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02-16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

从农村看年画
苏光
年画，原是我国农村用于年节装饰的一种绘画，现在已经逐渐打破了这个界线，成为新农村经常需要的一个画种。年画的销售，也不只限于农历的腊月尽头，平素农村办喜事，互相赠送年画，已成为普遍的事情。农村对年画的需要更加迫切了。
年画工作中的问题，我们在美术创作中曾经讨论过，但和年画的主要对象——农民群众认真商量，却还很不够。近年来，在农村中作了一些调查，征求了农民的意见，这对于年画工作中问题的解决很有帮助。以下就我在晋南农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谈几点意见，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一
年画，是植根于民间的一种群众性的艺术，它一直是沿着革新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早在全国解放前，解放区的年画经过革新，吸取了民间年画的精华，直接和当时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成为革命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全国解放以后，新年画的题材更加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民生活和斗争，已成为新年画表现的主要题材；年画在群众中发挥了更大的教育作用，已成为群众生活中不可少的一种精神食粮。
农村中绝大多数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对反映当前重大政治题材的年画非常热爱，尤其喜爱那些表现领袖形象的年画。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群众是当作年画购买的），到处都可以听到群众的交口称赞。我们在翼城县山区一个公社生产大队举行年画展览的时候，就有不少农民提出要向我们买这张画。这个生产大队的小学校，去年春节为了购买一张《开国大典》，曾经派了专人到县城，费了很大周折才买到了一张。现在还珍贵地保存在学校的办公室里。他们说：“这张画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有了，谁家也愿意贴一张，可惜就是不容易买到！”群众的看法是：“旧年画兴取个福祥吉利的意思，什么吉星高照呀，五福临门呀，还不都是迷信？新社会的吉星、福星就是共产党毛主席。”大凡买了有领袖像的年画，不管是领袖和群众在一起同欢共乐的，还是领袖领导群众闹革命的年画，都贴在自己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他们说：“这是真正的幸福临门！”
青年和儿童，爱看革命战斗故事的年画，这就像他们看戏爱看武戏，唱歌爱唱战歌一样。民兵们看了革命斗争内容的年画以后，还自发地联系到民兵的工作去讨论。这自然与我们农村党、团组织的教育有关，但也说明战斗故事作为年画题材的重要；可惜我们的年画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取材不多。我们拿到农村展览的一些革命历史画，如《平型关大捷》、《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虽然只有一个独幅的画面，群众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他们建议把这些画成四扇屏的连环画，说这样一定可以代替《七侠五义》那一类的旧年画。
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年画，农民群众同样也喜欢，但是这种画也并非张张都受到欢迎，他们说：“农村的新鲜事儿很多，要挑一点有看头的来画。”我们曾经带了一张题为《迎亲》的年画草稿，画着一对新型的农村青年男女，骑着自行车去举行婚礼，他们就说这是好画，而且纷纷议论，说这比坐轿、骑马都好，既节约又时兴，认为是一种有益的提倡。农民要求年画的新，其实就是要求及时反映现实生活，过去有的年画作者，有时担心内容和形式不能统一，而迴避在年画创作中选取现实题材。迴避，是一种缺乏革命责任感的表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通过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是可以逐步求得解决的。当然，年画创作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只能是比实际生活更高更美，不能是日常生活的重复。
农民对于年画的要求，说来也很简单：年画的形式，首先应适合室内装饰的需要，是横是直，几开几裁，要根据各地的房屋样式加以设计。艺术表现要合乎群众的欣赏习惯，要能看得懂。内容要新鲜有看头，画面颜色要明朗鲜艳，凡是这样的画，农民都很喜爱地把它们算作年画。
二
