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9-04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彻底击溃右派　深刻教育群众
上海全民性大辩论大获全胜
开得有声有色有理有力的上海二届二次人代会昨天闭幕
新华社上海3日电　新华社记者穆青评述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情况说：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激烈论战了十七天之后，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已经在今天闭幕。经过这次空前未有的全民性的大辩论，上海右派阵线已经崩溃，群众斗志昂扬，热烈欢呼反右派斗争中又一次的重大胜利。
这次会议开得有声有色、有理有力，从头到尾贯彻了说理斗争的精神。参加会议的近千名代表和列席人员，人人都携带大批材料，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右派分子展开斗争。仅在大会上发言的或书面发言的有六百余人。全市七百万人民也密切注视着这场大辩论的进展，每天都有许多信件和揭露材料送到大会会场；会内会外相互配合，形成了反击右派的浩大声势。大会允许右派分子充分阐述自己的论点，拿出证据，甚至允许他们请人为自己辩护。十几天来，代表们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由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到每一个具体事实的细节，都经过反复的对质和辩论，直到他们理屈词穷，无话可说。这样使真理越辩越明，真正作到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右派分子沈志远、陈仁炳、孙大雨、王造时、陆诒、张孟闻、夏高阳、许杰等，这些几个月前“风云一时”的所谓“首脑”、“军师”、“理论家”……，都在这种反复申辩、反复批驳下，被驳得语无伦次、丑态百出，最后不得不低头认输，向人民请罪。作为上海反共反社会主义主力的章罗联盟上海小集团，现在已经彻底分化瓦解，阴谋已完全暴露。少数反动透顶的右派分子如彭文应之流，仍然采取极端无耻的狡赖手段，继续与人民为敌，进行顽抗，已为全市人民所唾弃。
这场大辩论的生动事实深深地教育了全市人民，使他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认清了大是大非，上了社会主义最深刻的一课。许多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代表，随着斗争的深入，日益认识到反右派斗争对于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意义，认识到反对右派分子不能有温情主义，不能对他们讲“忠恕之道”。一个医学界代表起初怕伤害了右派分子的“羽毛”，但经过十几天的辩论之后，他恍然大悟地说：“右派分子是狼，一定要狠狠地打！”会场上可以看到许多原来不大发言的人，后来都争先恐后起来和右派分子辩论。有些知识分子代表听到工农代表充满了革命感情的发言，感动得为之流泪。在中午和晚上休会的时间内，很多代表都自动留在会场，三三两两地研究右派分子的材料，积极地准备参加斗争。七十多岁的代表徐森玉患有风湿症，行动不便，听了彭文应的无耻狡辩后也忍不住了，他满腔愤怒地上台驳斥彭文应说：“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我不能沉默！”
在大鸣大放的风浪中一度迷失方向的人，也觉悟过来，自动在大会上作了检查，痛心地批判了自己的错误言行，感谢共产党把他们从危险的边缘挽救过来。
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知识分子代表，都把这场斗争看作对自己的最严重的考验。有的代表说：“土地改革我不是地主，三反我没有贪污，五反我不是资本家，唯有这次运动对我的震动最大。”有些代表认为由于自己存在着个人主义、名利观点，容易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生共鸣，站不稳立场，分不清是非。因此，他们深切地体会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体会到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方向。他们表示要很好地改造自己，立志作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次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斗争方法，在彻底击溃右派、深刻教育人民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事实证明，在我们的国家里，觉悟了的人民是能够明辨是非的。通过这次群众性的大辩论，使真理为群众所掌握，就能产生无穷的力量。
上海过去长期是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的重要据点，又是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影响较深，因此上海反右派斗争的任务是繁重而复杂的。这次上海市人代会的大辩论，树立了一个生动的榜样，使全市反右派斗争深入和提高了一步。在大会的推动下，现在从各系统、各阶层到各个基层都开展了说理斗争。在上海，现在形成了一个全民大辩论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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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建会必须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孙起孟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为题的社论，对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组织面貌以及今后的方针任务，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论证。