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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2-02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东北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教师寒假学习 辽西全省中学教员集中学习旅大教师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第3版()
专栏:

  东北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教师寒假学习
辽西全省中学教员集中学习旅大教师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本报讯】东北各地的中、小学校已于十五日起放了寒假,各地正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教师展开寒假学习,以总结教学经验,提高教学质量。辽西省教育厅于二十二日开始,集中全省三十二个中等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员共七百七十六人,举行为期二十天的教学研究会,由教育厅巩绍英副厅长负责领导。教学研究会主要研究新民主主义教育中教学上的几个重要问题,即理论和实践的一致、各科教育和思想教育结合、教育的群众路线与民主启发的教学方法等。该会着重分科研究教材的内容、观点、教法;并将讨论精简教材问题与教学进度问题;推荐参考材料,制订各科教学目的与要求。各教员分科分课组成小组,以自学讨论为主,分头阅读研究必要的文件和参考材料。教员们现正进行交换经验,如国文科以《我是怎样教国文的》为题,展开了辩论和笔谈。理化科在研究教材中将进行一部分实际试验;博物农业科并准备参观该省正在举行的第二届全省劳动模范大会举办的展览会,并听取劳模会上的典型报告。
该省教育厅规定市县的小学教员分两种方式进行寒假学习。一、各县市办为期不超过一月的训练班,主要训练各中心小学校长和完小教员;二、组织在校教员学习,完小教员以学校为单位,乡村初小教员由区上和教联会负责领导,每周要有两次以上的集体讨论。教育厅并指定以中国革命史(另外配合时事重要文件)、社会发展史为政治、理论学习的材料;业务学习方面则包括学习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教材与教学法,交流教学经验等。各地放寒假后均已开始执行这个指示。黑山、康平、铁岭、锦县等地的教员训练班已于十八日至二十日先后开课,各班学员由二百二十五人至一百三十人不等。此外,辽西省教育厅并帮助组织了省内各朝鲜小学教员的集中学习。
旅大地区的教师在假期中着重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法。自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十五日止的每日上午,大连市各校教师将以学校为单位学习市教育局规定的材料:《杜伯诺维娜的报告》、董纯才的《学习苏联改进我们的工作》和章炼峰的《学习苏联教育几个基本问题》等,并指定《苏联的新道德教育》为必读的自学材料。学习中并将举行问题解答报告。该市第四届教育研究会定于三十日开始,将分学校行政、教学管理、国文、算术等十七个研究组研究教学改进方案,并举行典型教学经验报告和奖励模范教师。除了参加教研会的教师以外,其他教师一律参加识字运动,并组织同学开展文娱工作。
长春市教育局举办了全市小学教员寒假学习研究会,参加的小学教师共一千名,已于十七日举行开学典礼。
沈阳市教育局已订出小学教师寒假学习计划。将召开全市奖励模范教师大会,会上举行典型报告,以提高教员思想、业务水平。并组织全体教员学习人民政协纲领,编写教材等。一部分教师将分别参加市青年团工委举办的教员团员训练班,教育局社教科体育组与人民体育场举办的体育学习组织,及市文联和教育局举办的文娱训练班等组织;市区教员并将参加全市儿童识字运动,郊区教员则参加冬学工作。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决定 建立干部学习考试制 要求各级负责人加强学习领导

