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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04-19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东旺庄抗旱种棉(图片)

第3版()
专栏:

东旺庄抗旱种棉
周学孟画
孟晓梦编
(四)王山一想,房洛义的话不对头,如果种晚了,“霜花不值钱,白费一年工”。第二天他便到地里去点种。小锄刨下去,不到三指深,就见了湿土。
(五)这时,二笨也到地里来点种。王山就和他商量,想办法把上层的干土豁开,在湿土上耩播。二笨也觉得很好。可是,用什么东西来豁干土呢?
(六)用犁太尖,用耧太空,两人半天没有想出办法来。后来,二笨脱下鞋子来,抖落鞋里的土,王山忽然灵机一动说:“把鞋底绑在耧脚尖上,不就成了吗?”
(七)两个人赶忙往回跑,叫互助组的人都来试验这个新办法。房洛义看到他俩这个样子,歪着脑袋说他们在胡闹。

上海国营棉纺九厂怎样选拔宣传员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上海国营棉纺九厂怎样选拔宣传员
  王如山
上海国营棉纺第九厂共产党的宣传员选拔工作已告结束。经中共上海市杨树浦区区委批准六十五名(全厂职工共三千二百余名),内有党员三十八名,团员十四名,非党积极分子十三名。其中包括党的支部委员、行政科长、工会执委、青年团分支部书记等干部共四十四名。技术工人十二名,劳动模范四名,老年工人十九名。宣传员的文化程度:文盲二名,小学三十八名,初中十五名,高中六名,大学四名。
国营棉纺九厂在选拔宣传员时,首先经过十余天自上而下的讨论酝酿,使大部党、团员,都认识到建立宣传网的好处,并以党中央所规定的宣传员四个条件衡量了自己,提出在实际行动中争取作宣传员。因此他们乘全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时机,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地宣传怎样才是真正翻身作主人,主人应如何关心自己的工厂,爱护自己的国家等,以启发、引导和群众一起向大会提出了四千多条有关工厂改进的意见;并且酝酿与正式订立爱国公约来迎接代表回车间。支部即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了选拔宣传员的工作。
宣传员选拔方式:以过去与现在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对象,党员与工会干部由支部委员提名;团员由团总支部委员提名,并作初步审查;群众当中的积极分子由党的小组长及分布在车间的党员干部提名,汇交支部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支部委员再分头找他们进行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帮助填写申请书。在个别谈话时,对党、团员说明虽是经过支部委员会通过,仍属申请性质,待区委批准后才能确定为正式宣传员。并指出他尚存在的缺点,以求在工作中改正。对群众则先从他对宣传网的认识谈起,启发他自愿担任宣传员,再指明他的努力方向。经过个别谈话与填写申请书,对填表人就是个教育过程。他在填写“为什么要当宣传员”时,就要考虑到建立宣传网的好处与自己所抱的态度。同时因手续的严格,而加强了他对宣传员的为人民服务观念,所以许多同志表示自己还不够宣传员条件,要克服缺点,更好为人民服务。并要求支部今后要多帮助与教育他,把工作作得更好。
又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结合本厂的具体条件,确定了选拔宣传员的应注意的几点,以作支部委员会通过名单时的依据:甲、是否符合条件。对党员主要是看他是否有一定的宣传能力。即是说,作为一个党员对宣传员条件中的头三条,在入党时基本上已经解决,只要他至少能在几个人面前讲解党的政策主张,又能使人家明白,就可通过他当宣传员,(编者按:对于政治觉悟,工作中以身作则,联系群众等三条件仍应考查。)对群众则主要是看他是否政治纯洁,能否以身作则联系群众,再考虑其他条件。乙、根据工作需要:(一)尽量照顾到各部门都有宣传员。这样可以及时了解与反映各部门的群众意见,又能使党的政策贯彻到各部门的群众中去。对于宣传能力较弱的宣传员,支部委员会及时主动帮助他解决困难,使其很好担任起党所交给他的任务。(二)尽可能使宣传员分布到群众宣传组织中,掌握宣传工具(黑板报、漫画等),使其更能发挥宣传效能。(三)注意吸收各系统的干部作宣传员。这样可以使党的政策主张通过各系统贯彻到群众中去,而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编者按:根据工作需要,而适当地注意宣传员的分布是对的,但应防止因此而降低宣传员的条件。)丙、照顾领导能力。建立宣传网是件新工作,领导上缺乏经验与办法,在初步建立宣传网时,如选拔宣传员过多,容易流于形式,故确定从巩固中再发展壮大。
由于注意了以上三点,选拔出来的宣传员一般都是最接近群众,熟识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情况,且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党、团员和团结在党周围的积极分子。所以当宣传员名单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宣布后,群众说:“有了宣传员我们可以多懂得一些道理啦!”一个年老女工友拉着宣传员的手说:“你当了宣传员,我们有啥事体可以问你了。”
国营棉纺九厂在选拔宣传员工作上,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也还有若干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缺点是在开始选拔时,把宣传员的条件规定太高。例如,要求作宣传员的党员,必须是思想意识与工作作风都没有一点缺点的。这是不可能的。
(转载解放日报)

