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中有一个片段始终令我印象深刻，胡宗宪用两首诗分别来形容自己和海瑞。一首是岑参的诗，寓意他自己。而给海瑞的这一首，名叫《封丘作》，他的作者正是本文的主角，唐代诗人——高适。
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4年），高适生于洛阳。其祖上也曾阔过，周朝时其先祖因封地在高邑（今石家庄），便以“高”为姓氏延续下去。到初唐时一位能人壮大了门庭，他便是高适的爷爷——高侃。高侃乃一代名将，陪葬乾陵，是整个唐朝高家荣耀的巅峰，他共有三子——崇德、崇文、崇礼。可惜，仅长子崇德一支官运尚可，而崇文一直在偏远的岭南韶州（今广东一带）做长史（类似秘书），退休后则定居广陵，不仅远离政治中心，距高家世居的洛阳也十分偏远，由此窥测俩兄弟感情可见一般。
开元十六年，崇德之子高琛因卷入宰相宇文融的弹劾案中牵连遭贬，高琛之子高逸又早逝，重振家族的使命玩笑般的落到了本不受待见的次子崇文一支身上，而高适正是崇文的儿子。“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二十岁那年，“不拘小节、负气敢言”的高适去往长安求取功名，彼时的他瞧不上科举正道，试图走李白那样的“终南捷径”，可惜空得一身虚名，却没捞着一官半职。（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
就在岁月蹉跎之时，噩耗传来——开元七年，高崇文去世了。对于在长安一无所成的高适，这无疑让他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而要将父亲的棺椁从广陵运回洛阳需要相当的花费，从事后高适被迫漂泊宋州来看，他很可能卖掉了洛阳的家宅筹钱。我们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而高崇文这一去，也断掉了高适的人生归途。从高适日后所作诗句“亲友若云霄，可望不可攀”推测，他那“负气敢言”的性格并不讨人喜欢，父亲去世，他没有得到亲姐姐高嬇丁点帮助。而崇文赴岭南做官，不把这个延续香火的小儿子带在身边，却放任他在洛阳生长，足见父子感情之生疏。或许正是高适这一脉与人疏离的性格弱点，注定了他早年要遭受磨难方能成长。
而这仅仅是高适波澜一生的起点，“我今行山东，离忧不能已”，开元八年，高适离开了故乡洛阳，开始了在宋州耕种的清贫日子，这一晃就是整整十多年。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天宝八年（公元749年），高适45岁。从20岁对科举的不屑一顾到36岁的屡考不中、从天宝元年隐居淇上到天宝八年重返宋州、从“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到“且向世情远，吾今聊自然”，度过了二十多年的不甘与寂寞后，高适终于被宋州刺史张九皋推举入仕，在即将知天命的年纪当上了汴州封丘尉。而此时大唐盛世的泡沫正即将被戳破。
对于高适来说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初入官场的身份转变，从前是民，现在是官，进来了就得遵守体制规则。规则是什么？讨皇帝欢心。唐玄宗将年号从开元改为天宝可视为大唐历史的分水岭，表面上盛世仍在延续，可翻开《资治通鉴》，类似“民始困苦”、“民无所诉”、“萧然秋怨”等等随处可见。此时的统治阶级，再不复开元年间进取的斗志，进入到皇帝“专以声色自娱”、宰相“杜绝言路，掩蔽聪明”的状态。对此，史书里一针见血——“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说白了，只要宰相李林甫能哄得唐玄宗开心，让他尽情沉浸在歌舞升平的幻象之中，他又怎么会去在乎李林甫打压异己的行为。上行下效，宰相尚且如此，底层的官员自然也只顾着欺压百姓，谎报太平。高适当时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官场状态。他飘零半生，好不容易挤进官场，本想着振兴家族、一展抱负。可向他压来的，是体制内的繁文缛节、是小吏对百姓的欺压、是官僚对上级的阿谀奉承，从上到下同流合污，打着维持秩序的幌子，干着欺上瞒下的勾当。高适看着这一切，一定会想起，从当年被迫住到宋州孟渚的郊外，再一直到不久前，自己不也是个忙于耕种的普通百姓。为什么现在做了官，反而就得对他们下狠手呢？甚至当高适将这些说给家人听的时候，却遭到了家人的嘲笑，这也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对此已是默认的状态，难以打破。
种种悲愤和不满积累在高适的胸中，他终于难掩失望之情，当理想在现实中破灭之时，他想到的，是再一次的归隐田园。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高适留下了那首著名的《封丘作》，辞官而归。《封丘作》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然而，来自幽州的渔阳铁蹄已冒着滚滚狼烟惊醒了大唐盛世的美梦，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无数人的命运遭到改写，被裹挟在浪潮之中，高适即将迎来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至德元年（公元756年），高适52岁。身处成都的他已腰佩鱼符，成为了天子近臣。回想五年前，高适辞官出游河西，做了名将哥舒翰的幕僚。而叛乱爆发时，唐玄宗依然听信谗言强令哥舒翰出战，唐军兵败如山倒，高适欲为哥舒翰辩诬，于是奔赴行在，见到了逃难中的天子。
命运的转机就此出现——玄宗指挥失当致使京师沦陷，他不做补救反而抛弃臣民出逃，马嵬之变贵妃自尽，太子李亨又去往凤翔另立朝廷。当下军士人心浮动，又怎能让已颜面扫地的天子下令再往成都走。正在为难之时，高适恰到好处的递上了台阶：“陛下因此履巴山、剑阁之险，西蜀中，避其虿毒，未足为耻也。”就这一句，换来了“谠言义色，实谓忠臣”的表彰，更让高适绯衣加身，成为了“权幸惮之”的谏议大夫。如此圆滑且成功的政治投机，这还是当年那个负气罢官、气质自高的高适吗？其实不然，此时半路离开的太子李亨已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奉唐玄宗为太上皇。“二元格局”之下大唐的兵马、人力和政治资源都在迅速向新皇帝靠拢，唐玄宗手里的权力正逐渐流失，仅能维持表面的尊贵，他封出去的官又能掌握多少实权呢。
高适此次进言更多的还是为了保护玄宗的安全，封建时代强调忠君，何况高适曾随哥舒翰入朝见驾，获得过玄宗的表彰，而唐肃宗毕竟无恩于高适，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他会选择靠向玄宗了。而命运的垂青却不止于此，高适劝诫玄宗不要让诸王出镇，其后果然永王李璘造反，听闻此事的肃宗便召见了高适，封其淮南节度使前去平叛。至此，曾经穷困潦倒的落魄书生成为了名震天下、手握实权的地方大员，就连肃宗最信任的宦官李辅国也得怕他三分。弹指数年，恍如一梦，人生真是充满了魔幻。
此后，高适又历任成都尹、5年内做到了西南剑川节度使。唐代宗继位后，又进封刑部侍郎、渤海县侯。在人生的最后十年，身居高位的高适依然不改“负气敢言”的本色，多次为蜀中人民发出“蜀人之计，不亦难哉”的呼声，劝诫朝廷不要为了平叛就肆意剥削百姓。《旧唐书》称赞其“政存宽简，吏民便之”正是对他恰如其分的评价。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高适逝世，享年六十二岁。赞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在盛世唐朝中，若说李白是诗词的巅峰，那么高适就是人生逆袭的典范，前50年都平平无奇，常人在他这般遭遇后，大多不过是灰心放弃，而高适却实现了人生的逆袭。纵观，高适的一生，不经让人感叹，机会总是留给有心的人，即使穷困到种、务农他仍未改变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