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1-29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

会议不断开　旅馆人常满
东北旅社八个月内共接待了八十五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平均每天三百三十三人。
慕中
沈阳市旅馆不敷旅客需要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旅馆业的发展，没有跟上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可是，有谁知道，某些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促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呢？
据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联合调查，沈阳市承担一般招待任务的公营旅宿部门，计有东北旅社等五个单位，通常每日能容纳旅客一千二百多人。但是，从今年1月到8月它们接待的零散过往工作人员只有一千八百十二人。
那么，它们的房间都干什么用了呢？以东北旅社为例。1至8月份，共接待了八十五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平均每天三百三十三人。参加这些会议的一般的是二、三百人，有的多至七百人；会期一般是五、六天，也有长达十八天的。会议接着会议，后浪赶着前浪，旅馆的房间也就永无空闲，而且还时常有人满之患。比如东北旅社和北陵招待所，在8月初，就已经把全月的全部房间，包给了一些开会的单位。此外还有十多个省直属机关的三千九百多人的会议，没有排上队。
完全应当承认有些会议是必须召开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多、这样大、又这样长久的会议呢？
会议之多说明，这些机关的领导人员，满足于用会议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他们平时不深入实际，当他们感到“内里空虚”的时候，就把下级找来汇报工作；当上级领导机关布置下来什么任务，他们又因为不太了解下情，不明确应该怎样向下贯彻，而不得不再次召开会议来“共同研究”；当各地工作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当然他又要召集会议来纠正偏向了。这些领导人，就这样被深深地埋在会议里。
工作会议的规模，大得有些像群众大会，这里边也是有着许多奥秘的。据中共辽宁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谈，这种现象深刻地反映了这些会议的召集人，有着华而不实和爱排场的作风，也反映出一些中层领导干部同样有着不深入实际的作风。常有这样的情况，这类中层领导干部，到省里来开会的时候，身边带着大批随从。会议要他汇报甲项工作，他就指定作甲项工作的随员起草报告，甚至直接代他汇报；会议布置乙项工作任务，他就指示作乙项工作的随员“详作记录，回去传达”。这类领导人在这种场合起的作用，仅此而已。
以上情况说明，那些具有官僚主义作风的领导者，不但使党和国家机关脱离群众、而且造成旅馆问题上的人为的紧张。
中共辽宁省委和辽宁省人民委员会，通过上述检查，发现某些省直属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后，除了更加重视了旅馆的实际问题外，也本着切实改善领导方法的精神，对于省级机关的会议作了如下限制：凡可不开的会，坚决不开；必须召开的会议，要严格控制与会人数和会期；被指定参加会议的人，不得再擅带随员；凡百人以上的会议，须按系统分别报请中共辽宁省委或辽宁省人民委员会批准。
辽宁省从10月上旬作了这些规定，并且向所属各单位发出通报后，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旅馆问题，并不是只有辽宁地区存在；会议多、范围大的现象，也并不是只有辽宁地区有。那些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的地区，他们的领导机关，不是也应该从精简会议入手来改变这种状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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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给乡干部具体帮助
启民