这篇社论，对于各民主党派说来，应当看作一种帮助自己进行改造，使自己能够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因素的思想武器和指导力量。今后的事实会证明：这篇社论，将在各民主党派前进的道路上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角度看来，社论向各民主党派提出的进行自我改造的严重任务，是同它的情况完全相符的。对于这一点，民建会的同志们具有特别深切的体会。这是因为民建会在去年的二中全会以及此前的中常会扩大会议上，就曾经同右派分子章乃器在资产阶级两面性、阶级关系等原则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这个会议是以一致通过批判章乃器的反动立场的决议为结局的，这是批判右派的一次很大的胜利，但是从会议前后的情况看来，章乃器在工商界中的确并不孤立。他自诩为“资产阶级的他心通”，这句话是又不对又对。又不对，是因为他同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一面是不通的，又对，是因为很多工商业者的资本主义立场这一面是同他息息相通的，至于工商界中的右派分子则同他本来是一丘之貉。工商界中这种政治立场没有得到必要的改造的情况，从党整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暴露得更为明显。大量的事实证明：由于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不仅在政治路线上，而且在组织路线上，的确存在着想搞两个民建会的问题：一个是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民建会，一个是接受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建会。搞右派民建会的，在全国有章乃器挂帅，几乎各地都有他的虾兵蟹将。篡改民建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只是右派分子整个反动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阴谋，当然远不止此。这些事实说明什么？说明民建会确有必要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确有必要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这个自我改造工作大体上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政治方面，二是组织方面。政治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对所属组织和成员的政治立场进行必要的改造，使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都能够逐步地、认真地克服资本主义立场，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组织方面，就是要对所属组织进行必要的整顿，改变领导机构中任何足以障碍实现政治改造的组织情况，健全会的组织基础，使组织面貌不仅同政治改造的要求相适应，而且能够保证坚决贯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
上述的改造，是必须实现、也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决不能设想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发动群众，就会实现。各民主党派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一场把全体成员动员起来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任何集团和个人，只有投身在斗争中才能够改造自己；离开斗争，是很难得到什么改造的。因此，我们要是完全同意以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作为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的话，就必须以最大的积极性来参加、支持、推动以至领导正在进行中的整风工作。
社论指出：批判右派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关键和决定性步骤。这一点，我们在参加民建会、工商联的反右派斗争的工作中有着亲切的体会。只有把反右派斗争搞得深、搞得透，才能够使成员和组织在一般整风中深刻地而不是浮泛地辨明根本是非，改造政治立场。当对于右派分子的揭露越彻底、批判越深入的时候，我们不是感到自己同时也在接受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吗？从形式上看，是在对着一个个右派分子进行批判，实质上是通过这个向群众进行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因此，决不能认为开展整风就意味着反右派斗争的结束或者反右派斗争可以草草收兵。一般整风要在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基础上进行，而批判右派的工作，也要在整个整风运动中始终贯彻。孤立和分化右派分子，显然不是在反右派斗争的阶段中所能完全作到的，需要在进行一般整风的时候继续孤立和分化他们。一般整风越加开展和深入，也即愈来愈多的人批判和改造了资本主义立场，愈来愈多的人向左转化；在这样情况下，右派分子就会陷于越来越加孤立的困境。摧毁右派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是对右派最沉重的打击。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批判右派在整个整风运动中的决定作用，而且看到一般整风对于孤立、分化右派的重大意义。