如何批判地吸收民间木版年画的传统，也要听听农民群众的意见。传统的木版年画之所以形成它特有的风格，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年画的作者本身就是群众中的一员。农民群众说：“他们是老百姓中的能人。”他们和广大群众有共同的爱好，能够集中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因此他们的作品一般说来合乎群众的口味。他们创作年画时起稿落墨，常常要经过群众的再三推敲、鉴定，才可以刻版印刷。这是一套群众路线的创作方法，是最值得我们继承的传统之一。现在我们的年画作者，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旧社会的年画艺人优越得多，只要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深入群众改造思想，是能够真正成为群众的艺术家的。
木版年画的印刷，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比较粗糙，颜色也比较简单，但也由此而出现了一种特有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只能在它的基础上加以提高，不可为近代印刷术所代替。木版年画这种别具一格的形式，和题材的选择正好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审美观点。创作新的年画，可以利用木版水印的条件，保持和发展原有的艺术风格，但更重要的是要表现新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
我国木版年画的产地很多。著名的杨柳青、桃花坞、潍坊、绵竹年画的相同和不同处，已为大家所熟知，产量较小地区，如北方的武强、凤翔和晋南等地的年画，也由于风俗习惯和欣赏趣味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点。晋南的木版年画，和晋南的地方戏曲、秧歌、社火以至八面威风（晋南锣鼓）等民间艺术一样，给人一种豪放、慷慨、明快、爽朗的感觉；特别是门头、门画、吊画中的人物，更具有这个特点。这些应该加以整理，少数可以继续出版的继续出版；须要改革后出版的改革后出版，不应该简单加以否定。旧木版年画中，戏出画数量很大。农民群众欣赏戏出画的习惯也由来已久。一幅成功的戏出画，往往可以吸引许多人边看边议，一看再看。群众说：“这才看得入胜哩！”但他们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说：“《白蛇传》虽好，光看这些也没意思，像《刘胡兰》、《槐树庄》、《李双双》这样的新戏，画出来大家会更加欢迎。”关于如何用传统的技法来表现现在的妇女、儿童，我们也试验了一下，得到的批评是：“这些人都像些童男童女。”显然，离开表现时代特点，而只在形式上夸张装饰是行不通的。学习木版年画必须推陈出新，应该在表现新的生活的前提下，吸取和发展原有的技法，创造新的年画形式。木版年画中装饰性很强的那种程式化了的技法，民间艺人们是很熟悉的，群众管运用这种技法叫做“打扮”。一个人本来生了七分，一经打扮就有十分。农村中常常形容一位媳妇好看，就说她是“从画儿上掉下来的”。足见画中的人物应该比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打扮得更美，这种“打扮”的艺术，正是木版年画作者多年来从实践中练出来的功夫。打扮成什么样子，怎样打扮，正是我们在创作中要很好加以研究和运用的技术。随着时代的不同，群众的审美观点也是不同的。我们有责任培养群众热爱社会主义生活的新的审美观点。
三
年画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装饰年节，其中主要用于装饰的，又有斗方、门头、挂笺……之类的小画；属于迷信品的门神、灶君，实际也有装饰的成分。有一位生产队的干部向我们说：“庄稼人贴灶君主要为了看个节气，也是自古以来留下的习惯，灶头上贴灶祃，人们就只当一张画儿看了，一下子去掉了，像将女人剃了头发，秃溜溜的。”这说明这一类的年画，并不能简单取消，而应用新的年画去代替。近几年来，我们的新门画、历画就起了这种代替作用，但还很不够。不仅印刷数量不能满足广大农村的需要，而且内容和形式也不为群众接受。如一些以讲卫生、学文化为内容的门画，群众即使买了，也还是贴在家里。他们说：“轻飘飘的不好看，门画的人物要画威武些，颜色要稳重些才对。”新的年画决不能迁就迷信的内容，但照顾群众的习惯，选择恰当的内容和形式，则是完全必要的。
适应室内装饰的年画种类很多，必须根据农村居住环境的变化加以重新设计。十里风俗大不同，就以晋南几个县来看，便有很多不相同的装饰性年画。洪洞、临汾一带盛产拂尘纸和吊画，襄陵、汾城一带则盛产灯画和幔子，曲沃、翼城一带盛产窗花和斗方。这都与这些地方的住宅不同、实用要求不同和风俗习惯有关系。旧年画的内容和形式，是适应旧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而产生的，新社会的条件变了，年画的形式和内容就不能不变。近年来，晋南地区的美术工作者，曾经重新设计了不少装饰年画，其中有大量的拂尘纸、斗方、门画、历画等，销路很好。
旧的装饰性年画，大部分属于神祗一类的迷信品，这是和我们的新年画针锋相对的东西。解放以后，随着农民政治觉悟的提高，迷信品在农村中逐渐被淘汰了。但是，在农村中还存在着集体经济同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农民群众头脑中的旧思想残余，旧习惯势力还没有全部克服。什么时候新年画不能完全代替这类东西，什么时候封建迷信品就会向我们争夺农村这个广阔的年画阵地。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年画工作者，应该细心地调查研究，和群众商量，创作一批适应各地具体需要的新装饰年画，同时协同出版、发行部门，共同研究这一类年画的生产和供应问题，来逐渐满足群众的需要。