第3版()
专栏: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决定
建立干部学习考试制
要求各级负责人加强学习领导
【本报讯】汉口消息: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顷发布《关于解决干部学习思想障碍,建立干部学习考试制度的决定》。首称:十二种文件的学习,在某些机关内已基本展开,绝大多数干部的学习情绪很高;但一部分干部,甚至较负责的干部,对理论学习仍不够重视。他们站在学习运动圈外,没有把领导本单位的干部学习视为自己的责任之一,对于自己所领导的干部在思想、政策、理论水平上的提高,多少表现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个人的学习,也多是粗枝大叶,缺乏深刻系统的钻研了解。甚至有的地区产生了在学习上老干部不如新干部,党员不及团员的不正常现象。
该决定继指出: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学习态度有问题,表现为以下几种:一、自满情绪,以为自己已革命多年,有一套斗争经验,什么书都看过一些,已经可以应付工作,用不着再下苦功夫学习;二、摆资格,放不下架子,认为自己是领导干部,不好同一般干部一起学习和互相争论。如争论中提出一些比较深奥复杂的问题,自己不能解决,有损“面子”;三、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则感到年纪老了,文化理论水平又较低,啃不动十二种文件,因而自暴自弃,影响了学习情绪;四、有的人不善于安排工作,生活制度又不健全,成天忙乱,把学习时间挤掉了。最后一种是怕读书,特别怕读厚本书,认为读书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凡此种种,都是学习上的思想障碍。过去干部学习没能搞好,主要原因是对这些思想障碍克服得不够。
为推动干部认真学好十二本文件,该决定规定了两项工作,号召各地认真执行:一、领导上应经常打通干部的学习思想,特别是克服老干部的自满等不正确思想。二、将干部学习考试定为制度,所有干部每月考一次,月底举行。省级机关参加甲组学习之干部及各分区地委一级干部,由省委宣传部出题考试,考试结果在总学委会所编之《学习通讯》及《湖北农民》、《长江日报》上予以公布。其他各级干部,由各级党委宣传部出题考验。评卷后,好的应予表扬,在物质上给以适当奖励(如奖以书籍笔记本等),坏的应予批评。该决定最后要求各地委将县区考试结果,按月报告省委宣传部。

济南铁路工厂检车段 测验工人技术 目的是提高技术加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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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铁路工厂检车段
测验工人技术
目的是提高技术加强学习
【本报讯】山东消息:济南铁路工厂检车段为了鼓励工人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技术水平,特由党、政、工、团及工作组代表与技术工人共同组成考试委员会,于去年十二月中,举行技术测验。测验以前,部分只有实际工作经验而缺乏理论知识的工人,怕考不及格被降职,不愿参加测验。经考委会再三解释,说明测验目的是为了提高技术与加强学习,这次考试成绩的优劣绝不影响现有工作职位,才逐渐打消了工人的顾虑。测验时间在星期日,正匠与帮匠分别举行。帮匠的考试分笔试、口试和观测三种;正匠则仅作笔试。试题由考委会中之精通技术者,根据各单位工作的需要拟出草题,再经考委会全体负责同志共同研究选定。评卷标准由考委会中精通技术者根据参考书研究订出。评卷时为照顾文化较低的工人,规定成绩不受词句不通顺与错别字的影响。测验结束以后,得到如下效果:一、领导上普遍了解了各工友的实际技能。二、工友们普遍认识了自己现有的技术水平,赶不上工作的需要,纠正了满足于资格的骄傲思想,树立了只有具备良好的技术才能担当更大的工作的思想,普遍提高了技术学习的积极性。如钩部与修缮组的工友,在测验后马上成立了三个技术学习小组,其中一组的半数以上都是工匠。一般老年工人认识了只有工作经验还不行,必须学习理论,把理论与经验结合起来才能搞好工作。文盲工人认识到不但学技术重要,学文化也很重要。该段过去原有技术学习小组,用签订“技术学习互助公约”的办法,组织工人学习。经过这次测验,因为大多数工人都积极要求学习,“互助公约”的学习小组得到了巩固与壮大。

马列主义与自然科学关系 《中国青年》卅一期发表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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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列主义与自然科学关系
《中国青年》卅一期发表重要文章
【本报讯】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三十一期于二十八日出版,该期以马列主义与自然科学的问题为中心。着重说明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探讨和研究自然科学。特别值得自然科学教师及理工科学生阅读。该期刊载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的新译文、李亚的《在马列主义照耀下的自然科学》、温济泽的《自然科学中的资产阶级宇宙观》等文。生物学者周建人、裴文中教授亦在该期发表文章。问答栏里解答了牛顿运动定律和唯物辩证法是否冲突的问题。

