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4-10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版()
专栏：

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波兰人民致敬
首都盛会欢迎波兰贵宾
新华社9日讯　西伦凯维兹主席今天对集会欢迎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八千名北京各界人民说，波兰人民将和中国人民一道，为加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而继续合作（讲话全文见第四版）。
这个盛大的欢迎会是在北京体育馆中举行的。
下午四时十分，西伦凯维兹主席和夫人和波兰的其他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彭真市长和夫人等陪同步入会场。这时候，聚集在大厅里的人们全体起立，长久地热烈鼓掌表示欢迎。一群女青年向贵宾们献了鲜花。
西伦凯维兹主席在讲话中还说，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感到骄傲，因为我们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伟大的中国站在同一个行列里。
他说，我们两国走的是相同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已结成了战斗的联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我们的联盟。
他指出，我们所走的道路，并不是玫瑰花铺成的道路，我们也有需要克服的困难。我们感谢那些批评我们并帮助我们消除缺点的朋友们，但那些直到今天一直不承认亚洲和非洲的不久以前还受着压迫的人民已经摆脱了桎梏的事实，继续执行大炮政策，觉得现在还是十九世纪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集团是可笑的。他又说，请那些用各种形式竭力企图保持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大耻辱——殖民主义的人不要来教训我们吧！
在欢迎大会开始的时候，彭真市长致欢迎词（全文见第四版）。他代表北京市全体人民向以西伦凯维兹主席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敬意。彭真说，我们为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十分高兴。我们中国人民把波兰人民的成就看作是我们自己的成就，看作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成就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中、波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把我们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彭真赞扬波兰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他希望西伦凯维兹主席把中国人民对波兰人民的深厚友谊带回去。
彭真市长代表这个欢迎大会把一面锦旗赠送给贵宾们。锦旗上写着：“北京市各界人民向正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波兰人民致敬！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西伦凯维兹主席和彭真市长的表达中波两国友谊的讲话，一再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欢迎大会结束后，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为贵宾们作了精采的艺术表演，其中还表演了波兰的歌舞。表演结束后，西伦凯维兹主席向演员们赠送了花篮，并到广场上同演员们握手致谢。
出席今天欢迎大会的，还有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主席刘仁及其他负责人，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附图片）
右图：西伦凯维兹主席、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
本报记者　高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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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波会谈继续举行
周总理宴请波兰贵宾
新华社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在9日上午继续举行了会谈。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员分组举行了会谈。
新华社9日讯周恩来总理今天中午在全聚德宴请约瑟夫·西伦凯维兹主席和夫人，波兰政府代表团的团员。出席作陪的有贺龙副总理，彭真市长和夫人，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夫人等。（附图片）
彭真市长在欢迎大会上向西伦凯维兹主席献旗献礼　本报记者　高粮摄
西伦凯维兹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同演员们合影。本报记者
　高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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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伦凯维兹主席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9日讯　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和夫人，为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今晚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招待会。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个招待会。
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讲话说：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感谢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同志和他所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波兰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我们请波兰政府代表团把中国人民同样的友谊和最良好的祝愿带回给波兰人民。
祝波兰人民共和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祝苏联、波兰、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巩固地团结在一起。
祝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同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更好地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努力。
我请大家同我一起，
为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同志和他的夫人，为波兰政府代表团其他同志们的健康，
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同志的健康，
为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同志的健康，
干杯！
西伦凯维兹主席在宴会开始时讲话说：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亲爱的来宾们：
我今天能够在北京接待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朋友们，感到无限的高兴。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兆，不久的将来我 们就能够在华沙欢迎我们的最尊贵的朋友、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了。
作为波兰的代表，我们为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受到的诚恳的友谊深深感动。
如果我们告诉波兰人民，我们有伟大的中国人民这样的好朋友，那么波兰人民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过去，在殖民统治之下，我们的人民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人民曾经遭受很大的痛苦，我们的人民像中国人民一样为自由而斗争。当我们从希特勒的占领下把自己解放出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后，我们从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找到了真诚的友谊。战胜希特勒的主要参加者——苏联给了我们有力的帮助。我们也在欧洲的就像我们自己一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找到了朋友。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中国人民当中找到了伟大的朋友。现在我们的人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为我们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起一座跨越几千公里的友谊的桥梁，而感到非常高兴。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建设新的生活和发展我们人民的力量。我们也希望和所有愿意和平和每一个愿意和平共处的人进行和平共处。波兰人民对一切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都具有充分同情。
我们十分高兴有这个机会认识了可钦佩的伟大的新中国朋友。
我们对新中国有着难忘的印象，我们将把这些印象转达给波兰人民。
我们深信，我们来中国的访问，将对波兰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进一步加强作出贡献，并将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加强团结的另一个因素。
请允许我为我们敬爱的中国来宾，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其他领导人，为伟大的中国人民，为波兰和中国的友谊，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为世界和平而干杯。
在西伦凯维兹主席和毛泽东主席先后讲话结束时，乐队分别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国歌。
招待会进行得很热烈。最后，西伦凯维兹主席和在场的所有波兰同志合唱了“长命百岁”，向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朋友们表示敬意和感谢。招待会就在这首著名的波兰民歌声中结束。
