证也寄给我们。我们也向老区群众学习艰苦奋斗精神，勤俭办团，服装自己制，布景自己作，运输自己动手，为国家节省开支。这种精神表现在演出上也就是有不怕困难，一定要为群众演好戏的干劲。
山区自然条件的困难，不是没有引起过演员的思想斗争。从小生长在平坝或城市的年轻人，初来时是不习惯的。但是革命前辈万里长征的英雄业绩鼓舞着他们。他们说：“革命老前辈都能走过了雪山草地，何况这些山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人是锻炼出来的。天大的困难，也要顶住。”于是，演员们战胜重重困难，在翻山越岭为农民演出中，体质、思想和毅力，都得到了锻炼，更加热爱山区。一个演员在日记中写道：“山区啊，你是花果的家乡，你是富饶的粮仓，你也是锻炼年轻人的好地方。”
在和工农群众结合的过程中，既改造了思想，端正了文艺观点，又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生活知识，在艺术创造上吸取了养料。我们通过和社员一起劳动、谈天，才能更深地了解农民的思想感情，言谈笑貌，不断改造思想，丰富自己的艺术创造。我团有个主要演员熊子淑，一向扮演农村老大娘，过去在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性格上感到困难，表演上也大同小异。后来利用各种机会，尽量多和群众接近，找老大娘摆家常、谈生产，熟悉了各种类型的农村老大娘，取得了创造角色的源泉。我们过去演不像工农，现在像了，有的歌唱演员从群众中学唱民歌，在艺术上才有较快的发展。这说明我们在为群众服务过程中，找到了文艺最深厚的源泉，也找到了最广阔的天地。（附图片）
浙江省越剧二团到嵊山渔场为渔民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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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送上门去
文艺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艺术团体积极地上山、下乡、下厂、下连队演出，把革命的文艺送到工农兵的门上去，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光荣传统。一九六三年，全国大量的艺术表演团体上山下乡为农村服务，下得深，下得广，下得热情，下得主动，是这一光荣传统的继承和高度的发扬。最近，中央文化部召开了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巡回演出工作会议，对一九六三年艺术表演团体为农村服务的工作成绩和经验作了总结，号召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旗帜，更进一步地发扬我国革命文艺的这一光荣传统，把更多更好的革命文艺送到农村，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新农民服务。
那些在下乡上山的工作中有突出成就的剧团，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地方党政领导和文化行政部门对他们的上山下乡工作给了极大的关怀、重视和支持；下乡演出人员饱满的持续的政治热情和主动性；演出了许多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或革命历史斗争的现代题材剧目以及其它内容健康的剧目；服务的面广，许多偏僻山区都走到了；下得深，普遍下到生产大队一级；时间比较持久，一般都在半年以上；生活上力求与农民打成一片。他们的演出，特别是许多现代戏剧目的演出，对提高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通过向农民演出，艺术队伍自己的思想觉悟也大大地提高了，艺术人员的政治锻炼进一步加强了。
艺术团体下农村演出的首要任务，是把革命的文艺送到农民的手中去，成为农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精神武器。只有这样的文艺，才能更好地起着动员人民群众提高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觉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的宣传教育作用，才能更好地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才更适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而也才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心意。许多地方的农民所以热烈欢迎《夺印》、《雷锋》、《李双双》这些优秀的现代戏，打着灯笼火把越过几十里来看这些戏的演出，而对于个别不但不演现代戏反而演出不健康剧目的剧团，则给以尖锐的批评，就鲜明地表示了社会主义时代新农民对艺术的态度。由此可见，大力提倡、鼓励和具体帮助现代题材的剧目、曲目的创作和演出，已经成为当前在组织艺术团体为农村服务工作中的、必须严肃认真对待并且努力加以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力创作、上演现代戏，对于话剧、歌舞艺术来说，主要是要求明确方向，进一步加强与工农兵群众的结合，努力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物、新生活，力争现代题材的剧目在舞台上居于主导地位。对于戏曲艺术，同样也要大力提倡表现现代生活，要求把现代戏放在戏曲剧目的首要地位，但在做法上，就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摸清各个剧种、剧团的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对过去一直坚持演现代戏的剧种、剧团，要鼓励他们积极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的现代戏；对于历来不演或很少演现代戏的剧种、剧团，就要帮助他们明确方向，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大鼓革命干劲，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创作出既有一定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现代戏，并帮助这些现代戏在舞台上站稳，不断扩大农村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
