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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02-08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敢教日月换新天”——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七律·到韶山》

第5版()
专栏:

“敢教日月换新天”
——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七律·到韶山》
郭沫若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主席:《七律·到韶山》
一九二七年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大转折点。
这一年的上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背叛了革命。他们采用了所谓“清党”政策,大规模地屠杀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民众,破坏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革命统一战线,把大好形势的中国大革命完全葬送了。
屠杀的集中表现,首先是反动派的头子蒋介石以四月十二日在长江下游开始的。接着是四月十五日盘踞在广州的反动派的响应。接着是五月二十一日的所谓“马日事变”(韵目有“二十一马”,故以“马”字代替二十一日),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对当时蓬勃发展中的湖南农民运动,开始了血腥镇压。接着是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的“分共会议”,倡言“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于是,武汉派投降了蒋介石,宁汉合作,所有国民党反动派都滚进了反革命的血腥地狱。
然而,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千零三十六页。)
这所说的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以前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如果再延续到一九五九年,革命形势更有了天大的改变。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彻底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和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在短时期内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而且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轰轰烈烈地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九百五十九万平方公里的赤县神州中正在继续改换着新的日月、新的天地、新的宇宙。
这一部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中国革命史,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结晶成为了毛主席《到韶山》这样一首革命史诗。
毛主席是以“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的。这儿是主席诞生的地方。由长沙到韶山,坐小汽车只要两个小时光景。途中要经过横跨湘江的雄壮的湘江大桥,经过湘潭,然后折向西南的韶山冲。这样方便的交通,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天大的革命转变。在抗日战争期中的一九三八年,我从长沙大火中退出,小汽车在成千成万的逃难的车辆中用轮渡过湘江就费了一天一夜。那个回忆在我倒还是十分新鲜的。
主席离别了三十二年才回到他的故乡。三十二年前的沉痛回忆,三十二年间的革命变迁,三十二年后的光辉灿烂的目前和远景,自然要在主席的脑海中盘旋。这就酝酿成为了充实而有光辉的一首七律。五十六个字概括了一部三十二年的革命史!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从一九五九年倒数三十二年,正是一九二七年。
“逝川”这个词是导自《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的一部分,主席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也使用过。)原意是孔夫子站在一条河边上,看到河里的水昼夜不停地流去,他便感慨地说,凡是不分昼夜地向前流去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吧!他所感慨的可能是指一去不复返的光阴,也可能是在暗示着自然界中或人事界中有一脉生生不已的变化。后人大抵把“逝川”这个词和流泻的光阴等同起来了。主席用了一个“咒”字是特别惊人的。这和习惯上用的“泣逝川”、“感逝川”等断然不同。在我看来这就是诗歌语言上的革命。“咒逝川”者就是诅咒过去的黑暗时代。离别故乡已经三十二年了,对于故乡的回忆已变得依稀仿佛,有点像梦境一样了,然而憎恨的情绪却十分深刻。这就结穴而为这个“咒”字。这是大喝一声,让读者不能不睁大眼睛,开动自己的脑筋思索。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上一句主要是叙述湖南当年的农民运动,下一句是叙述以蒋介石为首的整个反革命势力的猖狂进攻。
湖南的农民运动一开始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它滥觞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在衡山成立的“岳北农工会”。但这个组织成立后不久,便遭到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武装镇压。直到一九二五年,在全国反帝斗争的高潮中,农运才又逐渐恢复了转来。
一九二五年的春天,主席曾经回到韶山养病。他在这儿建立了湖南农村中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不久,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了,韶山附近的二十几个乡中,又在主席和他的战友们的领导下成立了“雪耻会”,号召“打倒列强,洗雪国耻!”,号召“声援五卅惨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号召“全体农民团结起来!”这“雪耻会”就是湖南农民协会的前身。农民协会是在第二年——一九二六年组织起来的。韶山一带的“雪耻会”便正式改名为农民协会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主席又曾经亲自由武汉到湖南去考察过农民运动,从一月四日到二月五日,一共考察了三十二天。考察的范围是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考察的结果,在主席的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详细的叙述。(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十三——四十六页。)要懂得“红旗卷起农奴戟”这句诗的内涵,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有必要好好地至少温习一遍。
