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9-30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

我们坚持文物事业的正确方向
（1957年9月16日在文物界反右派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纪录）
郭沫若
中国很早就有重视古文物的风气，研究古文物也有长远的历史；大致从汉朝起，人们就对出土的文物引起重视，有时封建皇帝获得一件古铜器，就改一次年号。在封建统治的时代，人们重视古文物，都把它当宝物，私藏垄断起来，作为古董供个人欣赏，成为一种古董趣味。这是一种坏风气。但也有好的一方面发展，那就是有人注意了对古文物的整理、研究。如许慎说文解字序：“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古代大文字学家许慎很能利用古器物上的铭文作文字变迁的研究。西晋时在汲县魏襄王的墓里发现了大批竹简，当时即遭散失，但古代的学者们从剩余的竹简中，整理出来好几种战国典籍，其中就有著名的“竹书纪年”。到了北宋时代，研究金石器物，已成为系统的学问，有一段光辉的成就，如吕大临的“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把古青铜器仔细地绘图、测量、考释铭文，有时联系到历史、地理。北宋以后，这门学问没有得到发展。直到清代，研究金石之学复盛，并有新的成就，如吴大澄、孙诒让、王国维，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好的成绩。但是在旧社会里，这种研究，总是受到时代的限制。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随着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我国的文物也遭到他们蛮横的抢劫。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都抢走了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一方面由帝国主义分子直接动手来盗取，例如敦煌的壁画，有的已被他们剥走；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等处的许多佛像，遭到断头折臂的破坏、盗运；西安著名的石刻唐代昭陵六骏，被美帝偷运去二匹，还有四匹也已被打破成几段，准备偷运，被当地人民拦住，未及运走。
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唯利是图的民族败类，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分子，把大批文物卖给外国。如殷周青铜器，善本古书等等，其中有不少都卖给美国。美国的文化特务竟恬不知耻地说：“以后要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恐怕非到美国来不可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分子和民族败类的内外夹攻之下，祖国地上地下的珍贵文物，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卖到外国的古文物，不可计量，真是空前未有的浩劫。
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也曾严重地破坏文物，封建统治者有时把出土的古物，视为不祥之物，大加毁损；如北周时曾将大批铜像器物毁废；有的王朝也因为排斥佛教的关系，破坏了许多寺院和佛像、碑幢。现在各地常有大批残破不全的佛像出土，就是证明。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人民从长期被奴役的境遇中解放出来，人民把国家的事，看成自己的事，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这是一种比原子能还强大的力量。解放几年来，国家各种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例如长江大桥，原定1958年才能完工，今年就可通车了，并且还节约了经费三百万元。党在各方面的建设成绩，摆在我们面前，大家有目共见。文物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首先，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令，防止了珍贵文物人为的流失和破坏；其次，随着国家基本建设的发展，地下丰富的博物馆、文物仓库陆续被打开，出土文物，为数惊人。今年6月我去锡兰，往返都在昆明停留了一短时期，我在云南博物馆里，看到了大量的铜器，还有金器，有数千件之多，真是惊人。这些古物是晋宁石寨山滇王遗址中发掘出来的。有二个印章，一个是金质、蛇纽，印文是“滇王之印”，另一个是铜印，印文是“胜西印”，按文字形式看，是汉朝时候的遗物。还有铜鼓形状的铜器，在盖上焊铸有立体人物，表现出生动的生活情景，如战争、狩猎、祭祀等等，很像奴隶社会的风尚。从这些人物的形像、衣冠装束，以及器物的纹饰，还有兵器上的兽形等等，应该属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在我国各地如长沙、西安、洛阳等等都有大量文物出土。
出土的东西太多、太快，整理、研究的工作跟不上去，人手太少，这是个突出的问题，也是件非常遗憾的事。但是党和政府是十分重视这件工作的，几年来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次训练班，大力培养考古工作人员。考古工作较之过去，已经焕然一新。就拿出版刊物来说，就有“考古学报”“考古通讯”“文物参考资料”等几种。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地上地下文物之富，为世界各国所少见。现在应该赶快培植新生力量，扩大研究文物的队伍。老一辈的专家们，要加重负担培养人材，来应付燃眉之急的迫切任务。
对于古文物我们不是为重视而重视，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要坚持使古文物研究事业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的方针，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文化成品，使之彻底科学化。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对文物的研究，利用，来发扬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要使人民明白：这是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花了无数体力和脑力劳动，他们把毕生精力贯注在这上面，才创造出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我们要教育人民从中去具体体会劳动创造社会，劳动创造文化的伟大意义，从而更加激发人民热爱劳动的美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至于那些单纯赏玩文物的古董趣味，垄断文物的恶劣作风，我们要坚决反对，彻底肃清。
