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05-14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区、乡干部要重视吸收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工作
柳湜
我国现在每年有数百万农民子女在高小毕业，这是一件可喜的事。这些青年毕业以后，大都希望升入中学学习。这种愿望是好的。但全国的高小毕业生必然要有许多人不能升入中学。党和人民政府明确指出了：要引导不能升学的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去年，全国不少地区在动员和组织高小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方面曾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成绩。据不完全的统计，单是东北区就有十四万多名高小毕业生参加了农业生产工作，其中辽西省就有四万九千名，占全省高小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强。山东省大部分高小毕业生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工作。江苏沭阳县的二千七百五十名高小毕业生，有一千八百三十九名参加了农业生产工作。各地的经验证明了党和人民政府指出的这一条道路，确实是农村高小毕业生的广阔的道路，也证明了高小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对国家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去年由于我们对这一件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事前没有做好宣传和组织工作，没有明确地说明小学教育的性质和目的，没有详细说明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有些区乡干部对引导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工作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没有给他们以必要的关怀和鼓励，以致好多地区没有升学的学生曾闹情绪，家长也有意见。今年的暑假不久就要到了。今年全国高小毕业生比以往几年要多得多，其中不能升学的人也会更多，因此，希望全国各地区，特别是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区、乡干部，要及早做好准备工作。
区、乡基层干部应该明确地认识高小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我们现在的农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干庄稼活”也需要文化。目前我们搞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来担任会计、出纳、记录、统计、宣传、组织等工作；关于改良农业技术，接受先进经验，总结生产经验，更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的人。这一切，农村干部都是亲自体会到的。去年许多区、乡留下的高小毕业生，都曾在生产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些在短短的一年中就变成了生产能手、劳动模范、生产队长、互助组长甚至生产合作社主任。农民们反映：这一下搞对了，我们村里就需要这样的读书人。确实是这样，我们的农业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土生土长、有高小毕业程度的小伙子，是一支新生的力量。我们要十分看重他们，要好好地培养他们，鼓励他们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和成年农民一道，来共同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
我们应该看到，高小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不仅对生产有利，同时对整个乡村的民主生活也是有利的。现在我们的乡村里，乡人民代表大会、乡人民政府、党和青年团的组织等，经常要讨论国家大事和本乡的各项事务，要传达和贯彻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要布置各种中心工作，处处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如果本乡高小毕业生留得多些，就为本乡增加了一批助手。这些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青年人，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鲜事物，他们将逐渐成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积极分子，成为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的传播者。有了他们，乡村的工作就更好搞了。一年来的经验不是已经证明这点了吗？这些青年人是积极参加村里的各项工作的，他们在宣传总路线、宣传社会主义、在粮食计划收购、普选工作等方面都已起了一定的作用，有许多青年人并且已经担任了青年团支部书记、党的宣传员等等的职务了。