湖南的农民协会发展得很快,通过一年光景的滥觞期和潜伏期,在北伐军的胜利声中公开出来了。自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十四——十五页。)
当时的农会是有武装的,主要是旧式的梭镖,也有新式的步枪。它们推翻了地主的武装,建立了农民的武装,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阶级,推翻了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清匪,禁止赌博,禁止鸦片,废除苛捐杂税,展开文化运动和合作社运动,勒令地主修道路、筑塘坝。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不少的革命工作。结果是“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十三页。)
这就是“红旗卷起农奴戟”的实际意义。“红旗”自然是革命的旗帜,但在这里是用来作为党的象征的,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象征的,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象征的。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明白地说过:“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十一——二十二页。)因此,我们如果把“红旗卷起农奴戟”翻译成口语,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掀起了农民群众的武装革命”。
湖南农村革命的发展自然引起了地主豪绅们的恐慌。
当时在形式上与蒋介石对立的武汉政府事实上是地主豪绅的变相政权。上层领导人和有军权在手的实力派,对湖南的农民运动,极为不满。他们把湖南的农民运动诬蔑为“痞子运动”,说是搞得“过火”。于是在武汉政府和实力派的纵容与指使下,终于在五月二十一日爆发了“马日事变”。驻扎在长沙的第三十五师中,由反动军官许克祥所率领的一个团,举行了叛变,袭击并解散了湖南省工会和省农民协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百人以上,并还组织了反动政府。这就是主席诗中的“黑手高悬霸主鞭”的一部分的实际了。反革命的黑暗势力高高地举起了恶霸地主们的铁鞭或者皮鞭——以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来对抗革命的武装力量。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革命的武装力量虽然还在萌芽状态中,但腐朽的反革命的武装力量也并不是那么强大的。只要有有力的正确的领导,针锋相对地和反革命派作斗争,革命势力是有胜利的把握的。主席的主张就是这样。他曾经预言过:“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十三页。)然而,当时的党领导人陈独秀听不进主席的话,他不仅放弃了对于工农群众的领导,而且放弃了斗争。结果使如火如荼的湖南的农村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使整个大革命的形势也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当时湖南的革命形势,事实上是非常有利的。“马日事变”之后,在湖南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已有十万武装的农民从四方八面进兵包围长沙。反革命的许克祥团总共不过两千人,要消灭它,不等于是瓮中捉鳖吗?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要对长沙发动总攻击的时候,陈独秀却下出了一道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据说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的问题应该静候武汉的国民政府解决。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农民军,遵守命令,因而退兵。只有浏阳的农民军未接到命令,单独进扑长沙,孤军奋斗,众寡不敌,终致退却。这一总退却,不仅长了敌人的志气,而且灭了自己的威风。武汉政府从此也就日益趋于反动了。
“高悬霸主鞭”的“黑手”,当然不仅限于“马日事变”的小小反动军官许克祥,反革命的大头子蒋介石、小头子广西派和武汉派都伸出了他们的黑手。而在这些黑手后边,不用说还有帝国主义的魔爪在暗中指挥。这“红”与“黑”的斗争是光明与黑暗的剧烈的搏斗,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剧烈的搏斗。
无可讳言,牺牲是惨重的。单就一九二七年来说,经过“四·一二”、“四·一五”、“五·二一”、“七·一五”的事变,不知道牺牲了多少革命志士。然而就是这牺牲惨重的一年,在革命史中却正是永远值得歌颂的一年,国民党虽然背叛了革命,中国共产党却把中国革命的领导正式承担了起来。
谁都知道,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率领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的开始,它已被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它将永远焕发着灿烂的光芒。
八月七日党中央还召集了紧急会议,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决定。决定了以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党和人民继续反帝反封建;决定了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举行秋收起义,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减轻小地主对佃农的租额;决定了撤消陈独秀的领导,坚决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九月八日在湖南境内的秋收起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其他的原因,虽然没有达到“第三次攻打长沙”的目的,但却赢得了一个奠定中国革命胜利基础的战略方针。那就是放弃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转向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井冈山的风云从此壮丽地展开了,全中国的革命风云也从此壮丽地展开了。
回顾了这些往事,我们才能够深切地懂得:“为有牺牲多壮志”这七个字,是由多少烈士们的鲜血所凝铸成的呵!这里面包含着多少虔诚的雄心,多少欢喜的热泪,多少临刑前的从容就义,多少宁死不屈的慷慨高歌呵!
