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乃是赵构和秦桧合谋的结果。
这两个人要致岳飞于死地的目的一样，但出发点并不同。
有人说，赵构担心岳飞收复失地，迎归二圣，到时自己无以自处，不知往哪儿搁，所以必须要处死岳飞。
这种猜测，是很肤浅的。
首先，赵构杀害岳飞是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而宋徽宗赵佶早在五年前就被金人虐囚致死，即所谓的“迎回二圣”就只剩下宋钦宗赵桓了。
赵桓与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赵构并没有让位的义务，又怎么会担心自己当不成皇帝呢？
再者说了，赵桓是在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的，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就落入金人的魔爪，在位期间既无建树，对金策略又一错再错，整个皇族被人家一锅端。到了金国，又受尽凌辱，尊严尽丧、猪狗不如，假使能回国，又有何面目与弟争登帝位？
况且，绍兴十一年的南宋朝廷全部文武大臣都是赵构在长达十四年的执政期间一手提拔起来的，根基稳固，赵桓在位时间不过短短一年，手下的大臣被掳到金国，死伤殆尽，他形单影只，哀鸣不暇，又拿什么资本来跟弟弟争？
对此，宋史研究大师王曾瑜先生就认为“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
玄宗和正统回朝的时候，他们在朝中还有一股潜在的政治势力可以倚仗，然而在新君面前，他们只能接受既定事实，俯首称臣——至于正统帝后来发起的“夺门之变”，其实是景泰帝没有儿子，帝位自动传回来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赵构真觉得赵桓会威胁到自己的帝位，他只需像朱元璋谋害小明王韩林儿一样，在大破金国之际，人不知，鬼不觉地将赵桓黑了，这样，所有问题不是全都解决了吗？
所以，赵构并不害怕赵桓回国，相反，为了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声望，他多次打出“迎回二圣”的旗号。（很多人以为“迎还二圣”的口号是岳飞的专利，其实不是，赵构才是最早喊出这个口号的人，其即位后的第一封诏书中就有“同徯两宫之复”的言论。）将赵桓接回由自己直接控制也显然要比留在金国充当金人的人质要好得多。
只是，赵构一直认为金国强大而南宋弱小，光靠打仗无法迎回“二圣”，他自己就说过，“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毕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
自从得知父亲徽宗皇帝的死讯，每次和金人和议，他都要不厌其烦地要求金人送还赵桓。
不过，送还赵桓只是和议内容中的一个附带条件，和议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争取到自己的生存权。
胆小如鼠的赵构是在金人逼迫得没有办法才组建起军队搞对抗的，只要金人同意和议，他不会在乎岁币，不会在乎领土，不惜一切代价迎合。
岁币给得再多，也不会影响到临安小朝廷的侈靡生活，领土割得再多，也还有半壁江山可以挥霍。
金人摧毁了他的故国家园，掳掠他的臣民，残杀了他的许多亲人，甚至虐杀了他的父亲，奸淫了他的母亲，奸杀了他的妻女……但面对金人，他只能一口一句地自称“臣构”。
对他而言，和议实现才是金人放过他的承诺。
只有和议，才可以获得自由、获得新生。
所以，当金人放出和议的声音，赵构是害怕听到岳飞“收得失地、直捣黄龙”的口号的，他不是担心岳飞“收得失地、直捣黄龙”，而是觉得岳飞不可能“收得失地、直捣黄龙”，而一旦“稍有挫衄”，全盘皆输，自己连偏安一隅也不可得，所以战场稍有起色，马上见好就收，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
金人之所以同意和议，就因为岳飞在顺昌、郾城、颖昌几场硬仗下来，金兵被打得七荤八素，怕了。
现代的一位伟人曾经这么解释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一仗打出十年和平！
可谓大言至简，一语道破了二者间的辨证关系！
秦桧是金人释放回来的汉奸，很早就卖身了，回国后跃居上相位，完全利益于背后有金国撑腰。
所以，秦桧一方面不能容许岳飞立有盖世之功，挟有震主之威；另一方面，金人为了剪除岳飞这个心腹大患，也把杀害岳飞的重任交给了他。
这样一来，秦桧和他的党羽殿中侍御史罗汝楫等人一天到晚在赵构耳朵发表他的悲观战争论：“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然后鼓吹和议的种种好处。
金人以杀害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之一，则赵构在确保和议能成的基础上，也是乐意杀害岳飞的。
有宋一代，历屇统治者最担心的事就是武人跋扈，权力过大，威胁中央政权的发展。
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怀皇袍加身之疑，以痛抑武夫。”
当年，为了压制武将，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全国的正规军分别划归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兵司三衙掌管，但明令规定他们无调兵之权，调兵之权由枢密院掌控。造成有兵的三衙无权调兵、有权调兵的枢密院无兵可调，从根本上消除了武人专权的制度。倘有武将胆敢伸手去握权柄，就坚决以予剪除。这既是制度，也是祖宗家法，代代相承，纵是风雨飘摇的危急关头也不能例外。
靖康之乱以来，政府正规军的编制基本被打散，国内的军事武装大都在战争中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统军将领的私人武装，既不属三衙统管，枢密院也调动不了，只听命于主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如 “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
