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8-24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陈良佐、陈雄、赖慧鹏玩弄政治阴谋
他们把揭发右派分子的历史罪行污蔑为“掘墓鞭尸”并四出联络到处点火，鼓励别人破坏反右派斗争
本报据广西日报消息：陈良佐（民革广西省委常委）、陈雄（民革中央委员、广西省副主委）、赖慧鹏（民革广西省常委）小集团破坏反右派斗争的阴谋被揭发了。6月22日，他们三人联名给民革主席李济深写信（原信摘要见本版“什么话”栏内），反对揭发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企图阻挠反右派斗争。最近，民革广西省反右派斗争委员会和南宁市反右派斗争委员会就此联合召开了四十余人的大会，对该事件进行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所有的发言人都指出：他们三人这种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的行为，是帮助右派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
赖慧鹏代表了三人在会上作了长达四十分钟的检讨发言，陈雄并就他个人作了一点补充的说明。陈良佐一言不发。他们的态度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大家在发言中批评他们的检讨，不仅没有接触到思想，也毫不触及他们在反右派斗争前后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大家对这封信的反动性质进行了分析，并给予严厉的申斥。大家指出，三人在信件里，污蔑并歪曲党的政策和方针，把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右派分子的历史进行批判，说成是翻历史和算旧账，并恶毒地说成是“掘墓鞭尸”的“凄厉的声音”，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描述成是“把一个不如自己的人拿来开玩笑，是一种不宽厚，甚至是卑怯的行为”。他们不惜用最恶毒的词句对反右派斗争进行诋毁和污蔑，丑化积极分子，说明了他们三人对反右派斗争有着刻骨的仇恨，为右派分子张目和撑腰，居心是非常恶毒的。这不仅是挑拨，而是向反右派斗争进行威胁和要挟。
廖振达说：“你们反对反右派斗争和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是异曲同工，你们不明目张胆的讲坏话，而用迂回曲折的手法，是有计划的进攻。”李任仁指出他们的阴谋说：“你们就是要保护右派分子过关，使他们能够卷土重来。”与会不少人的发言初步揭发了一些事实，说明他们向反右派斗争进攻决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策略的政治阴谋活动。在鸣放期间，他们都拉拢一些对党不满的分子向党进攻，非常积极。但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他们就忽然变得消极怠工了。
他们三人与黄绍竑有着密切的联系，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一书中称陈雄是他的得意门生。黄绍竑到广西，他们经常来往，请吃饭、走街、密谈，关系非常密切。可是当民革广西省组织对黄绍竑的罪行进行批判和揭发时，他们并没有批判，只说一些不关痛痒的东西。陈雄至今对右派分子黄绍竑的态度仍然很暧昧。这次破坏反右派斗争的信是由赖慧鹏起草的，经陈雄将信件复写多份，四处联络，到处点火，在参事室公开找人支持，还鼓动别人也写信去。
与会的人对他们三人在反右派斗争运动中进行反攻和破坏，企图取消反右派斗争的政治阴谋事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认为民革广西组织在反右派斗争中软弱无力，他们应负很大的责任，要求他们继续作出交代，并质问他们三人和黄绍竑的关系。

