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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02-12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大胆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

第5版()
专栏:

大胆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
余章瑞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目的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真正的研究工作,总是详细地掌握材料,分析这材料的各种发展形态,找寻新的事实,探求各现象间的新的内在的联系,并加以创造性的概括。革命的科学工作者,总是在不断开拓前人所没有开拓过的境地,大胆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科学所以叫做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旧物,却很仔细倾听实践经验的呼声,注意满足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如果不是这样,科学就会成为随便什么东西,但不是科学,人们就会根本没有什么科学。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学说的产生,正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这三方面的伟大学说的直接继续。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创造性的科学,它不是简单地继承前人的科学成就,而是对前人的成就加以批判和革命的改造,加以新的发展。列宁说过,马克思的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援引黑格尔,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是一个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从黑格尔辩证法中采取了它的“合理的内核”,而摒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外壳,并向前发展了辩证法,赋予了辩证法一个现代的科学的形态。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是列宁、斯大林的这种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敢于批判敢于创造的精神,革命地发展了前人的最高思想成就,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事例来看,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哥白尼及其后继者布鲁诺、伽利略等人敢于打破教会神学所宣讲的上帝创造宇宙的神话,反对人们凭直观感觉形成的地静天动的习惯见解,倡导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太阳系学说,我们就会没有什么天文学,而直到如今还可能会信奉着那陈腐不堪的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球中心说。如果没有拉马克、达尔文等人在动植物和微生物等方面所作的新的探索,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生物不变论和生物自然发生说,我们就会没有什么生物学,而直到如今都可能还会迷信着上帝造人说。如果没有化学家罗蒙诺索夫、拉瓦锡等人所作的多次新的实验和新的研究,依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唯物地阐明自然界发展和运动的规律性,或证明物质燃烧和动物的呼吸都属于空气中氧所参与的氧化作用,并据以驳斥“燃素学说”,提出“氧素学说”,我们就会没有什么化学,而直到如今都可能还会相信着炼金术了。
十七世纪以来,我国许多启蒙的思想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作了许多新的探索,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境界,提出了很多可贵的革命的新思想。王夫之大胆地对封建社会君臣之义发出怀疑。他反对复古,提出了“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周易外传》卷五)的时代思潮发展观。黄宗羲揭露君主一人私有天下产业的罪状,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他第一个提出了工商业自由生产的思想,反对中国传统的工商为末的观点。顾炎武揭起重经验贵实践的旗帜,倡导“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要求“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使古为今用。他反对一味模仿古人,认为这是“文章之病”,在学术上更是开一代之新风。我国近百年来思想界的一些先进人物,曾经大声疾呼,打破老传统,追求新知识。谭嗣同提出了“冲决网罗”的口号,吴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则热切期望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这些历史人物在学术上的成就如何,思想上的局限怎样,这里不去说它,但是他们这种认真研究历史经验,不为前人的成就所拘束,敢于重新评价历史,敢于提出新命题、新见解,提出顺应时代要求的新口号的批判精神,是值得给以高的评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正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敢于革旧社会旧思想的命,敢于标无产阶级思想之新、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异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这种敢于跳出前人窠臼的闯将。