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了这批青年人，乡村文化生活也将更加活跃起来。生产搞得越好，人民对文化的要求也会越高，这是必然的。我们应该想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而有了这批年轻人，许多工作可以搞起来了。运用高小毕业生的力量，可以使民校更充实，使识字组更巩固，把黑板报办得更好，读报组会更加扩大，乡村的政治宣传工作也可以加强，卫生常识和婚姻法宣传等等也都可以搞得更好一些。此外，还可以开展歌咏和小型戏剧等娱乐活动。总之，这些小伙子，会带动村子里的人把文化生活弄得活跃起来。一年来的经验不是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
今年的暑假已很迫近。因此，必须及时地开展对学生、家长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使今年高小毕业生愉快地走上生产战线。
今年的宣传工作，要根据人民日报四月十九日的社论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四月二十二日发布的“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的精神，结合各地具体情况，结合学生和家长的思想情况，并利用本区和本乡中、小学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范例或其他地区的经验，用真人真事，生动活泼地来进行。
宣传工作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根据已有的经验，召开高小毕业生代表会议是一种很好的办法，辽东省安东县，山东省掖县，青年团河北省定县委员会都举行过高小毕业生代表会议。一般的作法是抓紧乡里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乡人民政府开会布置工作等一切集会的机会，由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进行宣传。还可采用家庭访问，个别谈话等方式。此外，我们还要积极向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宣传。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热烈欢迎高小毕业生，妥善地组织他们进行工作。
在宣传中，要着重批评“读了书就不劳动”，“参加农业生产不光彩，没出息”等等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的观点，要用群众易懂的例子正确阐明劳动光荣的道理，要说明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基础。要纠正一部分学生和家长认为不升学就是失学的看法。要向学生和家长讲清楚小学教育的目的和性质。小学教育是国民义务教育，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受国民义务教育。随着生产的发展，我国将逐步实现普及初级义务教育。学生在小学毕业后，便已受完了义务教育，一般都应走上生产岗位。不能认为，小学毕业后不升学就是失学。同时也要说明，今天国家还不可能开办更多的中学，一是办学的钱用得太多，会影响工业建设，一是没有那么多教师，一下子也盖不起那么多校舍。这些道理，要反复交代清楚。在宣传工作中，还要密切注意学生和家长的情绪，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家长有家长的想法，我们要循循善诱地一层一层地替他们解去心中的结，要防止急躁情绪，更不可随便乱戴帽子，伤害感情。
最后我要谈一下，农村干部必需注意爱护和培养从事生产的高小毕业生。过去几年，特别是从去年起，已有大批的高小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今后将有更多的高小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从一个高小毕业生变成一个新式农民，是要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教育过程的。安定他们的情绪就需要一定时间，他们要掌握农业技术，更须要有较长时期的生产实践。我们对这批年轻人是寄以很大期望的，我们不仅要求他们现在锻炼成为生产能手，还期望他们逐步掌握新的农业科学技术，成为今后农村的先进分子，成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骨干。因此，农村干部必须注意对他们进行经常的教育和帮助。