在农村中，乡一级的党、政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贯彻执行各项政策的基层组织。一切农村工作不通过乡一级的党、政组织就不可能办好。乡干部的工作的好坏，作风的民主或不民主，都与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好坏密切相关。因此，经常地具体帮助乡干部，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耐心教给他们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各级领导人员（特别是县的领导人员）的重要责任。
目前，基层干部的确是很辛苦的。他们天天忙忙碌碌，有时白天忙的吃不上饭，晚上忙到深更半夜还睡不了觉，不是上县开会，就是在乡填表，这里叫，那里喊，整天跟在领导后面转。但是忙到末了，还不免落一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或者命令主义。这里我不是说乡干部有了官僚主义或者命令主义不该批评，而是说乡干部的官僚主义或命令主义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了克服他们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机关究竟给了他们一些什么帮助呢？仔细研究起来，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大多是同上级领导机关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上级领导机关，往往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发指示布置任务和催任务，动不动就把乡干部召集到县上来开会，除此之外，却很少在实际工作中具体帮助他们想办法、出主意。县级各业务部门事无大小总喜欢坐在机关里向下布置任务和催要材料。这样条条任务下达，而且都要限期完成。但是上面虽有千条线，下面却只有一根针，一切任务都得乡干部亲自动手，工作怎能不忙乱被动呢？别的不说，单从目前有些县所召开的会议来看，乡干部就确实应付不了。下面是黑龙江省肇东县东发乡党总支书记的一段工作日记：
“9月18日到25日，在县里参加增产保收和救灾会议；9月29日到10月2日在县里参加讨论撤销区建制的会议；10月7日在乡召开乡总支委员会议，传达县的会议精神；今天是10月13日，又叫到县上去开会，不知何日才能回乡工作。”山西省平顺县申家坪乡党总支书记10月上旬从县里开会刚回来，还没有放下行李，县人民委员会就打电话要他马上到县里参加另外的会议。浙江余姚县最近有一个乡竟有七个乡干部同时到县里去参加各种会议，而乡上的工作只好暂时委托一个农业社主任来代理。
县级领导机关改变领导作风的关键问题在哪里呢？关键就在于县的领导干部有没有决心来精简会议、减少表报而经常抽出大批干部，下派到乡里去，具体帮助乡干部进行工作。许多事实证明，那个县的领导干部和县级机关的工作人员深入了基层，加强了对乡干部的具体领导，那个县的乡干部工作能力提高得就比较快。河北省万全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万全县在1955年以前，一般乡干部的工作能力都很低。在全县五十多个乡中，能够独立进行工作并能经常完成任务的乡只有十二个；一百多名支部书记和乡长中，在1955年以前，有一半以上都是文盲，缺乏独立工作的能力。该县从去年12月开始，就动员县级机关力量，帮助提高乡干部的工作能力。县里除先后调出部分干部充实了乡的领导以外，并建立了经常派出县级机关干部下乡和负责干部直接同各农业社建立经常联系的制度。全县六十六名科长和股长以上干部，每人都和一个农业社进行经常联系，定期向县委汇报在联系中发现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派到乡上去的干部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和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并以此作为考核下乡干部工作做得好坏的一项标准。县委委员们近一年来一般都有二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在乡上工作。为了作出榜样，县委书记带头亲自检查下乡干部的工作，对工作不够深入的同志随时给予具体的帮助或批评。这样下乡工作的同志一般都能通过具体问题教给乡干部如何进行工作。下乡工作的同志经常和乡干部一起深入到田间地头，发现问题，就启发乡干部寻找原因帮助他们研究解决的办法。有些必需召开的会议，县级机关常常分片召开或者搬到乡下去开。这样可以减少参加会议的乡干部的往返路程，也便于联系实际，使县上的决议和计划更符合实际情况，使工作中的问题能够得到切实的解决。有了这样的培养和帮助，万全县乡干部的工作能力一般都有显著的提高，目前五十多个乡总支书记绝大部分都能独立地进行工作。