社论提到民主党派的整风领导必须有坚定的立场的问题，这一点值得我们多多自省。所谓坚定的立场，应当是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也即坚定的左派立场。以右派的立场来领导整风固然是个骗局，以中间的立场来领导整风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中间立场的主要表现是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搞得差不多了吧？慎防斗争过火啊！等等。偏差和错误应不应当注意和防止？完全应当，但不是为了缓和反右派斗争而是为了加强反右派斗争，是为了对右派分子斗得越准，斗得越狠。有右倾情绪的人提出的问题是很相似的，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却大不相同。他们所希望的是运动适可而止，斗争尽快结束。显然这种情绪和想法只会有利于右派而不利于反右派。所以说，温情主义是右派的防空洞，右倾情绪是右派的代理人。这一些，同整风领导必须具有的坚定立场是毫无相似之处的。根据民建会、工商联反右派斗争的现状看来，应当注意的问题也正在这里，因此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防止和克服的偏差，倒不是什么斗争过火等“左”倾问题，而是相当普遍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的问题。
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在京领导人员，已自前日起举行集会，学习和讨论这篇社论以及8月27日人民日报上所载的李维汉同志的谈话。再过几天，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就要开始举行。两会的领导集团都将从上述的社论和谈话中取得教益，改进工作，把反右派斗争和整风更好地开展和深入下去，并且从运动中进一步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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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效忠丁陈集团　鼓励右派进攻　宣扬托派理论
李又然是反党丑类的帮凶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仍在继续深入进行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会上，进一步揭露出丁、陈集团的走卒李又然一系列的反党言行；并对艾青、罗烽、白朗等的反党言行也作了揭露和批判。
会上揭露：李又然和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关系是历史悠久的。早在1942年，他们在延安就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
1950年，李又然从东北来到北京。1951年，丁玲就把他安插到她所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作教员。李又然逢人便为丁玲吹嘘，丁玲和陈企霞也在他们主编的“文艺报”上，为这个十多年来只写了几篇杂感的李又然吹捧。1954年，陈企霞因抗拒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对“文艺报”错误的检查，受了党的处分后，李又然百般安慰和支持陈企霞，并一唱一和污蔑这次检查。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李又然公开表示同情胡风分子。肃反运动中，党审查了他的历史。他对党的审查采取了抗拒态度，而且坚决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党让他对结论提出意见，他不提，却对别人造谣说：党拖延不给他做结论。
1956年作家协会召开肃反总结大会前，李又然曾和陈企霞密谋在会上如何向党进攻。李又然不但配合陈企霞攻击肃反运动，并且鼓动别人翻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国际上出现的一股反共浪潮，给了他们很大鼓舞。李又然说：“时机到了。”又说：“丁玲的眼睛都充满了快乐。”于是他们就疯狂地向党反扑。李又然更到处奔走为丁、陈翻案。李又然对陈企霞说：“我要杀人！”陈企霞说：“我真想放火！”李又然说：“我现在才体会到‘打渔杀家’中的一句台词‘要杀他的全家，方消我的心头之恨！’的情绪。”他在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叫嚣着：“我仇恨！我仇恨！”又说：“我很后悔参加革命、入党。”
大鸣大放期间，李又然拉拢“诗刊”的右派分子唐祈、吕剑为丁、陈翻案。吕剑是个叛徒，解放后被清洗出党了。李又然企图把这个叛徒重新拉进党内，鼓动吕剑翻案：“你的党籍问题，可以重新提出来。”
李又然对唐祈说：“你要在党外保卫党，整风时，你要讲话，群众讲话有力量。”并说：“对他们（指党）不要容情！这是一次考验，要大胆讲，不要有顾虑。”
唐祈、吕剑果然在整风的各种会议上，向党猛烈攻击，诬蔑肃反运动，并到处叫嚣：“作家协会的盖子未揭开（指丁、陈问题）。”他们并勾结“文汇报”的右派分子梅朵、姚芳藻企图公开丁、陈问题，借此攻击党的领导。他们和李又然经常交换向党进攻的情况，互相祝贺“胜利”，李又然并向别人夸奖唐祈是“站在党的门口保卫党的哨兵”。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李又然再三叮嘱唐祈和吕剑：“要镇定！反右派斗争就会过去的，不会有什么的。”
