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02-05第6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6版()
专栏：

首先要求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在曲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赵树理
当前曲艺工作的主要问题，在于创作赶不上需要。这问题早在全国解放初期就提出来了，而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自然也是解决了些的），也就是说好的作品在数量方面尚不足以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带有副作用的东西抗衡。为什么还停留在这个局面上？如何能使这个局面改变得比较快一点？我有以下一些意见：
我们曲艺工作者要树立雄心壮志，为中国革命和世界人民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对社会主义曲艺工作，要有坚定的革命事业心，把它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不计较什么名利。回想中国共产党在地下活动时期，所出过的临时刊物是数不清的。那些作者们不说拿稿费，有时候连纸张、印刷费用还是由自己自动捐出来的；至于出名则更谈不到，一次换用一个笔名也要被特务们列入黑名单。那时候的人们为什么愿意写那种没名没利的文章呢？原因很单纯，因为要革命。有人要是缺那么个革命的劲儿，怎么能作好革命的曲艺工作呢？周总理在一次文艺工作者的会议上要求我们“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应该作为我们随时检查自己的标准。
社会上对曲艺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地位，认识也不太统一。例如评书是不是小说、唱词是不是诗、有说有唱的说唱大鼓和词话是不是一类作品、相声是不是可以列入喜剧等一系列问题，社会上现在都还没有统一的答案，一般习惯上的看法又往往以为前者都低于后者，可是你要举出古一点的《水浒》和《董西厢》来，答案马上又会倒过来。这叫习惯，我们不一定要计较它，只是我们曲艺写作者自己要心中有数，要以一个作家自居！评书就是小说！唱词就是诗！说唱大鼓就是词话！相声就是变体喜剧！你不承认我自己承认！这倒不是为了骄傲，而是为了更严格地要求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全国文联召集同志们来开会，证明文学艺术界重视我们；邀请得党中央宣传部参加指导，证明党重视我们；群众爱听我们的书，证明群众重视我们。这就够了。习惯上如果还有人重视不够，那只能说是习惯的惰性，过一个时期就好了；不过有个条件，需要我们拿出货色来。
文艺界写其他形式作品的人对曲艺支持不够。我自己写得太少也值得检讨。在讨论中有同志说“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这话应该说是有点发脾气性质。我认为这脾气发得对！各种体裁的曲艺脚本，应该说都属于文艺，文艺作者都应该供应。因为我们文艺界作得不够，现在居然让曲艺界看作“外援”，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只有今后努力补偿好了。
“曲艺是文学上的尖兵”这句话，只是说明它演出方便，可以提前和群众见面，理解得绝对化了，对曲艺写作也是不利的。有好多兵种有“尖兵”，但“尖兵”自己不能成为兵种。即席赋诗可以说是尖兵性的了，但叙事诗便不易即席赋出。比较大型的曲艺作品，创作之前的准备条件，大体上和他种文艺作品相同，所不同的只是用曲艺的特种形式写出罢了。社会上对曲艺的要求，也该体谅这一点，求之过急了反而生产不出好东西来。
重视改编工作较迟，也是曲艺作品产生得较慢的一个原因。在戏剧和电影方面，不论从前还是现在，由小说改编成的要比直接创作的为多。历史上的曲艺作品也是改编的多。改编者直接创作要快一点，因为有些创作过程已经由原小说作者做过了。改编者和演唱者都要熟悉生活，只是他们和原小说作者所熟悉的生活，可以在范围上略有差异——原作者是要从全面生活中提炼，而改编者和演唱者可以只体会原作品所触及的生活面（全面体会了自然更好）。不过改编也非易事。大家在讨论中，认为改编要把原作“揉碎重组”正是经验之谈，因为在小说里安排得合适的，到唱词中那样安排就不见得合适。不过不论你怎么揉、怎么组，总还得有深入体验生活的基础——一样的鱼儿，清蒸和红烧是两种口味，不过你如果不了解鱼肉的特性，那就怎么做怎么难吃。
以上几个问题是曲艺创作方面特有的。至于和他种文艺创作上相同的问题——如政治修养、艺术修养、生活体验、技巧锻炼等方面，有好多基本理论的文章可参阅，我就不在这里谈了。
同志们还有好多是领导曲艺队伍的。对这一方面，我也想谈一些观感：
各地方各曲种，各自都有传统队伍，解放以后，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组织、领导、革新、发展罢了。十多年来，这部分工作要比创作方面作的成绩大一点，不过问题也还不少。做工作也就是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不怕有问题，而是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整个曲艺界的社会地位是由革命而翻身的，从业的人员都是拥护革命的；可是他们又都是在旧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也有些思想、习惯是不合乎现代要求的。不但曲艺界如此，各行各业的成员都一样，凡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都需要经过一番自我改造，否则赶不上时代。本此，我们在组织曲艺队伍之初，在思想上不能求之过苛，可是在组织起来之后，便不能放松思想教育，因为这队伍不但要在新社会上做普通公民，而且还负担着广泛教育别人的责任。
