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02-14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瞻望一九五○年华北农业生产
张林池
华北的农村经过八年抗战与三年的解放战争，遭受了敌寇的烧杀抢掠，摧残破坏，生产水平严重下降。到一九四三年，老解放区农业生产一般较抗战前下降一半以上。一九四四年后因为在减租运动的基础上，执行了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方针，生产水平才逐渐恢复。生产工作好的村庄现在已恢复了战前水平。但这样的地区在全华北说来还是少数的。根据一九四八年调查，牲口较战前减少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农具损失百分之十至四十，肥料大减，耕作粗放。总平均生产水平较战前尚低百分之二十一点五。经过一九四九年的生产运动，老区较战前尚低百分之十左右，新区则尚低百分之二十左右。
一九四九年提出了每亩增产粮食五升，植棉一千三百万亩，种花生五百万亩。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水灾、旱灾、虫灾，但在政府大力领导，全体农民一致努力下，产粮约达二百六十亿斤。按同一年成计算，较一九四八年提高了。在增产工业原料及出口物资方面，完成种植棉花一千四百四十三万亩（晋西南在内），约产皮棉三亿三千万斤。种花生五百二十七万亩，可产十一亿斤。
我们一开始就说明，增产是要依靠人为力量与可能运用的科学技术，并非依靠天年。据一百一十五个典型村调查，一九四九年老区耕犁较一九四八年增多百分之七。包括新区则为百分之三点九。耙较一九四八年增多百分之三点三三。一九四九年秋耕地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即较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十一，除草中耕已超过战前水平。据一百四十个典型村调查，棉花种植，一九四九年超过前一年百分之五十，玉蜀黍超过百分之二十点三，马铃薯超过百分之十九点一，甘薯超过百分之十二点四，小麦、谷子、高粱均超过百分之五以上。在施肥上原要求在一九四八年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据一百二十七个典型村调查：土粪已增百分之二十八；细肥（包括油饼、大粪干等）增百分之四十五；羊卧地增加百分之五十九点七；白地减少百分之十四点七。由此检查我们的生产水平，确是由人为的努力提高的。
根据调查及报告，山西武乡县每亩增产一点三斗，襄垣全县平均每亩增产一点一六斗。老区平均生产水平（七十个村的典型调查）已恢复到战前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新区已达百分之八十左右。而山西长治专区十一个村调查中，已有八个村超过战前水平。河北省满城有十个村以上超过战前水平。新城五区一百十八个村已达战前水平。为什么由敌寇的摧残破坏使牲口农具的大量损失情况下，能够这样快的提高生产水平呢？这是由于实行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方针，用一切力量，战胜困难，向严重天灾作顽强的斗争，并进行了一些技术改良工作的结果。当一九四九年春季播种时节，华北全区呈严重旱象，但在华北人民政府抗旱备荒的指示下，各级政府与广大农民立即动员起来，卷入轰轰烈烈的抗旱抢种运动。在抗旱点种中，冀中即动员脱离生产干部一万四千人，冀南区动员四千人，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破了农民靠天等雨的消极思想。冀中十分区参加点种的劳力达百分之八十，参加点种的户达百分之九十。邢台十个区有百分之八十一的户担水点种。发生了严重的虫害，即组织群众捕打，用药剂喷杀。如太行发生蝗虫后，即在“保苗如保命”的口号下进行了连续的坚毅的斗争，出一次灭一次。只安阳五十一个区镇，即动员了二百万劳力消灭了一百四十三万亩地的蝗虫。七月后又连日大雨，政府领导群众筑堤堵口。但由于雨水过于集中，河水流量太大，因而淹地三千余万亩。政府又组织了群众与水灾作斗争，进行排水种麦。在三秋运动中，更多的妇女涌入秋收，并实行选种浸种。腾出男劳力与牲口力，进行秋耕种麦，因而各地种麦超过计划，秋耕达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牲口虽然缺乏，但可以用组织起来的人力代替畜力。如察省阳原县县长及宣化县长等亲自带农民拉犁刨地，因而影响察南十五万人组织人拉犁刨地，打破了没有牲口就不能耕地的习惯。在一连串的生产斗争中，充分证明了广大群众在共产党及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起来力量的伟大。而在一九四九年这样严重的灾害与困难下，生产水平还提高了一成左右。由此证明一九五○年我们以更大的努力更加发扬这种精神，这种作法，一定可以在老区恢复到战前的生产水平，新区接近战前的生产水平，并争取在一九五一年恢复战前水平。