艺术为农村服务，是社会主义时代艺术工作者的光荣义务和时代责任，同时也是艺术工作者和工农结合、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途径。下乡上山，还可以从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吸取创作源泉，发展和提高艺术创造，各地领导部门要继续加强对全体艺术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已经下乡的要长期地坚持下去，没有下乡或过去下乡不多的应当快步跟上去。
在组织艺术团体为农村服务的工作中，加强对县剧团的领导是很重要的事。县剧团是数量最大、深入农村最经常、接触农民最广、影响最深的一支文艺队伍。他们绝大多数是戏曲剧团，编导力量一般比较薄弱。因此，特别需要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的领导，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鼓励、支持和具体帮助他们编演现代戏，提供可以上演的现代戏剧本，或者可供改编的材料。应当更好地组织和安排他们下农村演出，解决他们下农村演出的具体困难问题，提供方便条件，巩固他们长期为农村服务的思想和信心。
文化部召开的这次会议，及时总结了艺术表演团体为农村服务的丰富经验，对于更好地开展艺术为农村服务的工作有很重要的作用。经验来自实践。在今后的上山下乡演出实践中，一定会积累更多更好的经验。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使得为农村演出的工作做得更好、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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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好“草原上的红牡丹”
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藏语话剧队 一
一九五八年，青海省牧业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大的贫苦牧民，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几千年来套在他们脖子上的封建枷锁，成了草原上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的奴隶，迫切地要求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也渴望着享有健康的文化娱乐生活。为了适应牧业区这种新的革命形势，一九五九年初，在当时的省话剧团内，建立了一支由十余名藏族青年组成的演出队伍，这就是我省最早的藏语话剧队。
我们这个队，从成立的时候起，就以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为指导，从本省牧业区藏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文化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建队方针确定为：“面向牧区，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几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了这一方向，先后走过本省海南、海北、黄南等藏族自治州以及西宁地区，为这些地区的牧民群众进行了演出。
我们几年来演出藏语话剧的题材，绝大部分取之于藏族人民的生活斗争，反映了他们的情绪与愿望，他们看了以后，容易理解，感到亲切，因而在进行阶级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例如独幕话剧《烽火之夜》，这是一出以西藏平叛事件为背景，揭露反动牧主罪恶活动的小戏。我们每次演出这个戏的时候，总会听到台下有哭泣的声音。这个戏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尕［gǎ］海大队演出时，有一个叫加毛的姑娘，痛哭失声地诉说：“这个戏让我想起了我的阿爸阿妈，他们都是被千户活活打死的。”……在贵南县大隆公社演出这个戏时，一个叫加利的老牧民，在看完戏以后，一边擦泪，一边指着脸上的一条伤疤，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就是牧主旦斗才郎的皮鞭抽的。我这两只手，给他干了几十年活儿，可他一年只给我一张破羊皮……”不少牧民在看了这个戏以后，一再要求：“你们再演一次吧，它叫我们哭，它叫我们恨，我们想看这样的戏！”
每次，当我们结束演出，准备回团的时候，牧民群众那种依依不舍的景象，使我们十分感动。他们紧紧地拉住我们的手，激动地说：“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会派人用牦牛把戏送到我们帐房里来！”祁连县有一位彩加老阿奶说：“我活了六十多岁，想不到还能看到我们藏民自己演自己的戏，我真高兴啊！”
经过这几年不断地在牧区演出，我们得到了广大牧民群众的信任，获得了他们所给予的光荣称号：“草原上的红牡丹！” 二
我们觉得，对于一个专业的艺术团体来说，要想使自己的艺术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必须要有克服一切困难，坚定不移地为他们服务的决心。特别是我们藏语话剧队的服务对象，它不仅不同于城市的居民，而且也不同于一般的农村观众。他们居住在离城市十分遥远的草原，交通十分不便。为了把戏送到他们的帐房门口，我们常常把服装、道具、乐器驮在牦牛背上，背上干粮，跟着牦牛，翻山越岭，渡河趟水，长途跋涉。一九六一年，我们从兴海河卡公社赴县城为县三级干部会议演出时，由于没牲口骑，曾于一天之内，走了一次百里急行军。出发后，途中，只有无际的草原，连绵的山群，连个问路的人都看不见。但大家毫不气馁，沿着草原上的电线杆，一直奋勇前进。饿了吃一口干粮，渴了，喝一口山间的流水。有一个同志的脚磨破了，流血浸透了袜底，但他为了不给其他同志增加麻烦，忍着剧烈的疼痛，一声不响地沉着前进。……就这样，经过一整天的艰苦行军以后，我们终于按时赶到县城，及时地为会议同志们进行了演出。与会干部一致反映：你们不仅以富有战斗性的节目鼓舞了我们，而且以百里急行军的顽强行动感动了我们。
草原上的气候，瞬息万变。在海北苏吉滩公社演出时，我们遇上了大雨和冰雹。为了不辜负远道而来的热情观众，我们采取了“游击式”的演出。当大雨和冰雹来时，我们迅速地把道具搬进帐房，一旦冰雹和大雨过后，又继续演出。在海南一个农场演出时，正值摄氏零下二十六度的严寒，但为了鼓舞农场职工的劳动热情，我们给他们演出了维族舞蹈《春天》！我们常常是把蓝天当布景，把草原当舞台，也在演出同时兼作图书推销工作，我们是宣传队，也是工作队。
为牧民群众服务的决心问题解决以后，带什么样的节目下去，是一个顶重要的问题。我们想，假如我们仅仅有一股想为他们服务的热情，但带下去的节目并不是他们最迫切需要的，那么，我们将难以收到预期的宣传效果。