如何正确对待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但不割断历史,不否认前人在文化科学上的一切成就,而且要继承和发扬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的,而是在既有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我们所说的继承,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不是要去向古人顶礼膜拜,而主要是以我们现在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对古人的成就进行认真的审查、批判、分析和总结。我们不能满足于只是简单地把古人的成就弄清楚和接受过来,这只是第一步的工作,更要紧的是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根据晚近积累的最新知识,把前人的成就加以提高和发展。要有所提高,有所发展,就必须有所继承;有所继承必有所否定,所以要继承就必须批判。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历史遗产中的精华的部分,也只有经过现今人类思想所达到的最高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才能成为科学的东西,才能使它对我们今天的运动发生更为积极的良好的作用。
恩格斯说:“一般说来,传统在思想体系的所有领域内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又说:“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们要警惕这股巨大的保守力量的作用,正确对待传统:既要了解传统,善于利用传统,更要不盲从传统,当传统趋于陈腐而阻碍科学前进时,又有胆量和决心来打破传统的束缚。我们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在;研究死人,是为了活人;研究历史,是为了革命;一句话:继承是为了创造,而不是为了满足什么“历史癖”或“考据癖”。那种专门钻在故纸堆里,把古人的学术成就当做不可逾越的最高界限,流连忘返,陈陈相因的作法,不是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探索新问题所以重要,归根到底在于真理本身就是需要不断发展的。真理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人的认识可以知道客观世界,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地、绝对地认识客观世界的。由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所以人们能够认识真理,但是永远也不会穷竭真理。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长过程来说,人类已有知识的正确性是相对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表明,任何古代的哲学著作都有其局限性。与对待至今仍可供我们欣赏的古代的艺术品不同,对待古代的哲学著作,特别是它的观点,我们不能套用马克思所说的希腊艺术的某方面还是“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当然也不会停留不进,而是不断以新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新的知识使自己丰富起来,并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既要用批判态度去对待历史遗产,更要认真总结斗争的新经验,解决历史提出的新任务,所以责任是繁重的,也是十分光荣的。
马克思主义学说直接为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它必然触犯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斗争。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总是要求被压迫阶级处于蒙昧的不觉悟状态之中,所以总是反科学反真理的。一部自然科学发展史,一部唯物主义思想史,记载了多少人为真理而不惜一切牺牲的事例!在天文学方面,从哥白尼、布鲁诺到伽利略;在医学方面,从维萨留斯、塞尔维到哈维;在哲学方面从十一十二世纪的阿伯拉尔、十三世纪的罗吉尔·培根开始,到十六十七世纪的霍布斯、笛卡儿、斯宾诺莎,到十八十九世纪的伏尔泰、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赫克尔;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不受教会神学、封建势力和保守思想的迫害。这种迫害一般都表现得十分残酷和无耻。他们不是被教会判罪,被迫放弃自己的“迷误”,就是被目为狂人,或被烧毁著作,有的竟遭杀身之祸。然而真理毕竟是扼杀不了也否定不了的。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规律的塞尔维被耶稣新教徒活活烤了两个钟头死去了,哈维却完成了血液循环规律学说。布鲁诺被异端裁判所烧死在罗马的百花广场。伽利略被迫签字弃绝哥白尼学说。但正如伽利略签字后站起来高喊的:“地球仍然在转着!”真理在斗争中发展着。
这些事例说明,唯物主义科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多么残酷的斗争。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以前根本不同了,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我们的优越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发展,保证了新事物的成长。在我们的国家里,有空前广阔的发展科学事业的天地。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优越的研究条件。十多年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批判胡适的反动哲学思想、在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等问题上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中,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取得了很大的战果。目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还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发展既然要经过斗争,我们就要像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在斗争的风雨中间,而不是在温室里,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每一个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即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基础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基础也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基础要求上层建筑反映它,服务于它,有力地帮助它形成和巩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当然也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帮助它巩固和发展,积极地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近一百多年以来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胜利,进展和停滞,高涨和低落,斗争形势错综复杂,新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进行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规模空前壮阔,矛盾十分尖锐,特别表现出历史进程的辩证法运动。