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04-08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朝鲜战场速写（铅笔画） （八）
“不怕山高水深，一定把同志们领到” 朝鲜人民为志愿军作响导
侯逸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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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的收获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在会议上的闭幕词（摘要）
这次会议作出了有关中等教育的各项决议和决定，解决了新中国教育建设方面极关重要的一部分问题，是有很大的成就的。
第一，这次会议肯定了中等教育是国家教育建设的重要环节，明确了当前各种中等学校的建设方针。对于中等技术学校，应采取整顿和积极发展的方针。这是因为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基本环节，目前经济建设最主要的困难之一是缺乏人才，不仅需要高级技术人才，更迫切地需要大量的中等技术人才。目前全国中等技术学校和学生人数，不及中等学校总数的十分之一，所占比重最小。这种与国家建设需要不相适应的现象，必须坚决地、尽可能快地加以改变。因此，一方面应改造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力求符合于建设的需要；一方面要协同各企业部门积极创办新的技术学校，举办短期训练班，并在可能条件下转变若干普通中学为中等技术学校。对于师范学校，应采取整顿、巩固并适当发展的方针。目前全国小学教师和工农教师不仅程度低，在老解放区已感到极端缺乏。全国完成土地改革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上升，工农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学习文化的要求将更加迫切，小学和工农教育将有更大的发展，现有师范学校的数量和质量是满足不了这个要求的。我们必须认清这个前景，早做准备。对于普通中学，则应以整顿、巩固和提高为主，打好基础，准备发展。普通中学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中等学校的百分之八十左右，但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方针不明确，制度不统一，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必须进行严格地整顿和提高。
第二，会议讨论了关于普通中学的几个主要的问题。普通中学的宗旨和教育目标，必须符合全面发展的原则，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学校的基本工作是教学，学校的一切组织、一切人员、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服从教学的要求，为圆满地完成教学计划而努力。目前相当普遍存在着的不利于教学、甚至妨害教学的现象，必须坚决加以克服。要办好学校，做好教学工作，必须正确地执行校长责任制和教师责任制。
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要形式，同时还要辅以课外和校外的活动。学生社团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服务工作，是学校教育重要的组织部分，是青年必须有的锻炼，应积极加以辅导，并使与课堂教学密切地配合进行。中学必须坚持贯彻为工农开门的方针，必须给工农劳动人民以受正规中学教育的机会，使他们掌握起文化科学的武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和力量。
根据上述各项基本精神，会议修正通过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讨论了普通中学的政治、语文、历史、地理以及数理化等学科的课程标准（草案）。会议确定课程教材改革的原则，必须保持完整的科学性和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必须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以苏联的中学教科书为蓝本，重编完全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新教科书。
第三，会议还讨论了公私关系问题、领导关系问题和学生健康问题。为了纠正忽视和歧视私立中等学校的错误，应依据公私兼顾的原则，继续贯彻积极扶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鼓励各阶层人民积极参加教育建设事业。为此，会议修正通过了关于积极扶持与改进私立中等学校的决定（草案）。并本着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办好学校的原则，修正通过了关于省、市、县对公立中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草案）。为了纠正许多教育行政人员和许多学校的教职员轻视学生健康问题的思想和对学生健康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会议遵照毛主席“健康第一”的方针，修正通过了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决定（草案）。