党和青年团的组织要经常注意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同时也要关心他们从事生产以后的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解决他们的业余学习问题，督促他们结合生产实践积极学习先进农业技术。总之，要以认真负责的精神，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和技术上来不断帮助、教育和提高这批知识青年，使他们全心全意地为实现祖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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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苏联报纸经验

苏联的作家和报纸
陈绪宗
今年二月一日和八日，我们在苏联先后访问了苏联作家协会和列宁格勒作家协会。我们会见了许多苏联著名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其中有作家苏尔科夫、波列伏依、符尔贡、茹尔巴、潘诺娃，诗人马尔夏克、伊萨科夫斯基、谢尔盖，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文艺批评家玛斯尼可夫等。我们和苏联文学艺术工作者进行了极为友好愉快的交谈，听到了他们关于文艺问题上的许多精辟的见解。以后，我们又个别访问了波列伏依、马尔夏克、卡达耶夫、安东诺夫、茹尔巴等，对我们想要了解的问题，又作了几次深入的访问。
参加报纸工作是苏联作家的
光荣任务
我们是新闻工作者，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首先接触到苏联作家和报纸的关系。这是我们想要了解，也是他们极愿意谈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经谈开，我们之间存在着的一切不相识者的惯有的陌生心情以及由于职业不同而引起的隔阂感觉，立刻在我们心中完全消除了。从苏联作家的谈话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苏联的文艺作家和苏联的新闻工作者们，是如何亲密地站在同一条斗争的战线上，是如何融洽地把他们的智慧和血汗灌溉在一块共同劳动的土地上。
苏联作家和报纸关系的密切，对我们来讲，这并不是一个新闻，但在这次谈话中，我们却获得了更深一步的印象和认识。我们知道，苏联作家是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在报上发表的，他们有时接受报纸的委托，到工地或集体农庄去采访，为报纸写特写，写诗歌，写小品文和短篇小说，有时也把自己的长篇小说的一个断片在报上发表，有时为报纸写文艺和电影的论文。好些作家的长篇巨著，起初只是报纸上的比较简短的特写。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和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这样闻名世界的著作，起初都曾经以特写的形式把故事的梗概在“真理报”和“红星报”上发表过。苏联作家是很愿意为报纸工作的。他们把报纸当作自己工作的一个园地，当作获得广大读者的一个最方便的场所。苏尔科夫说：“很少有这样的人，不经过报纸这条路而能获得广大的读者。”这差不多是苏联作家的一个共同的见解。
苏联作家不仅现在经常为报纸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前都是作过报纸的编辑和记者的。像我们会见的诗人伊萨科夫斯基过去就当过州报的主编，名导演格拉西莫夫就作过十年的新闻工作。苏尔科夫和潘诺娃过去也作过长期的新闻工作。至于波列伏依则更是如此，他今天虽然是苏联作家协会的书记，但他同时仍然是“真理报”的一个工作人员。在苏联作家眼里，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是很难分的，作家和记者的道路是一脉相通的。
在苏联作家看来，报纸工作是一项高尚的工作，而参加报纸工作则是作家的一项光荣的重要的任务。苏联作家很鄙视那种看不起报纸工作的人，他们认为那种以为只有文学艺术是崇高的，而报纸工作是低下的思想是荒谬的。玛斯尼可夫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任务比这再崇高，这就是参加报纸工作，帮助人民每天不断地前进。
“报纸是作家的生活基地，是作家联系生活的最方便最可靠的桥梁”，这是我们所遇到的苏联作家们的一致观点。他们认为：参加报纸工作，不仅可以丰富作家的创作生活，而且可以丰富作家的知识。它不仅不妨碍作家的创作，而且会帮助作家的创作。潘诺娃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报纸那样，帮助作家培养政治的敏感，锻炼文字的简练，和获得生活的丰富知识。马尔夏克说：“分针动的结果，时针也被带动了。”这意思是说，报纸工作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为了说明报纸工作是怎样帮助作家丰富了创作生活，苏尔科夫还举了他个人经历中的一个例子。在卫国战争期间，苏尔科夫参加了军事报道工作。头一年他当军报的记者，后三年当“红星报”的记者。这几年他除了作军事报道外，同时还写了六本诗集，这比他战前十五年写的还要多。足见报纸工作，对作家的写作生活是有着多么大的帮助。
