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02-07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学习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
胡华
世界革命的导师、辉煌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斯大林同志，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已经树立了正确的学说。斯大林同志的学说，经过中国人民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已完全证明是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道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二十多年以来，虚心地向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学习，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指导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达到今天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关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我们在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中，已可找到端倪。所以，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曾说过：列宁——斯大林主义是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而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的毛泽东的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论在苏联或中国，一切违反列宁——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派机会主义思想——孟什维克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半托洛斯基主义等等，都经不起实践斗争的考验，都被证明为彻头彻尾的错误。
本篇的目的，是把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作一较有系统的介绍，以供学习陈伯达同志论文《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时的参考。本篇所引斯大林同志原文，是根据他的下列六篇历史文献：
一、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分委会的演讲）
二、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联共中央所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三、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四、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届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讲）
五、关于中国（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真理报》发表《略谈现代题材》一文的后半段）
六、关于中国（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会全体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以上六篇均见时代出版社出版，什之译：《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第一至一七六页）
为了便利，文中在引用斯大林上述著作的时候，就只在引文下按照上述排列注明（一）（二）等数字。文中的着重点都是我加的。
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两大潮流的汇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正确的认识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国情，是确定这个国家的革命性质、引导这个国家的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前提条件。近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斯大林指出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一个特征是：“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国主义财政经济的统治。”（二）斯大林说：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表现在它的军事的强大上，而是首先表现在：中国工业的基本线索，铁路、工厂、矿山、银行以及其他等等都是处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支配之下或是监督之下的。”（一）
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个特征，他指出是：“被军阀统治和官僚政治的压迫所加重了的封建残余的压迫。”（二）
因为，他说：
“假使在一大系列的省份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是属于地主和豪绅，假使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地主，不但是经济上的，而且是行政上的和司法上的官宪，假使直到现在在若干省份中还进行着中世纪式的买卖妇女与儿童的事情——那末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的压迫的基本形式。”（四）
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两大潮流的汇合
既然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斯大林同志指出：
“这样，中国现在的革命是两个革命运动的巨流——反对封建残余的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四）
在这两大任务中，首先重要的是反帝，因为帝国主义是国内封建势力的支持者。斯大林说，中国革命首先是“把自己的尖头针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四）当然，反帝和反封建不能分离，不能偏废一面，所以斯大林说：反对封建残余的农民革命“是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三）
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虽然在二十多年以前斯大林同志写上述几篇文章的时代，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集团还没有形成，但是，在当时，斯大林同志已经指出了：买办资产阶级一贯是中国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举行“四一二”政变叛卖革命以后，斯大林同志更指出“南京和南京政府是民族反革命中心”（四），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投降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作斗争。
毛泽东和环绕在毛泽东周围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在北伐革命时期以及北伐革命失败以后，和斯大林同志一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与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确实还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见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党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因而正确地领导了革命。
在中国北伐革命时期，当时还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拉迪克等，认为在中国社会统治着的经济形态是“商业资本主义”，认为中国革命、中国农民阶级的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托洛斯基等反革命派，则既不承认中国有封建残余，也抹杀了中国革命的反帝任务，而认为中国革命只是“要求关税自主的革命”，这种胡说，正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作霖、蒋介石辈，和大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在北伐革命失败之后，托洛斯基派就和中国的陈独秀取消主义者相呼应，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买办豪绅的统治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而在等待将来举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幌子下，主张取消革命运动。这些反革命的辩护士，都经不住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活的事实的考验和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的驳斥，而宣告了自己的破产。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斯大林同志说：
“列宁是正确的，他说，从前，在世界革命时代未到之前，假使民族解放运动是一般民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那末现在，在苏维埃革命在俄国胜利之后，以及世界革命时代来到之后，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一）
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这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所必需的。斯大林同志说：“要在殖民地和附庸国家内达到坚固的胜利，非把这些国家的解放运动与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切实联合起来不可。”（斯大林选集卷一，一九二五年五月《论东方大学对东方殖民地及附属国家的任务》）。中国革命胜利特别有一个有利条件，这就是“苏联紧靠在中国近邻存在着和发展着，它的经验和帮助，便利了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以及中国的封建和中世纪余的斗争。”（一）
正因为中国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伟大国家，所以斯大林充分估计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重大世界意义，并寄予了热烈的期望。他在二十三年以前——一九二七年五月就作了如此热情的预言：