最后，马叙伦部长说，在这次会议上，中等教育的方针明确了，任务提出来了，这任务是光荣的但又是艰巨的。实现这个方针，完成这些任务，因袭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办法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并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的精神和实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课题。加以人力财力的限制，困难是会很多的。这就需要大家发挥高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克服困难，创造条件，有步骤地求其实现。我们要丝毫不松懈地抓紧时间，进行教育事业的调整、统一、整顿、巩固的工作，打好基础，为发展准备条件，为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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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主教修士李茂德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控诉
天主教修士、开封华阳中学学生李茂德控诉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的罪行。开封市基督教教会学校真光施育中学、豫中中学，天主教教会学校华阳中学，静宜女子中学等四个学校师生于三月二十四、二十六两日召开了控诉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教会和教会学校进行侵略活动的大会。会上李茂德控诉说：
我们中国修士被帝国主义分子剥夺了人权，剥夺了自由。开封天主教帝国主义分子意籍主教阳霖和神甫高牧灵，把我们修士划为三人小组，两个人在一起是不准说话的。我们没有说话的自由，我们也没有行动的自由，在课余的时间，是不准走出学校大门的，要出去必须得到他们的允许。我们也没有通信的自由，我们给家里去的信，或家里给我们来的信，都必须经过他们的检查。有一次家中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的最后有“祝思想进步”的一句话。帝国主义分子高牧灵看了后就说：“以后家中来信，不准再写什么思想进步。”我们也没有看进步书报的自由，他们只让我们看反动的“香港真理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充满了麻醉人的、反动的、歪曲事实的东西。他们把我们正课以外的时间完全给剥夺了，把我们关在教堂里面念经，听他们的反动宣传，不使我们有任何课外活动。上学期我的政治课考了八十分，帝国主义分子阳霖一听到就不高兴，用话讽刺我。我们唱进步歌子《打到底》，雍时熙神甫就骂我们。他们使我们教徒只知有梵蒂冈，不知有国家；只知念经，不知爱国。帝国主义分子就是用这种阴险的手段来麻醉和欺骗我们的。
他们不准我们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准参加学生会，不准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更不准许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学期，宁陵的一位教友张九亮来华阳中学上学，他是个青年团员。阳霖不许他承认是青年团员，但是没有成功。因此在上学期结束后，阳霖就给他家去信，不让他再来上学，现在他失学了。
帝国主义分子阳霖、高牧灵还经常散布诬蔑我们国家和欺骗我们人民的反动言论。他硬说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天主教的败类于斌是好人。他们还向教徒宣传战争，制造恐怖。阳霖在去年圣诞节时，就向教徒说：“一九五一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年。这次战争非常残酷。你们（指教徒）要好好地念经，求神保佑。”
帝国主义分子阳霖、高牧灵又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三自运动”。当宗教界的爱国主义革新运动传到开封后，开封的天主教中的爱国教徒签名响应了，但操纵天主教的帝国主义分子阳霖、高牧灵，却想尽方法，从中破坏。我因为要响应这个革新运动，帝国主义分子高牧灵就威胁我说：“你若是响应了这个革新运动，你就是“叛教”，就断绝你的供给，你就要失学。”他们还发给每个教徒一本反动的《学习参考》，并由高牧灵亲自给教徒作诬蔑与歪曲的讲解，我爱祖国，也爱教，我决不受帝国主义分子的欺骗，我渴望着中国教会不再受帝国主义分子的操纵，而由中国人自己来办。我知道响应革新运动，绝不是“裂教”，更不是“叛教”，相反的正是爱教。所以，我没有被吓倒，我坚决地响应了革新运动。帝国主义分子无耻地以响应革新运动就是“叛教”的名义，非法地把我开除教会，不准我当修士，并断绝了我的供给，咒我将来一定要下地狱。但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什么也不怕。帝国主义分子开除我的教籍，是完全非法的。我要为天主教会的革新运动斗争到底。（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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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为特务迫害人民做证
　　贺建章
我曾在前朝阳大学上学。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又想到特务张民治迫害我和朝阳大学同学的罪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的晚上，张民治驱使了几十个特务，带着枪、刀、绳索、铁棍、木棒，闯进了同学的宿舍。特务们把同学们从睡梦中拖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有的同学被打得吐血，有的同学的胳膊、腿也被打断了。总计这天晚上有二百多人被打。从二日到十三日的十一天中，朝阳同学有一千三百多人挨了打（朝阳同学共一千四百余人），先后被捕的同学有四十多人。当时人心惶惶，同学们不能安心读书。十二月七日早晨，我被逮捕。特务们把我带进“朝阳特刑庭”的房子里，在这里我受尽了毒刑。