藏族地区的牧民群众，当前对文化艺术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经过研究以后，认为牧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希望通过艺术作品，能牢牢地记住使他们做牛做马的旧社会、旧制度，认识今天使他们欢欣鼓舞的新社会、新制度；希望艺术作品鼓舞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坚定他们的斗争意志。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从建队的时候起，就把密切配合藏族地区现实斗争的任务摆在我们工作的第一位。我们先后排练、上演了当代题材的藏语话剧《入社前夕》、《草原哨兵》、《夜闯完达山》、《烽火之夜》、《三月三》、《嫁女儿》等。对于传统的藏族民歌和藏族舞蹈，则给予加工、整理，推陈出新，使它们适合于表现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感情。总之，我们在选择节目的时候，一直坚持了首先从思想教育着眼的做法。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广大牧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要求的，也符合我党在牧区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革以后，以新的上层建筑去为巩固发展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这一根本任务的。 三
藏族地区的广大牧民群众从前没有看过话剧，这种艺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们看了我们的藏语话剧以后，并不感到生疏。贵南县的一些牧民，把藏语话剧称之为“‘话’的电影”，他们说：“电影（汉语）只能看，话听不懂，你们的话剧，既能看懂，又能听懂。”这不仅因为我们的藏语话剧在题材内容上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斗争，同时也因为我们在语言等方面作了民族化、群众化的探索；适应了他们的欣赏习惯。话剧在交代情节、刻划性格、表达主题方面，主要的手段是语言。由于民族的不同，表达思想感情、描写心理状态的语言也就不同。为了发挥它的宣传教育作用，为了适应藏族人民的欣赏习惯，藏语话剧就不能仅仅是汉语话剧的简单翻版，必须力求使它成为一种使藏族人民感到亲切的形式。这样，我们在翻译汉文剧本时，就不能不在语言和动作上进行一些民族化的工作。例如，在汉文剧本《草原哨兵》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不能打草惊蛇”。这句成语在汉语中很形象、很简洁，也是很有表现力的，但青海地区藏族人民居住的草原上没有蛇，因而他们就难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们把它改成“小心鹰飞惊走了马”，这样，就能为他们理解了。我们不仅不能生硬地直译汉语，而且在剧本中也不能完全采用藏族的书面语言，因为这种语言类似汉语中的古文，一般牧民同样难以理解。为了使藏语话剧在语言上不仅做到民族化，而且力求做到群众化，我们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基本上采用藏族人民的日常用语，同时有选择地采用藏族民歌、民谣中的成语、谚语，使两者有机地溶合起来，成为一种舞台语言。这样做的结果，反映不错。用类似的办法，我们还移植了汉语相声，使其成为藏族相声。
除了对汉语话剧的形式进行适应藏族人民群众欣赏习惯的改革外，我们还演出了藏族人民所熟悉的传统的歌舞节目。以上这些形式，都受到了牧民群众的欢迎。
在舞台美工方面，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在反映藏族人民生活的剧目中，服装、道具都按照生活中实有的样子制作，以增加生活感；在布景的绘制上，采用藏族民间的美术图案，以能简洁、鲜明地体现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便于携带为原则。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经验还不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在藏族牧区，除了广大的藏族牧民群众外，还有不少农牧场，这些农牧场中，有其他民族群众；另外，在州、县和公社的驻地，也有不少其他民族的职工。对着这样的观众，由于语言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单独演出藏语话剧，必须配之以歌舞节目，或者全部演出歌舞节目，这样，就满足了这方面观众的要求。
此外，我们还采取了把自己的演出活动和牧民群众业余的文娱活动结合起来的办法。在这方面，我们经常采用的方式是，参加他们的“拉伊”对唱。“拉伊”对唱是一种藏族民歌形式，是藏族人民最喜爱的一种文娱活动，在藏族地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劳动之余，大家围成一个圈子，席地而坐。唱的人立起身，拿一块手帕，一边唱，一边摇晃着身子向前走动，唱完一曲之后，将手帕递给自己选中的人，对方接着唱下去，这样循环不已，直至兴尽意足方散。唱词大都即兴而发，在过去，内容大多为抒发爱情。我们的演员，白天演出，一到晚上，便和群众一起，团团而坐，引吭高歌，唱起了“拉伊”，歌唱新生活、新社会和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
这种活动不是采取一般的“我演，你看”“我宣传，你接受”的方式，而是以交谊、联欢的形式，不知不觉地把新的思想感情贯注到群众中去。这是一种我们经常采用的、深受牧民群众欢迎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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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我们藏语话剧队在上级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贯彻了“面向牧区，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的方针，在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实践证明，藏语话剧队这支艺术花朵，已在藏族地区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是我们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结果，是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的结果。但是，工作需要我们作更大努力，我们的剧目积累得还不多，有些地区还没有走到，演员的思想艺术水平还有待于提高。我们要努力发挥草原文艺轻骑队的宣传教育作用，当好“草原上的红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