李又然所以如此仇恨党，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他早在1928至1932年，曾到过法国，在法国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不久就自动脱党了。据他自己说，当时，他对第三国际和法国共产党中国支部非常失望，完全同情托洛茨基，认为托洛茨基有“大功劳”，是“大天才”，但在苏联却受“排斥”和“打击”。李又然说：“我从欧洲回来，带回对托派的同情，带回对共产党的失望。”并说：“回国以后，如果参加政党，我就加入列宁主义左翼（即指托派组织）。”
1932年，李又然回到上海，经一托派分子介绍，认识了重要托派分子王独清，从此和托派分子过从甚密，他从托派分子那里借阅托派的书籍，并向别人推荐传阅。当时，他完全附和托派破坏中国革命的宣传，向人传播：“中国只有全部工业化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放弃世界革命”等谬论。
1941年，李又然到延安后，经丁玲、江丰介绍，重新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他的极端反动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改造。他经常散布反党言论，对党进行诬蔑。
1942年，丁玲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版上发表了托派分子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和她自己写的“三八节有感”，对党、对革命进行了恶毒的诽谤，李又然对此大加赞美。在斗争王实味的时候，李又然对王表示同情，不但去“慰问”王实味，并公然为王开脱说：“我们是了解王实味的，王实味是能相信的，王实味的发言我是感动的。”李又然还动员他的反党好朋友萧军为王实味辩护。就在这个时候，李又然也大写反党文章，恶毒地攻击党。在他的“鞭尸”一文中，他诬蔑延安的革命干部说：“马列主义只是一套新衣服，……新制服，——新形式。我们心里仍旧是旧的、旧习气、旧内容。……许多人以此得到学位、享受、权利”。并说，这是“新形式旧内容，这是刽子手，血污的刀插进在革命的刀鞘里。”
会上揭露的大量事实说明，李又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已经腐烂透顶了，从他身上已经嗅不到一丝一毫的共产党员气味。他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拉拢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在一起“言不及义”。他对人的吹捧、恭维，到了使人肉麻的程度，你要是画家，他就说你画得好；你要是作家，他就说你写得好；你要是青年，他就说你有前途；你要是老年人，他就奉承你有修养，……总之，你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应有尽有，百货俱全。他为了吹嘘自己，甚至无耻地编造一套自己的历史，招摇撞骗。他从来没有被敌人逮捕过，却无中生有地对叛徒吕剑说：“我住过国民党的反省院，受过考验，有些人在反省院里写自首书，这没有什么，是可以体谅的，不过我没有写过。”他的编造既照顾了对方，又吹嘘了自己。
他满脑子的名位思想，甚至达到这样惊人的程度：他甘愿充当丁、陈反党集团的走卒，不以此为耻，反而经常对人说：“我是一个小人物，大事件（指丁、陈问题）落在我头上，我就变成大人物了。”
他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教员，让他讲法国文学的课，他却拒绝不讲。他在文学讲习所五年期间，只勉强上了十课。最近一年来，他一课也不上，却每月领取高额薪金。但他还不满足，还向党争级别、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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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丰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
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
会上揭露：在大鸣大放期间，艾青不但勾结“文汇报”的记者、右派分子梅朵、姚芳藻，告诉他们所谓“文艺界的两个底”，诬蔑党批评丁、陈和江丰是“党内宗派主义”，挑动“文汇报”向党进攻；而且，长期以来奔走在丁、陈、江丰、吴祖光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之间，散布反党言论，并为他们传播消息。
艾青到处为丁玲“喊冤”，替丁玲“诉苦”。丁玲常常通过艾青，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决定对策。整风运动开始时，丁玲对艾青说： “我先沉默，不发言，叫他们（指党）摸不到我的底。”并说：“艾青呵，你发言时可以告诉他们，怕，不敢提意见，怕报复。”并说她自己就这样说。丁玲还把党要审查江丰的消息告诉艾青，嘱咐艾青去转告江丰：“现在不能乱说”。艾青都一一按丁玲的嘱咐行事。
丁玲和陈企霞为了掩盖他们的反党活动，有时不直接来往，曾由艾青通风报信，传递消息。艾青也十分同情陈企霞，为陈企霞受党的批评抱不平。
艾青和李又然是反党“老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谩骂党的领导。艾青和江丰更是亲如手足。江丰受到党的批评后，艾青到处说，这是党“要在政治上一棍子打死江丰”。今年5月，江丰煽动了一批画家，抬着他们的油画到文化部去示威。示威的头一天，江丰集团的一部分人聚会密谋此事，这个聚会就是在艾青家里进行的。
艾青和吴祖光在一起是“无话不说”的。在吴祖光面前，他诬蔑党内阴森恐怖，说“党内没有民主”，“党内没有温暖”，并说：“你不是党员还好点”，“党是无情的，专整人。”他向吴祖光表示：后悔入党，入了党不自由。还说：“入党有啥好处，入了党还不是被人家指着鼻子骂。”他甚至不顾党纪，把许多党的秘密泄露给吴祖光，连吴祖光都说：“如果我把艾青对我说过的话报告给组织，艾青准会被开除党籍。”艾青甚至在党的会议上，也散布“党内做人难”，“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谬言论。