全国农业生产会议所给与华北区一九五○年的生产任务是增产粮食二十五亿斤（不包括水灾减少损失数），增产皮棉一亿七千万斤（植棉一千八百万亩，共产皮棉五亿斤）。在一九四九年的发展基础上，充分发挥组织起来的力量，展开群众性的技术推广运动，运用城市工业与交通的援助，保证这个任务的完成。目前已经具备了相当条件：第一生产互助的组织，一九四九年已达劳力的一半以上，多者达百分之七、八十，老区妇女参加生产的已达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一九五○年不但在数量上会有很大的发展，劳动效率与技术也将大大提高。这样，耕作水平达到甚至超过战前水平是可能的。
第二繁殖耕畜，据二百七十个村的调查，繁殖率达百分之九点八五，低的也有百分之八，一九四九年共增殖耕畜四十二万头，约合总耕畜数三百六十万头的百分之十一（连购买的在内）。一九五○年按增殖率百分之八点六计，可增殖四十七万头。一九四九年曾防疫注射五十六万头，一九五○年有计划的进行注射二百万头，是可以作到的。
第三防止水患，兴修水利。这项工作我们一向是重视的。一九四九年增水田二百二十六万亩。一九五○年减少水害二千万亩，即可增产粮食十亿斤。增加水田四百四十万亩，可增产粮食二亿四千万斤。现已勘测拟定了具体计划，只要组织工作作好，一定可以完成。
第四增施肥料，一九四九年一般已超过前一年的百分之十五。冬季，各地又开展积肥比粪堆运动，一九五○年再提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当无问题。也就是说，在施肥上是能够达到或接近战前水平的。
第五防除虫害兽害。一九四九年全区发生虫害面积达一千一百六十八万亩，经组织群众捕虫及用药剂喷射后，救治了庄稼七百四十五万亩。根据一九四九年的经验，一九五○年组织群众与采用科学药剂防除虫害兽害可保三千万亩庄稼不受虫害。
第六推广优良品种。一九四九年原计划推广优良品种三十八万亩，实际推广面积达五十万亩。且在夏秋两季组织了大规模的选种运动，全区选得食用作物优良品种约三千万斤，优良棉种二千万斤，群众就地选种已有统计数字的为二千五百万斤。一九五○年共计可推广优良品种一千万亩。
第七由于有了大量的煤、铁、机器，不但可以修理与制造农民现在使用的农具，还可以大量制造新的马拉农具，并可解决燃料增加肥料。
第八植树造林。农民深深知道植树造林的好处。一九四九年，已进行必要与可能的组织工作，由村建立护林公约。并已植树六千八百五十万株，建立了苗圃一千六百零八亩。一九五○年必将大大超过这个数目。
第九由于战勤的停止，提高了劳动效率。很多地方可以把战争时荒了的土地重新垦种。一九五○年计划完成开荒五百五十万亩，可增产粮食三亿斤。
第十实行劳动互助后，节省了劳力，更便于副业的发展，进行农副结合。一九四九年有了城市与出口的需要，更刺激畜养与副业的恢复与发展。较前一年猪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一五，有的地区超过战前百分之十四点三。羊增加百分之三十，鸡增加百分之四十。其他如山货药材、苇席、草帽辫等，扩大了销路，也就提高了价格（当然还有些副业是处在改组过程中）。一九五○年畜养与副业将要更进一步的恢复与发展，而猪、鸡的增加会超过战前的数目，这样不仅增加农业的收益，而且将促进与支持农业的迅速恢复。
一九四九年华北农业生产是处在战争胜利，全境解放，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有了大城市近代化的工业与交通的新形势下进行的。这是空前的有利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一九五○年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对于增产的任务的完成有了更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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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治专区的农业生产
一九四九年农业生产的基本总结
去年入春以后灾害赓续，全年生产在向各种灾害斗争中，取得了全区六成半的收成。襄垣县增产粮食六万余石。武乡二十一村调查平均每亩比前三年增产二斗二升，估计该县增产粮食九万九千七百余石。长治县估计增产六万二千余石。取得以上成绩的基本经验为：