卫生部推广卡介菌苗接种工作 今年拟接种廿四万人 北京将训练推广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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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生部推广卡介菌苗接种工作
今年拟接种廿四万人
北京将训练推广人材
【新华社北京二十九日电】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为了展开对结核病的预防,决定今年在各城市大力推广卡介菌苗接种工作。卡介菌苗为防痨用之活菌菌苗,创用于法国,廿年来经国际间医药界的研究,已证明其安全可靠。过去我国虽有私人少量试制,惟因反动政府忽视人民保健工作,迄未推广。去年北京解放后,军委卫生部曾将北京天坛防疫处所制造之卡介菌苗分发京津两市部分卫生机关使用;上海解放后,市卫生局防疫实验处也开始制造卡介菌苗,并分发结核病防治院等处使用。到去年十二月,京津两市共接种了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五人,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三得到了免疫的效果。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特在去年年底召开了推广卡介菌苗接种的专门会议,决定今年先在北京、保定、张家口、石家庄、天津、唐山、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武汉、沈阳等城市大力推广卡介菌苗接种工作,以初生婴儿及五岁以下儿童,过集体生活的青年工人、学生、士兵为大量接种对象,初步预计为结核菌素试验(为测定已否感染结核之用)一百万人,卡介菌苗接种二十四万人。所需卡介菌苗及结核菌素,均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接种推广费用,则由各级政府负担,不再向人民收费。今年制造卡介菌苗工作将集中由北京、上海两地担任。北京并将设立训练班,培养卡介菌苗推广人材。

藏民研究班开学 朱副主席出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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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藏民研究班开学
朱副主席出席讲话
【新华社北京一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之藏民研究班今日开学。在开学典礼上,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政法委员会彭泽民副主任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刘格平副主任出席讲话,勉励大家努力学习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并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情况。

英文半月刊《人民中国》第三期昨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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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文半月刊《人民中国》第三期昨日出版
【本报讯】英文半月刊《人民中国》第三期已于二月一日出版。该刊本期以中国之财政经济和北京解放一周年为重心。专稿要目是:《中国怎样突破财政经济困难》(杨培新),《加速恢复中的中国农业》(田活农),《人民首都新北京》(费孝通),《一个城市的蜕变》(徐盈),《东北的创造新纪录运动》(范公明),《北京妓女的解放》(梁颖梅),《为了一个丰盛的明天——记抢购胜利公债运动》(柯宗明)等。同时还有精美图片四页比较新旧北京风貌之不同。该刊本期社论题为《美帝永远学不乖》,是就杜鲁门、艾奇逊,和耶塞普最近所发表的言论分析并揭露美帝在远东布署中的阴谋,列举了中国的事实和经验,证明这个阴谋最后必然失败。按该刊在国内系由三联书店总经售。

新华书店出版大批新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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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华书店出版大批新年画
【新华社北京一日电】新华书店为供应春节各界需要,已经出版大批新年画。仅在华北地区,已经先后印出八十三种,共一百九十六万份;华东地区也已经印出一百二十种,共一百万份。新年画的内容多富有教育意义,如生产建设、新的劳动作风、学习的热烈情况等。新年画都采用民间所习用的形式,彩色精印,现已分发到各城市和乡村中发行。