第2版()
专栏：

　　斥“掘墓鞭尸”
　　石一迢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揭发了右派分子龙云、黄绍竑的罪恶历史后，远在广西的民革成员陈良佐、陈雄、赖慧鹏联名给民革主席李济深写信，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这是“掘墓鞭尸”，“殊难令人不起怵目惊心之感”。因此主张：“‘掘墓鞭尸’的风气应该马上结束”。
水有源，树有根，批判右派分子现在的反动言行，联系到他们过去的罪恶历史，这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怎么能说是“掘墓鞭尸”呢？事实上，那些有历史罪恶的右派分子，并不是“墓”里边的“尸”——只有髑髅一个、枯骨几根；而是一个活活的人，继续的站在过去的反动立场上，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彻底地进行揭露和批判，无论如何也不“应该马上结束”。
可是，在陈良佐之流看来，因为许多人“历史的肮脏是注定了的”，所以，揭发历史的“风气”“如再蔓延下去，将会导致人人自危”的局面。看来，陈良佐之流大概以为来这么一手，就把许多人吓住了，就会使许多人不愿积极起来揭发右派分子的罪恶了。
其实，揭发罪恶历史并不是什么“风气”，并不是无端地就硬要把别人过去的历史揭出来。人民是宽宏大量的，即使是过去有偌大的罪恶，只要他投奔人民，人民还是不咎既往，给予适当的安置。开国以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是这样做的。例子不胜枚举。人所共见。可是，就有那么一些对人民忘恩负义的人，无论人民对他怎样宽容，他总是毫无洗心革面之意，只有阴谋复辟之念。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图东山再起，推翻人民的天下。这次整风运动中发现出来的右派分子，许多就是这样恩将仇报的人。对于这些人，人们就不能不在揭发他们的现行罪恶的同时，索本寻源，追查他们过去的罪恶的历史了。事情很清楚，揭发这些人的罪恶历史，并不是因为这些人过去有罪，而是因为他们现在重犯反人民之罪。对于许多过去有罪而现在并没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之罪的人，人民依然是一本宽大精神，不咎既往的。
这里，试举一个不十分确切的比喻：如果将肮脏的历史比做疾病，那么，许多从旧社会来的人都程度不同地生过这样的“病”。解放几年来，有些人认真进行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和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健壮的人，有什么必要再去提他的旧“病”呢？但是，也有另外一种人，病根未除，现在又旧病新发。医生对于这种病人，不仅会问到他现在的病，而且也会问到过去曾经得过的病，不只会问他本人的病，还常常需要问他的直系亲属有什么病，这样，才能真正了解病的来龙去脉，这是每一个医生治病的常识。揭发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却没有这样的医生，他不去医治病人，却专门去查问好人的病历，追问人家过去的病情和病根，甚至追问人家直系亲属生过什么病。当然，恐怕也没有这样的人，自己现在没有病，却惧怕医生会查他的病历。陈良佐之流那样怕人家追查过去的罪恶历史，看来就是因为他们和龙云、黄绍竑之流害着同样的右派病，是同病相怜罢了！

第2版()
专栏：

　　企图为“圣母军”翻案　煽动教徒向党进攻
　　聂国屏高庆琛是帝国主义的爪牙
新华社天津23日电　天津市的天主教徒最近揭露了天主教内的右派分子聂国屏、高庆琛攻击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挑拨天主教徒和人民政府的关系的罪行。
聂国屏是天津市天主教教友爱国运动促进会的副主任委员。据揭露，他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公开为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犯罪分子辩护，还诬蔑“土改”、“三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搞错了”。在他以天津市人民代表身份视察了肃反工作以后，竟要替反革命分子翻案，说：“天主教的案子不是政治问题，是信仰唯物论和唯心论问题”，并公然叫嚣“过去判十年二十年徒刑的，今天都应该宣判无罪”。他不仅在天津师范学院指挥他的小喽啰贴了许多造谣诬蔑、攻击共产党的大字报，还公开在天主教、基督教青年联谊会上，煽动青年教徒对党不满。在他去北京参加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以前，在天津到处搜寻反对共产党的意见，并企图在会上为反革命组织“圣母军”辩护和提出释放反革命分子龚品梅。
高庆琛是天津市天主教教友爱国运动促进会的常务委员、他和聂国屏勾搭在一起，利用在天主教内有影响的刊物“广扬”煽动教徒向共产党进攻。他曾公开提出“私有制比公有制好，教会应主张私有制”。为了迷惑教徒，高庆琛在“广扬”上散布的反动言论都涂上了宗教的色彩，他在“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祭献”的反动诗中用暗晦的笔调辱骂共产党说“如果你仅在口头上宣布爱你看不见的我，但却一点也不关心千万个我的肖像；反而不断地从他们身上吸来鲜血献给我，你想，我如何能悦纳你的祭品——上你的当？”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以后，高庆琛的反动活动更加猖獗，他向“广扬”的通讯员发出几十封信件，叫他们反映“对党不满的意见”。当他听到一些青年教徒在天津市青年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些对党不满的意见后，就整日奔走，遍访青年教徒，搜集对党不满的言论写成“天津青年教友的争鸣”在“广扬”上发表。他对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喝采；看到葛佩琦“杀共产党人”的叫嚣时说：“十分中肯，不避瓜李之嫌”。当全国政协代表陈建晨在报上写了“愤慨质问储安平”的文章后，高立即写杂文“何必愤慨”，为储安平辩解。
据揭露，聂国屏、高庆琛这两个右派分子都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豢养的爪牙。聂国屏出身于买办资产阶级家庭，抗日战争期间曾巴结汉奸做投机生意，日寇投降后投身在反动分子杜福祥门下，组织杂牌军担任“中校秘书”，后来又投靠天主教反动头子于斌，在天津主持“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发展了几百名会员，成为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帮凶。高庆琛地主家庭出身，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伪新民会中央总会组织部科长。日寇投降后任反动报纸“益世报”记者，并兼任国民党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所办的“前进报”社经理，曾与国民党特务勾结陷害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曾判处徒刑二年，对共产党十分仇视。