我受刑的情形是永生难忘的。特务们将我绑起，三、四个人用木棒乱捶乱打，一直把我的右腿骨生生打断。接着特务们又捕来了同学杨昭敏。他被打得昏迷不醒，倒在墙角里。特务们又把二十多磅重的铁铔铃，甩在他脚上。特务们问我：“你看见了没有？”我没有作声。紧跟着我的脸上就挨了几拳，鼻血、牙血流了出来。更残酷的是，他们用竹鞭子在我身上乱抽，我的头上，手上，到处都在流血。我的腿受刑过甚，站不起来，他们说我装傻，就用小木棍夹在我的手指缝里，使劲地绞，木棍断了，又来二次。晚上，把我拖进另一间宿舍。房中央烧着炉子，四面坐着那班豺狼，火炉里有根通条，烧得红红的。我就靠近火炉站着。特务们笑着开心，用通条开始烫我的手。我痛，想避开，他们就笑得更厉害。特务们就是这样一点没有人性。
第二天，又捕来了一位同学花尚之。他被打得更厉害。像我们一样，连续挨打，在临送国民党炮局监狱前，还特别为他加了一顿刑。特务们对他采用了最毒辣的手段，他们用小绳子将他的生殖器连着脖子捆住，人弯着身子像个弓形。然后，特务们用木棍痛打他的大腿，肉打得通红，用盐水一擦，再打时，鲜血从汗毛孔里直冒出来。……九号晚上，我们六个难友被送到国民党炮局监狱。在监狱里看到很多被所谓“特刑庭”、“突击大队”等特务机关捕来的人。不到十天，就送来两千人以上。他们受的刑罚，听来更加凄惨。有“刺马眼”、“灌凉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电刑”等，总之一切最野蛮、最毒狠的刑罚，特务们都使尽了。
我们在美、蒋匪帮统治的旧社会，没有起码的做人的权利和自由。解放之后，这些特务们还没有死心，仍在进行破坏活动。因此，我要求政府坚决、彻底、严厉地镇压反革命，该捕的就捕，该杀的就杀，毫不犹疑，要做到有我们就没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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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王若飞舅父遇难五周年
　　光绳
舅舅王若飞遇难已五周年了。那是日本投降以后，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迫切地需要和平，需要民主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却大力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当时舅舅为了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而四处奔忙。结果坐飞机在黑茶山遇难了。中国人民损失了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党损失了一个优秀的干部，家庭损失了一位敬爱的长者，大家痛心已极，决心为实现烈士们的理想而奋斗。
五年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打败了国民党匪帮，解放了中国大陆，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实现了先烈们的初步理想。但新中国的建设，正需要许多坚强的干部。舅舅、博古、叶挺等同志的遇难，使我们现在更感到他们存在的需要；千千万万的同志都为他们不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与生活而伤痛，千千万万的人则又把这种伤痛变为力量。
舅舅幼年时，即在贵州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回国后又参加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是上海三次暴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领导了苏北一带农民的武装反抗地主的斗争。一九三一年日本进攻东北继又入侵华北、内蒙时，舅舅到了内蒙，准备组织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不幸于绥远被捕。在被押解途中（他以为是赴刑场），他毫无惧色，大声向群众宣传抵抗日本，联合苏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道理，而震惊了当时的统治者。在监狱中，他坚信三、五年后，中国一定要发生新的变化。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了。当年舅舅出狱后，遂到延安协助党和毛主席工作，参加制定了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等。抗日战争末期和日本投降后，舅舅在重庆参加和领导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人民的民主而与穷凶极恶的反动派作斗争。记得他遇难后，郭沫若先生在挽诗中称他为“民主精神的一座堡垒”。总之，舅舅的一生，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做了坚决勇敢的斗争，从不考虑个人的生命危险，出入监狱法庭，枪林弹雨，粉身碎骨，在所不计。
舅舅一生对人民，对组织，对同志，都是忠诚老实的。在绥远监狱时，不仅在生活上关心难友，而且在政治上帮助他们进步。当时一位坐牢的杨植林同志，后来对舅母说：在监狱里受若飞同志的教导，使我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舅舅根本没有个人名誉地位观念，党分配他任何任务，他都努力完成，他只知道忘我地工作。记得在延安时，礼拜天大家集拢一块闲话，每次扯几分钟他就先告辞，回办公室工作或学习去了。他的个人生活极为艰苦。一九三九年在延安时，他的床铺简单极了，被单下面铺的都是草。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大生产运动，上山开荒种谷。他的作风谦虚朴素。他不论担任了什么职务，做了什么工作，从不对亲戚讲的。他努力好学，幼年只读过小学，由于自己的努力，成为很有能力很有学问的人。记得日本投降后，他临时回延安，一次在他住的窟洞门口谈起原子弹来，他问了我一些电学上的问题，我虽做电台工作，却答不出来；后来他讲了，讲得很对。当时我暗中想，他知道的东西真不少！总之，舅舅是一个百炼成钢的具有高尚品质的共产党员。
当今年纪念先烈的时候，正值美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友邦朝鲜，继续援助国民党残余势力，并派遣特务间谍分子来我国大陆进行破坏，我们要学习王若飞同志一生坚决对敌斗争的精神，更普及更深入抗美援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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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我的爸爸——叶挺