解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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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以来
费孝通
去年年底我写了一篇《我这一年》,谈了一些关于我个人思想的转变。随后有不少朋友给我来信,说我只说了转变经过,没有说明怎么会有这些转变的。譬如,我曾说我闹了一阵情绪,后来有了实际工作,才感觉到心安理得,真正开始了学习。但是,朋友问我,究竟参加了那些工作?为什么会使我自己感觉到有些进步?有那些进步呢?我一直想有一个机会,反省反省。现在清华的同学们都在做思想总结,我不该落后,所以在纪念解放时,再写此短篇,以作补充。
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在石家庄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和朋友们闲谈,我一直用着,“我们怎样,你们怎样”的语调。当时中共统战部的一位朋友就说:“什么时候你不再这样分别‘我们’‘你们’,就好了。”是的,我想,我能自发的运用“咱们”两字时,统战工作才算真的成功了。这问题常常在我心上,但是“咱们”两字总是不容易出口。
新政协通过国旗那天,我和吴晗先生约定一同从城里赶回清华来参加庆祝新政协的大会。城里的会开得很晚,过了九点才散,我们老是挂念学校里七时已在开的庆祝会。所以我们两个人,一散会就拚命的把好消息带回来,买了两个烧饼在路上吃,到校已经十点钟。在不断欢呼声中走上台去,“咱们的新中国诞生了!”——这是我的第一句话。也是我第一次这样自然的用了“咱们”两字。新中国把“我们”“你们”消融了,成为“咱们”。
我记起这一段故事,因为这也许是一个钥匙。我和许多朋友都是解放之后才和共产党发生接触的。我们对于反动统治的厌恶是深刻的,但是以那时为止,我们多少认为和共产党只有相似的目的,所以是朋友。朋友之间只是携手,合作,而还缺乏一种“一家人”的感觉,所以有你我之别。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一种“进步的包袱”,自己以为很有主张,很有办法,要和共产党往来,比朋友更进一步,成为一家人,似乎会失去了独立性。这是一开口就是“我们”“你们”这一套的原因。
新政协对我的教育是极大的。最大的一点收获就是我开始很自然的用“咱们”两字了。这就是说,那一道鸿沟填实了。怎样填实的呢?主要是共产党的作风感化了人。共产党是有主张的,而且所主张的和我在解放前的主张是有距离的。我经过了长期学习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共产党是以整个人类历史为出发点的,是全盘的;继往开来,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问题的,是整体的;因为是全盘的和整体的所以能包括局部,指出片面的错误,因而说得服人的。所谓“服”必须是“悦”的,悦就是发现了真理的高兴。没有这一点就变了力屈。力屈就不甘心。
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客观的基础,就是阶级立场。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是个靠薪水收入来生活的,事实上是被剥削的阶级,所以是可以有革命倾向的;但是浸染了很深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优越感,所以是富于动摇性和缺乏斗争性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他们是可以改造的,也就是说可以说得服的。新政协的成就,在我看来,就是使所有革命的人民都悦服于一个共同纲领。因为悦服了,所以“咱们”两字也很自然的流露在口头了。基本认识的改变才能有语言的改变。
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这一年中我参加了在一生中也没有参加过这样多的会。真可以说是集中学习。在所参加的会中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对我说是学习政策的。这种会益处自然多,但是还没有另一种会为大,另一种的会是群众性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学习政策等一类事情上困难较小,但在和群众直接见面打交道的会上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不肯接近群众,有些胆怯;接下去是优越感,瞧不起群众。说得露骨一些,“走上层路线”是习惯的,“走下层路线”是陌生我的。我常常记得陈伯达先生有一次和我说的话:“知分子必须做做群众工作”。这是名医之言。让我举出一件极小的事来说明群众工作中可以得到的教育。
