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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04-07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朝鲜战场速写(图片)

第3版()
专栏:

朝鲜战场速写(铅笔画) (七)
疯狂的敌人,用飞机滥炸朝鲜的和平居民。许多村庄变成一片瓦砾,成千成万的人们失去了他们温暖的家。尽管美国强盗这种暴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光政策一样残酷,但是他们无法轰炸掉朝鲜人民英勇反抗和复仇的意志。
洪波作

东北农村建立宣传网中的形式主义偏向应纠正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东北农村建立宣传网中的形式主义偏向应纠正
崔英
目前东北各地农村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正在按照中共中央与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建立宣传网的决定,建立与整顿宣传网。各地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一般是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因此在工作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有部分地区的党组织,由于对以上的决定缺乏深刻研究,因而在整顿发展宣传员工作中,发生了形式主义的偏向。
首先是有些地区不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没有很好地结合当前中心任务,有步骤有重点地整顿并建立宣传网,而是急于求成,把建立宣传网的工作当作一种突击的任务,结果发生了形式主义偏向。例如吉林省延吉县平安区,因为急于发展新的宣传员,就忽视了对原有宣传网的整顿。全区十四个村,虽然在半月内发展了八十七名宣传员,但因缺乏具体领导和教育,结果,原有的宣传网因此垮台,新发展的没有发生作用。黑龙江省开通县二区区委组织委员在一村试验建立宣传网时,一下就发展了三十二名宣传员,其中就有十名是小学生,根本不符合中央的决定。又该区二村支部的几个支部委员,在炕头上一核计就确定了三十八名宣传员。
在对宣传员的选拔上,同样发生了形式主义的现象,有的地方错误地采取“民主选举”、“自报公议”的方式来选拔宣传员。例如辽东省新金县的李家村发展宣传员,是采用群众“民主选举”的办法。结果选了一个伪满警察当宣传员,支部通不过,群众不满意,群众说:“倒是要选什么样的呢?事先又不讲明白。”还有的地区是在冬学里选举,群众呼口号通过。
宣传网建立后,对宣传员又缺乏具体领导和培养教育,也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制度(如会议、学习制度等);因此宣传员没有宣传“资本”,在工作中发生了苦闷。有的地方的宣传员存在着四怕:一怕肚子空(文化低,材料少),二怕当干部用,三怕耽误工,四怕宣传不好受批评。这些现象必须引起领导上的注意。
为了纠正这种形式主义偏向,各级党组织应该重新认真研究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建立宣传网的决定,真正领会这些决定的精神与实质,并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建立宣传网。高岗同志说:“不研究上级的指示决定,就不能稳当地掌握政策;不研究下面的情况,就不能发现新鲜事物。”建立宣传网工作是党的建设的新课题,如急于求成,反而欲速不达。高岗同志最近的报告是值得深刻体会的,他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宣传网工作也是一样,必须首先打下良好基础,稳步前进。当然如果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而主观努力不够,小手小脚,瞻前顾后,因而使建立宣传网的工作,遭到不应有的阻碍,这也是应注意克服的。
其次,克服形式主义的关键在于加强各级党委对宣传网的经常领导,并切实建立各种领导制度。各地党委必须按中央决定,召开宣传员的定期会议,由负责同志向宣传员作关于时事与当前任务的报告,启发宣传员讨论当前的宣传工作,积极建立农村传授站,向村的宣传员进行传授。平常则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宣传员学习“宣传员手册”。只要领导上认真建立各种制度,加强对宣传员的领导,我们建立宣传网的工作就会正常发展起来的。(摘自东北日报)

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认真建立宣传网

第3版()
专栏:

  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认真建立宣传网
中共中央西北局最近检查了西北各地建立宣传网的情况,发现各地党组织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工作还作得很不够,因此发出了“关于认真执行中央建立宣传网决定的指示”。指示称:各地中共党的组织在建立宣传网工作中,还没有完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宣传网的决定。有些地委和县委还没有讨论中央的决定;有的地委和县委没有订出具体执行的计划。其次,在各地干部中还存在着经验主义的保守观点,他们对建立宣传网工作表示犹疑,强调困难。有的干部把建立宣传网与其他工作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建立宣传网会妨碍其他工作任务的完成。指示指出,这些干部没有认识到,建立宣传网正是解决宣传工作干部少的困难的有效办法;加强党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工作,深入宣传政策,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正是保证完成一切工作的首要条件。把建立宣传网和其他工作对立起来的思想,实质上是取消党的宣传工作的思想,是习惯于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方法去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
指示责成各级党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订出建立宣传网的具体计划。各级党委在最近时期内,应进行一次专门检查,严格地把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制度建立起来。指示并责成各地党委应在五月以前把县级以上的报告员制度建立起来。
(新华社)

我们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旧恨新仇

第3版()
专栏:

  我们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旧恨新仇
陈劭先
中国人民在欢欣鼓舞地走着建设新国家的光明大道的今天,回想到国民党反动派二十多年的黑暗统治,莫不怀抱着万分憎恨的心理。我们民革同志自更有无限的隐痛。自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匪帮背叛了大革命、掠夺了革命果实、窃取了军政大权以后,在国际,勾结一切帝国主义以为支援;在国内,利用买办、流氓、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等反革命分子以为羽翼爪牙;在国民党内,组织CC、蓝衣社并重用孔宋财阀等嫡系党棍以为股肱心腹。这样,就形成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三位一体的独裁政权,就厉行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也就制造了连年内战,诱发了日本侵华战争。于是残杀革命志士的血腥事实更不断发生,即我亦曾于西安事变之同日,在由香港开往上海的船中被特务非法逮捕,险遭毒手。这一切,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早在“七七”事变前已是应该推翻的了。
在抗战时期,蒋匪帮不但不知悔祸,反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创设了中统、军统、三青团以及中美合作所等特务组织。特务分子遍布到全国各地,深入到各机关、团体、工厂和学校中,进行着一切迷惑、引诱、陷害、捕杀以及毒化思想等反革命工作。至于消极抗战、私通日伪和贪污腐化的罪行,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国民党这一块老招牌就更成为全国人民所痛心疾首的对象,而国民党内一部分革命志士则只有分散组织、隐蔽活动的余地。抗战结束,蒋匪帮又掠夺胜利果实,更疯狂地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幸而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终于摧毁了这一反动政府,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国,中国人民才真正站了起来。我们民革同志自更要深深感谢毛主席和中共的英明领导。
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没有切实依照共同纲领第七条的规定,很多地方发生了过分宽大的偏向,曾经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而残存在大陆上某些地区的一些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却还不甘心失败,不断地进行一些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方式的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与国家利益。因此才有去年七月政务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自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强占我国台湾以后,美蒋特务间谍恃其顽固的组织,奸险的技术,愈加肆无忌惮地勾结土匪、恶霸及反动会道门头子,妄图蠢动,幻想迎接美蒋反攻登陆。他们竟不断窃取我机密;暗杀我干部;毁损我铁路、桥梁;焚烧我工厂、仓库;破坏我土地改革政策和抗美援朝运动。因此又才有今年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之严正措施。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了一点:人民政府与蒋匪帮血腥统治完全两样,无论从去年的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来看,从今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来看,政府仍然一贯地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不久以前,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广大市民迫切要求之下,枪决了一批反革命首要分子,这些人每个手上都带有浓重的血腥气味;而彭真市长的报告却说经过数次开会讨论才作决定;公安局罗瑞卿兼局长的报告还说另有一百多人将被释放。这就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绝好证明。在这里,我们又必须明了一点:那就是宽大要有边,镇压要及时,而后者实为镇压反革命政策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反革命分子如能在阴谋活动时期就受到镇压,则他们的罪行既来不及实现,人民的利益就受不到损害了。但这虽要政府努力,而更重要的是要人民群众起来帮助政府尽量揭发并检举一切反革命分子。
现在全国人民已经一致起来拥护政府的镇压反革命政策,学习并讨论惩治反革命条例,加强了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警觉和义愤。我们对于蒋匪帮有了历史上的旧恨,对于逃在台湾的一小撮余孽又有着不共戴天的新仇,不消说是要特别努力奋斗的。最近民革各地分部开除了一批不良分子,其中并有特务杨守德伪装进步混入民革组织阴谋活动的严重案件,这是一个最大的教训。现在民革总部正在公开检讨,加倍警惕,慎防奸细们无孔不入的钻空子行动,以保证“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组织方针之实现。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体察目前国内外形势,认识到反革命分子在美蒋密切勾结、全力策动之下,他们还将在一段比较长远的时期内作垂死的挣扎,以妄图报复人民,我们对他们宽大,就是对人民残忍。我们必须站稳人民立场,认清敌我界线,只要是反革命分子,不论是家属、是亲戚、是乡邻、是朋友、或是其他关系,我们只有无情地予以揭发,予以检举,以表示我们为人民服务、对政府负责的严肃态度。但是说来容易,做来却不是那么容易,这更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上检讨一番,清洗一番,才能提高政治觉悟,激发斗争勇气,才能面对活生生事实来考验自己,提高自己,协助政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达成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应有的任务。