第2版()
专栏：

　　工商界的自尊心是什么？
　　钱孙卿以“自尊”为名掩盖反动面貌
　　江苏工商界进行大辩论加以批判
新华社南京23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瑾报道：工商界的自尊心是什么？是这次江苏省工商界与右派分子钱孙卿进行大辩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当章乃器叫嚣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就不能不“消极自卑”之后，钱孙卿便起而呼应，散播所谓“强调资产阶级改造，使人丧失了自尊心”、“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说法“挫伤了工商界的积极性”等谬论。苏州、常州等地工商界右派分子也大肆活动起来，叫喊“再要脱胎换骨地改造，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强调两面性，有损工商界的自尊”。这一股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的邪风刮起来后，江苏省不少工商业者迷失了方向，也认为工商界在新社会里本来不吃香，再批判就更会被人看不起，就会打击工商界的积极性。
江苏省工商界在同钱孙卿进行连续十天的大辩论中，批判了他的这些谬论。常州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张允溪批判说：钱孙卿是以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来维护资产阶级的“自尊心”的。钱孙卿现在还想将工商业者拉回资本主义道路，这本身就说明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比喻对资产阶级改造的不易，是十分恰当的。工商界现在的根本问题，不是怕失去资产阶级的“自尊心”，而是要进一步加强改造，树立社会主义的自尊心。无锡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高景岳说：钱孙卿的所谓“丧失自尊心”，就是伤心他失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威风，以“自尊”来掩盖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常州市工商界代表巢福偕在一次辩论会上发言说，我们工商业者所追求的自尊心，与钱孙卿恋恋不舍的“自尊心”，有根本的区别。钱孙卿是站在反动立场上，维护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奴役和剥削劳动者的尊严，而我们是要努力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张敬礼1955年在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勇敢地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家世的丑恶之后，受到他所在工厂的职工代表的欢迎与鼓励，但是，有些工商业者却斥责他为“数典忘祖”。他在辩论会上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对同样的事情，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接受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我们工商业者与钱孙卿所说的“自尊心”的分水岭。
许多工商业者在辩论中所列举的事实，充分地说明：当工商业者努力改造自己，工作有成绩的时候，就能得到人民的尊重。常州市在1956年召开的先进生产者大会中，有二十二位私方人员作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参加。这次参加辩论的南京市工商业者曹汝亮，因为积极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各种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工作做出成绩，得到了人民的信任，现在是南京市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并且被任命为南京市服务局副局长。
在大辩论期间，新华日报以“改造是为了自尊”为题发表社论，号召全市工商业者破剥削阶级的自尊心，立社会主义者的自尊心，为全省工商界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第2版()
专栏：

四十多封密信的“主帅”
　　张友松要和党作“持久战”
据新华社22日讯　披着专业翻译家外衣的张友松，原来是一条凶恶的中山狼。张友松的原形，已在本月14、16和21日的三次首都出版界座谈会上被充分揭露。在三次会上发言的共有二十多人。
张友松借口帮助党整风，向共产党发动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他自称开辟了两个“战场”，一个是出版界（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主攻目标），一个是山东师范学院。
张友松在向出版界的进攻中，是与萧乾狼狈为奸的。他在文化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召开的座谈会上，把人民出版事业描述成漆黑一团。
在解放前只翻译过一些英汉对照的小册子的张友松，解放后由于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立了约稿关系，在出版社的帮助下，才能比较有计划地开始翻译些大部头的书籍。在过去三年半中，他收到稿费一万五千元，平均每月近四百元。虽然出版部门对他的照顾十分优厚，但他还经常叫嚷经济困难，“没米下锅”。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今年5月应他的要求，预付给他一千五百元重版书稿费后，这只中山狼却恩将仇报，反咬一口，把出版社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恶意地污蔑为“糖衣炮弹”，是为了“封住他的嘴”，不让他再提意见。他还写信给他所组织和指挥的山东师范学院反党小集团的同伙说：人民内部运输大队长已给他送来一批粮弹，“可供持久战之需”，把向出版社预支的稿费，作为他反党的“战费”。
到会的人指出了张友松在交代中耍无赖的态度。张友松狡辩说，他的错误只是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什么“在整风中态度粗暴”，“实在不是存心反党”。但根据会上揭发的事实，张友松在7月28日人民日报“四十多封密信”一文中揭露了他的右派面目后，从8月2日到9日的几天内，还接连给各方面发出很多封复写信，诬蔑党报，要同党作“持久战”。
根据会上的揭发，一向以“进步知识分子”自居，标榜“三十年来历史清白”的张友松，原来他父亲是一个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官僚，他本人早在学生时代就曾加入过反动的“青年党”。解放前，他在上海办春潮书局时，和托派有密切往来，翻译过托洛茨基的著作，出版过其他托派分子的书籍，还骗过鲁迅先生的五百块钱。他在重庆办印刷厂时，印过反共小册子，做过投机倒把的买卖，和CC特务勾搭，兜揽生意，把一个特务亲戚拉到印刷厂入伙。干过这些勾当的张友松，过去却一直把自己装扮成“名翻译家”、“进步文人”、甚至是“鲁迅先生的信徒”。现在，已完全被揭穿了。
三次座谈会的与会者，对于张友松的恶毒心肠和无赖嘴脸都极为愤慨，一致要他老实低头认罪，作出彻底交代。