目前,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的工农业和文化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人民的新的道德风尚正在形成,忘我的创造性劳动的热情日益高涨。这一大革命大建设的现实,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一系列重大的新的研究课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就指出过的:“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们不但要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首先是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而且要研究当前问题,如当前运动的特点,它的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又如总结群众在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所创造的丰富的经验,并把它提高为理论,等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只有为时代服务,才能反映时代精神,对时代起积极作用;也只有积极探索当前的新的活的问题,总结当前斗争的新的活的经验,才能更好地更直接地为现实的生活和斗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工作。因为这些问题,前人没有作过答案,需要我们自己披荆斩棘,摸索前进。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们应该敢想敢说敢干,破除迷信,并在战略上藐视困难。有志于攀登科学高峰的革命者,应该是不畏艰难困苦,不畏崎岖险阻的人。
进行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也比较地容易犯错误。单是知识不足,有时就会使人作出错误的判断。但是,我们不能因可能犯错误而踟蹰不前。犯错误固然不好,但也并不是绝对的坏事情。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错误往往会成为正确的前导,成为打开通向正确道路的门户的钥匙。
科学研究工作,顾名思义,是必须老老实实的工作。高度的革命精神必须和高度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切切实实地下苦工夫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才能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引出正确的结论来。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勇于开拓前人所没有开拓过的境地,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一定能够做出应有的显著的成绩,得到应有的丰硕的果实。

北京市作物学会举行水稻专业年会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北京市作物学会举行水稻专业年会
北京市作物学会不久前举行了一九六三年度水稻专业年会。会上针对北京市一九六四年二十多万亩水稻如何实现全面增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根据北京地区高产水稻构成的特点,大家一致认为:在实现水稻高产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因地制宜确立穗粒的结构问题,以使产量三要素——穗数、粒数和粒重在高产的前提下协调地组合起来。崔澂在北京不同地区合理密植与肥水关系的研究论文报告中指出,不同地区土壤性质和条件虽有差别,但有规律可循,十多块千斤左右高产田的结构性状均以二穗株或三穗株在产量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带分蘖的主茎其农艺性状往往优于不带分蘖的主茎。
关于合理施肥问题,大家认为:合理施肥是稳定丰收的重要环节。至于施肥量和施肥期究竟如何掌握,除了参照当地的土质、密度、水质等因素以外,更应该正确地掌握水稻生长客观规律,使它健康地成长和发育。健康的标准应当是以有利于增穗、增粒、增重。亩产千斤的水稻一生需要含氮量约十八到二十二斤,这可作为施肥量的参考。
关于水稻品种的多样化与适应性的选用问题,大家认为:目前北京地区水稻品种比较单纯,普遍采用“水源三百粒”和“银坊”两个品种。这两个品种生长期相差不大,因此在劳力安排和田间作业上,都表现出不相适应。这是选种工作者今后应该注意的。
会议着重指出,北京地区采用尼龙薄膜保温育秧,对提高产量很有现实意义。
(倪文)

辩证法与诡辩论

第5版()
专栏:

辩证法与诡辩论
张恩慈
诡辩论是形而上学思惟方法的一种变种。诡辩论并不是新东西,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古希腊的诡辩学派(亦译智者派)哲学家是运用诡辩论的著名代表。
历史的发展,虽然使古代希腊诡辩派哲学已成为过去,但是他们运用的诡辩术却为以后的反动的哲学家、反动阶级的政客所接受和利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反动政客广泛地利用着诡辩术欺哄群众,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拾起了这个破烂不堪的诡辩术反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反动的政客和思想家之所以都如此喜欢诡辩论,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人需要歪曲真理,掩盖事实真相,而诡辩论则是歪曲真理、掩盖事实真相的最方便最容易骗人的工具。
诡辩论为什么会成为歪曲真理、掩盖事实真相的最方便最容易骗人的工具呢?这是同诡辩论在歪曲真理过程中所运用的手法和它的哲学本质分不开的。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方面揭露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在辩论和论证问题中,必须全面地把握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论据。与此相反,一切诡辩论者为了歪曲真理和掩盖问题的本质,总是在辩论和论证中,只截取对自己有利的论据,“以偏概全”。他们诡辩的方法大体上是:
首先,将本来是正确的论题片面地推至极端,使之转化为错误的论题。古代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曾经将赫拉克利特的正确的辩证法学说推至极端,成为诡辩。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而克拉底鲁把这个本来正确的论题推向极端,说“连一次也不可能”。列宁说:“这位克拉底鲁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弄成了诡辩,……他说:什么都不是真理的,关于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说出什么来。从辩证法中得出否定的(而且仅仅是否定的)结论。赫拉克利特的原则恰巧相反;‘一切都是真理的’,一切东西中都有(部分的)真理。克拉底鲁只‘动了动手指’便回答了一切,他说:一切都在运动,关于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说出什么来。”①
这里,列宁深刻地揭示了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与克拉底鲁的诡辩论之间的对立。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既肯定了运动变化,又肯定有相对静止,把二者结合起来,而诡辩论者克拉底鲁却只抽取运动变化的一个方面,把这一方面推向极端,并以此否定相对静止方面,从而走上了诡辩论。
其次,诡辩论的另一个手法,就是把认识的一个侧面、一个特征,或者从事物的各个环节中任意挑出来的一个环节,把它从全部联系中孤立出来,使之绝对化。这是诡辩论者最常运用的手法。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就常用这种方法进行诡辩。例如,考茨基在反对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原理时断言,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只是财政资本所愿望的一定的政策。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全面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观点。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观点只抽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即帝国主义的政策,并且离开这种政策的经济基础,不联系现代资本主义的其他特征和特点来考察这一特征,这就是用诡辩论代替了科学的分析。考茨基的这种手法,就是从帝国主义的全部特点、特征的联系中抽出一个特征,加以吹胀,使之成为绝对,并以此否定其它的特征,否定它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联系。考茨基所以要这样做,是为证明消灭帝国主义可以不触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要用较好的政策代替这种政策就行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考茨基这种观点会掩盖现代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矛盾,会导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再次,寻找表面的、形式上的相似,回避或掩盖事物的本质,也是诡辩论惯用的伎俩。我们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发生不久,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背叛了无产阶级,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转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可是,他们用各种诡辩方法给自己的背叛行为作辩护。例如,叛徒考茨基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坚持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立场,就是运用表面的、形式上的相似,混淆民族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区别,辩护他们的反动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考茨基把过去的民族战争同帝国主义战争作了类比,并且借口马克思曾对过去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一八五九年、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的战争提出过某方胜利对无产阶级更为有利,对于在战争中本国胜利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可以支持等等。考茨基通过这样诡辩,企图证明:似乎他们提出的“保卫祖国”口号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而没有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列宁揭露了考茨基的这种诡辩。列宁指出,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所援引的过去的战争,是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战争,把它们同帝国主义战争相比较,就意味着把尺和斗相比较一样荒谬。显然,考茨基正是企图利用两种战争表面的类似,来混淆两种战争的本质不同,掩盖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
最后,把论据建立在毫无事实根据的“假设”上,即建立在一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抽象的可能性上,也是诡辩论运用的方法之一。显然,这样的论据是不可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可是对诡辩论者说来,重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混淆问题,而提出一些幻想的可能性和虚假的论据,总是可以搅混清水的。
列宁在批判机会主义者这种诡辩论时写道:
“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无论在社会主义变革的前夕,还是在民主变革的前夕,都有一种老是把伟大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当作至宝的恶习,他们把这个部分当作整体,使整体从属于这个部分,用部分歪曲了整体,因而堕落为不彻底的、懦弱的改良主义者的奴仆。”②