第一、全区土改结束，封建消灭，阶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而愉快的劳动，使去年生产与往年的生产明显地表现了不同。
第二、经过整党，不仅是党群关系较前密切了，特别是农村支部的领导能力有极大的提高。农村党员在生产中的带头作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同时支部领导基本上学会了如何解决群众生产中的具体困难，学会了如何解决群众思想阻碍。干部树立起了优良作风。
第三、去年在领导生产中。第一次重视了技术领导。上肥不少地区达到战前水平。精耕细作方面，在困难的劳畜力条件下也有很大进步。以犁地为例，据八个村的调查，战前犁一遍者，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二九点四，去年则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二五。犁两遍者战前为百分之五一，去年仍是百分之五一。犁三遍以上者战前为百分之十九点八，去年为百分之二四。兴修水利也成为群众性的要求。七个县一百五十五个村打井五百五十七眼，修旧井的有四百一十一个村共修有二千零五十眼。五个县二十二村修渠六十道，可浇地一千六百七十四亩。三个县八十八个村，开渠灌地七千三百八十三亩。四个县三十三个村新修排水渠共十八道，能把八千一百二十七亩涝地变为良田。去秋群众并进行了选种工作。据六个县统计，场上与田间选种达十万七千四百七十四石（其中田间选种占百分之八四），仅此数即可够全区所有土地使用。
第四、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已成为群众之习惯。老区之平顺组织起来者平均占总户数百分之八五，占劳力百分之八七。牲口组织起来者占百分之八九。长治组织起来的占总户数百分之四八，占劳力百分之五○。
第五、妇女在生产中起很大作用。据十一个村的调查，妇女劳力半劳力常年参加农业劳动者占妇女总数百分之四六点八。参加季节性的农业劳动者占妇女总数百分之四○点九。妇女劳力组织起来者占妇女劳力百分之四一。
一九五○年争取农业生产达到战前水平的估计
将农业生产提高一步，争取达到战前或超过战前水平，是本区今年农业生产的总任务与目标。根据十一个村的调查，达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这十一个村，去年已有八个村超过了战前水平。其中武乡窑上沟超出了战前水平百分之一。武乡侯家垴、陵川平城南街、黎城北社、桥沟均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二二至二五。黎城之麦苍、沁源之韩洪、陵川之窑沟亦均超出战前水平百分之五到一五。十一个村的其余三个村比战前水平尚低。以上十一村的生产基础均为一般水平。这类一般村一九四九年即能达到如此成果，则今年只要我们努力，争取绝大部分村庄达到战前水平，一部分村庄超过战前水平，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就需要：
１、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给今年生产准备一个更好的前提条件。２、加强生产计划性，使今年农业生产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起来。３、加强技术领导。去天津参观工业展览回来的英雄们，一致都有提高技术与改良农具的信心。群众普遍要求解决技术问题。４、大力发展水利为今年大生产中的主要环节之一。现在各县群众积极的开渠、打井、按装水车，反映了干部群众几年来饱尝旱灾的痛苦，政府应大力扶持。５、改造与建立合作社。经验证明单纯营利并不是群众要求。群众所要求的是如何扶植生产，如何为农村生产品找到销路，如何换回生活必需的资料。因此改造与建立合作社，成为今年生产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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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领导上的两种作风两种结果
仲蕴　陶克　远亮
一九四九年陕北甘泉和米脂两县生产领导上的两种不同的领导作风，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结果。