年画和广大农民的生活、思想是紧相联系的，它可以积极地影响群众奋发图强树立雄心壮志的革命思想。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新年画曾经发挥了革命的宣传教育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给年画开辟了广阔天地，新年画应该通过它本身特有的功能，继续发挥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作用。

第4版()
专栏：

孕育、体验和再创造
——访问上海几位连环画家的笔记
马克
近年来，在党的文艺方针正确指导下，由于各出版单位的重视和连环画家们的不断努力，已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使连环画这种艺术形式，逐渐地真正成为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有力工具。笔者最近曾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访问了去年荣获全国连环画创作一等和二等奖的赵宏本、顾炳鑫、贺友直、丁斌曾和韩和平等五位同志。从他们的创作实践和谈话中，可以使我们了解连环画创作中各种各样的探索和创造的甘苦。
生活的积累
生活，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泉，对于连环画来说当然也不例外。尽管连环画创作都有一定的文字脚本为依据，但是要把那些用文字叙述的故事情节，变为一个个具体的生动可视的画面，进行绘画形象的再创造，作者必须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顾炳鑫同志在他长期从事连环画创作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了生活的重要。他说：“要经常深入生活，进行积累，这次不能用，下次就可能用得着，要把每次生活的积累联系起来。但深入生活不只是为了收集素材，更重要的是和群众打成一片，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这样才能产生出非表现他们不可的创作冲动。”他在《渡江侦察记》中，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塑造出吴老贵和小马的英雄形象，就是因为他熟悉这样的人物，对他们有感情。吴老贵和小马都是农民出身的战士，一个沉着干练，一个灵活单纯，在战火中出生入死，机智勇敢，不怕困难的种种性格特征，顾炳鑫同志是根据自己深入部队生活，和过去较长时间在农村参加工作，这两方面的生活经验综合之后而创作出来的。贺友直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连环画的题材广泛，接触面多，既需要平时长期的生活积累，也需要根据一定题材的要求短期深入生活。”他画的《山乡巨变》为什么能让人感到内容充实，形象生动，甚至连山林、田野和村落都具有湘东的泥土气息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对于南方的农村生活有比较深厚的体验。他从小就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民的生活习惯和劳动。一九五八年他又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过，对农民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有了更深的了解。为了这套连环画的创作，他曾先后两次到湖南农村去生活并具体地收集素材。同样，《铁道游击队》的创作之所以成功，也是不断深入生活的结果。作者们在创作之前，曾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原著的每个章节，并从作家刘知侠那里了解到了丰富的素材。在创作的过程中又先后五次到山东去深入生活。他们访问过当年的英雄人物，研究过临城的车站，坐过微山湖的船，看过老游击队员的飞车表演等等。他们几乎走遍了当年铁道游击队活动的地区，进一步了解了当时斗争的历史背景和英勇事迹，对于具体人物形象的刻划和环境的描绘，也得到了丰富和充实，为这套画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现实题材的作品需要深入生活，那么画历史题材的要不要生活呢？曾有人以为：画古装的嘛，研究一下古代的服装，找一些绘画来参考就行了，不深入生活同样可以创作。这看法是不全面的，且不说他忽视了深入生活改造思想的重要意义，仅以人物刻划而论，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为根据，也很难在作品中站得起来。赵宏本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创作说明了这个问题。例如猪八戒的形象，就是作者在现实生活当中观察、研究和体验，然后根据故事内容的需要而创作的。他的性格有简单粗鲁、好胜要强、甚至滑稽可笑的一面，也有忠诚善良、天真朴实的一面，令人可信。