“在中国，对帝国主义斗争一定采取深入人民的和显明民族的性质，并且一定会一步比一步深入，直到和帝国主义拼死搏斗的境地，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三）
二、中国革命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统一战线的革命中国革命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应该是无产阶级。——这一个思想，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是反复宣传的。这首先是因为无产阶级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最坚决、最勇敢、最彻底、最不自私的阶级。斯大林同志曾说过，中国工人的生活是最痛苦的，“现在中国的工人每个月只拿八块到十五块钱，生活在不可能的条件之下，工作时间非常之多。”（四）斯大林同志认为，应该充分着重认识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说：
“我以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首先依靠无产阶级来确定自己的方向。”必须“在中国无产者中间唤起一种自信有力量的感觉和自觉有资格的感觉，并且造成他们能够领导革命运动。做不到这一点，就少想中国革命的胜利。”（一）
他在那时，就估计到：“中国革命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农民阶级领袖的角色，应该必然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手中”（一）。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到极低程度的”这一点联系起来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主导的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走向胜利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强固自己的指导权，领导城乡千百万的劳动者群众。”（二）因此，“在发展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它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威信的提高”，是确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问题之一。
必须组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主动的团结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压迫的其他阶级、党派、团体和个人，组成强大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胜利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关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五），“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利用最微细的可能，来保障无产阶级有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摇摆的、不牢固的、不可靠的。”（五）
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一九二四——二七年的革命的特征之一，在于：“它曾是全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六），而在中国“全民族的联合战线的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阶级，是城市贫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五）。所以，中国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和积极地为自己的利益而起来斗争的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结成联合”（三）的统一战线的革命。
在中国一九二四——二七年的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即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前，当时的有共产党参加的革命的国民党，就曾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四个朋友相联合的组织形式。斯大林同志曾说过：“在国民党还没有发生分裂的时候（按：指“四一二”以前），国民党在事实上是工人、小资产阶级（城市的与乡村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三）斯大林同志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加这个联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这些同盟者并不是也不会是同样可靠的”（五），所以，必须十分注意“要保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以及在国民党外的领导作用”（四）。斯大林这样地指出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
“统一战线，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和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就是它不妨害共产党去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的和组织的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唤起农民反对地主，公开地组织工农的革命，以准备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时，才有革命的意义。”（六）
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直接违反斯大林同志上述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放弃无产阶级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到这次革命后期，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发展成为阶级投降主义，成为当时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日战争初期，又曾一度发生了这种与陈独秀阶级投降主义相类似的、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群众的错误思想，但是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及时纠正。
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些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则是违反了斯大林同志的尽量争取组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未能利用形势及时正确的组织反帝统一战线，而错误地主张一切打倒，实际上正是孤立了自己。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对于北伐革命时期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陈独秀主义的错误，就作了如下的历史总结：
“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它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遂改变了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历史的失败……”
而对当时的今后革命则指出：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对于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情况，则指出：
“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以上均见湘赣边二代大会决议）。
因此，组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基础是仍然存在的。
这些论点，都是和斯大林同志相一致的。
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为了使革命统一战线有坚实的基础，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去联合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马列主义的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斯大林同志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书中，以及在列宁逝世时向列宁宣读的誓词中，都有光辉的发挥。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所发表的论中国的文章中，这个问题也是其中的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二月所写的中国革命理论的辉煌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与斯大林同志也是一致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半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民在全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中国约有四万万人口。其中约有三万万五千万人是汉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一）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就指给我们：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他时常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问题在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革命的胜利，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他指出：认为发动农民起来就会破坏反帝的统一战线的思想是错误的。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说：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甚至于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并不认为可能在农村中展开革命，他们怕农民阶级的拖进革命，会破坏统一的反帝战线。这是极深重的误解。同志们，把中国农民阶级愈是迅速和愈是基本地拖进革命，中国的反帝战线也就愈加有力和愈加强大。”（一）