师范大学附中　叶华明
爸爸牺牲了整整五年了。
爸爸：我真想不到你会死得那样早。一九四六年你才五十岁呀！我想不到，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你只活了五十岁就那样的死了！
爸爸是人民的忠臣，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我有这样的好爸爸，是感到光荣的，我要时时刻刻记住我的好爸爸。
一九四四年爸爸被捕后在恩施的生活，想起来好像就在眼前。
爸爸的个人生活，是异常俭朴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爸爸平时穿一件灰白色的衬衣，一条青灰色的长裤，出门时才换一套白细布的中山装。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劳动占去了爸爸大部分的时间。他在山坡上开了一亩多荒地，种了些西红柿、红薯、豆角；另外还养了十九只鸡，二十多只鸭子，四条猪和二十几只兔子，这样才解决了我们（爸爸、哥哥、妹妹和我）的吃饭问题。
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爸爸也不忘记抓紧时间教育我们。爸爸时常给我们讲大革命的故事。
爸爸在大革命时任团长，他的那个团打败了军阀吴佩孚，最先攻占了武汉。当时人们称那个团为“铁军”。
爸爸曾告诉我们：“我被捕是蒋介石那小子干的，我被捕是不要紧的，只可惜自己不能为党多做一些事。现在我天天没有工作做，连好的书报都看不到。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蒋介石这混账东西永远是我们的敌人。’”
我现在还保留着爸爸在“渣滓洞”监牢里写的一首叫《囚歌》的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爬出来吧
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
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
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那时，在爸爸的周围除了我们弟兄以外，尽是些狗特务。家里有国民党派来的“勤务兵”，那些狗眼睛一天到晚盯着我们，连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子出门时背后也跟着狗特务。爸爸常“幽默”地说：“你们出去，我很放心，有‘警卫员’保护着你们”。
特务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特务头子郭忏曾对爸爸说：“叶军长，你最好出去做点工作，露面的或者不露面的工作，我们都可以给你，那样生活要好得多呀！”
爸爸一听大怒，拿起茶杯就往桌上一砸，说：“叶挺是终身为共产党、为人民做事的。”
在恩施，我们连看书报的自由都没有。给你看的尽是一些歪曲事实的脏东西。连妈妈写来的信，父亲都只能躲在被窝里，拿手电筒偷偷地看。
蒋介石特务们，就是用这样无耻的手段来对付一位革命工作者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日，国民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释放了爸爸。
四号，爸爸就打电报给党中央，请求恢复党籍，这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呀。党中央批准了爸爸的要求。父亲又重新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抗战胜利啦，老百姓正高兴要过好日子啦！蒋介石却用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作掩护，积极进行了内战准备工作。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把他自己发表的什么《四项诺言》，扯成废纸，疯狂地向我们解放区进攻，所谓美国特使马歇尔也溜之乎也。
爸爸就在蒋介石不诚心的“谈判”下，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牺牲啦！爸爸刚从监狱出来，还没有更好更多地为党为人民做工作，就这样被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害死了。
我知道爸爸的死，是该谁来负责的。是应由美帝国主义和它所一手扶植的蒋介石负完全责任的，“蒋介石这混账东西永远是我们的敌人！”爸爸这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爸爸：现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站起来啦！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天空招展着，这不是普通的红旗，这是无数革命战士用血染成的红旗，这上面也有着爸爸的血呀！
爸爸：我不会忘记这用血换来的果实。现在美帝国主义又想来侵犯我们的祖国了。爸爸：我向你保证：我要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这是你的好儿子所应该做的。我永远记着你的话：“蒋介石这混账东西永远是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也永远是我们的敌人！
爸爸：你虽然不会回来了！但爸爸说过的话，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直到永远。
爸爸变成灰了——在我们自己祖国的大地上。这些灰，肥润了大地，长出一丛丛鲜洁的红花来。我们要保护这花，使它开得更好，长的更茁壮。
爸爸：我现在是个青年团员，我一定要好好地学习，努力提高自己，争取当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想我一定能够做到的。