经常派干部到乡上帮助乡干部进行工作，这是提高基层干部工作能力的好办法。但是要获得预期的效果，下乡干部还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工作作风。目前有些下乡干部，对于工作能力较弱的乡干部不是耐心地进行帮助，而往往看到他们工作中有一点小毛病，就大喊大叫的进行批评和指责，说乡干部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也不行，甚至有的竟包办代替了乡干部的工作，遇事不同他们商量，往往自己直接指挥着去干，或者只让乡干部跑跑腿，统计一些数目字，而不是紧紧地依靠他们和通过他们去进行工作。结果使乡干部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不知道究竟怎样做才好。因此有些乡干部说：“光挨批评，连点工作办法也学不到”。中共黑龙江省方正县永丰乡党总支书记丘祥由于自己工作办法少，又得不到驻乡干部的耐心帮助，非常苦恼，曾几次向县委辞职，要求回家生产。河北安国县派工作组到西佛落乡帮助乡干部整顿农业社的财务制度，他们在进行工作时把党的乡总支书记撂在一边，由工作组直接去召开和主持党的会议。整顿财务制度的方法和步骤，不是先由总支委员会讨论制定，而是工作组把事先制定好的一套计划硬让总支委员会通过执行。结果工作不但没有做好，反而引起了乡社干部对工作组的不满。这些单纯指责和包办代替的工作作风，对提高乡干部独立工作能力和做好农村工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应当引起下乡干部的严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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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辑的话

编辑的话
不要空喊减少会议
从“会议不断开，旅馆人常满”和“多给乡干部具体帮助”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过多的过大的和过长的会议，已经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损失，在不少地方，由于它的太多太大太长，这些会议简直形成一种灾难。可是，尽管如此，有些领导机关的会议却硬是不能减少。因为，有些人坚决地反对上边多开会，可是他自己却又动不动就召集他的下级开会；有些人常常批评别人爱开大会，可是自己出席某些会议时却又非带大批随从不可……。实际上，会议是不是真就不能减少呢？万全县委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问题在于，不要只是吵嚷着反对多开会，而要首先从自己开始，下手精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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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凉山彝族自治州

摆脱奴隶枷锁　开始新的生活
上万彝民安了家
新华社昭觉28日电　新华社记者于竞祁报道：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已经有上万户奴隶在民主改革中得到自由迁入新居安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最近几个月中，这个山区的许多村堡中连续出现了一座座盖着彝族“瓦板”（用刀剖的木板）或稻草的新土房。人们在迁入新居的时候，欢欣鼓舞地举行了“尔擦苏”的仪式，把浸过烧红石块的清水洒在屋内表示吉祥，有的还按照风俗买了少量的酒和邻人共饮。
这些得到自由以后生活上几乎一无所有的农民，完全依靠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劳动群众的协助而安家的。人民政府发给他们安家补助费，又发放了安家贷款和大批救济粮。同村的农民积极协助修建住屋，拿出自己多余的瓦板和木料来支援他们。昭觉县已经建成二百九十多座新房。这个县的苟娄乡四十多个无家可归的过去的奴隶，现在有了铁锅、木匙、背水桶等必需用具。每两户人有一头牛，很多人还有了鸡、猪等家畜。
雷波、金阳、呷洛等县同样情况的过去的奴隶，已经基本上都得到了安置。
许多人定居以后结了婚，只昭觉附城区结婚的就有八十多对。昭觉和温坝两所民族小学里，还有从前的奴隶的子女入了学。