中国民主促进会指示各地分会 普及抗美援朝工作

第3版()
专栏:

  中国民主促进会指示各地分会
  普及抗美援朝工作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三月二十九日召开中央常务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三月十四日的通告,该会就通告中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五项建议,结合该会具体情况,作出对各地分会的工作指示,其主要内容为:一、本会的各级组织应有计划地在四月中组织我们的会员及和我们有联系的朋友,发动文化界、教育界、科学技术工作者、工商界人士及各阶层人民,分别召开各种小型的讨论会、座谈会、控诉会,来讨论当前的形势,控诉日、美侵略者和日美走狗蒋匪特务迫害人民的罪行,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举行对日本问题的投票,联名写信给日本人民反对武装日本等,以发扬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二、必须加强组织生活,使每一个会员都能自觉地来担负普及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每一会员不但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起带头作用,在各种场合上起积极推进作用,而且应该经常地在日常生活中向自己的邻居、家属、亲戚、朋友进行爱国教育。我们每一个会员均应认定一项具体工作,如写文章,作报告,或者帮助组织各种小型集会等。三、各级组织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要经常地、有计划地注意搜集、编写切合实际的,有具体内容的,爱国主义的宣传资料,供给会内外同志们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时参考。四、在进行和平公约签名运动时,要向群众解释清楚它的意义,避免流于形式,最好在各种会议上,经过宣传鼓动后,运用表决方式进行。五、通过各种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做好动员工作,迎接“五一”大示威,务使各阶层人民了解今年“五一”大示威的意义,以便热烈地踊跃地参加这一爱国行动。六、各分会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于四月前拟订今年内普及深入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计划,报告总部。该指示中强调指出:抗美援朝总会提出的通告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文件,本会全体同志应尽力负起这个文件所规定的任务:“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种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

教科书出版发行会议闭幕 确定今秋课本出版发行原则

第3版()
专栏:

  教科书出版发行会议闭幕
  确定今秋课本出版发行原则
为了改进中小学教科书供应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自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三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教科书出版会议和课本发行会议。会议总结了今年春季教科书的出版工作,解决了课本出版、发行工作中的一些困难问题,并确定了今年秋季课本的出版和发行工作的原则。
解放以来,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是有成绩的。教科书的发行数量有显著的增加。今年春季中小学教科书的发行量达一亿一千万册,比一九五零年春季增加了一倍。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发行机关已切实地执行了统一标准的低价政策,书价平均比抗战以前降低了一半。上海市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的课本费用只占全部学杂费的百分之三点五。教科书的发行工作也逐步地减少盲目现象,走向计划化。教科书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东北区已采用苏联自然科学课本的翻译本。纸张、插图都有很大的改进。
教科书供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供应不及时。教科书出版会议和课本发行会议研究了各地的情况之后,认为教科书供应不及时的原因是:第一,由于现在的教科书每学期都要修改,因而影响了印刷时间。第二,由于对学生人数缺乏精确的统计,也增加了掌握教科书印数的困难。如土地改革后,农村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人数大量增加,原来印的教科书就不够用。有的地区补印教科书达十余次之多。第三,由于各地学年制不固定,有的学校是春季始业的,但他们又改为秋季始业,因此也影响教科书准备不够或准备得过多。
教科书出版会议确定了今后教科书出版供应原则,并规定教科书编辑部门和文教部门要在规定时间内定稿,生产部门要在规定时间内发货,发行部门要在规定时间内送到学生手里。彼此订立合同,分清职责。课本发行会议决定加强新华书店各分支店的调查统计工作,要求各分支店与文教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掌握各地学生人数的统计材料,作为教科书供应工作的依据。
教科书出版会议和课本发行会议对教科书出版的资金、纸张、印刷、交通等问题,也作了具体的决定。关于僻远和交通困难的地区的教科书供应工作,课本发行会议也决定了“先远后近,先山区后平原”的发货原则。会议为了使教科书发行工作逐渐有计划,今年秋季准备在华北区试行课本预定办法。
(新华社)