爸爸：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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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明晚起教唱“五一”示威要唱的歌曲
为了普及抗美援朝宣传，迎接“五一”节全国示威大游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九日起到十九日止，每天晚间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教唱“五一”节示威时要唱的五支歌曲。九日、十日教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十一日、十二日教唱《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十三日、十四日教唱《反对武装日本》，十六日、十七日教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十八日、十九日教唱《国际歌》。并于十日、十二日、十四日、十七日、十九日中午十二点至十二点半重播教歌的录音。原定在这些时间内播送的文艺节目一律暂停。
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及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号召科学工作
者进一步开展爱国运动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及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最近联合通过了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通告的决定，号召全国科学工作者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的伟大爱国运动。该决定略称：我们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应该根据这个决定，更进一步地参加到抗美援朝的伟大爱国运动中来。我们希望各地分会、支会召集当地科学工作者举行会议，控诉美、日帝国主义过去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侵略和破坏的罪行，控诉美、日走狗蒋匪特务窒息科学及迫害科学工作者的罪行。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并推动签订爱国公约运动，更高度地发扬爱国热情，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学习，搞好工作。该决定并指出：各地分、支会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最短期间制订在今年内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立即着手执行，并及时把开展工作的情形告诉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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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坚决反对武装日本
　　长江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五日发布了关于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签名及举行关于日本问题投票的通知，这是中国人民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两大决议的进一步的具体行动。
世界和平理事会于二月二十五日，通过宣言，号召缔结和平公约，特别要求五大国——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及法国缔结和平公约，这是推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努力。因为，如果五大国缔结了和平公约，并予以实施，世界和平就有了保障，世界战争就不可能发生。
从长期苦难的日子里奋斗出来的中国人民，是懂得和平的重要的。中国人民之所以派遣抗美援朝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就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保卫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而帝国主义之侵略台湾、朝鲜，并阴谋扩大战争，就是企图用战争把我们拖回到黑暗时代。但是，中国人民愿意已被粉碎的牢笼又把我们重新枷锁起来吗？不能的！全中国人民都是不能同意的！
北京正在上演老舍先生的名剧《龙须沟》。龙须沟的改造，正是北京在人民政府治理下的最初步的成果之一。今天要龙须沟的居民重新过那样臭水沟的生活，受特务恶霸的欺凌，是不可能的。
从北京往东是我们中国的工业基地——东北，提到东北，谁都会知道工业劳动英雄赵国有和马恒昌，护厂模范赵桂兰和女司机田桂英。赵国有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病死而没有钱医治的日子再来吗？被全国人民尊重的作为今天工业生产竞赛的旗帜的马恒昌，还愿意过“动作稍迟，轻则挨打，重则被抓到宪兵队”的奴隶生活吗？被人公认为“党的好女儿”的赵桂兰，还愿意重新去讨饭吗？已经驾驶火车的田桂英能够回到吃不饱，穿不暖的以捕鱼抓蟹为生的苦日子吗？
在中国的中部，在直接影响五、六千万人民的地区，正在进行根治淮河的工程。试问河南、皖北、苏北的人民，他们是愿意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两、三年之内把淮河治好呢？还是愿意再回到过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那种“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灾难的年月？