出席招待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贺龙、聂荣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叔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姬鹏飞，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中国国家领导机关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北京各界人士，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经济代表等共六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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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对于执行这个方针的初步效果，应该作怎样的估计呢？
我们认为：执行这个方针的时间虽然还很短，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初步的效果是好的。有些人对于这个方针表示怀疑和动摇，认为应该停止“放”，实行“收”，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要看到这个方针在文化建设上产生巨大的收获，当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就在过去的半年多的时间中，学术文化的各部门已经比过去表现得活跃。在哲学界、文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法学界、生物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自由的论争；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思想有了更多的批判性的研究；大学里开设的课程扩大了范围；在文学创作方面，在电影、戏剧、戏曲、音乐、美术活动方面，在民族文艺遗产的整理和民族文艺传统的发扬方面，也都表现了蓬蓬勃勃的生气。许多人感觉到他们的眼界开阔起来了，思想活泼起来了。这些都是好现象。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界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
在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在文章里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
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的歪曲。关于这一点，在本报三月一日陈辽同志的文章、三月十八日茅盾先生的文章和四月四日本报第七版所辑录的大多数读者的反应中，都已经指出了。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们不了解：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人民内部的不正确的思想，不能够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而只能采取讲道理、开展批评、进行说服教育的办法。而在目前，在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坚持这一方针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现在虽然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着；虽然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五亿以上的原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至资产阶级思想还将在一个长期间存在。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原来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现在在思想上离开工人阶级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我国学术文化的领域内有所表现，是必然的，完全不足为奇的。党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用讲道理的办法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进行适当的有说服力的批评，以便帮助知识分子更快地进步，帮助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更快地进步。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对于被压服被禁止的东西说来，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因此，这种作法和想法是不正确的。
一切真理从来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这种斗争，也就不能有真理的发展，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各家的争鸣中，出现了正确的新论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固然有好处；就是出现了不正确的论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什么可怕。马克思主义欢迎一切真理的发现，因为一切真理的发现（无论这些发现者是否赞成马克思主义）都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党性，但是这种党性同宗派主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主义不害怕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因为历史表明，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各种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理论也没有阻止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不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转化为它的反面——教条主义。
人们问：承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是不是相冲突的呢？
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也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样，是客观存在所要求和决定的，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规定或者取消的。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工人阶级既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居领导地位，既然在领导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指导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上居领导地位。事实上，没有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领导，也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领导。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虽然我国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但是在思想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于这个思想斗争，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领导，资产阶级思想就要去领导。而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中，让资产阶级思想去领导思想领域，这就是说，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号召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不允许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在于马克思主义如何去领导。这里首先要认清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反动阶级的思想统治。反动阶级用高压的手段来限制人民的言论，硬要人民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它只剥夺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言论自由，而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也采取各种必要的步骤，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教育人民。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以承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不但不依靠强力去“消灭”人民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允许和要求在人民中间进行不同思想的讨论，以便让人民通过这种讨论自觉地达到正确的结论。因此，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正确地实现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必要的方法。
非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也就给了马克思主义者一项认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任务。可以断定，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的科学真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不断地取得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会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者要靠自己的理论的力量，靠自己研究的成果，来说服非马克思主义者，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在同非马克思主义者辩论的时候，需要采取讲道理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平等的态度，而不能采取虚声恫吓的态度，片面的、武断的、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在主观上虽然也要说服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本身的态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因此，他们的批评只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而事实上也已经造成了思想上的某种混乱。应该承认，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宣传马克思主义，正因为这样，就不但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们愿意提出这一点，来与读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