河北人民拥护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

第3版()
专栏:

  河北人民拥护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
王葆真
河北的农村,大部分是老解放区,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基本上早就把地主阶级推翻,所有恶霸、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二流子、懒汉和烟鬼,大体上都肃清了。农民分得了田地,兴奋愉快,加紧生产,参加农会,共保治安,不少地方真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形成了打破封建制度后一种新农村的景象。但是,有些土匪特务和反动地主恶霸分子仍不知改悔,其中有的借各大城市为掩护,有时零零散散,潜伏在地方上一个角落,作些破坏和劫盗的生活,有的在暗中组织反动会道门,阴谋暴乱,只是由于政府防范的严密,人民警觉性的提高,这些土匪特务反动分子,一时尚无从放肆活动。
自从去年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以来,美蒋联合派遣或收买利诱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内地活动,即以那些顽伪军人,反动道会门,残余不法地主和土匪小偷,为其社会活动的基础,他们一面造谣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说:“双天(美)陪日夹蒋军”、“蒋介石要回来”;一面竟肆无忌惮地公开或半公开进行破坏活动,一九五○年砸抢路劫放毒一千四百九十八起,土匪特务杀死打伤干部群众在三个月中即达三十六人;反动地主亦乘机造谣,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夺地夺房,一九五○年十一月份,天津、定县、衡水三个专区即发生二百四十七次。其后更扩大制造谣言,遍及很大地区,并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使农民白天不能安心生产,夜间不能安眠。确足证明了国内反革命分子之活动,实与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连结一气,我们若只讲宽大,不讲镇压,不但会危害人民土地改革的成果,而且直接影响了抗美援朝工作,破坏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危害我们国家。
因此,在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前,尤其是在中央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布以前,干部中不少是存在着麻痹思想,工作情绪不高,人民批评政府说:“宽大了坏人,就害了好人”、“纵匪养奸”等种种不满。有的说:“穷人斗地主,有了田地有了屋,政府不作主,要了地主的还给了地主”;有的在自己祖业的田地上粪,在分得的田地不上粪;反革命罪犯们还得意地说:“坐狱是休息,劳役炼身体,坦白炼口才,出去再干起来。”唐山专区一个区干部到村调查某反革命分子的材料,村干部说:“他是好人,我村有杀十几个人的,向你们报告都不管,他杀了三个人不是好人吗?!”这一切都说明只讲宽大,不讲镇压的结果,造成了农民情绪不安,工作干部失望,不但不能使罪犯觉悟,反倒助长了敌伪匪徒的气焰。