一个作家对待报纸的态度，是衡量他对待生活态度的标尺。在苏联作家中，也有一些人是不愿意帮助报纸工作的。波列伏依认为这是他们脱离生活的表现。他说：这种人是很不聪明的。他打了个巧妙的比喻讽刺这种人说：他们好像坐在树枝上，而同时自己又在锯树枝，最后他必然要摔掉自己的鼻子。他说：一个作家不与生活交流，光坐在办公室里不下去，就好像拳师不锻炼自己的肌肉，他就不能成为拳师。——这也就是苏联作家为什么和报纸关系这样密切的道理。
苏联报纸上的特写
我们谈得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报纸上的特写。
特写是苏联报纸杂志上常见的文章，也是我国报纸上最受读者欢迎的文章。近代俄国一切进步作家都欢喜采用这个活泼的形式，及时地生动地来反映急剧变化的时代，作为鼓舞、感染、推动人们前进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关于特写的创作理论上的问题，在波列伏依写的“论特写”（译文见“译文”杂志一九五三年八月号）一文里应该是已经解决了的。但在我们国内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们当中，还存在一些疑问没有得到解决，他们不相信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特别是像波列伏依那些写得那么形象感人的特写里没有一点虚构。到底在特写里是否容许有虚构呢？听说在苏联也有两种看法。我们利用和苏联作家会见的机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苏联作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特别感到兴趣，好几个人都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可惜时间不容许我们把这个问题深入地展开讨论。二月十四日，在个别访问波列伏依的时候，我们又继续了在作家协会招待会上的谈话。
我不想在这里一一纪录每个作家的谈话，我只想把波列伏依的谈话整理出来。好在波列伏依和其他作家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虽在个别观点上似乎有点出入，但这并不妨碍把波列伏依的意见作为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来看待。
波列伏依这一个为我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苏联作家，原来他已经写了二十五年的特写。他现在仍在写特写。他的许多著作，如我们所熟悉的“我们是苏维埃人”、“斯大林时代的人”、“真正的人”，在他认为都是特写。一般人把“真正的人”看作是小说，他是不同意的。这些特写是这么感染人，常常使我们念念不忘，请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应该是非常恰当的。
特写里能不能有虚构呢？波列伏依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不能有任何虚构，那怕是一些次要的和无关紧要的情节，也不能有虚构。苏联报纸上的特写很多是写真人真事真地点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认为在特写里不能有一点虚构，不然，人家就会因为这点而怀疑整个报纸上的特写。他说：读者习惯于把我们的报纸当作真实的报纸，“真理报”之所以成为“真理报”，道理也即在此。如果在我们的特写里有半点虚假，那就会使报纸和作者在群众中降低威信。
我们常碰到这样一种看法，以为把一个好人写得好些，就不会使他生气；所以写好事，就可以有点出入。波列伏依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他说：我们是个集体，如果有一个地方写得不对，就会有人指责你在扯谎。我们的报纸是共产主义的，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报纸，因此在各方面都应该是真实的。
为了证实他的观点，波列伏依举出了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曾经在“论特写”一文中提到过的例子，这就是那个“狄纳莫”厂的秃头老人，由于作者不慎重，描写他回家刮脸，换衣服外，还梳头发，结果这点虚构就使特写大为减色，使这个可敬的老人感到了不快。他不能避免工厂里那些顽皮的艺徒们拿他开玩笑，艺徒们常常跟在他后面问他：“库兹米奇叔叔，你是怎样梳头发的？”
还有些人认为写外国的东西可以随便一些。波列伏依也不赞成。他说：如果我们写中国的某些事物的特写，里面有点出入，苏联读者当然不会看出毛病，但被中国的读者看了，那就会怀疑我们的报纸了。特别是写帝国主义国家的事情，如果事实有点出入，就会被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来钻空子。于是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苏联有一个全世界闻名的作家，到英国回来写了一篇很生动的特写，其中绝大部分事实细节都是真实的，只在一些小地方由于翻译上的错误，有了一点出入。结果英国反动报纸就拿它来进行反宣传，诬蔑苏联的报纸在造谣。由此可见，一点差错，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我们很希望波列伏依能举出他个人的作品为例，来说明特写是怎样忠实于事实的。