会上指出：艾青的反党思想的根，是扎在他那极端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艾青入党十多年来，一直把个人摆在党的上面。他常常说，他入党前已经是一位“名作家”“大诗人”了。因此，他认为自己是“有资本”的，他的入党是给党带来了“荣誉”，他可以向党讨价还价，以特殊党员自居。党给他重要的工作岗位，他不满足，说他“在文艺界是受排挤的”，“在党内吃不开，是个跑龙套的角色。”他和丁玲唱一个调调，认为他写了诗，出了集子，他就一切都不怕。当他犯了错误的时候，党也不能碰他。他曾对吴祖光说：“我犯了错误，党也不能怎样我，我在国际上有地位，党也得考虑影响。”党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迁就他，他就对党心怀不满，诬蔑党打击他，说他是“生活在逆境中”。
艾青在道德品质方面，也是极端恶劣的。他一贯玩弄女性、道德败坏。党一再严厉地批评他，教育他，他不但不感谢党对他的挽救，反而对党不满。
会上指出，艾青近年来的创作越来越缺少革命和生活的气息；他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曾经写过一些好诗，但由于他严重的个人主义长期没有得到改造，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了。他只有革面洗心，痛改前非，才能在政治上和创作上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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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烽白朗串通丁陈向党进攻
罗烽早在延安时就同丁玲一唱一和诽谤革命
会上，还揭露了罗烽、白朗和丁玲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丁玲和罗烽、白朗经常在一起，交换情况，谋划如何向党进攻。罗烽以支部书记的身份，以协助作家协会党组处理丁、陈问题为名，有计划地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委骗取到有关丁、陈问题的情况后，马上由白朗给丁玲通风报信，丁玲便根据情况，向党发出一连串的进攻。
1955年，党曾批评了罗烽等人的反党言行，当时他们虽然口头上承认了一部分错误，但对党却怀恨在心。整风期间，罗烽、白朗趁右派进攻的时机，和丁、陈配合，向党攻击。
罗烽的反党行为，并不是偶然的，也有他的历史渊源。1941年，罗烽到延安后，他诽谤党领导下的延安文艺界比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还坏，他说：“延安的文艺界挤和压的作风比之大后方并不逊色，但不同的是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背地里却造谣中伤，不但党与党外如是，党内亦莫不是这样。”
1942年，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版上，发表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后，罗烽写了一篇“还是杂文的时代”，经丁玲的手也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他诬蔑延安是“可怕的黑暗”和存在着“使人呕心的恶毒的脓疮”。他号召作家用杂文的短剑，向处在困难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的党和人民进行攻击。他称赞丁玲发表的“野百合花”等文，他说：“‘文艺’（指‘解放日报’文艺版）编者丁玲同志曾企图使它（指杂文）复活过。”并说他还“嫌它太弱了一些”，就是说“野百合花”之类还不够份量，他希望“‘文艺’变成一把使人战栗”的“短剑”。
会议到8月31日为止，已举行了二十三次。第十九次会议后，在会上继续发言的有：华君武、草明、李季、徐迟、公木、毛星、韦君宜（七人联合发言）、戈扬（和胡考联合发言）、沙鸥、秦兆阳、田间（和康濯、邢野联合发言）、古立高、崔毅、井岩盾、贾克、厂民、杨朔、萧三等四十八人。萧三在他的发言中对自己在和丁玲的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上，大家对李又然、罗烽、艾青等的检讨缺乏起码的诚意，表示极为不满。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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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昔之间
石一迢
不久以前，不少的右派分子都大叫“今不如昔”。不论谈到什么，他们都要发一通“今不如昔”的感慨。在他们的“感慨”中，仿佛时间虽在前进，中国却在倒退，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似乎反而不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了。
中国的现状，如果真是这样，右派分子因而“感慨”一下，这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中国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欣欣向荣地向前迈进，而右派分子却硬说是“今不如昔”。究竟是不是“今不如昔”，这只要将“今”和“昔”的情况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比如：解放前，地主垄断了土地，农民呻吟在苛重的租税下；现在，广大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逐渐开始了富裕的生活，这是今不如昔呢？还是昔不如今呢？比如：从中国建设钢铁工业开始，几十年来，一直停滞在几十万吨的年产量上；解放后短短几年的工夫，钢的产量提高到四百多万吨的年产量上，这是今不如昔呢？还是昔不如今呢？比如：解放前，在中国土地上的公园门前，帝国主义者竟敢悬挂“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对中国人民进行污辱；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正的做了中国的主人，这是今不如昔呢？还是昔不如今呢？类似这样的事实，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证明现在的中国并不是今不如昔，而是昔不如今。
