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的主业是读宋史。一般来说，我用这样的话作为开头，就是要单纯地讲一个宋代的历史小故事。
南宋高宗绍兴五年，今安徽池州发生了一起很让人唏嘘的案子。
当地有一个叫崔德全的平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跟母亲关系非常不好。既然关系不好了，也就不照顾母亲的起居、也不给母亲提供生活费用，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冷暴力、热暴力的虐待行为。
这还不算过分的。
这一年春天，崔德全的母亲去世了，他作为长子是应该负责安葬母亲的，但是他不但不让母亲入土为安，反而停尸家中，指着母亲的遗体痛骂。
从这些细节来看，两人的确是有深仇大恨了。
天气一天天转暖，遗体就这么放着也不是个事儿。某一天，趁着崔德全不在家，崔德全的弟弟崔德聪就抓紧时间悄悄把母亲安葬了。
这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崔德全，他想不到自己作为长兄，竟然在弟弟面前如此没有约束力，于是就拿着一杆枪的枪刺去追崔德聪。也不知道是想要吓唬一下弟弟，还是真的想要一不做二不休让这个不听话的弟弟去阴间陪伴老母亲，反正崔德聪是被吓坏了。
于是，崔德聪就在追逐搏斗中夺下了崔德全手里的枪刺，然后干净利落地把冲着崔德全连刺了几下，当场把自己的亲哥哥刺死了。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案子非常简单清晰。
崔德聪安葬亲生母亲，既是出于孝道，也是出于人道，不管放在哪个年代来看，都是没有过错的。而他的哥哥手持利刃追杀他，他夺过来刺死哥哥，也属于正当防卫，顶多顶多算是一个防卫过当，象征性地惩罚一下就算了，毕竟要弘扬孝道。
但是，这起案件上报到刑部的时候，刑部下了一个判决书：根据《宋刑统》的规定，杀兄长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是必须要砍头的，所以裁定了将崔德聪处斩。
这个判决很快就引起了御史台的注意。他们把这起案件上报给了高宗赵构，并且表达了自己人道主义关怀：“崔德聪杀兄，实在是情有可原，既是孝道，也是自卫，请陛下金口玉音法外开恩，免他一死。”
高宗也懒得为了这么两个平民的事情费脑筋，就交给臣子们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尚书省就上了一个讨论结果：
崔德全不孝敬母亲，并且持利刃追杀弟弟，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不能逃脱罪责，应该将他的尸体枭首示众；
崔德聪虽然手杀兄长，但是实属情有可原，就不斩首了，改成绞死吧，留一个全尸。
绍兴五年五月十一日，高宗认可了这份讨论结果，池州随即绞死了崔德聪。
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案件判得太荒唐了？
是的，我也觉得判得很荒唐，但是请大家相信一点：对于这种争议案件的判罚，尤其是经过朝廷官员们深思熟虑讨论之后的判罚，是在民间具有绝对的导向意义的。
朝廷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判罚告诉百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哪怕是你有再多的理由都不能做。
这起案件的判罚，就充分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深意：
崔德全不孝敬母亲，属于以下犯上，虽然死了依然无法逃脱枭首示众的命运；
崔德聪刺死兄长，虽然有非常正当的理由，但是依然属于以下犯上，难逃一死，朝廷正是考虑到他有正当的理由，才留了一个全尸，算是额外开恩。
总而言之，记住六字准则：
不能以下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