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9-04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8版()
专栏：横眉小集

横眉小集
章乃器的“是非”
飘然
章乃器说：“首先要明辨是非”，“要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
是非是应明辨的。但章乃器的是非是什么？他说：“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
“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因此，我们不能把定息说成剥削”；
“教条主义者笼统地不加分析，说民族资产阶级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还有两面性，工商业家是惊心动魄的”；
“我本是个左派，你们硬把我做右派”。
资产阶级的“是”，无产阶级以为“非”；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以为“非”。章乃器美化资产阶级，要阻碍资产阶级分子继续改造，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埋伏。他总以为他是“是”的。但这是资产阶级的“是”，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越辨，章乃器的“是”越陷于孤立，连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出来斥责他了。论曰：
“众人皆非我独‘是’，资产阶级犹有魂；检讨‘有所提高’，箭头仍是进攻；吁嗟‘独行其是’兮，谁知我的苦衷”。
个人
黄肃秋
人们如何热爱党啊！正因为如此，才尊敬有着三十年党龄的党的文艺工作者。
但是我们试着把冯雪峰的三十年党龄中除掉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时间，除掉他和丁、陈反党集团勾结的时间，除掉他同党闹独立、闹分裂的时间，就只剩下一个阴沉的、骄纵的野心家的冯雪峰自己了。
高尔基在“个性的毁灭”中写道：
“个人，如果单靠自己，如果置身于集体的关系之外，置身于任何民众的伟大思想的范围之外，就会变成怠惰的、保守的、团结与生活发展相敌对的人”。这正可以给冯雪峰作写照。
书不能做靠山
沙蕾
丁玲向人宣传：“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她这样说，倒是真实地倾吐了她的“肺腑”的。她写了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自以为是名人了，打她不倒了，便鬼鬼祟祟地在搞反党集团活动。她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成功，可能篡夺到文艺界的领导权；如果失败，反正自己有了“一本书”。
丁玲，你错了！你能写出一本对人民有益的书自然是好的，可是你的写作动机为什么，是为了怕被“打倒”。“一本书”哪能作为做一切见不得人的事的护身符啊！霍华特·法斯特不止写过“一本书”，他的名气也比你大得多，一旦他背叛了党，便给人民“打倒”了！
“一本书”是不能作为不被打倒的靠山的。
假唐·吉呵德
顾延龄
章罗联盟在上海骨干之一孙大雨，在他的丑恶面目被揭露之后，他还恬不知耻，以“思想战线上的唐·吉呵德”为自己掩护。
真唐·吉呵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而假唐·吉呵德却是企图蒙蔽过关而已。可是，人民未必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假唐·吉呵德把诬告大批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士为“反革命”的罪行，说成是对党“赤胆忠诚”，“死抱着‘愚忠’不放”。意思其实很明白，他极端仇恨我们的革命干部，他指望我们许多优秀的革命干部一个一个走上雨花台，于是乎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又被踏到十八层地狱里！揭开来看，原来他所效忠的党，不是工人阶级的共产党，而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国民党！
直到现在，孙大雨还一面装疯卖傻，一面血口喷人，恶毒的向党进攻。假唐·吉呵德的这种耍赖丑态，如果你当真只认为他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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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的主人
——三门峡散记之二
雷加
有一天，我同书记同志一起去听传达报告。汽车在新公路上行驶，向新城走去。
我不能想像没有这条公路之前，这里的居民如何生活的？更不要说要是没有这条公路，三门峡的工程如何能够开始了。公路修筑在将来水库的标高之上，它顺着黄土高原的脊背爬行，有连续的陡弯和数不清的危险信号牌。但是路面十分讲究，这是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设计的。如果沿路的小树长大了，水库修成之后，在银幕上就会出现一个如画的镜头。现在，汽车牌号又杂又多，甚至吉普车在拉家具，或者用载重汽车拉人；那时，将是华丽的游览车或是新型的轿子车，在风驰电掣地兜风了。