波列伏依欣然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他谈到他的“真正的人”，这一部使作者闻名世界的著作。我们原以为其中定会有很多虚构的，但作者的回答却出乎我们的意料。原来“真正的人”写的完全是真实的事实，直到一些技术细节也是真实的。书中人物至今还活着。作者并没有增加什么，他完全是根据听到的材料写的。只是在写到一些个人问题的地方，如书中主人公和女孩子的恋爱，作者才把女孩子的名字换了，因为他害怕他们的恋爱不能坚持。但现在他觉得当时的顾虑是多余的，因为书中主人公和女孩子的感情很好，两人结了婚，并且生了孩子。战后波列伏依写了五本书，这些书写的都是真实的事情。在“我们是苏维埃人”里，有十六篇完全是真人真事真地方，其中只有四篇在写到爱情的地方，才把人名更改了。书中的人物有许多人今天还活着。在“斯大林时代的人”中，有二十六篇是真人真事。像“雾中”那样一篇生动有趣的短篇，有人原以为是有一些虚构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篇特写里的全部事实，都是作者和画家两人偶然在路上遇到听到的。波列伏依觉得这事情很新鲜，回去以后，凭着印象还新鲜时，他就马上把它纪录了下来。他自己并没有增加什么。
有人觉得波列伏依写特写的手法色彩不鲜明，劝他换一个有趣的写法。但波列伏依不愿意，他说：“我不会那样写，我只能这样写”。我们的生活很有趣，只要善于观察和研究就可以写出好的特写。他认为中国也有很多这样有趣的东西，无需任何夸张和粉饰就可以写出来的。
当然，任何文章都不应是生活的简单纪录，都不应像照像那样地复制生活。所以波列伏依讲：特写作者不应该以奴隶的态度来对待事实，应该从大量的对生活的观察中，选择那些能够充分表现生活和思想的东西作为写作的对象，应该善于选择本质的事实，而排除非本质的事实。一个作家的观察越是辽阔，生活知识越多，他就越能用自己所见到的生动的典型事例表现同时代的生活和思想。
波列伏依认为在写一篇特写之前，要作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要搜集到三、四倍于自己要写的材料，然后选择其中自己所需要的主要的材料来写。因此，就要认真地和采访对象多交谈，对材料要进行反复的研究。在写作时如果有的材料没有事先搜集到，那就要去补充，不能单凭作者的揣测。他举了“真理报”特写作家卡列索夫的例子。卡列索夫从一个集体农庄回来，动笔想写那里的一个出色的女庄员时，才发觉没有事先注意到她的眼睛的颜色，于是他就特地打长途电话问集体农庄主席，女孩子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波列伏依认为应该以这样认真严肃的态度来写特写。
根据我们记者的经验，几次采访仍难免漏掉一些东西，再去采访又有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求助于其他报纸上已有的材料了。我们问：他是否也有这种经验。波列伏依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他说：事情恰巧相反，不是在采访以后再去看报上的材料，而是要在采访以前就要将有关的材料看过一遍，这样在谈话时就可以问清楚，加以对证；同时也可使谈话便利，易于去发现问题。他说：特写作家不能轻信别人的材料，总要考察它是否正确，要把间接得到的材料求得亲自的印证，这样才可以避免由于轻信所产生的错误。波列伏依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在写作时，一个记者常碰到这样的困难：就是一些人物的思想情况，连本人也认识不清楚。如果把这些模糊的零碎的思想片断写下来，那就不能明确完整地看出人物的思想面貌了。另外有些对话，如果在处理时机械地照搬，那也是很难写好的。于是，我们就问波列伏依他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在这种场合是否可以自由一些。
波列伏依认为写思想也要符合事实，但在一个人连自己的思想也不认识时，那就要加上作者自己的想像了。他在采访时，总是要问采访对象：你怎样得出这个结论？如果对象是生产革新者，他就要问：你是怎样作出这样的改进的？往往被问的人自己也答不出，那他就请那人回去再想，想好以后再谈，问到差不多了，他就根据对方讲的话加以推想，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说：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发表后，谁也不会反对。他说：写思想，必须依靠作者对事实的估计和推测。
怎样写对话呢？他说：“写一段对话，可以在形式上有些改变，只要接近原来的意思就可以了。如果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要写二人的谈话，我就问清楚：他问了什么，你答了什么，他又问什么，你又答什么，然后根据这些对话再现在文章中；根据你所需要的形式去写，只要不违背事实就可以。如以第一人称写，那就一切都要真实，甚至在语气上也要这样。”