首先要求每个成员都有充沛的社会主义主人的责任感。从权利方面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曲艺界的代表，从首都到各省、市、县又都广泛地有曲艺团体，曲艺艺人到处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可是在社会责任方面，还有些人虽说已经成为团体组织中的成员，自觉性仍有点差，好像还是票友。我们做组织领导工作的同志们，须先认清我们所领导的队伍中，谁是主人、谁是票友，并且设法把票友改造成主人。
曲艺队伍中有些老红旗——像王尊三、韩起祥等同志。这些老同志们，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的，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打退堂鼓。这是真正的主人气派。当时还有些艺人也鼓起勇气从城市（敌战区）跑到解放区，但是经过几番扫荡，吃过一个时期粗粮后，便觉着受不了，依旧跑回城市去。有勇气到解放区去一下总算比不去好，不过也只能算个票友而不是主人——主人是不逃跑的。
全国解放以后参加曲艺队伍的人，怎么还会有票友呢？我且举出几种样子来，大家看是不是票友？
一是报恩主义，为知己者用。在一个组织中，有个领导者个人对他有好处，他以给朋友捧场的心情参加了组织；万一他这个老朋友有个调动，他便不愿再待下去。
二是凭老本事吃饭，不问政治效果；只许你跟我来，不许你改造我；合得着来，合不着去。
三是只准捞鱼，不准晒网——过得旺季，过不得淡季；光想进城，不想上山；听说学习就头疼，遇上困难就离队。
四是你划定范围我说书，对社会教育有了副作用由你负责。
这些人只能说是以票友身份参加曲艺团、队的。好的团队，在开始自然也很难免有这些人参加，可是后来都经过自我改造变做了主人。这些人，即使在历史较短的团、队中也是少数，不过一个组织中，即使只有那么一两个人，也会搅得大家心神不宁，是不可放任自流的。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一定要让这一些人，和其他好的成员一样，有充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人感，以革命者的身份自居。让他们感到自己做的工作是神圣的社会教育工作，不是为了报谁的恩、帮谁的忙，不是为了赚钱吃饭或者表现自己，不是当雇员只做雇主指点的活儿。在什么场合上应该做什么事，做了主人自己会摸索——谁也不会在一个朋友结婚的时候给他送上个花圈、或者在人家出丧的时候去说一段相声，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该说哪一类内容的书，还不和这个道理一样吗？有了充沛的主人责任感，就会知道江山社稷是咱们自己的，只准成全、不许伤害……
不论搞创作还是做组织领导工作，首先都得要求自己、要求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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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革命后代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看河南商丘专区豫剧团演出的《社长的女儿》
李大珂
最近，有不少新戏都接触到青年一代应当怎样继承革命传统，老一辈应当怎样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由于题材、人物、冲突的不同，更由于提出和解答问题的方式以及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不尽相同，不同剧目所给予观众的印象、感受和启发还是各有不同的。在河南省商丘专区豫剧团演出的豫剧《社长的女儿》中，提出和解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
戏里的中心人物林继红（小红），从农校园艺班毕业以后，抱着改造大自然的宏大理想，来到了农村——她养父下放当社长的曙光人民公社。随后，这出戏逐层剥笋般地展示出了她的理想与实际之间所存在着的矛盾。我们看到了她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她对一个淳朴、耿直、负责的青年农民铁牛，直觉的印象就是：“一见面我就讨厌你”；对养父养母送给她的带大襟的布衫，流露出不屑穿的神气；骑车走小路压坏了麦苗，有人追问，她认为是“小题大作”。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弟，有了这种骄气、娇气与阔气，表明她已经开始有些忘记了根本——劳动人民之根、无产阶级之本。富有革命斗争经验、政治嗅觉敏锐、革命责任感强烈的林社长，一眼就看出了她有了变成“红皮白萝卜”的可能性，于是，暂时不让她到园艺场去作技术员，却发给了她一把镰刀，让她先进“红专大学”——参加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
由于小红缺乏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她已逐渐为剥削阶级思想所浸染和蒙蔽，她和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蒋为民感情投合起来，为了一起去钓鱼就扔下菜园，被猪拱毁了菜畦；为了逞能，不管马是否怀驹，拉来就骑，以致骑落了驹；甚至由于阶级观点的模糊，还为地主婆“老狐狸”说话。当然，她在参加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事实的教育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由于她还不是自觉地进这个“红专大学”的，不很了解参加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重要意义，也不了解这种过程的艰苦性和长期性。她问社长：“你这个红专大学，多长时间才能毕业呀？”社长答：“长着咧，今天才是第一课！”社长说得对，没有长期的、艰苦的锻炼过程，是很难收锻炼的实效的。