中共绥远省委员会关于五一节前普及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

第3版()
专栏:

  中共绥远省委员会关于五一节前普及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
目前绥远省抗美援朝运动的方针是:五一节前要求普及,五一节后要求深入,必须做到全省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一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运动。牧业地区普及时间虽可稍为延长,但普及要求绝无例外。
这一运动的中心内容为: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与各项决议。同时必须把目前的中心工作如春耕生产、镇压反革命,与之结合宣传,以求通过这一运动,有力地推动当前的中心工作。
如何达到这一普及要求?
一、各级、各系统的领导机关,应该特别重视抗美援朝运动的意义,加以认真讨论,做出具体计划,并即着手实施。一切宣传文化机构,一切公共场所,必须订出宣传工作计划,并即着手进行。
二、组织干部认真进行时事学习、作报告、作测验、进行控诉。
三、普遍建立各级、各地的人民抗美援朝会,吸收各界人士参加。各级党委必须派人直接参加领导,以便有力地领导这一运动的开展,并把一切可能组织的力量动员起来。
四、必须把全体党员、团员和全体干部动员起来,必须通过城乡人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去动员广大群众来积极参加这一爱国运动。
五、对各个不同地区,应有不同要求。
在归绥包头两市,应更多地注意深入。不仅在干部中举行学习测验,还应在各阶层人民中召开小型座谈会。不仅要继续发动未订立爱国公约的继续订立,而且要切实讨论、检查爱国公约的执行。不仅要召开全市性的抗美援朝的代表会,而且要接着分别召开各行业、各地区的抗美援朝代表会,以进行传达与具体布置工作。不仅在五一节要举行以工人为主体的全市人民的游行示威,而且要求在五一节前普遍召开小型控诉会;要十分注意发动工人及其家属参加运动;并注意动员家庭妇女等参加。机关干部亦应积极参加这一运动,推动运动前进。
农村应注意运动的普及工作。四月初旬应切实进行干部时事学习。应结合春耕生产及镇压反革命的学习,或集中讲解,或分区报告,并辅以讨论与测验。
四月中旬应将各地抗美援朝会,区的读报委员会组织起来。并在四月中旬以前把读报组长普训一次。以县为单位召集小学教员联席会。普遍召开县的或村的农民代表会,并且召开各级党的会议。通过这些会议,分别进行传达布置,分区分人进行宣传。并应在这些会议上举行签名投票和控诉日寇美蒋匪帮的罪行,订立爱国公约等。在四月下旬,通过农会组织,召开控诉、回忆、对比的小型座谈会,并酝酿制订全村、全区、全县的爱国公约。在五一节可按照具体情况,尽可能组织以村镇或区为单位的游行示威。在这个大会上,可简单明了地结合当前一般政治口号,动员春耕生产及镇压反革命。
在小城镇应组织抗美援朝会,负责领导全城镇的运动。可发动小学教员及高年级学生组织小型宣传队。有条件的地区可建立报告员或宣传员,进行分区或分行业的报告;召集各界的座谈会;举行小型展览;发动民间艺人进行文艺活动等。小城镇的抗美援朝运动一般开展较差,此次必须予以应有注意。
游牧区困难较多,普及时间可稍延长。可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如召开代表会,分区域召开什户长会,打狼英雄模范及积极分子会等,并可召开短期训练班,进行控诉、签名、投票。再通过他们向群众展开宣传。一般庙会必须尽量利用。游行示威一般不必举行。
各人民团体应首先教育好自己的每一成员,然后再发动他们进行群众宣传。
最后,必须从这一运动中,建立党的与非党的宣传网。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更好地建立宣传网。也只有宣传网建立起来了,才能使运动更加普及,而且能够使运动坚持下去,由普及转入深入。建立宣传网是达到普及与深入的基本关键,我们必须十分注意。
中共绥远省委