在文物事业上，目前也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这是势不两立、极为尖锐激烈的斗争，我们要坚持前者而反对后者。解放以来古文物已归公有，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已完全属于人民。既不容许个人垄断，也不容许个人把古文物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更不容许帝国主义偷窃盗运。当然走这样一条道路，会为少数靠贩卖古文物来换取黄金、美钞的奸商、民族败类等所不满。章乃器就是典型，他高喊用文物来换取外汇，实际上无非在给自己求发财的路子。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抱着严重的地方主义思想，他们反对中央对文物的科学发掘与合理调拨（如湖南陈裕新）；也有一些不了解党的文物政策的金石家、古董商，他们都对党不满，在党整风运动大鸣大放期间，章罗联盟有见于此，认为有机可乘，章伯钧就找到叶恭绰出来在文化界放火。一时许多右派分子都曾借文物工作为题，大肆向党进攻。他们硬说：“土改中，共产党像秦始皇一样焚烧古书”“共产党对文物只有破坏，没有保护”等等。
其实，革命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难道就没有看到在革命运动中烈士们所流的鲜血吗？经历一次像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古书文物那能没有一点损失！但何尝只有破坏没有保护呢？解放八年来，中央和地方都作了许多保护文物的工作。中国地方大，文物多，保护起来，很有困难。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墙，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往往一个小市镇也有城寨。除了必须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动不得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应该看到还有些文物是难以永久保存的。除了人为的破坏以外，大自然也会逐渐地或突然地破坏它。必须承认，解放以来个别破坏文物的事件是有的，除了革命的破坏以外，还有一种是无知的破坏，都不能归罪于人民，更不能归罪于党。宋云彬把龙泉拆塔事件夸大起来，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产党破坏了，这样看问题是不合逻辑的。龙泉拆塔毁坏文物是一件可惜的，不幸的事。但对这件事我们应当憎恨谁呢？首先，我们应当憎恨旧时代的统治者，他们的愚民政策，使人民没有知识；其次，我们应当憎恨自己，没有作好爱护文物的宣传工作，很多人民还不知道去保护它们。
叶恭绰、宋云彬等右派分子，他们站在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他们一小撮人的私利，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物事业。企图把文物事业还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我们坚持文物事业的正确方向。我们必须同他们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斗争中，我们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不容许有丝毫的含糊和温情。我们有全国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支持，少数野心分子，只不过像“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当然，右派分子在文物界兴风作浪，仅是一个小的方面。他们四处点火的总目的，在于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国家的根本制度，企图夺取国家的整个政权。这是我们绝不能容许的，我们大家应该积极投入这场斗争，站稳立场，接受锻炼，争取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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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火和放火
范文澜
我们都读过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第八个题目是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般知识分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别感到兴趣。因为既然有了知识，总想把这些知识有所表现。
对学术界说来，百家争鸣的园地，确实是十分宽广。它仅仅有六条标准作界线，最重要的还只有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有些议论偶然越出了界线，提醒一下，跑回来就是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这好比人住在房屋里，可以吸烟、点灯、做饭、生炉子，有种种用火的自由。偶然不小心，火星飞进字纸篓，烧坏了一些东西，这叫做走火。走了火，赶快救熄就成。也有太不小心，火烧起来成了灾，这叫做失火。失火固然闯祸不小，但事出无心，如果情节还不算严重，给四邻恳切地道个歉也就差不多。学术界争鸣，有时越鸣越远，鸣出了界线，等于走火、失火。经验可以教人变得小心些，但决没有因此永远不用火的道理，四邻也决不会禁止他再用火。
放火，情形就完全不同。放火是有罪的，放火的人叫做放火犯，因为他们利用人有用火的自由，有意想把房屋整个烧掉。右派分子利用百家争鸣的方针，披一些学术的外衣，戴一副学者的面具，使用两面手法，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地向党猖狂进攻，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恢复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际是恢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他们抱着烧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野心，是国家的放火犯。他们的罪恶必须彻底追究，不把他们的罪恶全部扫除，决不能松手。