我们还谈到特写和小品文的区别。波列伏依认为：特写与小品文有许多不同。在小品文里可以允许的，在特写里就不能。在小品文中，应把坏的东西尖锐化，但在特写里就不能这样。特写不能允许歪曲夸张；小品文是幽默的形式，加上小品文的栏头，就要夸张，就一定要引起笑，没有夸张（不能歪曲）就不行。不是用“小品文”，而是用其他栏头，就不容许夸张。但小品文的夸张仍要符合事实，是在事实基础上的夸张。
我们的谈话就是这样结束了。关于特写的真实性问题，从这次谈话中，应该说已经明确地解决了。当然一篇特写的生动有力，还是要依靠作者对生活的熟悉和深入的观察与采访，依靠作者的才能和刻苦的劳动。任何走马观花和匆促草率的态度，是写不好文章的。
苏联报纸上的讽刺诗
我们还向苏联著名老诗人马尔夏克请教了报纸上的讽刺诗的问题。
讽刺诗是苏联很流行的一种文学形式，它不仅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出现，而且经常在工厂和集体农庄的墙报上出现。它以泼辣锋利的笔调向生活当中一切腐朽的落后的东西展开斗争。它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欢迎，人们像喜爱自己的战斗伙伴一样地来喜爱它。
马尔夏克是一个写讽刺诗的能手，他经常把他的讽刺诗在报上发表。我们中国报纸上也翻译过不少他的讽刺诗，我们中国读者对他是并不陌生的。从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那一天——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就参加了报纸工作，以他的锋利的武器——讽刺诗，向希特勒、戈培尔之流展开斗争。战后他又用他的笔向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蒋介石以及一切原子弹恐吓者宣战。他是对敌斗争中一个顽强的勇敢的战士。
我们中国报纸上需要多发表讽刺文章，需要多登讽刺诗，需要利用它来向帝国主义者，向我们生活当中的黑暗面展开斗争。因此我们也很关心讽刺诗的写作问题，很想听听在写讽刺诗上富有经验的这位诗人马尔夏克的意见。
马尔夏克把讽刺诗的作用估计得很高，他认为它是打击敌人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武器。它教育人民去蔑视敌人，憎恨敌人，唤起人民战斗的力量。报纸上是不能缺少讽刺诗的。它虽然不在报纸上占有很大的篇幅，但它却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马尔夏克和画家库克雷尼克赛，拿他们得到的斯大林奖金合买了一辆坦克，在坦克上写了诗，画了画，并且给坦克取了个名字叫做“无情”。这辆坦克开到前线去，对战士鼓舞很大，果然“无情”地向敌人展开所向无敌的猛烈的冲击。这个“无情坦克”的形象用来比喻讽刺诗的力量是最恰当不过了。讽刺诗就是这样“无情”地向一切敌人和敌对思想展开进攻的。
讽刺诗有讽刺诗的特点。马尔夏克认为，它的特点就是要有幽默，要有笑，“笑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这种笑不应是空笑，应有内容，应该给人深刻的印象；可是它也不能光谈政治道理，光谈政治道理，那就不是诗了。他说：好的讽刺诗要具有两个条件，第一应该大胆，就像战斗中勇敢的军人一样；第二应是具体而典型的，给人以艺术的感染力量，特别要尖锐有力，能够刺中敌人的要害。
讽刺诗不能粗制滥造。马尔夏克认为，报纸上的讽刺诗不一定要写得很多，好像人在值班一样，每天总有一首；而是要有力量的，每出现一首，就应该使全城市的人都念它，应该做到每出现一首讽刺诗，对读者都是一件大事，让人们记住它，在街头巷尾议论它。因此，他主张报纸编辑部要请最有名的第一流的诗人写讽刺诗。
马尔夏克认为讽刺诗要写得通俗，不仅要在城市流传，而且要使它流传到乡村，流传到人民群众当中去。不能让讽刺诗由于纤细的幽默而使人看不懂。马尔夏克自己就是很注意讽刺诗的通俗的。他每写一首诗，都要听听大家的反映。每当原稿被打字员、排字工人看了而发笑时，他就很高兴。不然，他就要重新修改他的诗了。
马尔夏克是一个很重视生活的诗人，他不只一次地谈到深入生活的重要。他嘲笑有些办幽默杂志的人，那些人的生活圈子非常狭小，平常不大接触群众的生活，老是坐在家里想一些可笑的事情。他觉得这种人本身就很可笑。他说：这样写出来的讽刺诗一定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他认为讽刺诗是在生活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在工厂、部队、农村中，有很多诗人平常听不到的东西，诗人就应该去注意发现它、搜集它。在民间，在基层的墙报上，也有很多写得很有意思的讽刺诗。这些诗虽然简单，但是里面富有生活的气息，富有深刻的思想，诗人应该深刻地去研究它，从中吸取养料。他告诉我们：在卫国战争时期，诗写得最好的诗人，都不是那些走马观花的人，而是真正生活在战争当中的人，生活在前线上的人。
马尔夏克与画家联系得很紧密。他常常是写出一首讽刺诗，就请有名的画家配上一幅画。他和他的亲密的战友画家库克雷尼克赛，就是经常在一起工作的。他说，画和诗配合很必要，有时画比诗有力量，有时诗比画有力量；诗可以说明画，画可以说明诗；诗和画在一起，就产生更大的力量。
讽刺诗是思想斗争的武器。一个善于进行思想斗争的报纸是不会放弃利用这个武器的。马尔夏克希望我们重视这个武器，善于运用这个武器。他说：编辑部要善于指挥它，把它摆在适当的地位，不远也不近，正好能够打中敌人，打击一切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