今年，自治州在和平协商方式的民主改革中，解放了约四万“锅庄娃子”——彝族旧社会的奴隶阶层中完全丧失自由的人。这些安家的就是其中一部分无家可归的人。目前，还有一万个同样情况的人没有房屋，同时有一部分已经安家的还是集体居住，人民政府正在继续帮助他们修建房屋和添置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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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凉山彝族自治州

马边彝族地区
第一个高级社　第一个丰收年
本报讯　“七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今年春天马边县彝族地区胜利完成民主改革后，建立起来的第一个高级农业社。全社六十三户社员今年夏天和洪灾兽患作斗争的结果，获得了建社后的第一个丰收。今年全社收入的玉米、黄谷、黄豆共折合人民币四千余元。社员莫西母巴去年收入六十三元，今年多收入了九十三元，比去年的收入增加了约一倍半。增加收入的事实教育了每个社员，他们的生产劲头更大了。社员阿六格哈的爱人曲必大哈过去一个月只出工几天，现在每天都出工了。
（吴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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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凉山彝族自治州

民主改革后　翻身学文化
本报讯　曾经是奴隶的五百名彝民，在民主改革运动中获得了解放，进入雷波县民族干部学校，他们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已能看懂新彝文报和用新彝文写信了（按新彝文是解放后政府帮助彝族人民创造的一种文字，深受彝民爱戴）。现在，他们已开始学习算术，今后还要学习珠算和农业社的会计业务。这批彝族学员在结业后，将成为领导彝族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骨干。
（胡先礼　熊朋业）（附图片）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包括十四个县，面积约三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一百多万，除汉族及少数苗、回族外，彝族人口约八十万。解放前，他们绝大多数都过着原始社会的奴隶生活。解放后，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5年4月，根据宪法的规定，把凉山彝族自治区改为自治州。从今年年初开始，这里又实行了民主改革，各方面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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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复员军人安置好了没有
辽宁各地普遍作了检查，发现了一些问题并作了纠正
新华社沈阳28日电　辽宁省各市县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先后普遍检查了安置复员军人的工作。
经过检查，在旅大市发现有六百四十三名复员军人安置不当，有五百七十五名复员军人工资评得不够合理。安置在大连医学院的复员军人李玉田，原有十五年的纺织工龄，却分配他作勤杂工。许多市县评定复员军人工资的时候，不仅没有照顾他们在部队的原级别，甚至还低于目前同级的工作人员。有些单位录用复员军人的时候，不分情况一律规定试用期。如被安置在阜新发电厂的复员军人缪征淮，原来在部队里已经有五年的汽车驾驶经验，但是发电厂仍然要试用他三个月。还有些单位没有把复员军人的军龄计算到工龄内，以致他们不能享受劳动保险待遇。有的单位对复员军人缺乏培养教育，长期不予提拔。从1952年就复员到大连电机厂作徒工的五十人中，现在仍然有十一人是一级工人，回到农村的复员军人，也有安置不当和生活照顾不够的情况。
现在各地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都作了适当的处理。在锦州仓储公司和锦州纺织厂的十三名作警卫和普通工的连排级复员军人，现在已经被提拔为干部。沈阳市北市、北关、沈河三个区，有八百九十多名复员军人重新调配了职务，提高了工资等级。旅大市对提出的一千二百一十八件复员军人安置不当和工资待遇不合理的意见，已经解决了六百四十六件，其余的正在逐步研究解决。据抚顺、辽中、清源等十二个市县的统计，已经为复员军人解决了一千一百多间住房问题，并且发了三万多元生活补助费，还有四百多名患有严重慢性病的复员军人已经得到入院治疗。