一九二七年永远是可歌可泣的一年。但不仅一九二七年是这样,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人民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呵!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三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两年半的抗美援朝……,在这些获得了辉煌胜利的战斗中,断断乎不能忘记,是有不少的志士们壮烈地牺牲了。
单就韶山冲来说吧,主席在一九二五年所亲手发展和培植起来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毛福轩、钟志申、庞叔侃、毛新枚、李耿侯,都先先后后在革命事业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主席的两位胞弟毛泽潭和毛泽民也先后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了。主席回到韶山,毫无疑问,必然会怀想到他们,纪念他们的“牺牲”,赞赏他们的“壮志”,祝福他们的永垂不朽。是的,无数的先烈们是永垂不朽的!他们的生命凝结成为了祖国的新鲜生命。他们的鲜血,融汇成为了五星红旗,象满天的红霞、满地的红雨,染红了新中国的天空,映红了新中国的大地。他们的精神是在新中国的天空中的灿烂着的群星。他们会永远照临着我们,使我们鼓足干劲,促进我们新生的祖国不断前进!
“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的先烈们是敢于这样做了。我们后死的人和新生的人,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要踏着先烈的血迹,把这项改造世界的工程承担下来,并永远承担下去。问题就在于我们是“敢”还是不“敢”。我们应该照着主席的指示,大家万众一心地、慷慨激昂地,永远高呼着“敢,敢,敢!”我们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力敢于投入革命事业中去,永远使世界不断地改造,使日月不断地更新。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却是一九五九年六月,毛主席在韶山冲所亲眼见到的当前景象了。三十二年后的韶山冲,别有天地。三十二年前可诅咒的“逝川”,真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九五九年韶山已经成立了人民公社,六月是农忙时节,主席所见到的情景正是这农忙时节的公社情景。丰收在望了!满望的稻田和陇亩上所种植的豆类,含着新生的希望和新生的快乐,像海洋一样或像湾港一样,荡漾着千重万叠的绿色的波浪。而从这绿色的海洋中或湾港中,无数农业战线上的英雄们,满怀着劳动后的舒适,戴着黄昏时分的烟雾,从工地里下来,走回公社或走向自己的家里。这是一幅多么壮美的新天地中的新农村景象呵!
中国历史五千年,历代的诗人歌咏田园风物的诗歌也不知道有多少,但这种新天地中的新农村景象是前人所不曾歌咏过的。这样的新景象,当然不仅限于韶山,而是“遍地”都是,全中国都是。
韶山的天地是更新了,中国的天地是更新了,并将岁岁更新,月月更新,日日更新。新中国的天地要不断地变得更好,更美,更壮丽磅礴,更光辉灿烂。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和我们的命运是相联带的。我们同处在这个天地,同戴着这对日月。他们也有希望,而且也有力量:“敢教日月换新天!”让我们和他们紧密地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改换这整个的世界吧!
“遍地英雄”,在将来更不仅限于全中国,而是遍于全地球了。
这不是太遥远的前景。全世界人民已经有了高度的觉醒,大家所憧憬着的“韶山”,就在自己的眼前,就在自己的身边,就在自己的雄心壮志里面!

他是群众的知音 群众是他的知音——漫谈劫夫同志的歌曲创作

第5版()
专栏:

他是群众的知音 群众是他的知音
——漫谈劫夫同志的歌曲创作
安波
我同劫夫同志曾多年在一起工作过,然而过去向他学习却一直是很不够的。这次看到《劫夫歌曲选集》的校样,得到一次集中的学习机会,感到实在获益非浅!

我首先想讲一段终生难忘的故事:
那是一九四六年秋,我在热河军区的一个剧团里工作。由于国民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我们剧团也不得不暂时撤离城市而走进热南“无人区”去工作(所谓“无人区”是日伪在抗战末期为割断东北人民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强以武力制造的隔离地带,在这里不论人畜只要被他们发现即格杀无论,然而当地人民却坚持斗争到底,直到抗战胜利)。在我们去的当时,群众生活的景象仍然是惨不忍睹的:家家都住在断垣残壁之中,人人衣不蔽体,有的仅以破布片遮住下身,而在他们大多数人的头发上、胳膊上却又系着一条白布,开始我们不懂,经过打听方知原来他们正在为这一二年牺牲的亲人们带孝。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与老乡一起挤在一间露着天空的小屋里,乘着朦胧的月光,一位村干部在为我们介绍他的抗敌经历:一次他被捕了,敌人压过他三次“老虎杠”,灌了六次辣椒水,他几次死而复生,而始终未吐露一字秘密。我们像一般文艺工作者一样,在感动之余,急忙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持他的?哪知他不慌不忙地回答出是“两首歌子”。
“啊?两首歌子?”因为我是音乐工作者,自然感到特别关切。
“对,就是两首歌子!”他沉着地重复着。
“那是什么歌子呢?”