河北省人民政府曾调查了土匪特务猖獗的由来,主要原因:固由于美蒋特务的煽动,还更检讨自己在镇压反革命的措施上的缺点,我们一致认为中央镇压反革命政策,始终是一贯的,但是地方上,对共同纲领第七条“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精神,领会不足,贯彻不够,以致发生对反革命分子管的不紧、量刑太轻各种现象。但自中央颁布镇压反革命指示,特别是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后,全省已纠正着以往错误的思想,经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各级政府干部的努力,破获了武装特务和潜伏特务案件,“反共同盟军”、“人民自卫救国军”、“民锋党”、“铁道联合会”等,已有三十六起之多;破获了反动道会门自称皇帝企图阴谋武装暴乱的“化党大国”、“三路大元帅”等案九起;平息了并剿灭了定兴大佛教检阅佛兵、建屏九宫道、通县一贯道、武安皇兵道武装暴动案四起;并剿灭武装股匪四百股,捕匪二千二百名。在保定展览过抄获的反革命物证、文件、派令、图画、照片、军器等一百几十多种。根据这些事实,更说明了土匪特务与反动道会门相互结合暴动情形的严重,更说明了反革命分子是与革命人民利害相反,是绝不能并存的。河北公安当局和各级政府干部,工作的努力,重证据不重口供,正确地执行着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和惩治条例,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成绩。
我们自有了这样坚决惩治反革命分子的事实,人民对政府的观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级政府干部,工作情绪提高了,克服了麻痹思想,根据条例,相互研究学习,为执法量刑的标准,并且依靠群众控诉的意见,免除过左过右的顾虑,不枉杀一人,也不枉纵一人。好多干部兴奋积极,连夜不眠不感觉疲倦,很多村干及群众反映“只要惩治反革命分子,生产河工都没有问题”。雄县河工本有问题,自惩治反革命分子后,干部说春工动员容易了;满城一位县干部,原来工作情绪不高,现在也因为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政权,工作便积极起来了;沧县枪决八名罪犯时,群众观者万人,鼓掌十五分钟,都说“大快人心”。定县处决一罪大恶极犯人时,一个卖针的人,弃货不顾,向众宣布受害的经过。唐山市炼钢厂工人说:“捉走一坏人,多出百条钢”;泊镇有一位私人银行经理检举两个特务,并说:“过去没报告你们,因怕你们不杀”;涞源县二万人民大会,因为惩治了反革命分子,就说“群众分得的田地,敢上粪了。”安次县杀了恶霸地主的匪首,群众指着布告说:“这上边就给人民保了险”,地里多上粪吧!”天津县两天接到控诉状百余件。秦皇岛市群众在状纸上写道:“国民党时有冤无处伸,解放后又讲宽大,不敢告发,近见政府严办坏人,所以具实申诉。”
跑到小站藏着的一个伪团长,曾经杀人很多,群众自动地把他逮捕回来,交给政府处决。小商人反映“出门作买卖放心了”。工人反映“去掉了生产障碍,要积极生产”。
三月二十五日河北省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分四个小组讨论,结果,都认为各县市人民对中央惩治反革命政策,热烈拥护,确是全省人民共同一致的意见。从此,广大群众不再责备政府“宽大无边”,而是称赞政府“为人民作主”了。