第2版()
专栏：

　　储安平、高觉敷反动集团的阴谋在山东破产
　　陆侃如缴械投降低头认罪
新华社济南23日电　正在济南举行的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代表们对右派分子陆侃如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严正的批判。在大量事实面前和代表们的有力驳斥下，陆侃如理屈词穷，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
陆侃如是山东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青岛分社主任委员。他在大会上交代说：他对共产党进攻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的，从开始进攻到暂时退却，都有周密的考虑和打算。
陆侃如交代他今年3月到北京出席九三学社二中全会时，在九三的中央委员中以储安平、高觉敷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右派集团，陆侃如参加了这个集团的多次会议，密谋反动大计，企图利用九三学社的组织，来篡夺共产党在文教科学方面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个反动目的，他们竟想在学校里搞匈牙利事件一样的大民主，来推翻共产党在学校里的领导。临别时，高觉敷一再嘱咐陆侃如要“保密”，高觉敷回南京后，还写信叮嘱陆“切勿与任何人谈及”。陆侃如回青岛后，便暗中进行阴谋活动。
陆侃如为了执行这个反动集团的阴谋，首先在青岛扩大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大鸣大放开始后，陆认为时机成熟，便为自己的言行立下了四条纲领：一、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二、借口讨论高等学校党委制，推翻共产党在学校里的领导；三、在九三分社及支社内成立核心小组，到各单位点火；四、广泛宣传反对共产党的谬论。陆说：这时他的野心不仅想成为山东大学以及青岛文教科学界的一霸，还想成为山东省文教科学界的一霸。他还在青岛以及山东省各大城市乱拉社员，积极筹备成立省级组织，企图以“九三”中央委员的身份来控制全省社务，通过省级组织来控制全省的文教科学界；最后把山东大学以及青岛市乃至山东省的文教科学事业，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陆侃如为了实现这个政治阴谋，利用章伯钧关于高等学校党委制的歪曲传达，到处造谣。为了骗取更多人的相信，他还故意说党委制和党的领导是两回事；诬蔑党委制与三害互为因果。陆侃如不仅以党委制问题在青岛造谣惑众，并且把这个歪曲的传达稿寄给九三学社济南分社，把火点到济南来。
在陆侃如反动纲领的指导下，他的党羽在山东大学闹得最凶。他们把“九三”一个小组的大字报扩大成为整个支社的油印报，攻击党委制，攻击三反、肃反运动，支持学生闹报社，宣扬资本主义法制。6月2日，在陆侃如的指使下，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的“九三”组织联合举行了一个向共产党进攻的座谈会，表面上是讨论所谓
“民主办校”，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歪风邪气，向共产党、向积极分子开火的誓师大会。
陆侃如说：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几篇反右派的社论以后，为了掩护自己，他就用伪装反右派的方式，暂时退却。当时的退却并不是投降，只是为了保持实力，等待机会，再来进攻。陆侃如以为反右派的运动只是一阵风就过去了，没有料到人民斗争的力量越来越壮大，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在这个形势下他的罪恶幻想才一一破灭。
陆侃如说，现在他的头脑清醒了一点，回想过去的罪恶，的确严重万分，感到解放后对共产党竟然是恩将仇报。他最后表示今后要以改过的实际行动来替自己赎罪。