“歌子也没有什么稀奇的,我们这里谁都会唱,一首是《歌唱二小放牛郎》,还有……”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松明子”点起来,顿时把小屋照得通红,也照在一副副年老和年青的老乡们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个个带着严肃深沉的眼光,已完全陷入了残酷斗争的回忆中。这时那村干部喊了声“一,二”,歌声立刻划破了深山长夜的寂静:“你要我唱一支歌,我唱个民族英雄王禾……”
当唱到“敌人用开水浇他,又割去他的两个耳朵,逼着他招出一些口供,他不言不语挺立不动”时,我看到很多老乡眼里闪着泪花,然而他们仍然引吭高歌下去:“直到临刑的那一天,英雄的颜色一点没有变,热情的告别亲爱的党,又告别他的祖国!”
啊,那时我简直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滋味!我觉得眼前站立的就是无数的王禾!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王禾自己作的!我觉得连我自己也在和王禾一起临刑!……
当夜,我躺在炕上,望着屋顶露出的星空,怎么也不能入睡!我想起还不过是半年以前,我们剧团里来了一位“老八路”,他身材高大,圆厚浑实,身背一个背包,手里却用一支长杆洞箫做手杖。当天晚上我们即开会欢迎了他,他唱了两首民歌,还有一首朝鲜歌曲,因为他唱得如此动情,以致我不能不上前去紧紧拥抱了他。从那时起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我们唱了他写的许多作品,如《中华民族》《歌唱二小放牛郎》《坚决打他不留情》等,这些歌都是我们百唱不烦、群众百听不厌的节目,不仅如此,我们还以他写的《忘不了》的曲调配上了申诉热河人民亡国十四年苦难的歌词,多次演出它时,不论在剧场或街头,群众总是唏嘘一片。可是不久以后,他为了工作需要被调到冀东军区去了,现在他怎么样呢?……
第二天,我不管敌人的炮声隆隆,竟坐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写起信来了。记得大意是这样:
“我不知这封信能否转到您的手里,然而我必须要写!这是因为昨天晚上我听到一次世界上最美丽、最高尚也是最动情的歌声,这歌声与我有关,与你更有关!
所谓与我有关的是:解决了很大一个思想问题:我常常想,面对着如此凶暴残忍的敌人,我们这些做音符工作的是否太消极了?为什么不应该拿起刀枪棍棒与他们直接地干个痛快!可是昨晚听歌以后,我总算真正想通了这个问题。
所谓与你有关,是因为这首歌就是你与方冰合作的《王禾小唱》,你应该从这件事实中得到安慰,得到鼓舞与力量!你应该紧握你的笔杆,不,不是笔杆,而是一挺千金难买的重机枪!……我相信在全国人民解放之后,你在我们之中是最有资格大笑几声的!……”
这封信托人辗转带出去,一直不知下落;直到第二年秋天,在热东某地我军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路上才又遇见了劫夫,这时他正和文工团员们一起在路旁设立“鼓动棚”,每当流水般的战士涌过来时,他们就敲锣打鼓唱歌喊口号,而战士们则昂扬地回答他们:“等捷报吧!”就在这一工作间隙,我问他是否收到我的信,他高兴的说:“收到了!”