　放火犯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这一伙子，人证物证，一概俱全。这里只举一些他们写的文字为例。先看看费孝通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么？”陈振汉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等等文字，再和反映了章罗联盟在科学工作方面的阴谋的、曾昭抡等人所起草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6月9日发表题为“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的短评，以及7月4日人民日报登载的“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等文字对照一下，他们放大火的野心和计划，已经足够明白，何况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证物证。他们想躲闪是躲闪不了的，现在只看他们能不能懂得回头是岸这一条道理了。
学术界百家争鸣，与右派分子假借学术名义进行政治阴谋活动，完全是两回事。偶然走火失火，与右派分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有意放火，又完全是两回事。放火必须严厉禁止，争鸣必须继续提倡，这都是确定不移的方针，也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反右派斗争会不会影响百家争鸣的开展呢？照常理说是不会的，但是，也可能引起一些误会，需要加以解释。
第一种，右派分子装出一副哭丧脸对人们诉苦说，你看，共产党不是提倡百家争鸣，言者无罪么？我响应号召，真的鸣了，不料鸣出罪过来，你看冤不冤！听信的人没有想一想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当然言者无罪，右派分子那种飞鸮之鸣，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咎由自取，和言者无罪没有什么丝毫的关系。
如果误信了右派分子的胡说，人们就会对百家争鸣有些顾虑。
第二种，有些人抱着学术至上，与政治绝缘的幻想，以为右派分子讲的也是一种学术，不应该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就是百家争鸣缺少保障。他们没有想到任何学术，归根都是为一定的社会和政治服务的。但学术争论与政治斗争究竟各有范围。右派分子既然用他们的所谓学术作为政治进攻的工具，早已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学术工作者怎么可以不揭穿他们的真面目来予以反击？
如果分不清学术争论与政治斗争的范围，人们就会对百家争鸣有些误解。
第三种，有些人思想上本来有点毛病，在鸣放期间，不自觉地与右派分子共鸣了一番。后来发觉自己走了火或失了火，感到心境沉重，关起门来学南容的三复白圭，不愿再说话。但是走火失火，与放火大不相同。而且思想上有毛病，正应该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借以治疗这些毛病，也应该继续参加百家争鸣，借以不断地增进思想的健康。
如果不想从改正错误中求得进步，人们就会对百家争鸣有些消极。
顾虑是可以打消的，误解是可以改正的，消极是可以化为积极的，如此等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各种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百家争鸣的方针宣布以后的景象。学术界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无论在社会科学方面，都自由地展开了争论。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争论更显得活跃。就历史学来说，许多史学工作者自由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自由地提出对不同意见的批评，也自由地对不同意见提出反批评，一翻史学刊物，这种情形是很显著的。史学界争鸣不只限于笔鸣，而且还提倡舌鸣。例如北京大学特设史学讲座，邀请国内史学工作者，也邀请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史学工作者登坛讲学。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一定还会有些大学继之而起。有谁能说鸣还不够自由呢？有谁能说争的自由受到阻碍呢？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等右派分子，假借名义，实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不是学术界中的一家而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野心家，他们当然不得享受百家争鸣的自由，理应得到的只能是人民的迎头痛击。大半年来的事情，历历如在眼前，百家争鸣的园地十分宽广，这不是千真万确的证明么？
今后，只要不是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目的，假借百家争鸣来进行政治阴谋活动，学术界在这个园地里，仍然有鸢飞鱼跃的充分自由。能不能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如果看到有某些缺点错误，认真地提出积极性的批评和建议，不只是可以，而且还要受到欢迎。能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呢？当然可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有来将对阵，帮助自己得到锻炼发展扩大的机会，从这一意义上说，应该是值得欢迎的好事情。