缺乏生活的作者，常常为画不出而苦恼；深入生活，有了丰富的积累，许多画面和形象常常会不期而至。《铁道游击队》的作者由于深入了生活，所以闭起眼来就能想到那些斗争情景，许多构图和情节处理便会自然产生。《山乡巨变》的作者也说画画困难的地方不在于想到画不到，而在于根本想不到。只有深入生活，对事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够运用自如的创造。他说譬如对一个农民，你应该背得出来，他从早到晚都做些什么，怎么做，在做的过程中又可能想些什么，以及他待人接物的态度等，然后才可能从中选择你最需要的东西。但是，生活并不等于就是艺术。从生活到具体连环画的创作，还需要一个孕育、加工和艺术创造的过程。没有生活的作品，常常会出现概念化的毛病。但有了生活经验和丰富的素材，如果不善于取舍和概括，一味堆砌素材，就会产生自然主义的倾向。此外，在创作时既要重视直接生活的经验，也不要拒绝间接生活经验的借鉴。
人物的塑造
连环画主要是以鲜明的人物形象来吸引和教育读者的，所以衡量一本作品的成功与否，人物的塑造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那些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连环画，许多人物早为读者所熟悉，要在连环画中对这些人物进行再创造，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
《山乡巨变》和《铁道游击队》都是根据同名小说编绘的，它们的内容和风格以及达到的成就都不同，但在人物塑造方面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几位作者都强调指出，画之前首先必须要熟悉自己要画的人物，要用阶级的观点，进行一番分析、研究和归纳，既要找出不同阶级出身的人物共性，又要区别每个具体人物的性格特点。这样，在画的过程中感情才能爱憎分明，对先进的正面人物要热情的歌颂，对落后反动的人物要进行批判揭露，对于那些一时落后或者有严重缺点的人物，不能过分丑化他们的形象。只有这样，作者对人物真正动之于情，才可能诉之于形，动笔之前具体的形象才能在脑子里活跃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赋予各种人物以恰当确切的外形，又能顺着故事情节发展的脉络去突出刻划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
贺友直曾兴致勃勃地说过，“创作中最有兴趣的是人物塑造，但塑造人物不像数学有一定的公式，主要是以生活中的观察为依据，再以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去想像。”他在《山乡巨变》中，就善于根据丰富的生活经验，去选取典型的动作和组织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以及细腻的笔调去发掘人物内在的思想情感，紧紧把握情节发展和人物精神状态变化的关系，使作品增加感染力。作品中有这样几个例子：第一百八十三幅（见左下图）内容是表现陈先晋经过斗争决定入社，拿着土地证到乡政府碰见李月辉的场面。作者没有让李月辉坐在办公桌前去接待群众，而把他处理在劳动归来正提着水桶准备洗脚的瞬间。这样既能加强画面的生活情趣，给人以联想的余地，又能突出表现人物热爱劳动的品质和淳朴平易的作风。第二百○六幅内容是表现菊咬金不愿入社，和他老婆串通假装打架要离婚的情节。画中描绘了两人扭打的场面，菊咬金左手托着他老婆的手和头，右手平伸轻轻地向下打去，目的是做做样子，好给在场的干部刘雨生看，但这是假装的又舍不得真打，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并且为后来群众揭穿他们这种做戏的行为作了伏笔，加强了画幅之间承前启后的连续性。第七十六和七十七两幅，都是表现刘雨生和他妻子张桂贞的关系的。作者并没有按照脚本说明，表现刘雨生“望着相当漂亮的妻子，忍不住哭了”或表现桂贞走后“他凄凄惶惶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因为用绘画来表现很容易损伤正面人物的形象。在第七十六幅中，作者通过刘雨生的面部表情和紧紧偎倚在他身边的孩子这一感人的细节，深刻生动地揭示了人物此时此地的内心活动：他既要坚持原则，但又不忍心拆散家庭的复杂感情。在第七十七幅中刘雨生根本没有出场。透过画面上那些稀疏的树梢，只看到桂贞抱着孩子拿着包袱远远的离去。含蓄有余，耐人遐想。
丁斌曾和韩和平在《铁道游击队》中，也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作者曾谈到这部连环画的战斗场面很多，人物不能画得太大，所以很强调通过“动作”说话。通过不同人物的动作特征，在故事情节发展当中，去表现他们的成长和多方面的性格。例如刘洪的豪爽、坚定，李正的细致、老练，彭亮的单纯、热情，鲁汉的憨直、粗犷等等都有明显的不同。刘洪和王强的性格和动作虽然有些接近，但由于身份和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又有所区别。这里，就着重的谈谈刘洪的形象塑造。刘洪是铁道游击队的队长，是这套作品的主要人物，从头到尾每一集都有他出场。因此如何结合故事情节的发展，通过他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地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态度、反应和内心活动，从而去揭示他的性格特征，使他的个性在连续的画幅中逐步深化和树立起来，便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作品中有这样两个例子：一个是在斗争的过程中表现人物复杂的性格特征。在艰苦严峻的生活与战斗中，刘洪有时善于细心机智的思考问题，有时也容易粗心火暴甚至鲁莽冲动。