这次战斗以后,我还看了他们一次非常别致的演出:是以山坡的梯田为舞台,一块天幕挂在两棵树上,演出的是歌剧《归队立功》,曲调是劫夫吸收冀东影戏的音调写的,每唱一句,台下都有反应,当演到最后主角要杀敌复仇时,天幕打开了,一连队战士开上山坡,当即利用现成的地形地物,真枪实弹的开起火来,这时台上台下枪声口号声连成一片。这个剧因为起了重大作用,冀察热辽军区特别通令嘉奖了该团与作者。
全国解放以后,我有相当长的时期与劫夫同志在一起工作。我仔细观察,他的政治热情从未稍减。每当政治运动到来时,他都主动地去组织歌词甚至自己动手来写,十余年来可以看到,每一时期均有他的出色的代表作。如建国伊始,他写了《歌唱咱们的新国家》《胜利花开遍地红》等,抗美援朝时他写了大型歌剧《星星之火》,三反五反运动时,他写了出色的演唱《说理会》,在工业生产竞赛运动中他写了《夺红旗》《在那工业化的建设大道上》,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写了《生产合作社四季歌》《老倔头入社》等,在人民公社化时他又写了《人民公社好》《老社长提灯来了》等,在大跃进运动中他为几十首红旗歌谣谱写了曲子,并写了歌剧《钢铁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自从毛主席的诗词发表了以后,他曾经苦心钻研、精雕细刻,前后谱写了十六首之多,而每一首均保证了较高的质量。直到这一年多以来,他又写了《哈瓦那的孩子》《说唱雷锋》《我们走在大路上》《一代一代往下传》等正在流传的歌曲。
至于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只消提提那些著名的歌名就够了。如《坚持持久战》《拥护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刘成耀跳崖》《歌唱李殿冰》《戎冠秀》《庆祝胜利》《天上有个北斗星》《打场歌》《做军鞋》《拦军歌》《英雄赞》《反法西斯进行曲》等等,至于前面提到的就不再提了。
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可知:劫夫同志的歌曲实际就是我国工农兵群众二十五六年来伟大斗争的记录。它们的流传范围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又从通都大邑到远地边疆,它们所起的作用正如前面那段故事所说明的那样,是真正在起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那么对于劫夫同志的歌曲还应该做出什么评价来呢?群众已是他艺术的最后鉴定人。

据我所知,“九一八”时劫夫不过是东北的一个初中学生,他因不堪国破家亡之苦而逃亡关内。要问他所受的艺术教育最多不过是在家乡时学会唱几首民歌,会吹拉几件民间乐器而已,到关内他当小学教员时期曾业余学习过小提琴,但水平肯定不高。三七年春他即为抗日救亡而奔赴延安,参加了当时延安唯一的艺术团体“人民剧社”工作,而后他又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一直在敌后解放区工作了八年之久。他自己说过:“我在文工团里主要还不是搞音乐工作,而是写标语,画宣传画,其次是写剧本,演戏,吹喇叭,弹弦子,拉提琴等,几乎什么都干。在音乐上连两个月的训练班也没住过,在作曲上更没有受过科班训练,没有投过师。”
从先驱者聂耳开始,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出了这样一条道路,这就是:革命青年为了要革命开始感到艺术武器的重要,他们在党的教导下懂得从斗争中不断地夺取武器,装备自己,并能够随学随用,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而终于使自己能适应革命与人民的需要,从而人民群众也承认他是他们的艺术家了。
自然,从这条道路上走出来的艺术家成就也有高有低,贡献也有大有小,原因何在呢?不过在于两点:一是自己能否始终如一地坚持这条道路,即投身于群众斗争,并服从于群众斗争;二是在夺取武器装备自己的过程中能否与革命实际需要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去运用这些武器。
劫夫同志,他就是两点全做得好的一位。
关于第一点,从前节叙述中已可看到劫夫是始终没有脱离群众的,不仅建国前如此,建国后也是如此。他虽然身在大城市的学校工作,却经常保持了与工农兵群众的联系。不必说他也曾到工厂、农村与工农群众共同生活过,最重要的是他的脑里从来没有忘记工农兵,随时考虑他们的需要与趣味,以及自己对于他们应尽的职责。当有人对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感到厌倦时,而他却永保革命的责任感,总是在每一个重要关头力图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来为他们服务。
不仅如此,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重要的还看他对人民的思想情感理解得如何,正确与否,准确、深刻与否。劫夫在这方面也是出色的一位。这从他创作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如:他对于歌词的选择十分严格,举凡他认为那些浮光掠影的肤浅之作一概不取用它,对有些基础而有缺点的歌词则常常反复推敲修改,务使其能达到自己的理想标准为止。他对于自己的作曲尤其如此,为了探索适当的音调与理想的乐句,常常是苦心孤诣,挠耳抓腮,一直达到能完满表现出群众的真情实感为止。这样严肃的创作态度,实际上就是对革命斗争、对工农兵群众认真负责的表现。