中国最大的城市是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前，上海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的基地，帝国主义的租界，曾经是万恶的渊薮，帝国主义在黄浦江上的兵舰，表示过他们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威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红旗招展在上海的天空上，开始了人民上海的新时代，中国人民才第一次真正作了上海的主人。一九五○年二月六日，美制蒋机却又对上海进行了残酷的轰炸，严重地破坏了上海的工业和人民的生活。只有在我们加强了空防之后，上海人民才重新得到了和平。经过人民的短期的努力，已经给上海带来了经济上开始繁荣的局面。我们上海人民还愿意在黄浦江上再看到帝国主义的兵舰？或者还愿意看到“二六”轰炸重新发生吗？
如果我们问一问华东、中南、西北等广大地区内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民，他们是愿意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还是愿意让帝国主义者用战争来迫害他们？很显然，他们是愿意和平的。只有正在被推翻的地主阶级才希望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来恢复他们在农村中的封建秩序，重新骑在农民的头上。正因如此，广大人民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朝鲜，协助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特务、恶霸的破坏活动，不让那些大蒋介石和小蒋介石在中国土地上复活。
这种爱和平的心情，对于少数民族也是一样的。现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还梦想在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他们幻想在那些地区可以找到很多的“乌斯满”，但是今天的少数民族也不愿意回到过去的生活，而为保卫现在的祖国而奋斗了。事情是很明白的，从来只有资格“进贡”的民族，现在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的尊重，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方已经开始实行区域自治。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一百斤羊毛只能换到一块砖茶，现在同样一百斤羊毛的代价是三、四块砖茶了。中国的少数民族能愿意让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来破坏这样新的生活吗？
中国人民热烈拥护缔结和平公约，还有一个最突出的也是最迫切的理由，是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而希望用和平方法解决日本问题。美国在发动了朝鲜侵略战争将近一年并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之后，杜勒斯又对日本公开主张“把过去的敌人变为朋友”！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损失和痛苦，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忘记的。仅仅根据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为止的极不完全的统计，由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牺牲了一千万以上，损失了一千万亿人民币以上的财产。中国人民还应当再受这样大的牺牲吗？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相互勾结一直没有把大战犯冈村宁次判处罪刑，但是华北人民能够忘记冈村宁次所施行的三光政策吗？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希望欧洲和亚洲的人民“忘记过去”，但是，太行山、五台山、长白山的人民，冀中的人民，冀东的人民，山东、江苏和安徽以及华南各地的人民，是永远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扫荡、清乡、强化治安、人圈、无人区等等血腥的暴行的。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可以叫南京的人民忘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开始达一月之久的三十万人的大屠杀？我们怎么能叫湖南常德、浙江宁波、金华以及平原的新乡等这一带人民忘记日本细菌战犯裕仁（日本天皇）和石井四郎的罪恶呢？麦克阿瑟已经把著名的中国人民的死敌重光葵、西尾寿造等从巢鸭监狱里释放了出来，日本细菌战犯裕仁和石井四郎不但逍遥法外，而且正受着美国的重用，他们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手，又在策划着重新侵略中国的罪恶的行业，我们能视若无睹吗？
