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安江村风波”后,吕凤子接任国立艺专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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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凤子(1886-1959)名钟濬,字长倩,号凤子,他的国画风格颇受日本禅画和南画的影响,别具一格。1912年创办私立丹阳正则女子学校,开启民智。他矢志办学的精神得到蔡元培等人的推崇,在国立艺专“安江村学潮”后接任校长之职。他提出五点“不要”,包括不要委任状、教育部不要干涉用人与开支等等。为了国立艺专的校务建设,吕凤子殚精竭虑,积劳成疾,曾病倒在璧山,并落下手臂经常颤抖的毛病,导致其画风发生巨大变化。

民国时期国立艺专迁到云南后的“安江村风波”,引起社会各界反响很大,当时的教育部高层感觉很头大,大家议论纷纷,有人甚至主张停办这个学校,或者暂时合并到别的大学去,待抗战结束后再行恢复。开始时教育部长陈立夫也颇倾向于这种想法,曾致电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称如“艺专风气已坏至极点,可停办。”但校长滕固向他保证,学潮起因纯属校务问题,由用人不当引起,并无政党介入,建议续办。陈立夫才转而下令:“艺专可乘此机会迁璧山切实整顿。”(参见侯云汉《校务治理分歧引发的学潮对民国专门美术教育的挫伤》,《美术研究》,2014年第四期。)同时,滕固也打报告给教育部,表示自己治校无方,请求辞职。

部长陈立夫等人,也认为滕固已经不再适合留任了,遂很快答应了他的辞呈。陈立夫马上行动,夏天即专程来到重庆璧山,亲自登门拜访正则艺专校长吕凤子,请他出山,担任国立艺专校长。

吕凤子(1886-1959)

吕凤子(1886-1959)名钟濬,字长倩,号凤子,别署凤先生,江苏丹阳人。吕家属于江南望族,出过许多名人。他是长子,三弟吕澂,字秋逸,早年受大哥影响学习美术,青年时留学日本,曾著《西洋美术史》。回国后,他受佛学大师杨仁山感召,受居士戒,精研佛学,遂成为一代佛学名家。另外,吕凤子的堂弟吕叔湘,则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1900年,吕凤子考中秀才,在丹阳被誉为“江南才子”。1906年,他考取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接受系统的日式西洋美术训练,并受到校长李瑞清的青睐,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他的国画风格颇受日本禅画和南画的影响,别具一格。

毕业后,吕凤子因成绩优秀被留在两江师范学堂附属中学任教。辛亥革命爆发,他离开两江师范,回到家乡,于1912年倾尽家财创办私立丹阳正则女子学校,积极开启民智,倡导男女平等。1925年,学校更名为“私立丹阳正则女子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迁往四川璧山县,于翌年部分改建为私立江苏省正则学校蜀校。

吕凤子绘画作品

吕凤子淡泊名利,不大愿意与达官贵人交往应酬。他的父亲吕敏生更是乐善好施,行事低调,当年他在上海经营的德本堂曾捐巨资给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大总统府曾发函给吕凤子,许诺给他在国民政府中谋求职位,以示答报,但被吕凤子断然拒绝,一时成为佳话。他矢志办学的精神得到蔡元培等人的推崇,经常为他争取政府经费补助。大概也由于这些背景,他的德高望重,教育部长陈立夫也要让他三分,对他十分尊敬。

吕凤子是位很少与权贵来往的教育家,在答应接任国立艺专校长前,当时他向陈立夫提了五个条件:

一、只要教育部颁发给他兼任聘书,不要委任状,即不要给简任官;

二、学校要从昆明迁到璧山附近,因为他办的正则艺专在璧山,以便他兼顾两校;

三、学校用人和教书,教育部不要干涉;

四、学校经费由我开支,教育部不要管;

五、“我不是国民党员,赌咒许愿的事我不想做”。

那时教育部规定学校每周一第一堂课是“总理纪念周”,校长要主持仪式:读孙中山遗嘱,默哀,训话等一套。吕凤子表示他不愿顾问“总理纪念周”之类的党化教育课。陈立夫最后没有办法,一一答应他的条件,并派国民党员俞汝朋任训育主任,负责艺专“总理纪念周”。(郑朝《国立艺专往事》,页106,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

吕凤子绘画作品

吕凤子上任后,双方迅速确定校址在距四川璧山县城三十余里青木关的松林岗。当时教育部也在青木关,这样更方便对学校的掌控。

吕凤子也深知这个学校难弄,教师之间派系斗争复杂,矛盾重重。他为了怕发生什么纠葛,后来想出一个办法,要求只让学生去,老师一个不聘。因此,“1940年底艺专在璧山上课时,全部是正则艺校的班底,另外聘了刚从法国归来的蔡仁先生任教务长,从英国回来的李剑晨先生上水彩画课。”(朱膺、闵希文《风风雨雨的国立艺专》,《烽火艺程》,页18)吕凤子又大胆起用被同学们追捧的高班尖子生,选了一批留校任教,如李可染等人。学校顿时焕然一新。