辩证法是诡辩论不可调和的敌人。辩证法坚决反对对待事物的片面性、表面性,要求全面地和本质地看问题。列宁认为:“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③“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④
可见,只有对事物或问题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论据及其相互关系,全面地加以研究,才有可能达到真理。离开辩证法的全面性观点,像诡辩论那样,除了走上荒谬之外,是没有别的结果的。当然,任何事物的方面、联系是很多的,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着,把握或研究它的一切方面需要一个认识过程,但是,决不能因此放弃全面性的要求。列宁说:
“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⑤
应当指出,辩证法的全面性要求同折衷主义要求全面性是根本对立的。折衷主义的全面性是虚假的全面性,它是把事物的各个方面加以纯粹任意的和偶然的、机械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根本抹煞了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的区别。辩证法认为把握全面性同把握事物的主要方面,本质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分清了本质的与非本质的,主要的与次要的,抓住主要的、本质的方面和联系,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全面性,才是真正的辩证法。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中说:“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⑥列宁的这一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对立和诡辩论的哲学本质。诡辩论的哲学不是别的,就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可以这样说,诡辩论是以主观主义为中心,以相对主义为半径,进行诡辩,为谬论自圆其说。关于诡辩论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哲学本质,早在古希腊诡辩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哲学中已经表现出来,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在普罗泰戈拉看来,一切都依我为中心,一切都依主观为转移,因而一切也都是相对的。显然,这个命题是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命题。虽然普罗泰戈拉的哲学思想包含有唯物主义因素,但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哲学命题却成了当时诡辩论的哲学基础。我们在诡辩论者克拉底鲁那里,可以看到诡辩论的这种哲学本质。实际上,任何诡辩论都是把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作为基础和诡辩工具的。
列宁认为“观察的客观性”是唯物辩证法的第一个要素⑦。一切诡辩论都是否定观察的客观性的。在诡辩论者看来,一切都是为我的主观所决定的,客观是为主观支配的。因此,从主观主义出发分析问题、对待事物,成为诡辩论的根本观点。根据客观实际,发现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把握客观真理,是诡辩论者完全不感兴趣的。诡辩论的兴趣在于如何满足自己的主观愿望、要求和幻想,他们经常是主观主义地提出问题,做出主观的、幻想的结论,然后为这种结论挑选、寻找、甚至制造论据。为了得到所谓“论据”,他们可以从具体事物的许多方面、许多规定中抽象一个片面或一个规定当作论据,也可以把一些根本不相干的东西,牵强附会地扯上来当作论据,以至为了自圆其说或驳倒对方,采取造谣和捏造。至于他们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哪一方面,哪一个规定作论据或者捏造什么样论据,这完全是以诡辩论者的主观需要为转移,可以由诡辩论者“自由选择”。
应该指出,诡辩论者从来不是严肃对待问题的人,他们是没有原则性和稳定性的人,有时简直就像诡辩论者克拉底鲁所说的人连一次都不能进入同一条河一样,没有稳定的面貌。他们可以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对同一件事,可以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甚至早晨这样说,晚上又那样说,而这些这样或那样的说法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对同一件事,同一个问题,时而提出赞成的论据,时而提出反对的论据,当他们赞成时,就把赞成的论据搬出来,当他们要反对时,就把反对的论据搬出来。所以,对诡辩论者说来,凭借这些论据或理由,既可以为一切作辩护,又可以反对一切。可是,他们到底是怎样说,搬出什么论据,也完全由他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在他们眼中,所谓客观真理和真理的客观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说他们有“原则”的话,这个原则就是主观意志论。
利用相对主义进行诡辩是诡辩论应手的工具。因为从相对主义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所以,相对主义一向成为诡辩论的重要支柱。一切修正主义者也都把相对主义当成至宝,利用相对主义貌似辩证法的假象,以相对主义替代辩证法。“情况变化了”,“时代改变了”,“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等等词句,成为他们的口头禅。揭穿了说,他们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为了辩护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行为,而他们所利用的思想工具就是相对主义。