这就是劫夫同志所以能写出好作品的根本原因。
而这还不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艺术家来说,不懂得如何加强自己的艺术修养并学会利用自己的工具是不行的。而在这方面,劫夫也有着最丰富的经验。特别对于年青的作曲者来说,简直就是一本活教材!据我看至少有这样几点:
第一,他不但不轻视作曲修养与技术,相反地在这方面做过一系列的追求与探索。不过他与我们在学校所学不同的是,他是带着问题与需要去学习的。譬如他到延安后,看到工农红军中所唱的革命民歌所起的作用,即学习了大量民歌,并自己配词,如流行一时的《驱逐那日本强盗滚蛋》;他见到救亡歌曲对抗战的巨大推动作用,自己也吸收这方面的音调,写作了《五月进行曲》《坚持持久战》、《歼灭战》等歌。
第二,劫夫在追求探索的初期虽也曾经有过幼稚的阶段,也曾经犯过单纯从形式上模仿的毛病,不过他这样的阶段并不长,很快就过去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学习音乐语言与作曲技术不是脱离创作实践去学习的,而是紧密地结合着创作实践去学习的,他在创作实践中,又是服从反映革命生活去运用语言与技术的。他懂得歌曲的曲调必须与歌词的语言密切结合,因此他所吸收来的音调与学来的技术很快就可以为自己的创作服务,并消化成为自己的血肉。比如同是抗战初期的《拦军歌》《王老三》,虽然也都用了三拍子,但中国民歌风味仍然十足。
第三,劫夫同志成功的主要奥妙,还在于他有敢于“推陈”,敢于“出新”的精神。这一特点从其抗战时期的作品即可看得清楚。他所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民歌绝句”(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既是民歌、又是崭新的民歌!他的《英雄赞》虽然用的是群众极为熟悉的民歌语言,而其跳动活泼的旋律真把群众歌颂英雄的热烈情绪和盘托出!
又如《中华民族》,它是一首充满对民族热爱的歌,而它的后半截却用了很多八度跳跃与半音,乍看起来令人担心群众会不接受,但事实上不但民族风格浓郁,而且群众唱起来也很上口。
研究劫夫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绝不拘泥于作曲法那些清规戒律,然而不等于他不重视形式的完整性,他的每首歌曲都是组织严密,曲词结合无间,统一而又富有变化。
第四,劫夫同志把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音乐形象的塑造上的。他特别注意情景逼真的描绘,意境入化的表达。这点可说是他的最大特长与最独到之处。他最善于从纯朴中求深刻,从单纯中求丰富,这正是他多年来在“推陈出新”实践上所下的功夫的表现,也就是他造诣很深的表现。

当我们全国音乐界对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与群众化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之际,看来认真总结聂耳、星海以来的革命作曲家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劫夫同志的作品既然是“三化”做得好的,我们也应该和他一起来总结他的经验。
根据我个人的浅见,他的创作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十条:
(一)他是为了革命而创作,不是为了创作而去讲点革命;(二)他写歌曲是为了表现工农兵的强烈愿望,而不是为了写歌曲的强烈愿望而去勉强地表现工农兵;(三)他平常对于工农兵的思想感情与心理状态有比较深切的了解和体验,而不是格格不入或貌合神离;(四)他是在对特定的生活有了强烈的感受与冲动之后才动笔写的,而不是在感受不深或毫无感受的情况下提起笔来就写;(五)他是以自己创作为中心不断去吸取与消化营养的,而不是学用脱节,把营养做为装饰;(六)他对民族传统音乐语言的学习重于学外国的,而不是相反;(七)他是根据表现特定生活的需要去选择与创造音调的,而不是听点什么新鲜音调即硬塞进自己的创作中去;(八)他是为了能充分表现内容才去决定相适应的体裁与乐式的,而不是削生活之足以适形式之履,更不是不要生活,只要形式;(九)他是以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原则去运用作曲技术的,不是乱用,更不是炫耀技术或表现技术本身;(十)他对作品的特色与创新是由于追求情景、意境的表达而来,而不是为特色而特色,为创新而创新。
因为他有了前三条,作品就有了“三化”的基础,有四五六条,创作就有了准备条件,有了后四条,就有了正确的写作方法。
毫无疑义,这些经验是宝贵的。至于问经验从何而来?首先因为劫夫同志是群众的知音,群众又是他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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