这段初回农村的斗争生活给她最宝贵的教育，是使她懂得了阶级斗争。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不甘心灭亡、不接受改造的反动阶级分子，他们在伺机复辟。阶级敌人的手段之一，便是阴谋腐蚀夺取革命阶级的后一代。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自觉性强的青年，反动阶级分子是蛊惑不了的。大秀、铁牛就是这样的青年。“老狐狸”把小红作为拉拢的对象，正是由于小红的本不固、根不深，有接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可能性。这就要使这样的后代懂得阶级斗争，向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革命前途的教育。在社长夫妻用小红的生父生母英勇斗争牺牲的事迹对小红进行了阶级教育之后，激发起了她的阶级感情和觉悟，认清了“老狐狸”的真面貌和阴谋，就在烈士碑前宣了誓，下定自觉改造的决心，继承先烈永远革命的遗志，小红开始走上了真正能实现她的宏大理想的生活道路。
这出戏，就是在这样逐步地揭示出小红的理想与实际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和受到锻炼的过程中，令人思索：对于革命阶级出身的青年一代来说，你不是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对于革命阶级的老一辈来说，你不是自觉地用革命阶级的思想观点教育和培养你的后一代，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就会侵蚀以至于夺取你的后一代。二者必居其一，丝毫含糊不得。
这出戏，也是用小红从不自觉到最后产生一定觉悟的过程，对它所提出的问题作出了解答：对于知识青年来说，要实现任何远大的抱负和美好的理想，作一名永不变色的红色接班人，就要能自觉地下定长期锻炼的决心，认定红专的方向，在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使自己和劳动人民结合起来，做个永远革命的后代。问题解答得也相当有力。
这出戏所以能获得广泛的欢迎，同它在主题思想上的锐利性是分不开的。如果更进一步地要求，我觉得，这出戏在对矛盾的揭示上，也还可以再深入一步。对于“老狐狸”夺取小红的事件，如果能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观点去更细致地观察和处理，或许可以使事件的意义揭示得更深刻更生动些。其次，目前的演出本，对于正面的人物，特别是其中的社长和大秀，刻划得比较饱满、生动，这是剧本的艺术表现上一个重要成绩；但对反面的人物“老狐狸”的描绘，却不够准确、深刻，对地主儿子蒋为民的处理，也看得出舞台上的形象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存在着距离。此外，还有一些情节，有待进一步地处理得更自然些。
由于这出戏里所表现的矛盾冲突尖锐、强烈，演员演得朴素而富于感情，所以，整个演出激荡着浓郁的抒情气氛。为了表现新时代的新人物，这个剧团在唱腔方面、在音乐方面都作了革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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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兵（快板）
朱光斗毛主席号召学雷锋，全国人民齐响应，齐响应，齐响应，不分工农商学兵。因为我是一个兵，所以今天光说兵，要说兵，净说兵，每句话里都有兵——新兵老兵男女兵，步兵炮兵坦克兵，工程兵，铁道兵，水兵伞兵航空兵，报话架线通信兵，汽车驾驶运输兵，站岗放哨警卫兵，救死扶伤卫生兵，养猪做饭炊事兵，登台演戏文艺兵……这个兵，那个兵，都是人民子弟兵，子弟兵学雷锋，人人争当五好兵：冲锋陷阵是神兵，战胜艰险是尖兵，完成任务是标兵，爱护人民是好兵，兵爱民，民爱兵，齐唱《我是一个兵》。全国各地都有兵，有兵的地方就有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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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为农村提供演唱材料
阿芸
翻阅新出版的一月号的地方文艺刊物，发现了一种可喜的现象。在好几种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篇可供在农村说唱和演出的曲艺和戏剧作品。品种繁多，有小型戏曲，如《甘肃文艺》的《墙东墙西》、《安徽文学》的《一件棉袄》等；有独幕话剧，如《安徽文学》的《一担咸盐》、《山花》的《雨前》等；有歌剧，如《甘肃文艺》的《二次婚礼》、《桥头休息站》等；有快书，如《甘肃文艺》的《无名英雄》、《山花》的《闹磨房》等；有相声，如《鸭绿江》的《毕业记》。其中大部分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但也有新编的历史剧，如《山花》的《奢香夫人》。
这些作品，大多数是以农村为背景的，是为配合目前的中心任务编写的。在质量上，尽管还有高低的差别，但总的说来，却都用过一番功夫。过去，地方文艺刊物虽然也发表过这类作品，但为数不多；而一月号的这几种文艺刊物所发表的，却很集中。可以看出，编辑者是有计划这样做的。
今天可供在农村说唱和演出的节目，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演出的节目，不能像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总是一些熟面孔，而是需要不断翻新的。地方文艺刊物能够有计划地这样做，不但为农村文娱组织提供了演唱材料，也为农村文化工作队和各省、市剧团上山下乡演出提供了剧目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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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季季蔬菜大丰收（年画）
庞希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