跟农民学习以后

第3版()
专栏:

  跟农民学习以后
北京大学教授 杨人楩
“参观一次土地改革,胜过两年的学习;”——若干参观过土地改革的人都有此感觉。理由很简单:阅读不如耳闻,耳闻不如目睹。事实呈现在眼前,不说而可使我们信服,不容我们诡辩。知识分子对于实际政治可能有其一套自信是正确的看法,参观土地改革以后,立即证明这一套看法毕竟错误;才了解知识分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如何阻碍他进步的顽强力量。走出书斋,走出都市,走向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农村,接触了农民,接触了广大的实际;广大的眼界,使我不再受自信心的支配。于是我才逐渐向农民学习。学习到些什么呢?
第一、从土地改革认识了革命
我曾经想:革命的目的在于夺取政权,人民政权既已巩固,就可顺利地推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这无异是说:土地改革是革命之果;不需激烈斗争的所谓“和平土地改革”,是可以行得通的。接触实际以后,我才逐渐了解我是不曾透彻认识革命,因而也就不曾透彻了解土地改革政策。
人民政权的基础诚然是巩固了,可是土地改革政策并非单凭政府的法令和干部的执行便可完成的。在解放不到两年的地区中,有些农村的政权仍不免为反革命分子所左右,他们是为地主服务的,不能希望他们来彻底执行土地改革政策。我们到达湖南衡山县石山乡以后,负责同志在报告中说明最先到乡了解情况的干部曾被这一批人包围,因而工作队到乡进行工作时,遭遇到一些不当遭遇的困难。以致发动群众的工作比不上我们业经看过的松坳乡。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消灭地主阶级。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地主阶级是决不甘心被消灭的,他们曾以反革命的活动,甚至组织武装暴动,来破坏人民政权;他们利用宗族关系来分化农民;他们组织帮会来压迫农民;他们根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经验制造变天思想来吓唬农民;利诱和谣言更是他们常用的斗争武器。分散财产之彻底和破坏财产之厉害,几乎是我们想像不到的。我们参观过三个恶霸地主的住宅,那种残破狼藉的情况,使我们不敢相信在不久以前这就是地主的家。我们曾看见斗争三个地主,他们一致的态度是抵赖,欺骗,与硬挺。其中一个已经斗争过九次,却始终斗不出果实。地主之所以要犯法,要以顽固态度来应付斗争,只因为这是一个阶级斗争。他们下决心抵抗,宁死不肯把果实交给农民。据说,某地主听见另一地主惧罪自缢以后,冷笑地说:“自杀才不值得;”这就充分表现出阶级斗争中地主的顽固。地主既是如此,那么,那些世代受其压迫受其剥削而不得温饱的农民,一经发动、觉悟、而自信有力量斗争以后,又将如何呢?他们的斗争精神是不难想像的。实地参观以后,我才深深地体验到土地改革确乎是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我才了解所谓“和平土地改革”根本是不可能的,假使要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话。土地改革既是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那么,土地改革就是革命,而不是革命的结果;反之,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没有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就没有完成。
革命的任务,不但要完成土地改革,而且要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的果实。反革命的地主阶级诚然被打垮了,未必就肯死心踏地接受劳动改造,仍不免有些梦想死灰复燃。否则,在人民政权业经普遍巩固的都市中,不当再有反革命的特务活动。地主在待机而动,农民也在随时警惕。我们从政治学习中理解到反帝反封建的关系,却不如农民了解得那么具体而干脆。他们说:地主希望蒋介石回来,蒋介石靠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要利用蒋介石,蒋介石要利用地主。他们现在只能支使特务在国内进行反革命活动。农民要保证翻身,不但要打垮地主,同时要解放台湾,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和镇压反革命。这个逻辑是何等简单明了,根据这个逻辑来讲,农村中的斗争是要打倒封建,同时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这无异是说:一个战场,两个敌人。在朝鲜战场上也同样是打倒这两个敌人,这又无异是说:战场虽不同,而敌人相同。