百家争鸣，当然要有辩论。马克思主义者不怕人们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也应该不怕人们的反批评。我们应该只服从客观的真理。王守仁和王艮虽然是唯心论者，但是他们的论战的精神，我看很可以学习。王艮第一天见王守仁，进行剧烈的辩论，结果是从上坐改侧坐，又从侧坐改下拜称弟子。回去一想，觉得自己道理还蛮多，第二天见王守仁，声明取消弟子名义，再据上坐展开辩论，结果还是失败，重新下拜，终于成为王门大弟子。百家采取这样的态度来争鸣，就是严肃认真的争鸣，就会对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国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各个方面都蓬勃地在发展，学术界也并不例外，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气象是活泼兴旺的。学术界败类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等等右派分子，曾经以政治阴谋活动玷污了百家争鸣的园地，我们学术界同仁必须无情地和那些败类作斗争，务必取得全胜的战果，让我们的园地变得更加洁净、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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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术与政治
林聿时
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直接表现形式，是敌我问题。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主张必须分清敌我，因为它是属于人民外部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学术，归根结蒂是为政治服务的。“为学术而学术”、超政治的学术，是不存在的。学术上的争论有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阶级斗争。但它毕竟属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在人民内部，思想问题我们主张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争辩的自由。有批评与反批评的自由。
我们之所以主张在人民内部一定要有学术思想的自由，因为它是繁荣文学艺术、发展科学、发展真理所必需的。我们又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对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实行专政，因为它是保障祖国的独立富强，保障人民的自由幸福所必需的。这是一条不容混淆的界线。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竭力混淆这一条界线，以便利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当共产党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政策解释为政治口号。他们把各色各样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都叫做“鸣”，都叫做“放”，并且在天气“寒”“暖”问题上大做文章。更加恶毒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许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疯狂的攻击，说这就是“放”；不许党和人民对他们进行反批评，把反批评叫做“收”，好把党和人民的口封住。右派分子吴景超3月间在“争鸣”月刊召开的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就公然提出“百家争鸣最好能与互相监督的任务联系起来”，并且说，争鸣必须“针对着目前的国家大事而发”。这是有意混淆政治与学术界限的典型例子。
但是当反革命的政治阴谋被揭穿，资产阶级复辟的希望已成泡影的时候，这些右派先生们又极力把政治问题说成是学术思想问题了。顺便举一个例子。就是同一个吴景超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最近召开的座谈会上交代说：“去年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我对百家争鸣体会得不对，认为社会学也是一家，也应拿出来争鸣一下。”你看，他“恢复社会学”原来是响应“百家争鸣”的号召，这怎能把他当作政治上的右派呢？事实是怎样呢？吴景超不但是罗隆基智囊团的核心人物（罗的主要反党言论都是和他商量过的），是章伯钧“政治设计院”的献策者，是六六阴谋会议参加者，而且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活动的策划者。年初在新建设杂志发出“恢复”社会学信号弹——“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的就是他。在六九会议上，极力主张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搞四个社会学系，并且力争在人民大学首先设系的也是他。难道“百家争鸣”的方针曾经号召过谁去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活动吗？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牵扯到“百家争鸣”上来？右派分子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居心是很毒辣的。他们认为这样做，既便于混淆视听，争取社会同情，又可以对“百家争鸣”政策放出一枝毒箭：“要嘛，你就坚持‘百家争鸣’政策，把我的反动活动当作学术问题处理；要嘛，你就宣布学术思想上没有自由，‘百家争鸣’只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我们正告右派分子：你们这些阴谋诡计是白费心思的。政治上的右派是一回事，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又是一回事。共产党在学术文化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坚定不移的方针。过去是这方针，现在是这方针，将来还是这方针。即以资产阶级社会学为例，共产党一向认为它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反动学说，是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东西。但是为着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那些过去学社会学的人，虽然明知他们学术思想上仍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在没有发现他们有反革命活动之前，我们不仅给他们以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而且还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争鸣，实行自我改造。许多报纸刊物都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许多单位还邀请过他们座谈。甚至于还积极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希望他们能够进行一些对于社会有益的研究。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另有企图。原来他们企图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企图利用学术研究的幌子，在幌子后面贩运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私货。今天，他们政治阴谋被揭露了，这些政治野心家成了斗争的对象。这能怪谁呢？难道是“百家争鸣”方针的罪过？