苏联作家就是这样热情而深刻地谈了这许多有意义的问题。这些深刻而有意义的谈话，对于我国新闻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都是重要的。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虽然一直都是合作得很好的，但还有必要把这种合作变得更紧密，更经常；一方面报纸编辑部应该更大量地把文艺工作者吸引到报纸工作中来，一方面文艺工作者们也要更踊跃地接受报纸编辑部的要求，为报纸的需要，为报纸的读者服务。这样就既可以增强报纸的战斗力量，也有助于作家和文艺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相信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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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开会
布置“联共（布）党史”第十章的学习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于五月十一日上午召开山东省级机关“联共（布）党史”讲师团会议，研究和布置山东省级机关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十章的讲授和学习问题。会议首先说明了目前学习“联共（布）党史”第十章，是在全体干部学习了党在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决议及有关文件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因为上项学习使干部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都普遍提高了，所以讲师团的讲授水平也需要相应地提高一步，以满足干部学习的新的要求。会议讨论并决定讲授的内容以“学习”杂志上所发表的“苏联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时的经济建设问题”学习提纲为主，讲师应充分准备，首先把“联共（布）党史”第十章学好，并参考其它有关文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提出讲授要点。在学习方法上要以学习理论为主，适当地联系实际工作，既反对不联系实际空学理论，也反对把学习讨论会变成实际工作漫谈会，同时要抓住学习重点，以免一般化泛泛地学习。为保证充分的学习时间，把原来计划五个星期内学完“联共（布）党史”第十章改为八个星期学完。把原来计划十名讲师讲授“联共（布）党史”第十章增加为十五名。学习将在六月中旬开始。要求大家紧张学习，反对拖沓现象，保证按照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到年底学完“联共（布）党史”第十二章。
（张荣安）

第3版()
专栏：

中捷人民友谊的花朵
——看彩色纪录影片“人民心一条”
叶遥
导演：瞿白音、董小吾、弗依达·亚西尼、查理·嘉西尼亚
摄影：查理·嘉西尼亚、弗依达·亚西尼、曹进云、田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捷克斯洛伐克陆军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
彩色纪录片“人民心一条”以伟大真挚的友情激动着观众的心。
这部影片的主题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如此鲜明，如此热情地歌颂了中捷人民间的深厚友谊。它的深刻的思想内容不是用那些缺乏生气的呆板画面和空洞贫乏的言词来表现的，它是经过中捷两国电影艺术家们的精心研究，创造性地把一九五二年秋天，访问我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维特·尼耶德利军队文艺工作团（以下简称捷军文工团）的活动，真实地拍摄下来。它用生动的形象，显现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
影片从开始描写捷军文工团来我国的首都北京，到最后的告别演出情绪始终是饱满的。整部影片充满了有美好情感和意味深长的画面。人们可以看出：影片的作者们，决不是以漫不经心的冷淡态度，“纯客观”地纪录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场景；影片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经过作者们的精心挑选，都浸透着他们对中捷两国人民的热爱和深刻的感受。他们敏锐地把许多十分美妙的情景摄入镜头。这没有明晰的洞察力和熟练的艺术技巧，是不容易做到的。