土地改革是和每个中国人民的利害有间接和直接关系的。因为自己既非地主又非农人而认为自己就和土地改革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只是一种极肤浅的错觉。错觉之所以发生,因为我们生活在都市里,不了解农村的实际。农人是不会到城市里来宣传的。关于地主阶级的罪行,非经过实地观察是不会透彻了解的,因而也就不能了解他们的罪恶是怎样一个足以阻碍新中国发展的力量。反之,地主不但能够逃避到城市来宣传,他们又有若干义务宣传员。阶级立场自然会使他们夸大土地改革中的过左偏差;这些恶意的夸大往往很容易传到知识分子耳中,因为我们所接触的人物有不少是地主阶级或与地主阶级有关的。于是,我们的阶级立场就容易模糊起来。土地改革既是农民和地主算总账的斗争,那么,偏差原是难免的,即使不是可以鼓励的,至少是可以原谅的。刚参加土地改革时,我曾懊悔选择到中南区去参观,因为我知道我们“湖南蛮子”是敢于斗争的,何况又有一九二七年的血债;我担心遇到过左的偏差更会模糊我的阶级立场。已有心理准备的我,看过热烈的斗争场面以后,大出望外。这时,我佩服干部掌握纠偏指示的能力,同时我又觉得进行斗争时不免过于温和。(据若干朋友——其中也有地主——的报道,现在已经是普遍没有偏差;已往假使有偏差,公道往往是站在农民一边的。)“过于温和”的感觉当然是错误的,然而表示出我们已开始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农民的诉苦博得我们的同情,地主的硬挺换得我们的憎恨;——这还只是感情上的。可是,农民的诉苦使我们更了解封建剥削之残酷,了解封建生产的落后性,地主的破坏与顽固使我们更了解阶级斗争必然是尖锐的;于是引导我们到理智的考虑:假使认定土地改革是建设新中国的必需条件,则地主阶级是必须打垮的;假使新中国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是休戚相关,我们就必须站在农民的一面,不能旁观。当我们看见地主在斗争中硬挺到底时,我们不但每个人在情绪上支持农民,同时也认定有应该如何帮他们一点忙的责任。我们讨论出一些“秀才”方法,当然无补于实际,然而这已说明了我们不单是来参观的,实际已具有参加斗争的意义。此后,我们碰到其他问题时,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一致站在农民的一面,希望尽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我们团体回到北京以后,我们仍然不曾放弃这样的努力。思想上这么逐步发展的结果,使我放弃了“土地改革直接与我无关”的错觉,并且使我答复了为什么要一边倒的问题——两年来在思想上一直搞不通的一个问题。
参观土地改革使我这么认识了革命。这种认识不是从结论不是从阅读和讨论中得来的,而是农民教给我的。同时,我还得向农民学习如何实践,因为,这种理论认识在我看来仍然是水准很高的,离实践还有相当距离。
第二、从土地改革体验了实践
参观土地改革以后,我才懂得土地改革不是一个刻板式的工作。政策和步骤固然是一致的,但在处理个别问题时,并非到处一律;就是县与县之间,甚至乡与乡之间也可能彼此不同。这就是实践的结果。因为要针对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所以不能是机械的,而必然是辩证的。我曾经想:土地改革既是从少数人阶级手里把土地拿出来分给为数最多的阶级,是个何等重大而细密的工作,关于田亩的丈量,土性的鉴别,户口的调查,都是事先必得制定方案动员专家去完成的。这是多么机械的书生之见!
喜欢说俏皮话的政论家,曾经把中国农民称为四万万阿斗;除了愚昧之外,他们还要担当自私的罪名。在进行土地改革时,他们不再是阿斗,反而是若干集体诸葛亮;至于不自私一点,至少表现得要比知识分子强。所以能够如此,由于有正确的群众路线。关于群众路线,在这里我只想指明:只有群众路线才能产生可以实践的集体智慧,才能产生可以实践的忘我精神。群众是由干部发动,部干领导的。如果干部牵着群众的鼻子走,群众就变成阿斗;如果他做了群众的尾巴,说不定就要出偏差。群众之所以能实践,只缘干部也能实践;干部相信群众,与群众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如我们所想像的站在群众头上,是这样,才能够使群众产生实践所必需的智慧与忘我精神。