在第二集《飞车搞机枪》的第八幅到第十二幅中，可以看到他细心地和王强研究如何搞机枪的情节，特别是站在门口那一幅陷入思索的侧影，充分地表现他那种善于深思熟虑的神情。可是在第六集《苗庄血战》的第九十五幅开始，我们又看到他在目睹日本鬼子的暴行，愤怒之下如何不顾后果马上和敌人展开战斗的情景。前后两节恰成鲜明的对比，然而成功之处还在于作者在表现他沉静的时候没有忽视他容易冲动的情绪；在刻划他冲动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他仍有冷静的一面。从形象的描绘上具有说服力地把两者统一于一体，让人可以感觉到他思想发展的具体过程。另一个例子是通过刘洪和芳林嫂之间的联系，表现刘洪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成长。如果说在第三集《夜袭临城》的第一百二十和一百二十一两幅中，刘洪对于和芳林嫂的离别还有一些难舍的个人情怀，那么在第十集《胜利路》的第六十六和一百一十九两幅中，刘洪对于芳林嫂的思念和抢救，却有着更深厚的阶级感情。
现实生活十分丰富，人物的性格也是多方面的，而且又是在不断地发展和成长中。因此，探索人物内心世界，把握人物外形特征的方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能用固定的方法去处理。
形式的探索
随着连环画题材内容的不断丰富和扩大，它的形式和风格也必然会日益多样。诸如反映工农业生产建设的，描绘部队战斗或少年儿童生活的，以及表现科学幻想、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等迥然不同的内容，就要求有相应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即是同一类的题材，也常常会因作家和具体内容的不同，而出现各种不同的风格。例如《山乡巨变》、《创业史》和《李双双》，虽然都是反映农村生活和斗争的小说，但风格各不相同，有的调子明快简洁，有的笔调细腻深沉，有的则富有浓郁的喜剧色彩。因此，用连环画的形式进行再创造的时候，作者就需要去探索符合这些作品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以期达到珠联璧合的艺术效果。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一部神话题材的作品。因此在形式和具体画面的处理上，都应突出神话的气氛和色彩，而不能采用一般表现现实题材的办法。开始创作的时候，赵宏本和钱笑呆同志为此进行了许多考虑和研究。有人建议用动画的形式，也有人提出用装饰的手法，经过再三研究最后还是采用了他们所熟悉的线描，他们吸收了陈老莲、任渭长等画家的长处又结合着具体创作，进行了革新和创造。作品中采用了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相结合的方法，和运用俯仰、远近、疏密各种变化丰富的构图，烘托出了开阔深邃而又变幻神奇的境界。那些怪石奇峰，野花异草的着意描绘，又增加了画面险峻的气氛。其他如用虚的点线来表现白骨精三变化身，用伏笔的手法处理孙悟空变金蟾大仙的情节等等，也都为这本作品增添了神奇的光彩。
《山乡巨变》在表现形式和风格方面，也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探索。为了和原著的内容与风格协调一致，作者曾先后作了四次大的修改。在领导和集体的热心帮助下，他研究了我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和古典木刻插图，以及其他成功的连环画作品，从中吸收有益的营养，最后才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在作品的构图中作者还有意识的少用近景和特写，因而使画面的组织安排一般都比较完整饱满，层次分明，交代清楚，力求使写人、写事、写景、写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做法都很适合于我国群众欣赏的习惯和要求。
《铁道游击队》的编绘形式，也比较重视群众欣赏的习惯和原著革命传奇的内容特色。从得奖的九集来看，相互连环，合拢来有头有尾，分开来又能单独成章。每一集都有中心的故事，有起伏变化，又有高潮余波，引人入胜。这套画描写黑夜战斗的场面很多，所以开始创作时作者想采用明暗的办法，可是用明暗的办法黑夜战斗的气氛虽然能得到一定的烘托，但是画面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人物形象的表现。后来他们从传统的戏曲和绘画中得到了启发，不用明暗而用单线勾勒也可以表现黑夜。这就需要依靠人物在黑暗中的动作特征，依靠月亮、手电、灯光和火焰等等表现或点明。在构图和景物描绘方面，为了尽量考虑到读者读后的效果，所以画面跳动不大，做到清楚、明朗、丰富、有看头。景物安排要有部分的也要有整体的。例如在第五集《飞虎队打冈村》中的临城车站，根据内容的需要对它的前后左右不同的方向都有了描绘。为了让读者能弄清车站环境和位置，最后还画了整个车站的全貌。
形式风格的探索和革新，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作品的内容，也是为了更适合于时代和群众的要求。决不能为形式而形式，为风格而风格。前几年，曾有人过分追求构图变化，场面新奇，甚至在画面上只画半个脑袋或者两只脚。也有人为了追求气氛，讲究明暗对比，结果使人物的面目全非，背景也混淆不清。今天当大家对照这些反正两方面的情况时，就更感到端正创作态度，明确探索和革新的目的，对于提高创作的质量是多么的重要！