也许有人会问：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改变了对待社会学的态度了呢？是不是就不再容许研究社会学了呢？不是的。作为学术问题，我们对社会学还是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即使有人在现在或者将来为资产阶级社会学辩护，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们也还是允许他有争辩的自由。因为那是属于学术思想范围内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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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苏联新创刊两种历史杂志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年新创办了两种历史杂志，创刊号都已经出版。
“苏联历史”
“苏联历史”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机关刊物，由м·п·基姆主编，每年出版六期。
编辑部在创刊词中说明这个刊物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不断地提高苏联史学家们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同时给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以有力的打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编辑部号召史学家们严格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同时必须克服教条主义。
“苏联历史”将经常提出本国历史上的各种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登载各个时期的重要史料，评论国内外史学界关于苏联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报道苏联历史的研究情况。
第一期发表了七篇论文，三篇是研究苏维埃时期的历史，四篇是研究革命前俄国的历史。
除论文外，报告、书评、国外对苏联史的研究、科学活动等栏在创刊号中占了六分之一的篇幅。国外对苏联史的研究一栏，包括对外国出版的有关苏联史著作的评论和介绍，以及国外对苏联出版的历史著作的评论。
“近代和现代史”
“近代和现代史”也由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总编辑是东方史专家А·А·古柏尔，每年出版六期。
创刊号以“为了创造性的研究近代和现代史”为题发表社论，说明了这个刊物的宗旨。社论指出，近年来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企图利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机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对民族解放运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力量大举进攻；在意识形态方面歪曲历史，企图以修正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由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用死板的公式，历史学家必须加强布尔什维克党性，通过科学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社论回顾过去四十年来苏联历史科学的成就后，接着列举近代现代史研究方面的一些缺陷。特别指出，要具体揭露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的反动性，必须充分了解研究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全部著作。因此，“近代和现代史”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科学地批判国外近代和现代史的著作，同时区别和利用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科学作出的新的有价值的贡献。为了完成以上任务，应加强情报和目录学工作。杂志将特别注意国内外书刊的系统评介，和重要档案材料的刊印。此外，应和外国进步史学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史学家作有计划的联系。
创刊号首次刊印了恩格斯和拉法格夫妇在1871—1872年间的来往信札十封，这部分材料是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所供给，没有刊入法国出版的“恩格斯和拉法格夫妇通讯集”第一卷中。这部分材料对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末期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有重大意义。
除社论和初次刊印的资料外，杂志内容分四栏：论文、报告、书评和目录、科学活动。创刊号刊载六篇论文、一篇报告、五篇书评和十四篇新书介绍。此外，还有索引两种：“1956年出版的苏联历史家关于近代现代史的著作索引”和“1956年苏联刊物上发表的关于近代现代史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后刊载一篇编辑部为悼念潘克拉托娃院士所写的短文。　（涵、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