经过这次检查，各市县都抽调专职干部健全了转业建设委员会机构。城市各单位和各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成立优抚小组，指定专人负责安置复员军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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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政机关向群众宣传经济生活问题
重庆居民自觉遵守供应办法
新华社重庆28日电　重庆市领导机关积极对人民群众进行有关人民经济生活问题的宣传教育工作。
中共重庆市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分别在干部会议上，作了“怎样认识某些商品供不应求问题”的报告，分析了一些商品产生供不应求的原因，强调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应该严格遵守国家供应办法，厉行节约，保持勤俭朴素的作风，在人民群众中起示范作用。
全市大部分机关、学校、工厂、矿山也分别对职工、学生和居民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工作。市中心区三十几个街道办事处的大批积极分子听了报告后，在居民中召开了座谈会进行宣传解释。许多居民了解了肉类、植物油等供不应求的原因后，自觉地遵守供应办法。市郊的九龙坡区，已有40％的居民和农民听了这些报告，有些农业社的社员提出增养肥猪，适当减少过年过节自用猪肉的数量，尽量增加对市内的供应。
商业、地方工业、手工业等部门也积极采取措施，改进各种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并对本系统的干部、职工进行关心人民经济生活、树立为消费者服务观念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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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潮汕侨乡散记
韩萌
潮汕，可爱的华侨故乡。
潮汕，是一个粮仓，是一座果园。侨眷众聚的侨县——潮安、澄海、潮阳已经一跃而成为“粮食丰产千斤县”；揭阳县的劳动模范林炎城，因创造了全国双季水稻高产纪录而闻名全国。平原上的甘蔗，一望无际，山上的蜜柑，年年开花结实。生活在这里的侨眷，收入年年增加，农业合作化以后，他们彻底翻了身，生活大大改善了。华侨回到了祖国，都能够安居乐业，积极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这里所记述的，只不过是我最近到潮汕侨乡所见到的许多新鲜事物中的几件。
荒山变成果园
爬了半天高山，我们才到了普宁县大南山华侨集体农牧场。
大南山是潮汕地区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自从彭湃烈士在这里撒过革命种子以后，一、二十年来，无论哪个革命高潮时期，这里都建立过革命根据地。这山上的居民，受反动派摧残甚烈。山上的乡村，曾几度被烧光。大革命失败后，还有不少革命者从这里飘流到南洋各地去避难。
1954年8月，政府为了收容被外国政府驱逐出境的难侨，特地选择在大南山上建立了这个农牧场。
大南山华侨集体农牧场现在有两个场。第一场是最早建立的。起初只来了七个人。他们到了山上，选定了在大革命时代被烧毁了的分水村的废墟作为场址，筑起瓦房，开垦荒山，种植水果和牧养猪牛。1955年下半年，才在离第一场几里远的另一个村的废墟上，建立了第二场。他们计划在1957年还要增辟第三场。现在，场里有华侨职工一百人，有家眷十六户，小孩六十个。场里设有托儿所、小学、夜校、保健室，都由难侨和归侨主持。场里还分配场员专种蔬菜、专制豆腐，尽量满足场员对住、食的要求。场员的工资，平均是二十二元，因公受伤、休养时照发工资，非因公受伤的，休养时也由公家贴发伙食费。不久以后，那条通过这里的公路修通了，这里将会变成一个比现在更加欢乐的山村的。
带我去参观的李甲阳副场长，指着果园对我说：“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现在，已种下蜜柑一万四千多株、菠萝二十万株。今后，要重点发展种柑，计划种一千二百亩。其他的短期收成的苎麻、木薯也要适当发展。估计到1957年，可收价值三万元的柑和菠萝。到1959年就可企业化了。我们这里的柑，活到八、九十年还会结实的，你想想，我们的前途多远大哪！”
我访问了几位难侨和归侨，他们来自泰国、马来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有六十多岁的，也有一、二十岁的。他们大都能看到农牧场的远大前途，尤其是那些在泰国和马来亚受尽摧残的难侨，他们都决心把家安在这里了。年近六十的老难侨何木成说：“政府原来要送我去养老院，我不去。你看，我还有不小的气力呀！我十多岁时，因为家贫，飘流到泰国去谋生。在泰国四十多年，我当过苦力（工人），也当过头家（老板），甜咸苦涩都尝过。年老了，缴不起四百铢的随身证，就被抓去关了几次，最后还被驱逐出境。回到祖国，鸦片戒了，身体变健壮了，难道好意思去养老院白享福，不，不，我们要把大南山建设成一座大果园哩……”