第2版()
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克服了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　陕西省反右派斗争又传捷报
陕西省和西安市级各机关单位及时克服了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后，最近又揭露出一批新的右派分子。
据统计，目前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已由原来的六十二个减少到三十三个。文教系统各单位原来只查出三十二个右派分子，现在已增加到六十三个。两个月来一直认为没有右派分子的陕西省妇联等单位，现在也查出了一些右派分子。西北煤炭管理局最近还揭露出一个反动小集团。这个反动小集团的骨干分子李扬，他声称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并企图以他的反动小集团为基础另外成立一个“党”，他自称为这个“党”的“总书记”，还封了不少“部长”和“秘书长”等官。
江西农业厅猛打穷追　王名恺不得不缴械伏罪
江西农业厅右派分子王名恺，在广大群众猛打穷追、据理据实揭发与驳斥之下，已开始缴械伏罪。
王名恺承认他恶毒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是党的独家天下，是毛氏天下、刘家党的产物。”；“共产党的领导是嚣张，黑暗，没有民主，没有科学，像云雾一般弥漫”；“共产党头重脚轻，不足以治国”；“国民党的领导有德有才，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懂业务的外行。”他诬蔑党对文艺、新闻界的领导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并诽谤区乡干部是过去嫖赌逍遥的游民，说“共产党把这些破铜烂铁作为打手，岂能治平天下。”王名恺交代说，他盼望国民党返回大陆，并狂妄地对人说：“阁中帝王今何在，看他（指党）横行到几时”。
疯狂攻击党的干部政策 王盈幻想重新“上台”
贵州省保险公司右派分子王盈，对党的干部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把参加工作时间较长的干部看成是“不学无术”，认为“井岗山起义的炊事员，就其功劳，可以当行长、经理，但就其能力说，还只能是继续当炊事员或传达。”而青年干部呢？他说是“缺德少才”，认为他们“乳臭未干”，“读书不多，养气不足”。他更诬蔑妇女干部当了领导是作“掌印夫人”。他建议人事干部要“前懂五十年，后懂五十年”，要“三十岁以上”的人才配作。他还公然叫嚣：凡是在整风中发现有“三大主义”毛病的领导干部，均属“触犯刑律，都得逮捕法办，或管、或关、或杀”。
解放前，这个右派分子当过伪县长，他所以对党的干部政策进行如此疯狂的攻击，原来是想重新“上台”。

第2版()
专栏：什么话

　　揭露右派分子的罪恶史是掘墓鞭尸
　 陈良佐、陈雄、赖慧鹏的一封信
6月22日，广西民革领导人陈良佐、陈雄、赖慧鹏三人给民革主席李济深一封信，污蔑揭发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为“掘墓鞭尸”，现将该信摘要如下：
从报上看到几位同志在6月18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批判龙云、黄绍竑两人错误言论的发言。
有些同志在进行批评时，仿佛是离开了毛主席的“团结——批评——团结”这个著名的公式。陈其瑗要黄绍竑冷静回忆三十年前当广西省主席时的罪恶；宁武则说，龙云、黄绍竑二人过去在地方上的所作所为，当地老百姓是恨之入骨。我们和好些历史比较复杂、过去对人民曾是有罪的同志，尽管对“坦白从宽、已往不究、立功受奖”等党的光辉政策不是一窍不通，可是，当大家的历史已交代了好些年，也交代过好多次的今天，仍然听到这种来自民革内部的“掘墓鞭尸”的凄厉声音，殊难令人不起怵目惊心之感！
照陈、宁二位发言中的一些提法，不难令人意识为：凡是过去有罪的人就不能对党进行批评。这不是对于批评的正确理解。我们的看法，对于十分错误和荒谬的言论，必须从理论上挖去它的根，必须本着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针，深入分析，才能彻底粉碎它、埋葬它。光是扣大帽子，光是翻提意见者的“旧账”，这不但不能算是拥护党的号召，而且在客观上还会起到替共产党堵塞言路的作用。
料想陈、宁二位的历史可能“清白”得如白璧之无瑕似的，至少也会比之他们所指摘的龙、黄和许多民革同志要纯洁。但是在这里我们想起了“牛虻”这部小说里的一段话：把一个不如自己的人拿来开玩笑，是一种不宽厚，甚至是卑怯的行为；这就好比去嘲笑一个瘸子，或者……一样。我们所需要的中央委员和要求于他们的是：经常关心爱护同志，带头搞好团结，教育帮助大家共同进步；而不是卖弄他们自己的“清白”，更不是以他们自己的所谓“清白”去嫌弃别人，去挖掘同志们多少年前的旧案。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成员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的军政界。清朝遗老、北洋政府人员和国民党中的极右派都有，历史的肮脏是注定了的。照我们 在地方工作中的观察，相当数量的民革同志，今天还在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就相对地影响了他们的进步和对工作的大胆负责。作为党的领导，如果无视于当前存在的具体情况，不考虑放言高论、快意一时所起的客观效果将是什么，假设成员的思想包袱越背越重，难道这只是地方工作者才应担心的吗？
我们认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和我们组织也即将开展整风之时，中央应该把目的、要求和做法明确起来，全党同志遵循着来进行，这才能提高思想，加强团结。“掘墓鞭尸”的风气应该马上结束。如再蔓延下去，将会导致人人自危、甚至互扬秽史的可恶情境。
（原载民革中央团结报）