农民的文化水平是不高的,且看他们如何发挥集体智慧来解决一些困难。听说在所谓“和平土地改革”时期,地主对土地改革法的条文背到比干部还熟,在划阶级时手里拿着土地改革法来吓唬农民。在斗争恶霸和划分阶级的时候,却看不见农民拿着土地改革法,听不见那一个农民引用土地改革法条文。他们学完划阶级以后,只归纳成几条每一个农民都能运用的原则来对付地主;这么几条简单的原则就可以使地主辞穷理屈。划其他阶级,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划分阶级这么一个复杂的工作,就这么在短短十几天之内完成。知识分子不免要批评他们“不科学”,然而,他们竟划得如此准确。(正因为考虑到可能不准确,所以在划分阶级以后仍须上级批准。)其次是“勘田”,丈量田亩应当是一个更繁杂的工作。湖南邱陵地带的水田高低不一,田的形状大小是应有尽有,就是使用科学工具的测量专家也会感觉工作不是容易的。农民却连皮尺也不用。他们相信正直老农的经验与判断;在讨论会上推出了几位这样的老农去担任这个工作。我所看见的一组是五位。他们到了每一丘田里,站在不同的地位上,用眼一瞄,脑子里一捉摸,胸中就有数;几个人当面一对,就决定每一丘田的产量是多少(因为田的产量不同,所以湖南一般论产量而不论面积)。在他们看过较大的一丘田以后,我曾分别去问过他们估计的结果,其中四位估计八石五,一位估计八石,可见其估计是相当准确的。估计出一个数目以后,就在写明原有业主佃户自报产量的标志上,再添一项数字,以凭公断。分田也是依照这样的方法,由几位公正老农依照会上决定的原则去分配。分配以后,一方面登记在簿册上,同时把标志上业主的名字和佃户一项用刀削去,换上分得土地的农民的名字。这样的办法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不科学”,然而在基本上已解决了问题,不曾引起严重的争执。在旁听准备生产的小组会上,特别使我注意的是讨论水利问题的结果。在已往,为着争水可以打架以至打官司。今后要在原灌溉系统之下合理地解决水源问题,当然更困难。他们在否定若干行不通的办法之后,决定了这么一个办法:由原灌溉系统所及的田亩之新业主共推一人“看水”;他所费的劳力,由其他农人在另外的劳作上来补偿。这是何等干脆而能实践的办法!
集体智慧虽然解决了不少与农民切身利害有关的问题,但不足以说明农民之不自私。农民的自私原不亚于知识分子的自私;只因他们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教育了自己,认识了团结的力量,因而就真正减轻了个人主义的自私心。勘田和分田并非绝对准确的,然而农民都高兴接受,一致表示:“那里能够一点不差?”因此,因斗争而退出的押金并非全数还给原来付出押金的佃户;分配家具时几乎办到各取所需的原则,而不斤斤较量家具的金钱价值;分配房屋时也只照顾各人的需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代工队之组织,这是生产小组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除决定轮流代孤寡及参军家属劳动以外,更议定了“先人后我”的原则,怪不得农村青年会那样踊跃参军。
农民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么保守而反对科学。相反的,只要你能说服他们,他们很愿接受科学。在生产小组会上,他们就多数赞成选用称为“胜利籼”的新种。他们不反对科学,但不因嚷着科学而违反实际。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不很高,然而他们能实践,说到那里,做到那里。在农村中看不见形式主义。自私心可能是免不了的,但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克服一分,在行动上也就表现一分。嘴里只唱高调而行为仍然落后的人物,在农村中几乎是看不见的。我想,知识分子要学习“实践论”,不妨向农民看齐;先且别嚷嚷,一点一滴地从实践上做起。
农民的实践精神,也启发我去解决学问上的问题。读了二十多年的法国革命史;法国革命时的土地政策何以会失败,直到参观土地改革以后我才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关于这个问题,牵涉太多,只好另写专文来讨论;在这里,我只想说明我的结论。素来对于这次失败的解释是:罗伯斯庇尔派的政敌破坏这个政策之进行;农民不觉悟,不曾起来支持这个政策;罗伯斯庇尔派失败,土地政策也就跟着失败。法国革命史的一代权威马迪厄和最前进的专家,都不曾提出更进一步的解释。现在我才明白罗伯斯庇尔派只是机械唯物论者,不懂得辩证法,因而不懂得实践论。书斋中拟出的政策,老是在议会和衙门里兜圈子,不曾把它交给群众;群众无从发挥其实践精神,甘心作阿斗;于是本可起大作用的政策就等于空文。由此可见参观土地改革对于每一个学术工作者的业务可能有所启发,其作用不限于使我们认识现实及改造思想而已。