迎面正好开来了一辆拉人的载重车，上面坐着由工程局到工地去的工作人员。两个司机照例互相点头，我们和载重车上的人，在并车的时候也互相张望一眼，默默地致意。
载重车刚走过不久，我们的车也陡然停住了。原来在公路中央，发现了一册书。
这是一册“把一切献给党”。
这本书的主人是谁呢？不用说是刚才走过那辆载重车上年青人的。又是哪个年青人呢？他携带的计算材料过多才失落了它呢？还是他当时就发现了，因为不能停车，忍着心痛望着它跌在公路上呢？
翻开那本书，除了一张含义不清的小纸条之外，别无发现。至少这是一个爱书的人，甚至连个名字也不肯写在上面。
书记同志合上了那本书，神色迷惘地说：“怎么能够找他呢？”
我说：“也许会找到的！”
这样，我天天在留心找这本书的主人。
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我不禁想起了过去的年代。1945年冬天，当我在东北的一个工厂工作时，那里的工人多半是三十岁以上的老工人。他们不但使工厂恢复了生产，并在国民党破坏了工厂之后，又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修复起来。他们的技术是从经验中得来的，缺少的就是文化。我记得我如何教给他们唱第一支歌子——东方红。我记得在开展文化学习时，一支铅笔握在老工人的手里，竟比一根拔杆还重。他们拿起了铅笔，眼睛既沉重又惶惑；但是当他写出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的时候，又像孩子一般地笑了。
如果叫我在他们身上发现谁的身上吃的苦最多，也许有困难；然而如果谁有一册什么书，我却能一口就说出来。可是，现在不那么容易了。有文化的年青人这样多，而且差不多每个年青人又都读过“把一切献给党”。
我曾经问过几个人：“你有‘把一切献给党’吗？”他们回答说：“我有一本；但是我寄给我的妹妹了。”“我也有一本，别人借去了。”或是，“我的那本，这不是还在枕头底下吗？”这册书的主人到底是谁，却是茫然没有下落。
叫作“乌拉尔人”的三方电铲投入生产以后，展开了学习热潮。初中班，高中班及中等专业班都开始招生了。
教育科的一个女同志，在电铲中队门口摆上一条凳子，她的背后一张白纸上写着职工夜校招生几个字，她的面前立刻围拢了一群年青人。挤在前面的一个说：“我是头一个吗？”
“不，你们队长早就报名啦！”这位女同志答。
“那就给我写上吧！”
对话开始了。问他的年龄，答十九。问他入哪一班，答高小班。但是高小他已念过了。他不愿意再从头学代数，为了温习，就从下册开始吧！第二个人进初中班，问他有没有书的时候，他有些生气地答：“我学过的书都随身带着，这还用问吗？”第三个也是一样，进初中班……我站在他们身后，感到了他们的求知的热切的心，就像他们在三方电铲司机室中，所感到的滚烫的发动机一样。
对话越来越嘈杂了，因为好几个人在争着报名。虽然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报名的机会；但是，他们觉得惟独自己的学习愿望，不能落在别人后面。
三方电铲投入生产，已经快两个月了，而开电铲的仍是由兄弟厂矿临时调来的人。他们感谢这种支援；但是，他们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不能在合同期满之前学好技术呢？自己是三级工人，三方电铲司机又需要六级技术，他们大胆地想：在这个突飞猛进的时代，可以被时间吓住吗？为什么不能跳过时间迎头赶上呢？
电铲队的年青统计员，有一天对我说：他从小失去父母，流浪的生活使他喜爱哲学，也喜爱文学；但是他说他更爱技术和工作。那个星期六的午间我遇见了他，我问道：“你怎么不睡觉呢？”他揉着自己的眼睛对我说：“不，明天上午我要考试了！”第二天的午间，我正在午睡，他走来敲我的门，他小声地说道：“我考过了，把那本‘人民文学’借给我……”他去了之后，我想像着他一定考得很好，他的心刚刚为数字鼓舞过，现在又为这本厚厚的杂志颤抖着了……
有一次又遇到书记同志，他忽然问我道：那册书的主人找到了吗？
我怔了一会；但是我说：我找到了。那就是报名职工夜校的那些人。他们为了自己的技术既比不上苏联司机的水平，又比不上兄弟厂矿的司机水平，看去这似乎是一时不能克服的困难；但是这些把一切献给党的年青工人，今天在职工夜校报了名，就等于向党宣了誓，明天他们就是三方电铲优秀的司机，向岩石进军的先进工作者了。我记起了那个年青的统计员，心里想道：到处都是把一切献给党的人，将来纪录这些英勇的事迹的作者，也会同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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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嘴里的“宗派主义！”
邹荻帆
他是个杂志的编辑，
无穷的“忿懑”在他心底。
几十次迸出一句话：
“你们有宗派主义！”
这是一篇来稿，
咒骂党领导文艺。
什么“乍暖还寒，
最难将息……”，
什么“昏迷、无知”、“今不如昔”，
他还嫌没有说出“心中事”。
编委们说：“这是向党攻击。”
他说：“这是老作家呀，
你们有宗派主义！”
这是一篇来稿，
受了右派的嗾使。
说什么教授治校，
说什么取消学校党委制。
他还加一个头号大标题：
“思想大革命，文化新五四。”
编委们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
他说：“尊重青年作家、新生力量呀，
你们有宗派主义！”
他还大声呼吁着：
“你们是党员负责同志，
为什么不起来揭露党内秘密？
刊物机关化之后，
为什么就不能像机关枪向机关射击？
敲作协的大门呀，
揭党组的盖子！”
在这里他算碰了壁，
“哦，你们有宗派主义！”
于是他四出活动，
找他的老相识。
要办同人刊、鼓吹“大民主”，
要自由自在攻击党，
像乌鸦飞满天，黑字印满纸，
按照资产阶级的意识，
还要国家出版社无条件给与便利，
仿佛让老虎到马路上去散步，