米脂县领导干部由于存在着漠视生产领导的错误观点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因而使该县战后生产的恢复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去年一年内该县领导机关曾发了七次生产指示，但并未进行任何检查和总结。夏秋间，群众缺乏食粮、种籽，又加旱灾、虫灾，特别是疾病流行，全县有一万余病人，严重地妨碍着生产。可是县的领导机关仍未引起注意，只照例的发了一个简单的生产指示，并没有积极想办法去解除群众的疾病威胁。结果因没有很好的组织变工互助，调剂劳力，致使已着苗的秋禾，荒芜了一万二千六百亩。该县民权、龙镇两区直到去年年底，还荒芜着五万余亩熟地（几近该两区原耕地面积三分之一）。在去年夏征中，发生了违犯政策的现象，如民权区区乡干部，不从发展生产的基本观点出发，将七乡一个行政村数石公粮的三分之二，加在孙家渠十几户变工队员的身上，引起了该队队员的普遍不满，生产情绪低落。
造成上述严重情形主要由于该县领导机关对于行署的生产指示和对该县领导生产不力的批评既不研究，又不检讨，仅经县长签一“知”后，就挂在墙上。陕北农业处干部与陕北群众日报记者反映米脂领导干部对领导生产普遍存在着错误观点。他们把生产领导看成“软任务”，认为生产任务可伸可缩，时间可快可慢，群众自己会干，而将其他土地登记、评定通常产量等，看成“硬任务”，到时候非完成不可。因而本末倒置的将最基本的生产领导问题，依附了忙忙乱乱的其他工作。
甘泉县去年也发生了严重的旱、虫等灾和疾病流行，群众普遍缺乏粮食种籽，但因该县领导干部重视领导群众进行生产，因此，该县成为陕北医治战争创伤最快的一个县份。
首先，该县领导机关确定一九四九年的中心工作为在一九四八年生产救灾的基础上，逐步恢复与发展农业、副业生产；其他工作则围绕这一中心工作进行。
当春耕开始时，县级领导就选定一九四四年大生产运动中，群众基础较好的四区四乡作为据点，并派遣县府四科长丁目生直接领导群众生产以创造经验推动全盘。丁目生到达该乡后，首先召开了乡、村干部、党员会议，联系救灾等反复说明领导生产的重要和领导方法，并和群众商量订出具体生产计划，有意识的培养梁秀英所领导的变工队，使他成为合作互助的生产模范。在梁秀英的带头下，六个变工队员春季开荒四十二亩。在春耕中梁秀英拿出自己的三把锄头调剂给缺工具的农户，并用义仓粮解决了四家贫苦户的食粮困难，从而推进了全乡的低利借贷，共调剂出细粮十二石八斗，农具二十五件，使全乡生产顺利进展。在夏耘后，该变工组并赴廊县赶麦场二十多天，赚麦子三石一斗七升，使生产工作获得显著成绩。为教育全乡群众，李白生利用庙会，奖励了梁秀英变工队，推动了群众间互助合作的热潮，保证了全乡一万二千余亩秋禾夏季锄草两次。
该县领导机关吸取了对梁秀英变工队领导的经验，并学会了创造与推广重点领导的方法，和坚持了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的传递经验的巡视制度，因此，便经常分派县上主要干部深入各乡帮助村乡干部领导生产，注意创造经验。该县中共县委书记和县长也经常轮流下乡，侧重组织经验交流。去年一年内，全县百分之八十七的干部，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共有七个多月，县上专派干部至各区传播领导经验共六次，此外还发出了三次通报，指导区乡干部进行生产领导工作。
由于他们脚踏实地的进行巡视检查，所以能及时的解决农村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春耕中三区一乡油房村有二十八个劳力，区政府没有加以组织，县级干部发现后，立即进行纠正，并帮助建立了变工队，这样合作互助的结果，不仅种完了全村原有熟地，而且开荒地二百三十余亩；并推动成立了四乡八个儿童的变工队，在儿童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配合春耕参加辅助劳动，共掏谷槎三百余亩，夏耘中锄草二百五十亩。夏天群众抢种秋禾时，二区一乡的工作组发现杨坂村等地有五十余人患吐黄水病，干部即亲赴慰问，县府也立即抽派医生前往救治，扑灭了病患，保证了生产工作的进行。在秋收的紧张季节里，该县巡视员发现劳山村群众普遍有起床很迟的散漫现象，村、乡干部说：“这是老百性的习惯。”巡视员一方面指出其放任自流的错误态度，一方面以身作则，连续三天早晨挨门逐户亲自督促，对群众进行教育，使劳山村的秋收运动热烈展开。
此外，该县并进行安置移难民、照顾烈、军、工属生产等工作。因而在一九四九年内，从一九四八年已恢复原耕地面积百分之八十五的基础上，全部恢复了战前耕地十六万亩，牲畜恢复并超过战前数目三百三十头（战前为六千七百五十九头），每人平均农业收获量，由一九四八年的七斗八升，提高至一石二斗，接近了战前每人平均一石三斗的最高收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