的确，农民问题是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乃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而农民起来革命，“打翻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陈独秀机会主义者，正是拿反“帝国主义”作为反对农村革命的借口，害怕农民革命的发展会使资产阶级因不满意而退出反帝统一战线，因而一再压制农民运动。结果却是加速了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使帝国主义、买办豪绅阶级获得“胜利”。历史证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路线，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而陈独秀辈的路线则是引导革命走向失败的路线。反革命的辩护士托洛斯基，从否认中国有封建残余出发，而否认与低估中国农民革命的意义，更不用说是直接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张目了。
斯大林同志认为：“为了召唤千百万的中国农民阶级起来革命”（一），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中国无产阶级可以通过三条道路去实现对于农民的领导，就是：一，通过建立农民委员会，二，通过新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机构，三，通过革命的军队。他说明：农民委员会必须成为农村革命的核心，新的人民革命政权必须帮助农民“或用没收地主田地的方法，或用减税减租的方法来满足自己迫切的要求”，革命军队则应“帮助农民反对地主分子”。（以上均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在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担任指导者的角色，就必须“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农民运动的最前列”。
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二四——二七的大革命时代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中，“站在农民运动的最前列”的模范。他在一九二五年就在湖南从事发动农民运动，为后来北伐进军顺利通过湖南打垮吴佩孚主力准备好了群众基础。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任内，又手创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一个与当时的黄埔军校同样重要的培养大革命干部的学校。一九二七年春，他在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之后，到了武汉，又当选为全国农民协会的主席，并继续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与斯大林同志的见解相同，毛泽东同志热烈拥护农会的权力，拥护革命人民的民主专政，拥护武装力量和农民结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叙述成为农村革命核心的农会权力说：
“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停止了他们的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毛泽东同志完全赞美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的这一切创造，因为这是中国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
而陈独秀却反对农会的革命权力，反对农民的武装自卫，反对“因权力关系与各方面（按：即与豪绅权力）的冲突”，就是等于保护不合理的地主旧权力，反对创造合理的农民新权力。陈独秀在反革命面前，真是胆小如鼠啊！当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湖南反革命事变之后，湖南十万农军包围长沙城时，陈独秀为了“怕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可耻地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这一总退却的结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凯歌！
当一九二七年五月，有人问到：“现在中国是不是需要提出农民阶级立刻夺取土地的口号？湖南夺取土地的事实该怎样估价？”时，斯大林同志斩钉断铁的说：
“我以为，是需要的。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已经在某些地区进行。在一大批的地区里，像湖南、湖北等地，农民们已经从下面夺取土地，建立自己的法庭、自己的惩罚、自己的自卫队。我以为，中国全部农民阶级在最近时期中都要转移到没收土地这个口号方面来。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于此。”
“假使武汉（按：指当时革命的武汉政府）要胜利，假使它要建立真正的力量来既反对张作霖，又反对蒋介石，并反对帝国主义，——那末它必须用各种各样方法来支持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革命。”
“以为只要单靠一种军事力量就能够打倒在中国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样想法就太愚蠢了。没有农民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积极支持武汉的军队，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打不倒的。”（以上均见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斯大林同志完全赞美两湖农民的正义行动，他给这些农民革命以极高的估价，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于此”。而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农民革命也正是作了同样的估价：
“这是四十年来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坚决反对了地主阶级反革命对于农民革命的污蔑，反对了陈独秀主张限制农民斗争而否认农民斗争功绩的谰言。陈独秀限制农民斗争说：“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按：指大革命以前土劣所操纵的合法机关）居调停地位”。说当时农民运动“行动过左”（见他写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案）。在这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的分别是再也明显不过了。
必须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为了使革命达到胜利，除了必须巩固地团结农民以外，还应当特别注意团结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因为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比起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来“是比较不可靠的和动摇的”，但因他们身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文化落后的痛苦，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还常常起着革命潮流的号角与革命思想的传播者的作用。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谈到中国青年问题时说：
“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意义。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这都是一种能够大踏步地推进革命的力量”。
“要知道，无论什么人都没有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地和活生生地体验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无论什么人没有像他们那样尖锐地和痛苦地感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北伐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和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时期一样，仍旧是受压迫的；“因无钱开学，使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生产落后，使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他指出：“要转入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革命之发动与完成，乃是必经的路。”（《井岗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些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曾经把小资产阶级也看作敌人，甚至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显然是严重的错误。
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正确的团结政策
至于民族资产阶级，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劳动大众，而且也关涉到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因此，在某种条件之下，在某个时期之中，中国资产阶级是会支持中国革命的。”（五）所以，一般的说来，他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一个同盟者。斯大林同志在论到一九二四——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国共合作政策的正确性时说：
“一般地说，从原则的观点，是否容许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参加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党或是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并且和它合作呢？
某些反对派以为这是不容许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说明，在某种条件之下，在某一时期，这样的参加是充分容许的。”（四）
当时的托洛斯基分子把俄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等看待，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主张“打倒一切和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斯大林同志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五）