自由自在地寻找粮食。
全体同志都愤怒地指着他的脸：
“野心家，你打什么主意？”
这时他低头喁喁独语：
“你们还像文艺界？
你们是在围剿我，
你们有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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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听大钢琴家李赫特尔的演奏
李凌
苏联政府派遣了最出色的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李赫特尔第一次来我国演出，在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国音乐界来说，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这位在弹奏技巧上“自伊古莫诺夫逝世以后还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拟的”，和在表现深刻上被誉为“李斯特以后最突出的一人”的大艺术家，能够在我国人民中介绍他的卓越的艺术创造，这是很不平常的。他的到来，如此令人振奋，和受到中国听众的仰慕和尊敬，这也是很自然的。
李赫特尔在第一天的晚会上，表演了莫扎特、舒伯特、舒曼、莫索尔斯基等作曲家的作品。听过他演奏的人，马上就有这样的印象：他不是在演奏“乐曲”，而是沉迷在音乐生命的深处；他忘掉了剧场，甚至忘掉了自身，“把自己全部交给音调去支配”。
我们曾经听过国际上优秀的演奏家介绍莫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的唱片，而李赫特尔对这首音画的刻划，远远超过他的同辈。他把这首音画的每幅不同的意境、情调寄以俄罗斯式的最深的解释。
像“侏儒”的形象和心理状态， “古堡”的暗淡、悲怆，“孩子们在就勒里花园”的天真烂漫的嬉戏心情，“牛车”的沉重压抑的心境……等，不仅使听众感受到每幅音画的色彩的变化如此特异，而且使人透过音乐，领会到作曲家对每幅图画所流露的社会态度。如像“里莫其市场” ，李赫特尔一方面体现了那熙熙攘攘的市场景况，同时也表现了作者讽刺的真意：那就是“贵族夫人新装的假牙，会比别人找回一条失去的牛更动听得多”。从乐曲里经常出现的漫步乐节，每段都因图画所带给看画人的不同感染的处理，很显明的可以看出演奏家深刻的想像力。
李赫特尔所表演的舒曼的“托卡塔曲”，特别使人惊叹。从最初几个强烈的和弦开始，立刻就把人们的心弦紧紧地扣住了。他很快就把人带进乐曲的主体，充溢着热情，奔流直泻，到达顶点。一种青春的热力，在每个听众的心里燃烧起来。曲中快速、火热、清晰而富毅力、均匀而优美的表现，不仅是中国听众第一次聆听到这样卓绝的演出，恐怕国际上也是不可多得的。
从他的演奏所体现出的每个作曲家的性格，是细致而周到的。像舒伯特的“即兴曲”（bE大调），那种轻快流畅，像泉水一样透明、纯清，以及“即兴曲”（bA大调）的热情、纯朴、层次清楚；尤其是在表现舒伯特所特有的火热的个性，那种恰如其分的表演，真是含蓄周详。
如果你听了李赫特尔在莫索尔斯基的音画后段“基辅城里的勇士们”那些气势浩荡的颂歌，你会想到他在表演莫扎特时是如何小心地克制自己，尽量使心灵接近这位天真无邪的、细腻柔美的作曲家的深处。
莫扎特的性格和他所处的时代精神，常常和当代演奏家有着一定的距离，只有广博而深邃的大家能越过一切障碍进入他的内心。我特别喜爱李赫特尔对“a小调奏鸣曲”第二段（行板如歌、有表情）的描述。那色调如此明媚、秀丽、柔情，他不像在弹琴，而是在说话；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说得那样自如、那样由衷。拍子、句读对他已经没有必要了，他只在细致地、情深地吐露心中的声音，谁都会被他那些清新、芬芳的音调所陶醉。
李赫特尔就是这样卓越，远远越过一切困挠，支配一切达到了艺术创造的高峰。
中国的钢琴艺术异常年青，好些经常表演的青年钢琴演奏者，还是解放以后才培养出来的。李赫特尔大师的到来，是这些青年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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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旗（外一章）
李耕
当第一面红旗在我故乡的城端飘扬，我开始获得了真正的生命。从此，红旗亮在我的心底，它像桥、像一双扶携我的手；它像信鸽，像一双明亮的眼睛。……使我挣脱了苦痛的绊羁，灾难的深渊，奔驰在艰辛而又平坦但却是战斗的征途上。
飘扬着的红旗啊！常使我想起母亲飘动着的鬓发，使我想起战友一支军号上的飘动着的红缨，使我想起祖国一个个城镇边沿上飘动着的林木，那江河上飘动着的白帆。
于是我，在硝烟弥漫的日子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将第一面红旗插上祖国高高的山尖，遥远的边地。红旗，在云端飘；红旗迎着从友邦飘来的微风。
红旗啊！你给了我多少英雄气概。
战号
当战号吹响的时候，战马，在昂颈高嘶，刺刀，闪烁着锋利的光芒，一切钢铁的声音，在沉着地等待着向敌人前沿阵地轰鸣。
这时候啊！我底战友，除了以无比的智勇去战胜敌人，什么也不会想，也没有想。那怕是慈母的呼唤，爱人的嘱咐，最使人羡恋的杜鹃的歌唱，多情的竹笛的吹奏，都不像战号这样激动过我。
战号，是这些声音的总和，散发着嘹亮的最强音。
如今，虽然我不再听见战号的声音，可是我，耳边却经常回响着战号的召唤。一次报告，一篇社论，一页文件，一首短诗，都像战号一样在激动着我。
战号啊！我前进中的生命是少不了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