其实,相对主义与辩证法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而在本质上则是根本对立的。不错,辩证法与相对主义都承认事物和人的认识发展的相对性,但是,辩证法承认相对性同相对主义承认相对性是根本不同的。那末,这种不同何在呢?一般地说,在辩证法中,肯定相对并不否定绝对,认为相对与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相对中有绝对,绝对是由相对构成的。对于相对主义来说,相对只是相对的,根本排斥绝对的。相对主义的错误在于通过割裂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片面地夸大了相对真理,使之成为绝对。由于相对主义否定了绝对真理,也就必然要否定客观真理。否定绝对真理与否定客观真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我们所说的绝对真理不是别的,就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绝对世界的认识,所以否定绝对真理必然要否定客观真理。关于这种联系,列宁说:“否定人的某些表象中的相对性因素而不否定客观真理,是可以的;但是,否定绝对真理而不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是不可能的。”⑧这就是说,相对主义一定要导致否定客观真理,走上唯心主义。
相对主义硬在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间划上一条不可越过的鸿沟,把相对抬上云霄,把绝对打下地狱,这是同唯物辩证法不能相容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在意识之外存在着客观世界,这是绝对的。人的认识反映着这个客观世界,这也是绝对的。但人对世界的认识则是一步一步实现的,因而又具有相对性。在这里,相对与绝对总是联系着的,没有离开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也没有离开绝对真理的相对真理。相对与绝对是辩证的统一体,绝对是由相对构成的,绝对真理实现于无数相对认识之中。相对主义者和诡辩论者对辩证法一窍不通,看到了相对却否定了绝对,结果陷入了唯心主义。
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⑨
唯物辩证法同相对主义的这种原则性的对立,是不容抹煞和混淆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以相对主义代替辩证法的任何企图。
实际上,任何以相对主义代替辩证法的作法,都必然要背离马克思主义,陷入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因为否定了绝对真理和客观真理,否定了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实质上把一切都宣布为主观的,就直接陷入唯心主义。相对主义把一切宣布为相对的、主观的,也就取消了区别真理与谬论,科学与宗教的原则界限,从而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大开方便之门。因此,一切唯心主义者、信仰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都可以利用相对主义为谎言、谬论进行辩护,以证明谎言、谬论和宗教也具有真理性。正如列宁所说:
“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不仅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还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可以认为拿破仑是否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这件事是‘有条件的’,可以纯粹为了人或人类的‘方便’,在承认科学思想体系(它在一方面是‘方便’的)的同时,又承认宗教思想体系(它在另一方面也是很‘方便’的),等等。”⑩
正因为相对主义是进行诡辩最方便的工具,所以一切诡辩论者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抓住它不放,到处用它混淆是非,进行诡辩。因此,相对主义同主观主义一样,都是诡辩论不可缺乏的诡辩工具,并且二者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成为诡辩论的哲学基础。批判诡辩论就必须摧毁这个哲学基础。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最诡辩的哲学,而实用主义的哲学本质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只要举出实用主义真理观,就可以看出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了。实用主义否定客观真理存在。在实用主义看来,“有用”就是真理,可是它所谓有用又是以主观为转移的。按照这种真理观,真理就成为纯粹主观的、相对的,并且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同一件事,对我有用,我可以说它是真理;对你无用,你便可以说它不是真理;今天对我有用,可以说它是真理;明天对我无用,又可以说它是错误。可以说,实用主义真理观真是方便之极,既可以把各种诡辩宣布为真理,又可以为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机会主义风格作辩解。实用主义者詹姆士说过一句话,最能代表实用主义真理观的精神,他说:“简单地说‘真理’只是我们思惟方面的权宜,正如‘正义’是我们行为方面的权宜一样。”?把真理看成一种权宜手段,就可以看出实用主义哲学的反动性格了。
有用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一种权宜,这是对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非常需要的哲学。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依据这种哲学可以把他们的一切荒诞的思想宣布为真理,也可以把垄断资本家各种卑鄙的谋利手段,其中包括侵略战争,宣布为真理,因为这些对他们都是有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运用着“有用”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权宜手段的实用主义原则。但是,用实用主义代替唯物辩证法,就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就是陷入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怀抱。
①《列宁全集》第三八卷,第三九○页。
②《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三五八页。
③《列宁全集》第三八卷,第二一○页。
④《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二七九页。
⑤《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八三至八四页。
⑥⑦《列宁全集》第三八卷,第四○八、二三八页。
⑧⑨⑩《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一二○、一三六、一三六页。
?詹姆士:《实用主义》英文版,第二二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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