在中共党内也曾发生过类似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三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被否定的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就是最早的例证。后来，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些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也只看见民族资产阶级的曾经叛变革命的这一面，而看不见他们仍然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损害与排挤，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当时当权的买办豪绅阶级寡头统治仍然有着矛盾这方面，而把他们看成是一律的“一切反革命派”，放弃了使他们中立与争取他们的政策。而毛泽东同志却从极深刻的社会观察和独立思考的马列主义理论出发，看出曾经一度叛变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当时的统治阶级还并不一致，他们的反帝反军阀运动还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一部分”，随着民族危机的发展，他们还可以进步，因而考虑到争取他们中立乃至联合他们的政策，这就使后来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可能。
但是，另一方面，斯大林同志又告诉我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软弱的，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不少的联系，它畏惧真正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具有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说：
“大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是软弱到极低程度的，……这是不难理解的。既然工业的基本线索都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手中，那末中国的大民族资产阶级自然不会不是软弱的和落后的了。”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他又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它对于帝国主义的依存性，它对于革命运动规模巨大的畏惧”，是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之一。
因此，中国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不能以民族资产阶级为领导中心而建立起来。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很好的掌握领导权，那末资产阶级就会在革命的严重关头中途妥协，把革命引导到失败的痛苦道路上去。斯大林同志指出：北伐革命时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四一二”以前，“是和革命一同走的”，但是到了革命的严重紧要关头，在“一方面是革命规模的日益壮大，另一方面是上海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五）的面前，（加上当时无产阶级领导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在“四一二”，跟随着买办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
当然，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之后，想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斯大林同志指出：在中国无产阶级强大和农民革命开展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想走土耳其“凯末尔式的革命”（按即商业资产阶级的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革命）的道路，只不过是“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幻觉”（三）罢了。
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找到自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一方面，必须善于对他们争取团结，另一方面，又必须善于随时揭破和反对他们的动摇、妥协以至某些部分叛变的阴谋。尚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斯大林同志就指出：“须要设法使右派退出国民党或将右派开除出去。”
而当一九二七年的三月三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在论到中国问题时又说：
“共产党不应该隐蔽右派国民党分子变节的和反动的政策，应该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右派的阴谋。”
可惜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没有接受斯大林同志的宝贵意见，没有接受党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意见，甚至对蒋介石的谋叛阴谋连最起码的防备也没有做，终于使蒋介石得以从容地叛卖革命，使革命遭受惨痛的失败。
所以，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再三教导我们：当资产阶级与革命一同走时，对其中的右派分子必须及时地加以揭穿和孤立，必要时加以驱逐，以团结争取他们的其他部分；而在这种右派分子叛变革命，和帝国主义者一起来反对工农时，又必须采取坚决斗争（必要时甚至是武装斗争）的政策。
无产阶级只有这样才能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树立起自己的领导权，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目的。
正像毛泽东同志后来所总结，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革命性，又一方面——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无产阶级应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论人民民主专政）
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武装干涉的事实是中国最主要最基本的东西，而武装干涉的形式，则“决不仅止于开入军队”，而常常是采用了援助它在中国的走狗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形式。他说：
“……武装干涉是有比较圆滑的性质和比较伪装的形式的。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帝国主义宁可用组织非独立国国内内战的方式、用财政支持反革命力量反对革命的方式、用精神与财政支持它的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武装干涉。”
饱经了一九二七——三七年的十年内战，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到现在的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派所发动的反人民内战的中国人民，对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就指出了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这种形式，已经是很熟悉了。的确，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是武装到了牙齿的强盗，它和它的走狗是不会给人民以任何民主权利的。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也不是像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一九○五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式的城市没有武装或很少有武装的人民起义，而是武装斗争：
“在中国，并不是手无寸铁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以人民的革命军队为形式，起来反对旧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作斗争。中国革命的特性之一和优点之一便在于此。”（一）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八年曾经发表相似的意见：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井岗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
他在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根本方向说：“中国的特点：不是一个独立国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内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对外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暴动与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他后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上又说：“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由于中国革命的这个特点，所以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人与农民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一）他教导我们“必须把握武装工农的路线”，必须把中国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有最高觉悟有最好纪律的队伍：“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百般地加强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力求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传播者。”（一）
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革命者必须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中国革命者，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必须着手密切地研究军事。他们不应该把军事看做是次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军事在中国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一）