《新建设》四卷一期出版

第3版()
专栏:

  《新建设》四卷一期出版
《新建设》月刊四卷一期现已出版。本期主要内容,计有:社论:《学术工作者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伟大任务》。专著有:宦乡的《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王学文的《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郭大力的《〈实践论〉——政治经济学的道路》,李达的《〈实践论〉解说》,赵元任的《国语语法纲要》等。学术讲座有:苏联专家苏达里可夫的《对资产阶级法学反动本质的批判》。中国古代史讨论有:嵇文甫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王夔的《研究古代史料的一个新途径》等。译文有:王子野译的《新编〈哲学史〉》。座谈记录有: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的《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书评有:彭泽益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中国〉》。

参观土地改革的两点体会

第3版()
专栏:

  参观土地改革的两点体会
燕京大学教授 郑林庄
我这次参加华东土地改革参观团,到苏南吴江县震泽区去参观土地改革。我亲眼看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并且还有一部分时间实际参加了工作。所以虽然只有一个月的工夫,收获却很不少。现在先提出两点体会来讨论一下。
(一)
我觉得这一回下乡的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对“为人民服务”一点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我和许多同行的朋友一样,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旧知识分子,过去都一直在教育界里服务。我们所以能够一贯地坚持住自己的工作岗位,各人的看法不见得都会一样。拿我自己来说,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教育工作是比较清高的,尤其在过去反动统治的黑暗势力下,通过这一工作,还可以或多或少地为社会服点务。因此经过长期的孕育后,就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为社会服务”的观点。所以解放以后,虽然有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可是在我的思想上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变化。因为我觉得人民和社会实是一件东西,过去为社会服务,现在为人民服务,除了说法不一样,对象还不都是一个。可是自从这次到江南去参观了土地改革,直接参加到农民对地主的斗争之后,我深深地明白了过去的看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危险的。
把社会和人民混为一谈是由于没有分清阶级分清敌友。换句话说,就是没有阶级观点。我过去虽然在理论上也曾认识到旧日的社会是个阶级社会,可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让这点认识得到巩固的地位,因而就把两个利益完全对立的阶级统一到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社会——里去。这一回下乡,当我参加过几个斗争大会和听到了许多封建事例之后,我的思想才开始转变。在下乡之前,我们全组十个人曾留在区政府里听取区农会主任关于当地情况的报告。他不但是个品质优秀的工作干部,而且也是个极有说服力的宣传教育家。在报告中,他告诉我们区里许多地主的罪恶行为。区政府的办事处是设在一个逃亡地主邱辅卿的家里,他说,这个地主绰号邱要命,原来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后来娶妻得到二百枚银元,就用来放高利贷和购置田产,以后更用各种不法的手段来欺诈农民,不断强占他们的土地,于是就在四十年之内,由一个不名一文的无赖汉发迹成一个拥有三千多亩田地的大地主。他又领我们去看这个地主在家里私设的牢房,这个牢房在过去是用来关押交不上租米的穷苦农民的,在这里不知害死过多少善良的人民。他还读了一段区农会代表会的总结给我们听。这段总结列举了许多地主的罪案。例如全区农民因交不上租米而被地主拉去坐牢的就有一千八百五十七人,计算因之而丧失劳动力的时间共有五百七十年。又如全区农民为地主迫害致死的一共有一百零五人。全区被地主强行霸占的土地有三千二百二十三亩,房屋有二千二百九十五间。妇女被霸占的也有四十七人。我听完这个报告,心里很自然地起了痛恨地主的情绪。后来又接连着参加了几个斗争地主恶霸的公审大会。在这些会场上,我看到过去受过迫害的苦主们,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去控诉地主们的罪状。有的地主是自己做地主又兼替别的地主收租的,他从中克扣租米,使农民身受双重剥削。有的地主是兼放高利贷的,农民春天借米一石,秋收后就要还两石。有的地主为敌伪政府拉夫抽丁,屡屡逼死人命。在一次大会上,一个被打跛了脚的农民在台上把拐子横在地主面前,数说他被残害的经过,泣不成声。有一次有姐妹二人在台上放声大哭,控诉她们姊妹八人因地主逼租而被父母卖掉,现在只有她们两人生还。还有一次,有一位老汉跑上台去控诉不到两三句,就晕倒过去。看到这些场面,我的感情更加起了激烈的变化,坚决地向着农民一面倒过去。这时候,我已能分清敌友,晓得为什么农民是该团结的,地主是该打倒的。