第2版()
专栏：

　 抗拒思想改造　崇拜资本主义
　　水天同右派言行由来已久
本报讯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右派分子水天同和关品枢已彻底暴露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凶恶面目。
水天同是英文系教授，兼任图书馆馆长。他一贯仇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经常散播反动的谬论。他崇拜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为它们吹嘘说：“官僚主义在英国就很少。”他荒谬地说：“党性和人性是矛盾的。”他诬蔑“中国没有新闻言论自由”，要求出版一种独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的报纸。他反对现在的人事制度，他说：“我看透了人事制度，我要的是人事权。”他不承认解放后我国教育事业的巨大成就，他说：“解放后教育办坏了。”他还极力攻击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他说：“政客（指党员负责干部）应该退出学校。”他在教学上一贯向学生灌输腐朽的资产阶级没落思想。
水天同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是兰州的所谓“望族”。他一贯抗拒思想改造。他说：“在思想改造时，我内心抗拒。”
和水天同有密切联系的右派分子关品枢曾是国民党上校翻译官，在这次大鸣大放刚开始的时候，就向党放出九支毒箭（九点意见），他说他的发言是“针对全国情况的，”他说“党领导的‘三反’、‘肃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基本上是失败的，造成许多包袱，引起许多反感。”他反对提“立场”问题，说这样会出现“首长脑袋论”、“唯命是从论”。他把党在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说成是“帮会作风”。关品枢还在教员和同学中到处点火，煽动同学对党的不满情绪。并给右派分子吴道生撑腰打气和献策，互相配合，共同向党进攻。
水天同和关品枢诬蔑党、敌视社会主义的言行受到全院师生员工愤怒的谴责和驳斥，现在他们已开始低头认罪。

第2版()
专栏：

按照章罗联盟指示大肆发展盟员
　　杨子恒极力搜罗反动骨干分子
新华社兰州22日电　章罗联盟在甘肃省的代理人——民盟甘肃省委主任委员杨子恒，几年来一直按照章罗联盟的指示，在甘肃省采取“来者不拒”的方针大肆发展盟员。他特别积极地在青年学生中发展盟员，并计划把发展盟员的范围扩大到农村中去。
杨子恒派他的亲信在兰州、平凉等地大、中学校中积极拉拢青年学生入盟。1950年平凉师范毕业的六十四名学生中，就有三十多人被登记为盟员。他们把这批学生的入盟时间都填成1948年，并且欺骗学生说：“将来正县长是党员，副县长就是盟员”。1952年，有两千多名教师参加甘肃省中等教师学习会，杨子恒计划从这批教师中吸收三分之一的人入盟。结果只发展了近二百人，他就大为不满，向盟内的有关人员大发雷霆，批评他们是“关门主义”。
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杨子恒的野心更大了。他坚决支持罗隆基的“民盟不发展落后分子就没有工作可作”的说法，积极向民盟成员们传达，主张把不能参加共产党的人全部吸收入盟。他为了拉拢人参加民盟，甚至歪曲共产党员的八个条件说：“入党必须具备八个条件，具备了七个甚至七个半都不成，入不了党，可先入盟。”他主张凡是知识分子都可以吸收入盟，主张在青年人特别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中“大发展”，理由是在这些学生毕业后，可配备为民盟的干部。他还要在农村中大发展，并说将来要把拖拉机站的人都发展为民盟盟员。
由于杨子恒采取“来者不拒”的大发展方针，使民盟甘肃省组织的成员极为不纯。据统计，民盟甘肃省组织新近吸收的四百六十八个新盟员中，就有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九十三人，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三十一人，解放后受过刑事处分的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