第三、从土地改革预见新中国的前途
参观过土地改革的人,都能预见到土地改革后的新中国会有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
一、政治:土地改革建政后的农村,人人劳动,不劳动而又破坏秩序的分子,在农村中将不能生存。在参观没收果实的时候,沿途看见少年儿童队在警戒着;我当时想,这么一个热闹的场面正是孩子们嬉弄捣乱的机会,经过组织以后,他们不但不会阻碍工作,反而能起积极作用。于是我进一步认识组织的力量,同时也认识到有关老解放区儿童队的故事之真实性。复次,在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把有关土地分配的资料结集起来,不难得出一个相当正确的人口总数和田亩总数;土地改革就这么附带地完成一个历史上所从来不曾完成过的行政任务——全国人口调查和田籍调查。这于新中国的发展,将会有何等巨大的意义。
二、经济:农民分得土地不受剥削以后,由于生产情绪高,合作精神强,加以政府的帮助和科学的指示,生产增加之速是毫无疑问的。粮食的增产,农村购买力的增大和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发展工业解决了一半问题;而土地改革政策极力保护工商业,又为工商业发展留下了一个基础。我们不难预料到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繁荣,同时,也可预料到农村面貌的加速进步。在已往,我曾设想到由小土地所有制过渡到集体农场制将是很困难的一着,因为我曾认定农民的土地占有欲和保守性很强;从农民的实践精神看来,我这种看法又是过虑,只要条件具备了,过渡到集体农场将是很自然的。
三、国防:政治和经济向前发展,国防当然也跟着向前发展;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兵源的问题。农村秩序好,已为国家节省了不知若干兵力,因为再不需要驻军。在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号召之下,农村参军之热烈,又是我们所不能想像的,几乎每一个乡都超出了它所预期的数目。当我们在长沙黄花乡参观区人民法庭时,正是各乡陆续欢送参军到区上的时候、使我们有机会和多数参军青年接触。“打倒地主就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认识,造成了若干争先参军的动人故事;在这么一种认识与热情之下,我们的国家将是一个再不会被人欺侮的国家。
四、文化:农民容易接受文化。翻身的农民马上就能接受政治教育,就能理解相当高度水准的政治理论。能够想,想得很好;能够说,说得不错。他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入情入理,在使用新名辞时不犯错误;因此我们再无须过虑农民不懂知识分子的谈话,只要没有口音的隔阂。我们参观团中有一位语言学家说:“我已动摇了农民不易认识汉字的看法”;汉字如何改良是另一问题,农民容易接受文化,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同时,农民也在热烈地要求文化。不能读,不能写,没有文化,是他们的苦恼,他们要摆脱这些苦恼。我们看见了农民识字班和黑板报,据参观过江西土地改革的朋友说,他已看到由小学教师领导的农民读报小组。消灭农村文盲是指日可待的事;他们的要求,却不仅在识字而已。农民说:“土地房屋可以分,文化不能分!”又说:“以前只有地主送孩子读书,现在我们也该送孩子读书。”在经济条件许可之下,他们将大批送子弟进学校。所以我们的中学大学要向工农开门,否则他们会自动跑来敲门。农民教育了我,同时我也体验到农民要求我们去教育他们。在向同学们报告土地改革观感时,我曾强调这一点:农民在期待你们的帮助,不管你是学那一门的。现在,我仍想强调这一点:农民在期待每一个学术工作者的努力与帮助,不管你是学什么的。我想,农民既已教育我认识了革命,体验到实践;假使这点教育应起作用的话,我便该在本岗位工作上努力,依着思想水平的提高,逐步实践,以便在建设人民文化的工作上尽我的一点力量来报答农民。
最后,我想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结束我在参观土地改革中的观感和这一篇文章:土地改革以后,新中国是有前途的,每个愿为人民而劳动的人也是有前途的。 (转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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