清华要开政治课,把我捉去负责,我不自量力的担任下来,因为我相信这是一种在学校里的群众工作。我主观上是一直很谨慎,既负了责任就得好好干。政治课开始时得定下一个学程进行的程序。那时我们几个负责人就商量,认为在听讲之前学生必须自学。我们有很多理由,因之觉得这个原则是很正确的。但是政治课一开始就有许多同学反映,要求先听讲再自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负责人展开了讨论,认为我们的原则是正确的,所以坚持下去。同学们很不满意,我们就说同学“不对”。这里的关键其实并不是自学和听讲先后的抽象问题,而是在具体情况中,那种做法对政治课进行得比较好的问题。我们这些念惯书本的教师们的思想方法总是容易“抽象”的讨论问题。抽象就是不去调查实际情况,研究一下为什么学生会“不对”的。
我们在政治课上天天讲要“实事求是”,但是一到自己做事时就从“应当不应当”的抽象原则来作决定了。后来在群众的不断要求下,我们不能不检讨了,检讨之后,发现同学们自学方法没有建立,学习时间不够分配,注重业务不重视政治课,依赖教师的习惯太深。在这些客观存在的条件下,坚持“自学在先”的原则是不切实际的,是犯了主观主义。我们必须先创设了可以“自学在先”的条件,才能贯彻这个原则。于是,我们把程序修改了,同时提出加强自学,精简课程等口号,后来在整个大学教学的改造中发生了作用。
这件小事里,我才明白为什么在共同纲领里不写下“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也明白了为什么先要有新民主主义的道理。换一句话,我才初步领会了唯物辩证法。谁教育了我?不是书本,而是群众工作。这时再想起陈伯达先生的话来,才知道“实在有道理”。
我在社会上做事已有了十年。但是在解放以来,我得到一种新的愉快之感。以前我也负责过若干事情,我最感困难的是普通所谓“人事问题”。你如果要领导一件工作,一同做事的人多少会看成是“替你做工作”,因之领导的人也必须“给人家一点实利”。名,利,以及上进机会是实利。假如在一件工作中,做事的人得不到这些,就会有怨言。不但如此,干部中如果实利分配得不平均一些,怨言也就多了。这样造成了负责或领导的人必须占一块地盘,也必须排斥一些其他不是“跟自己”的人。结果造成了派系,派系之间也必然会倾轧,于是统名之曰“人事问题”。旧社会里很少机关不发生人事问题,因为这是发生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
解放之后,我开始和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团员一起工作。我也在许多小小的工作上负着领导的责任。使我感觉到愉快的就是这种“人事问题”不见了。为群众服务是每个人的责任,他们不会把一种工作看成是“为你做的”。“你没有我不成,所以得好好照顾一下我。”而是大家一起分工,把一件共同的事做好。这个基本观点一改变,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完全改变了。这里没有了以往对上趋奉,隐瞒;对下从容,包蔽这一类事了。在这基础上才有民主管理。我且不去发挥这种基础的许多好处,我只提到一点私人的感觉,就是做起事来愉快了。这种愉快的感觉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个要素。
有一位从新解放区来的朋友和我说:“到了北京,我才真的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我问他:你怎么会有此感觉的呢?他很简单的说:“每个人都在动了,都在变了。”
这是对的,我这里所写出来的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人所自己感觉到的改变。就是这每个人每个人的改变,使咱们能进入新的中国,新的时代。旧的社会就在这一滴一点,在每个人身上被淘汰,被克服。时间只有一年,所得到的必然有限的。我想只要每个人向着同一的光明的前途上进,这就是新生的力量,就是新中国的希望。 一月二十四日于清华园胜因院