北伐革命时期的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反对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意见。他们正是“把军事看做是次要的事情”，只想保留共产党人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而不注意提高共产党人的军事素养，不注意共产党人在北伐军中的军事领导权，不注意改造北伐军的雇佣军队的性质。这样，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在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就利用了他与他的党羽在北伐军中的军事领导职位，利用了北伐军的雇佣军队的性质，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叛卖为拥帝拥封建的反革命，使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则正是采取了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斗争道路，在北伐革命失败后，组织起真正人民的武装队伍，使武装与人民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九年说：
“红军之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完全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红四军九次大会决议）
正是依靠了这支革命队伍，革命的力量才得以保存。这支革命队伍，经过二十多年的激烈而曲折的革命战争，发展成了拥有四五百万人的无比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并从而推倒了反动政权，取得了全中国解放的胜利。
必须建立革命的根据地
当然，革命军队的扩展，还必须有自己借以活动的根据地和自己的革命政权。在一九二四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在当广州、武汉还是革命运动的中心的时期，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改造、加强那些地方的政权，而不是像反对派所说那样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另立一个反对武汉政府的政权。但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国民党分共后，武汉已由革命中心变为反革命中心，新旧军阀爆发着战争。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就指出：“因为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正以新的力量展开着，这不会不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同时使农民阶级破产和怨恨。”现在，“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了。”（五）
毛泽东同志在当时也看到：“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块的赤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湘赣边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因而他提出了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代表全党引导革命走向正确的方向——向乡村进军，创造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区，而在现今的伟大解放战争中，则发展成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宁说得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个强有力的人民政权的建立，正是中国人民流血的武装斗争的结果。
在不利条件下应该避免和敌人决斗
武装斗争固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并不是说在一切地区都可以进行武装斗争。比如在敌人强固统治的城市和地区，在革命武装力量还小、还不足以攻取的时候，就应该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斗争。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后指出：
“革命的行进时常是曲线的，在某些地区进攻和摧毁着旧的制度，在别的地区则忍受着部分的失败并且退却着。”
斯大林同志认为：在运动受到挫败时，必须组织正当的防御和退却，不能采取冒险的进攻。当蒋介石举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托洛斯基分子要上海工人采取“断然的战斗”，斯大林同志在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不利与后备军还没有接得上等不利条件之后，批评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说：
“反对派不明白，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不避免断然的战斗（在可以避免的时候），——就是说是对革命的敌人有利。”（二）
毛泽东同志在北伐革命失败以后，他所直接领导的力量，就是以高度的革命艺术，实行正确的退却的模范。他所领导的革命退却是当时全党最有计划、最有阵地、最有秩序、最少损失的典型退却。他把这种正确的退却与正确的进攻结合起来——向井岗山进军，而成为全党革命的向导。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统治的城市中，在十年内战时期，历史也证明：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不利的条件下采取掩蔽精干、积聚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把城市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互结合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在城市革命运动低落的不利条件下组织冒险的进攻，则已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碰得皮破血流。
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懂得革命的战略策略
斯大林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懂得革命的战略策略。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说：在与帝国主义斗争中，与叛变革命的资产阶级斗争中，在开展农民革命中，必须“建立妥善的斗争策略”（第五个问题）。他说：“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易于执行领袖的角色，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指导者的角色，”“首先，要求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团结强固的组织，有自己的纲领，有自己的方针，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路线。”（同上文）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而在各个时期正确地规定人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方针、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及这些形式的相互配合。
他指出：在每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区别事情的轻重缓急，主要次要。当“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有人认为革命的武汉政府应该“在四条战线上进行攻势”。他说：
“某些同志以为，在所有各个战线上进攻，现在是革命性的基本特征。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在所有各个战线上进攻，在目前是愚蠢而不是革命。不能把愚蠢与革命混为一谈。”（三）
有人过“左”地认为武汉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就应该夺取中国企业、夺取外国在中国的工厂。斯大林同志说：“事情还没有成熟”，“不能冒着压伤自己的危险，把一切任务都一下子堆到自己的身上。”（三）
斯大林同志认为，革命的政党必须善于利用矛盾、孤立敌人、争取多数以击破少数敌人。他说：
“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了其他种种之外，还需要无产阶级灵活的和深思熟虑的政策，善于利用敌人阵营中每一裂缝，善于给自己找到同盟者，甚至于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坚定的同盟者。”（五）
他又教导我们：必须细心研究“党的口号怎样变成群众的口号”，“怎样和用什么方法引导群众走向革命的阵地，让群众自己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来确信党的口号的准确性”（五）。他在引证了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后，说：
“看，在中国应该怎样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策略，无论是关于农民革命也好，关于国民党或是苏维埃口号也好。”（五）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斗争中的依靠群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战略策略思想，正是无产阶级的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的统一，正是革命艺术的最高结晶，正是神通广大的马列主义智慧。正是这种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智慧，才驱逐了凶狠的日、美帝国主义，打倒了蒋介石反动派，而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些“左”倾冒险主义的不懂战略策略、不懂斯大林、毛泽东智慧的同志，则正是在敌人面前吃了大亏。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从他诞生开始，就是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的。它从幼年时代就得到了那集中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斗争及其他革命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的指导（这个共产国际因为已完成了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已在一九四三年宣告解散），特别是世界革命的导师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指导。这使得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完全是马列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一整套的革命建国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革命终于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曲折复杂的斗争中，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衷心地感激斯大林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关怀和正确的学说，不能不感谢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