影片开始出现的镜头是旋转的地球。虽然我们的国土和捷克斯洛伐克距离一万多公里之遥，但伟大的苏联，把东方和西方爱好和平的人民连接在一起。捷军文工团员们带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热情和敬意，踏上了我们的国土，我国人民以同样的热情和敬意迎接来自远方的兄弟。影片的镜头，随着捷军战士的足迹，纪录了两国人民的会见和联欢。在北京飞机场上，响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少年先锋队员们的欢呼声；在南京玄武湖畔，盛大的联欢使玄武湖变成了欢乐的歌舞海洋；在东海辽阔的海面上，海风吹拂着中捷两国战士们的笑脸；在重庆解放纪念碑前，欢迎的人群正像说明词所描写的是“人的海洋和花的海洋”。临别演出终场时的情景更是动人，台上台下的鲜花掷下来又掷上去，两国战士被高高抛起。这是兄弟般的伟大友谊的花朵。
我们在影片里还看到这样的场面：捷军战士参观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掷下的细菌弹壳、带菌的苍蝇、青蛙和蜘蛛时，镜头里出现了他们的愤怒脸色，他们写下了抗议这种绝灭人性的罪行的言词。在一个土地改革展览会上，捷军战士以憎恶的目光，投射在地主的华丽服装和家具上；以无限的同情，观看着农民居住的简陋不堪的茅屋和残破的食具。
我们还看见了：捷军战士会见江苏省松江县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的动人情景。陈永康，代表他村里的农民，把即将成熟的一束稻子作为礼物，送给远方来的贵客。客人们把陈永康高高抬起，表示他们对中国农民的敬意和感谢。他们像庆祝自己的丰收一样，和我国农民一同打着锣和腰鼓，欢腾地行进在稻田的小路上。
在上海的纺织厂里，在东北抚顺煤矿的场地上，我们看见了捷军战士和中国工人的会见。他们静听着工人们讲述自己的生产成绩，细心地把它记录在本子上；他们热情地和煤矿工人握手致意，为我国工人在生产上的巨大成就而高兴。
在这些描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我国人民的兄弟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国人民是如此融洽无间！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理想和共同信念连结在一起，我们交流着共同的喜悦，我们一致表示对和平敌人的无限愤怒。
影片亲切动人地描写了捷军战士和我国新生一代的关系。在北海公园的草地上，捷军战士和我国少年先锋队员玩的“摸老瞎”的游戏，是一个极有风趣的精采画面。那个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喜剧演员杰代克，在孩子们围坐的圆圈中，蒙上眼去摸另一个老瞎时的姿势是那么有趣和逗人笑，当他碰到了孩子们，又怕碰坏他们而急忙躲闪，不料却跌倒在地上时，我们看到了捷军战士们和孩子们欢笑的情景。
在“八一”小学校里，孩子们采摘鲜花，送给他们亲爱的捷克斯洛伐克叔叔和阿姨们，为他们表演了自己的节目。捷军战士们抱着孩子们一道走滑梯，帮助孩子们坐小飞机。孩子们和战士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间。影片作者们，给我们挑选了这些动人的镜头，使我们感到中捷友谊的深厚，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
影片很出色地介绍了我国的壮丽山河和斑烂的文化古迹，而所有的介绍都不是脱离影片的主题，孤立地介绍的，而是紧紧结合着捷军文工团员的游踪，把景物依附在远客们对它的赞赏和爱恋的情感中出现的。人是这部影片的主人，人的心情是那么愉快，景色也就格外显得美丽动人了。许多抒情意味的镜头被编辑在影片里：颐和园的游览和昆明湖畔中捷军队文艺工作者的演唱，是那么别致有趣。蔚蓝色的远山，白绵绵的云朵，清澈的湖水织成了一张美丽的幕。捷军文工团演唱的摩拉维亚民歌“黎明的露”，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者演唱的“藏胞歌唱解放军”，在这里是那么动听。北海的九龙壁浮雕和天坛的精美建筑，使客人们赞赏不已。即使是故宫的白色石栏和台阶，宫殿的一角，北京的一条甬道，在影片的细致描写中，都那么富有东方建筑的特色。西湖的风景更是迷人，静静的湖面上荡漾着小船，载着我们的客人和正在西湖休养的工人，观赏盛开的荷花和落日的美景。轮船经过长江三峡时，影片给我们描绘了客人们坐在船头观赏到的三峡景色：那湍急的江水，插入云霄的山峰，两岸的山谷村庄。这些我们古代的诗人曾再三歌咏的地方，影片的描写，又让我们在这里读到了诗。载着客人们的列车向我国南方飞驰的旅途中，客人们坐在车窗前，静静地观赏着南方的村庄、绿色的稻田和那茂密的香蕉园、大块的菠萝田和结实累累的木瓜树。
这一切的景物描写，是那么引人入胜。这些描写是包含着丰富的感情的。它使我们从形象里认识到：我们的祖国是这么辽阔广大，这么美丽可爱。我们的客人们对它的深刻的爱，也在这里很好地抒发出来了。
这部影片通过形象、色彩和声音，把中捷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为共同理想而斗争的思想，很动人地表现了出来。影片从头到尾洋溢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深湛情感。人们没有听到空泛的议论和教训口吻的言词，然而人人都从这里上了最生动的一课。这是一部做到了“形象化的政论”的优美作品。这部影片的成就，是中捷电影工作者亲密合作的结果。它是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