有了这点阶级观念,我就有了清算过去错误思想的根据。每当一天工作完了,躺在稻草铺上没有入眠之前,我总在追索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正如前文所说,这种错误的造成是由于没有分清阶级分清敌友。所以这样,基本还是由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出身决定的。我出身于一个游离的小资产阶级,而从过去的教育又承袭了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乃是脱胎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种阶级调和论的。所以在一个改良主义者看来,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把社会和人民混为一谈,其思想的根源就正在于此。殊不知在一个阶级社会里,对立的阶级的利益既不调和,而且那里也只有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绝对没有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过去的社会乃是统治阶级的社会,我们为社会服务,不论动机怎样纯正,结果还是为了统治阶级而服务!今天在思想上仍然保留这种不分敌友的想法,保不住就会让反动的统治阶级钻空子,再受他们的利用。这够多么危险呢!
通过这一次的参观,我不但明白了过去的错误,而且更对“人民”这一概念有了深刻明确的认识。我过去不明白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意义,不只由于在思想上没有好好地建立了阶级观点,也是由于对人民的认识还不够具体。这次在乡下和农民在一起工作生活,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纯朴、善良、热情和自实践中得来的无穷智慧。在分田的时候,我被派到一个叫做姚家浜的村子去和分配小组工作。若按试算出来的平均数计算,这个村子要从别个村子补进四亩多地才够分配。可是在头一天的乡干部会上,这个村子的干部早就拍过胸膛保证自给自足,在村里自想办法,不向别村要地。所以在我去那里之前,着实有些提心吊胆,怕土地不够。可是到了那里,先由分配小组的干部们带头发动,再由他们和农民群众反复商量,由抽出的农户自动地多抽出个一分半分,由补进的农户少补进个一分半分,果然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分完之后,人人都能满意。在这一件工作中,他们充分表现了“大公无私、团结互让”的精神,所以能使人人满意。我们离开乡下的时候,工作只进行到分配土地的阶段,可是已经有些农民在准备争取做劳动模范,好见毛主席。从这些事实,我认识到经过教育和发动起来的农民真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有了他们和工人的联盟,再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不用怕人民的民主政权不能巩固,不用怕帝国主义者再来逞凶,不用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不能来临。换句话说,从农民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光明前途。自然,农民只是人民的一部分,不能用他们来概括全体的人民,可是推而及之,我对新中国的人民却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它已不再是一种抽象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气魄有前途的具体人格。对人民有了这样一个具体的认识之后,我在工作中就觉得有无比的力量,才知道如何去工作,才能符合这一对象的利益。
(二)
以上是第一点体会。第二点体会是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了解。要说明这一点,又得从头搬历史。我所教的功课,有一门是农业经济学。在大学和研究院,我都没有念过这门课,是后来自学出来的。最初接触的材料,多数是国人自编或外人论及我国的著作,特别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诸位先生的撰述为多,所以当我初次讲述这门功课时,虽然由于个人当时对于进步的理论还没有修养,内容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但是教材却还多少能和国情结合。可是后来教书教得久了,这门功课的内容就越来越“理论”化,也就是越来越空洞了。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以为不讲一些虚玄的理论就不够教授味儿。这种情势,一直发展到一九四七年我由学校休假二次出国时,还是那样,而且只有变本加厉。我那时还抱了个梦想,预备到了美国,把资产阶级当时盛行的学说多多熟悉一下,以便把它们搬到农业经济学上去应用。自然,这条路一直没有走通,因为这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庸俗学说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九四九年回国,听到那时华北高等教育会议的指示,说改革课程首先要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开始明白,晓得以前是走了一大段冤枉路。经过这番启发,我于是又急着满处去找实际资料。在杂志报章上,只要看到一点材料,就赶紧把它抄录下来;在听工作同志的报告时,只要他说出一点情况,就死死地记到笔记本上,生怕它溜掉。在上课的时候,就把它们硬搬出来,以为这样就把课程改好了。这一次经过土地改革的实践后,才又发现,这条路虽然大体不错,但还是不十分恰当的。
为什么还不是十分恰当的呢?因为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人,任何资料在他都不会有感性的基础,因此即使他掌握了许多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他只是一大堆孤立的素材,不容易组织成一套理论。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去年一年的确曾经下过点功夫去搜集一些有关土地改革的资料,可是等到把它们搬到课堂上去讲的时候,就觉得这些材料对于我着实是很陌生的,讲出来也是很生硬的。但是这次从乡下回来,再去翻翻这些资料,就觉得它们几乎跟我亲自从乡下找来的一样熟悉了,跟别人讲起来也觉得有力量有把握了,因为有些资料已由我在实践中证实过了。同时因为对土地改革运动有了些切身的经验,对土地改革的理论也就有更进一步的领会了。