是的，这农牧场正是开发富饶的大南山的一面旗帜！
“景星楼”的诞生
“景星楼”是普宁县泥沟乡一座新楼房的名称。它的主人张景才，是在泰国万佛岁埠经营小饭店的华侨商人。他去泰国谋生已整整三十年。三十年来，钱赚不多，却生下成打的儿女，这事情使他的妻子日夜忧愁。原来他家乡所有的那一间房子，只够放置一张眠床、一张八仙桌、几条椅子和筑一个炉灶。房子既矮又黑，夏天更变成个大蒸笼。有一天，“叶落归根”，全家回国，住到哪里去呢！因此，他们全家人，十多年来都有一个理想：建造一座足够全家安居的大房子。
这几年，张景才的生意有了发展；家乡解放后，物价又稳定下来，他们要建屋的雄心愈来愈热了。到了去年，连地址也初步确定了。张景才原有一小块祖遗的田，在村外，近山、靠水陂，本来是不适合建屋的。但是，他们一想起解放以前，华侨回乡建屋要物色一块好屋地，价钱高昂得令人想都不敢想；有时高价买来，却因为屋地的前后左右有人想敲竹杠，多方阻难，结果有钱也建不成，他们也就只好安分守己了。
正在这时候，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了，张景才他家加入了高级社。社主任张明汉知道了他家打算建屋，很是高兴，便主动地来找他们，告诉他们，村外他家那块屋地邻近水陂，将来要建水电站，一定很吵闹；要建屋不如找其他地点。还说：“现在，我们全乡一千多户农民都加入了高级社，田地都公有了，华侨要建屋，可以随意选择地点，社一定会帮忙解决的。”乡长张瑞光等知道这事，也来帮助选择地点，最后，才选定了现在这块好屋地。这屋地八分多阔，地价只四千多元，买地的手续也非常简便。
买定了屋地，张景才就从泰国汇款回来建造，而且提出要建造“四点金”式的（二厅六房）。他的女儿是个初中毕业生，认为“四点金”式的屋，花钱多，又不实用；从他家人口多、而且多是华侨子弟这个特点看，如果能建成楼房，房子又多、也会更合华侨青年的口胃。于是，她一面写信劝说父亲，一面请县建筑工会来建造。结果，就设计成了现在的“瓦双虎叠楼”式的楼房（二厅十房）。县侨务科知道了这件事，忙转请县人民委员会批准调拨建楼房所需的一百多包水泥，大力支持。建筑工会主任亲自带领工人来建造，不断研究节约材料、提高质量的问题。这样，在工人和农民共同帮助下，只经过三个月，只花一万六千元，一座堂皇的“景星楼”就落成了。
“景星楼”的主人引我登楼，自豪地对我说：“如果不是解放，又不是加入了高级社，我们要想建这样的房子，要想建得这样顺利，可能吗？”
“群侨亭”的来历
在潮安彩塘乡坽头村的田野上，不久以前，出现了三个新雨亭——群侨一亭、群侨二亭、群侨三亭。在亭门上，写着一付红对联：“走合作化光芒万丈，祝毛主席福寿无疆”。
这一付对联的内容，确实道出了这群建造雨亭的华侨的心里话。原来是，坽头村有个新加坡归侨谢宝升，向来对家乡的文化事业很是关心。解放前一年，他从新加坡回来，就和一些同乡打算在家乡兴建一所小学校，可是，那时候，物价一日三涨，安全又没保障，他只好扫兴而去。解放后不久，谢宝升又怀着这个想望回到家乡，这一次，他们的理想实现了，人民政府支持他们建起了几座校舍，小学校办起来了。这事情给谢宝升很大的教育，他安心住了下来，带动侨眷，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干出了成绩，受到奖励，自己也当选了乡人民代表。
在普选的时候，乡里的农民纷纷提出要求，要求政府能在田野中建三个雨亭，给农民避雨、避太阳，也可给过路的农民歇息。谢宝升看到政府一时还没能力来满足农民这个要求，他便主动地向乡的党、政提出建议：由他去发动新加坡的同乡华侨乐捐建造。这建议被接纳后，他就写信向远在新加坡的一些同乡商人和职工进行募捐，不久，果然乐捐了几百块钱汇回来了，谢宝升自己再添捐上几百元，在农民兄弟的支持、帮助下，这三个由华侨捐款兴建的新雨亭就建成了。
这就是“群侨亭”的来历，而这种由华侨热心兴建的公益事业，在潮汕侨乡，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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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慰问团第三分团11月15日到达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刷经寺。慰问团人员在刷经寺向藏、羌、回族人民进行了访问和慰问，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图为欢迎中央慰问团人员的藏族人民。
张艺学摄（新华社稿）
中央慰问团第三分团杂技队在刷经寺进行慰问演出。这是杂技队员在表演踩钢丝情形。　朱玉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