可是，右派分子有他们独特的逻辑，一口咬定就是“今不如昔”。看来，他们似乎并不是瞎说一顿，他们的感慨，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点事实根据的。君不见，龙云过去是“云南王”，独霸一方，为所欲为，现在，既不能“独霸”，又不能胡为；在这一点上说来，确实是有点“今不如昔”了。君不见，黄绍竑过去在广西、浙江，随意草菅人命，屠杀革命者，开人头大会；现在，除过为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以外，也无处施展旧日的威风，在这一点上说来，也同样是有点“今不如昔”了。君不见，罗翼群当年衣锦还乡时何等威风，用手杖一划，上千亩地就算是他的了，现在，当他回乡去搜集农民生活苦的材料的时候，却被农民包围起来，向他进行说理斗争，驳得他狼狈而逃，这也的确是“今不如昔”了。等而下之，类似这样“今不如昔”的人，当然还会有不少。
这些人过去的幸福，完全是建立在无数人的血和泪、痛苦和死亡的基础上，人民早已领教够了。现在，过去那种极少数人享福、大多数人受苦的社会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人民的世纪了。历史的逻辑是这样：右派分子的“今不如昔”，正是人民群众的“昔不如今”。人民群众的“昔不如今”是大大的好事，右派分子的“今不如昔”也不是坏事，也是大大的好事。这里就明摆着一个立场问题，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将今比昔。如果你站在反动的落后的阶级（包括地主、买办、军阀、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他们生活的各色人等）的立场来看，就叫做“今不如昔”；如果你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那就是“昔不如今”。“今”乎“昔”乎，此中奥妙，又如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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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有政治阴谋
费孝通等要为章罗联盟提供向党进攻的“弹药”
据新华社3日讯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于8月30日和31日举行的座谈会上，揭露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是一种重大的政治阴谋，是章罗联盟整个政治阴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会议揭发，费孝通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中，早已道出资产阶级右派叫嚣“恢复”旧社会学的真实意图。在这篇文章里，费孝通给“社会学”规定了任务。费孝通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总题目应当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总题目下面，还规定了许多分题目，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 “知识分子问题”、“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管理制度”等等。费孝通说，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应该由过去学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人来担任，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完全排除在外。
右派分子企图纠集资产阶级 “社会学者”来研究这些问题的用意，从吴景超发表在“政协会刊”今年二月号上的一篇题为“提高民主党派建议的质量”的文章中得到了说明。在这篇文章里，吴景超建议“在民主党派里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对国家大事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吴景超的这个建议，和后来章伯钧提出的所谓“政治设计院”有密切关系，是一脉相通的。他们“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一些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组织起来，作为他们的“调查研究”的队伍，以便利用这个力量，假“调查研究”之名，到处搜集所谓“矛盾”和制造矛盾。
在这两天会上，右派分子陈达、李景汉、吴文藻、潘光旦、赵文璧、袁方等继续作了一些“交代”。他们在交代中，竭力避开实质问题，并且恶毒地利用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来掩饰他们的罪恶活动，企图以此混乱视听。人们指出这些右派分子的“交代”是不老实的，并给予有力的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