北京解放一年来的教育——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局长翁独健广播讲词

第3版()
专栏:

  北京解放一年来的教育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局长翁独健广播讲词
北京一方面曾是历代反动统治的中心,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长期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薰染和武断欺骗的宣传;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新文化的发祥地,广大的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具有英勇斗争的革命传统。解放之后,北京的教育界及广大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跟随着工农劳动群众,为肃清旧的教育和思想残余,建设人民首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而奋斗。一年以来,由于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北京的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下列三方面:
第一,人民政府把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学校转到人民手中,并加以初步的改造:(1)接管了各公立中小学,把其庞大的官僚机构(分教务处、训育处、事务处、体育处)加以改造与精简(改设教导、总务两处),建立了校长负责的民主集中制和经济公开,扫除国民党在教育上的独裁贪污的统治;(2)实行了教导合一与民主生活指导,建立了专任制与级任制,克服了无政府无秩序的紊乱现象,普遍建立了学习小组,班会与学生会,使学生的学习态度,思想作风,得到正确的发展与锻炼;(3)废除了一切反动课程,如中学的公民,童子军训练,师范学校的地方行政,地方自治,地方建设等,普遍增设了政治课,减少英文钟点,增设俄文;(4)改进了教材:在中学方面,除自然科学仍用旧课本外,政治,国文,历史三科已采用新编课本(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并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在小学方面,从去年下学期开始全部采用了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所编的新课本,编纂了各级算术补充教材、历史教学讲授提纲、国文注解等;(5)为了克服过去脱离现实的教学法,创造新的教学经验,在去年,五十八个小学开始实行了国语观摩教学,示教者有八十五人,参观者有二千七百一十九人,经过相互批评,一般纠正了教师们的只重技术不重观点,只凭主观,不看对象,单纯注入不会启发的旧式教学方法;(6)扶植与整顿了私立中学,对办理较好经费困难者并给了经费上的补助;对反动的私立中学,如志成、中大附中、大中、惠童、大众、四存等校,则分别予以代管、合并或停办。为了整顿私立中学,教育局特制定了“私立中,小学临时管理办法”及“私立中,小学董事会暂行组织纲要”。这样使得私立中学逐渐走向正轨。
第二,广泛展开了政治思想教育。当我们接管教育机构的时候,有不少的教师和学生,因为一向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蒙蔽和歪曲宣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抱着怀疑的心理,对中苏关系和土地改革存在着一些误解。针对师生这种思想情况,教育当局进行了广泛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目的是肃清师生中的错误思想,建立革命的人生观。
对学生的政治教育,以政治课为主,配合着暑期青年学园,参加劳动,参观苏联建设图片展览和其他展览等等课外活动,使学生在思想上有很大的转变:(1)一般接受了“劳动创造世界”,认识了阶级斗争;(2)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土地改革已有了基本的认识;(3)从怀疑共产党到相信共产党,一般认清了三敌四友;(4)在国际阵线上多数能分清敌我,认识苏联是我们的朋友。
对教员的思想改造,则以自学为主,结合报告讨论,联系实际,初步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暑期前,在教育局和教联的领导下,组织了十六次时事政策的大报告,并在各校普遍组织学习小组,学习讨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时事政策。暑期中,又组织了五千八百人的学习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学习内容,着重解决劳动观点和阶级观点,使之初步建立革命的人生观。暑期学习结束后,又组织了教员的各科业务学习会,以业务学习为主,结合政治思想教育,以达到进一步提高教师政治水平的目的。
第三,广大的劳动群众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一年以来,在城郊大量地开设了成人补习学校与儿童识字班,整顿了和增加了许多民教馆、图书馆与阅览室,吸收了许多工农子弟入学。工人夜校到去年八月间有一七四个班参加人数一○三九二人(九月起改由工会领导),成人夜校到去年十二月底共有四百二十三班,学生人数为一万五千人。郊区为了配合土改普遍组织了冬学,参加学习的农民有一万六千人。城郊先后整顿与发展了九个民教馆,七个书报阅览室,两个图书馆,经常举行座谈会,大众讲座,展览会和晚会,并帮助群众组织歌咏队,秧歌队和剧团。据十二月统计,城区八个馆全年阅览人数计六十万,参加晚会的计十一万。全市共有儿童识字班六百五十八班,学生二万零二十六人,并有一万五千个失学的工人子弟插入正规学校。
这就是北京解放后一周年教育的情况,这些情况表示着什么呢?它表示着北京市人民努力向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道路上前进。北京过去一年在教育方面是有一些成绩的,但是无论从质的改进与量的发展那方面来说,都很不够。在中小学方面,有的还未能加以整顿,有的虽已整顿但还未走上正轨,在改造旧的制度、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方面,还未取得很多的经验,教育与生产还结合的不够,广大的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数字还不大,因此,一九五○年北京市教育的方针应该是:继续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进一步地改进与改造中小学教育,扩充与改进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发展工人和干部的业余教育,加强社会教育,巩固与发展工人夜校成人夜校,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开始扫除文盲,普及科学,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大量培养专门技术人材,提高北京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文化、政治、科学、技术知识水准,紧紧地与生产建设相结合,使北京市向着生产城市迈进一步。希望北京教育界努力在一九五○年中再大踏步地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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