我从前也承认中国的土地分配是极不平均的,也承认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十分严重的,所以一直都拥护土地改革的政策。不过我拥护土地改革政策的出发点是属于纯经济方面的,认为中国的土地不重新分配一次,地主的剥削不加以消灭,农村经济将无由复兴,农村经济不能恢复,一切经济建设就不会有基础有前途。所以有时会顾虑到,在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并不严重而且是人多地少的区域,实行土地改革究竟能有多大好处?这一次我所到的那个乡村,那里的情形就和这种情况相近。全乡的出租土地只占全部使用田亩的百分之三十六弱,每人平均分配的土地,第一平均数是二亩四分八厘,第二平均数是一亩九分四厘。因是我一到乡下就十分注意这个问题,见到农民就问他家里有几口人,会分到多少地,种了够不够养活全家。除了极少数几个因为佃田较多要抽出比较大量的土地的农民略有一些顾虑外,其余的没有一个不给我一个极肯定的答复,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好像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那几个心存顾虑的农民,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经过教育之后,也都说:过去种田虽多,可是每年都要向地主交纳大量的租米,而且弄得不好还得坐牢吃官司,现在种的地虽然少一些,可是地是自己的,只要多下点力气把田种好点,就是交了公粮,也可以生活得好。这告诉我,土地改革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措施,同时它也是一种政治的文化的革命。过去地主凭借占有土地,不但在经济上统治了农民,也在政治上意识上统治了农民。现在把地主的根给挖掉了,农民就从经济、政治、意识等多方面获得解放。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自己的政权,就可以建立起主人翁的态度,再加上在意识上再不相信地主阶级散播的那套“穷靠富,富靠天”的鬼话,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那能不提高起来呢?所以不论地权是否集中,人地比例是否悬殊,都不会影响土地改革的效验。我现在明白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势力是漫布于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只要把它消灭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也明白了,土地改革是普遍的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大道理。这也是我这次参观土地改革的重大收获之一,我已对土地改革的理论由片面的认识扩展到全面的认识。如果不是亲自下乡,从实践中去体会这个问题,怕不会有这样的收获,所以理论的证实也是要和实际结合之后才能得到的。
我对“理论与实际结合”还有一点认识,就是认识到,这里所说的实际应该是指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实际而言的,而且也只有能和这样的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科学的理论。我回到学校,有一位同学和我谈起,说他听到一个地主说,在乡下主持土地改革的都是一些地痞流氓。这位同学的思想比较进步,我相信他不会相信这套鬼话,不过是提出来和我讨论讨论罢了。我当时就回答他说,在地主的眼里,那个无地少地的贫雇农不是地痞流氓呢?过去他们交不上高额的租米,他会说他们是地痞。过去他们还不出重利的债务,他会说他们是流氓。地主指使了他们的狗腿子——伪保甲长——去抓壮丁追壮丁粮,只要农民一躲闪,就会叫他们做地痞流氓而平白无故地给拉走了。我想在那个地主说主持土地改革的都是些地痞流氓的时候,他一定认为他所说的是很切合实际的。只是他所说的实际是站在他的立场所看到的实际,并不和我们广大的农民所看到的实际相符合。以此类推,那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说他的理论是从实际里淘炼出来的呢?只不过他观察和认识问题,是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的,因此他的理论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因而也就成为不科学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管经常不断地有许多新理论出现,可是这些理论至今还不能拯救资本主义社会之日趋于腐朽灭亡。由此可知,理论结合实际亦即等于说理论要符合人民的要求,要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若不然这种理论是站不住的。这一点也可以在土地改革这一工作上得到验证。凡是在乡间看过土地改革的人,最低限度要承认,土地改革政策是为广大的农民所诚心拥护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这里面没有什么奥妙,只是土地改革这一运动是符合了农民的要求的。我们的土地政策乃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之一。我们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天才的认识。他在那里已经抓到了农民问题的症结,已经知道了农民的迫切要求是什么。所以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拟订的土地政策都能够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所以实行起来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这就是理论应该和实际结合、理论应该和那种实际结合的最现实的说明。我们天天在讲理论和实际结合,天天在根据这个原则来改革课程,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点,我们的课程改革工作怕还是会走弯路走错路的。
上面所说的,都是个人从实践中得到的体会,对于我自己是有不少的益处的。不过正如这次在旅途中一位高级干部跟我说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常常会丢下了一个包袱又背上一个包袱。我今后要对此加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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