同全国各地许多有成就的连环画家一样，这五位同志在创作上得到了优异的成绩。这是他们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党的关怀和集体帮助的结果。韩和平说得好，他说，“深入生活和具体创作的过程，也是个学习和改造的过程。我刚从美术学院毕业时，很不乐意画连环画，是出版社的领导和集体的帮助，使我认识到了美术普及工作的重要性。”有三十余年创作历史的老连环画家赵宏本同志，近年来也恢复了创作的青春。其他几位青年也都认为自己对连环画创作，还处于学习和摸索的阶段。他们都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现在又积极地投入了新的创作。他们都决心努力创作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题材的作品，把表现新人物的崇高革命品质和先进思想作为自己光荣的任务，力图不断提高作品的质量，以便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附图片）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回花果山后，剩下唐僧师徒三人，一路上真凄凉。
《山乡巨变》：陈先晋走进乡政府，对李月辉说：“我申请入社，这是我的土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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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连环画送到农村去
——赞《农村连环画库》
史纪
图文并茂和通俗易懂的连环画，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喜爱，但是我们连环画的发行工作，过去多半还停留在城市里，未能深入到农业第一线去。今后如何有计划有选择地把一些优秀的连环画作品，送到农民的手里，这是一项很迫切的工作任务。最近，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农村连环画库》就是个良好的开端，也是具体贯彻美术为农民服务的有益尝试。
这套画库，共计四十本，包括三十五种不同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表现新生活和新人物的现代题材。例如表现我国革命斗争，赞扬英雄人物的有《在烈火中永生》、《红色娘子军》、《敌后武工队》；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有《槐树庄》、《夺印》；描绘社会主义新人新风尚的有《李双双》、《夏夜》、《灯芯绒》等等。此外，还有描绘近百年来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不屈的斗争事迹和反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斗争故事的。
这套画库不仅内容好，而且画得也不错。编绘的态度一般都比较认真，能够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采用相应的表现形式。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天津美术出版社把这些作品编选成库的时候，又进行了必要的整理、审校，增加了难字注音。同时，为了适应农村劳动的环境和实际的需要，整套画用一精美的纸匣装帧，既利于保存，又便于携带。在目前广大农民对美术欣赏的要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套画的选编、出版和及时发行到农村去，真是具有“雪中送炭”的意义。据了解，这套画库出版后已受到农民读者的热烈欢迎，有许多农村人民公社都纷纷写信要求订购。希望天津美术出版社继续编辑出版，也希望各地的美术出版社都来共同做好这件工作。
把连环画送到农村去，和其他美术作品下乡一样，其目的都是为农民服务、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我国广大的农村里，除去年画是农民群众传统喜爱的艺术形式外，其次恐怕就要算是连环画了。连环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而且开本小巧，便于田间、炕头休息的时间阅读和流传。许多优秀的连环画作品，不仅在及时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时是生动的形象教材，不仅在丰富群众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推动扫盲和群众文化学习方面是一个有力的工具，而且在清除农村旧的文艺活动，巩固、扩大农村社会主义文艺阵地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连环画编绘者和编辑同志们就有责任来不断提高作品的质量，根据农民的需要和要求多创作一些好连环画，使作品的内容更紧密地结合农村当前的生活和斗争，在形式上也要真正做到使农民喜闻乐见。各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做具体发行工作的同志们，过去对农村侧重于年画的发行，这很必要。今后也希望分出一定的力量来推广连环画，把那些适合农民要求的作品及时地送到农村去，让社会主义的新连环画在农村中扎根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