美国正在着手武装日本，但是，只要日本人民明白侵略战争曾经而且将来可能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什么结果，他们也一定会赞成缔结和平公约，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的。现在日本失业人口及半失业者达二千万人，许多贫困的工人农民被迫出卖自己的亲生儿女，福岛县的居民曾经一次出卖了三千个儿童。全国被迫卖淫的妇女有一百万，在东京就有三十万。无家可归的孤儿有二百万。东京大学（即前帝大）的学生每月靠出卖自己的血一百ＣＣ来糊口的学生有五百人。一九四九年一年中，转业停业的中小工厂有二十七万家，占日本中小企业总数的十分之三。这样悲惨的景象不是由于过去罪恶的侵略战争带来的吗？现在日本的人民正在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利用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阴谋。这种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果按照美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反动派吉田茂、芦田均之流的罪恶计划，把日本人民重新推上侵略战争的战场，全世界人民都可以预料，战争的结局对于日本人民将是更大的灾难。将使更多的企业倒闭，更多的工人失业，更多的孤儿寡妇产生，日本知识分子也必然更没有出路。日本人民要走上和平的幸福的生活，只能走世界和平理事会所指出的和平的道路，而不可能从杜勒斯所策划的道路中找到任何的前途。
五大国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缔结和平公约是没有根本困难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早已经是确定的了，彼此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合作，正逐步地加深。目前威胁中国以及全世界安全的，是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但是，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的种葡萄的农民和我们中国太行山的农业劳动英雄李顺达有什么不能和平相处的问题呢？美国福特工厂的工人和我们的工业劳动英雄赵国有、马恒昌，又有什么仇恨呢？同样，上海纺织女工范小凤和英国兰开夏的纺织工人是没有利害冲突的。天津紫竹林的码头工人是完全可以和法国马赛的水手作朋友的。
不愿意缔结和平公约的，不是上面所说的各国人民，而是美国、英国、法国的独占资本家，拉丁美洲的一贯作血腥生意的地主和商人。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就是杜鲁门，就是艾奇逊，就是马歇尔，就是艾森豪威尔，就是杀人魔王麦克阿瑟，就是邱吉尔之流。这一些生番，想用战争的魔掌来进一步压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来摧毁世界上已经解放了的自由幸福的国家。他们把人民的胜利看成“瘟疫”，他们要把人类真正的瘟疫——黑暗、贫困、落后、愚昧、烧人场、集中营、鼠疫、虎烈拉、伤寒、炭疽热作为“福音”向全球散发，以达到他们发财的目的。
很明显，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世界战争的斗争，是目前全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斗争。因为这是幸福和灾难的斗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斗争，是光明和黑暗的斗争。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洛克菲勒、杜鲁门、邱吉尔这一小撮野蛮人，掀起新的世界战争！我们决不能令全世界千百个的美丽的财富集中的城市都和朝鲜汉城一样被侵略战争所毁灭！
击败这批野蛮人的方法，在朝鲜那样已经受到武装侵略的地方，应当如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样，用实际的战斗，把敌人逐步歼灭，给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使它侵略战争的火焰不能扩大。而在全世界来说，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计划。如果美国人民、英国人民、法国人民、日本人民、西德人民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各国人民都觉醒起来了，都不受战犯们的欺骗和蒙蔽了，都和苏联人民、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一样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杜鲁门邱吉尔等战争贩子还能发动战争吗？斯大林在这一方面的指示是十分正确的。他说：“如果各国人民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保卫到底，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如果战争贩子用谎言的罗网陷害人民群众能够得逞，欺骗了人民群众，将人民群众拖入另一次世界大战之中，那末战争就可能变得不可避免。”
对于已经用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行动有效地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世界战争斗争的中国人民来说，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决定，在全中国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以及举行关于和平解决日本问题的投票，仍然是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将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表明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再来统治中国，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把日本武装起来再来进攻中国，决不允许过去苦难的岁月回来，决不允许胜利的果实被敌人夺去，并决心以实际行动保卫祖国，保卫自己的土地财产，保卫今天自由幸福的生活。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和团结，将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不可估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