为了安排那些不能留校的教员,陈立夫和张道藩也是煞费苦心,于是特别组织了一个“美术教育委员会”,干脆把他们“养”起来。张道藩是主任委员,滕固、叶恭绰、马衡、林风眠、吕斯百、汪日章、张书旂为常务委员。常书鸿在里面当了一段秘书,教员秦宣夫等人任专门委员。这一职衔相当清闲,有薪水而不必办公,大家乐得在家自由画画,“只有秘书常书鸿每月到青木关拿薪水”。(参见秦宣夫《秦宣夫自述》,《秦宣夫文集》,页399,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而中国画教授潘天寿则于1941年初回浙江休假,被东南联合大学艺术专修科的主任聘去当教授。东南联大时在福建建阳,离家乡和眷属甚近,潘天寿觉得比在巴山蜀水之间奔波适应多了。后来潘天寿又到英士大学任教,一直到1944年才重新回到重庆,担任国立艺专校长。

1943年初,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常书鸿不久去了敦煌,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来董希文、霍熙亮、段文杰、李承仙等艺专学生纷纷前往敦煌,从此开创出另一番事业来。

陈立夫

这里也许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抗战开始,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陈立夫于1938年1月出任教育部长。由于他的努力奔走,作为一位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也由于他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为教育部争取到不少资源和便利。

陈立夫是蒋介石的亲信红人,国民党CC派代表,深得蒋介石倚重。担任教育部长之前,他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等要职,权倾盖世。陈立夫任职教育部长七年,“每天上班在先,下班在后,兢兢业业,勤勉处事”,实事求是地说,为当时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好事。“他主持拟定《战时教育纲要》及实施要点,作为该部各司工作的大纲,各负其责。当时大量青年学生投奔抗日根据地,为了与中共争夺青年,他组织教育部人员将愿意从军抗日的流亡师生送至军校或军训班,将年幼及愿继续上学者安置入学并供给生活费。他推动各大学在后方单独或联合复校,使大学生可以各回原校;在后方城镇建立一批国立中学及教师服务团,设立贷金制用于衣食住读,以保证十余万师生能继续学业,俾使教育事业不因战争而中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信泉、娄献阁主编《民国人物传》第12卷,页53 - 54,2005年)

当时艺专的学生郑为在生前就和我说起,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们那时读书是不要钱的,即使像他到别的大学去吃饭都不要钱。他在重庆读书期间,经常到中央大学去听傅抱石等人的课,中间在中央大学食堂吃饭,并不收取分文费用。还有不少学生可以申请“贷学金”,其实并不需要日后偿还,虽然微薄,但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是抗战期间对莘莘学子的特别优待。

由于陈立夫在抗战期间据理力争,也凭借自己的关系,为教育部争取到不少经费。据蔡元培日记中记载,傅斯年于1938年3月18日给蔡元培的信中提到:

得孟真函(十八日),称:“财政部又闹减经费,孔庸之在中政会主张普减为五成,教育部陈立夫力争,教育文化经费得给七成之九折(六成三)。又孟真前曾致蒋介石一函说孔短,闻此函已落孔手,孔在国防最高会议中大骂研究院,说:怎么把我的财政部也打了对折?中央研究院每年百多万,做得些什么事?比财政部的经费还多。传者谓是孟真写信的效力。”(《蔡元培日记》,页54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在战乱时期,由于蔡元培、陈立夫、傅斯年等人的努力,国民政府对教育文化的重视。当然,也由于陈立夫的长袖善舞,过于能干,对所属各大学管得太多,使得大学的自由度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也令许多教授学者颇为反感。顾颉刚在他的日记里就多次表达了这种忧虑,说陈立夫上任五年多来,教育家很多大学和机构遭到他的“统制”,只有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不肯投降”。(《顾颉刚日记》,1943年1月5日)。三年后在国民政府的参政会上,他还写了针对教育部的四条质问,继续表达对陈立夫的不满。(同书,1946年3月26日)

吕凤子绘画作品

为了国立艺专的校务建设,吕凤子殚精竭虑,积劳成疾,曾病倒在璧山,并落下手臂经常颤抖的毛病,导致其画风发生巨大变化。

1942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正则蜀校改名为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吕凤子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精力,难于同时应付两校事务,遂辞去国立艺专校长,专心正则艺专校务。不久,著名工笔画家陈之佛接任国立艺专校长。此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学校也日渐平稳,走入正轨,不再有大的起伏波折。

2020年9月30日,10月8日修订

(本文原题为《往事 | “安江村学潮”后,吕凤子接任国立艺专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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