赵构迫于大敌当前，承认这些军队的合法性，并做了很多表面工作（如提高武将的权力、多赏他们金银田地等等），收买人心，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赵构的战争目的很简单，以战求和，通过战争乞求偏安一隅。
随着抗战的深入，武将的权力不断膨胀，赵构也就越来越坐卧不安。
他无法容忍本朝传统国策发生改变。
在他看来，国内的武将的威胁比金人的威胁更严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之所以不惜放弃大批疆土，一退再退，偏安江南，甚至屈膝求和，也是不愿意让武将的权力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恢复北宋那种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政治地位，朝廷的文人士大夫一致力挺赵构。
宰辅一类首席大臣担心战功日著的武将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也日夜谋划着怎么样解除武将的兵权。
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挤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到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汪藻再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献上“驭将三策”，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当时，赵构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诸将权太重”，提醒赵构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赵构对此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
左宣议郎王之道更是不顾金人在侧，虎视眈眈，上书赵构，强烈要求收缴诸将兵柄，恢复以文臣统军的传统，他呼吁说：“臣愿陛下深思熟虑，选择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钺，俾统六师。”
可以说，对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人手里的兵权，几乎每一任宰辅大臣都动过削夺的心思。
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为由，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但也因此引发了淮西兵变，他本人坐谪引退，第一次收兵夺权的行动点到为止。
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两人依旧想收夺武将兵权，他们的想法是，将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加以升擢，分散各大将的兵力，达到化整为零的目的。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张俊，但因为秦桧回来了，赵鼎、王庶相继罢官，这一次收兵夺权行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草草收场。
有第一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不解散“岳家军”、“韩家军”这几支庞大的军事武装，赵构无法安睡。
赵构虽称“中兴之主”，但并不像人们想像中那么有追求。
从他写给粘罕那封遗臭万年的肉麻信就可以看出，他胆小怯懦，畏敌如虎，贪图享乐。
故土能不能收复，他并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自己能拥有多大的生存空间，有没有被金人俘获的危险，能不能平安地苟活下去。
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求和投降路线——只要和议成功，所有的担心就可以统统归零。
可以说，为了和议，他可谓处心积虑，绞尽脑汁。从东京逃亡出来那一天起，他从来都没放弃过对和议的追求。
善意的人们也许会说，南宋初建，基础差，底子薄，又遭受金国连续打击，国民经济严重受创，民生凋敝，赵构既觉得金国过于强大，自己无力收复失地，他通过和议来解除来自金国的威胁，使国家得以生存，又可以修生养息，使国力得到恢复，不也很好吗？
是，赵构在这个问题上是显得太悲观了，他没能正确判断出随着抗战的深入，这时宋金的势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宋军收复中原失地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事。但是，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出发，你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半的领土被异国占领、自己的一半人民被异族奴役吗？
古罗马在皮洛士战争中曾对希腊人理直气壮地说过这样一句：只要有一个外国人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罗马就决不谈和。
再弱小的国家，也有责任去捍卫自己的领土和尊严，纵使国灭身死，也在所不惜！
赵构既没有这样的血性，也没有这样的勇气。
在蹂躏和欺凌跟前，他选择了卑躬屈膝。
在秦桧穿针引线的操作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宋金双方正式在和约书上签字了，岳飞也在该年年底被害了。
为了坐实岳飞的罪行，在赵构的默许下，秦桧扩大打击面，不断在朝中取证。
岳飞遇害的第二年春，被秦桧指定的岳家军“证人”之一董先被带到行朝临安。
秦桧拍着董先的肩头说：“你用不着紧张，皇上召见你，只是想让你证明一句话，证明了就可以回去。”（“止有一句言语要尔为证了只今月使可出”）
岳飞父子横遭惨死，人心震恐，朝野上下，噤若寒蝉。
在血色恐怖下，当年北伐独据桥头，单骑退敌的猛将董先，这会儿威风和霸气消失殆尽，表现得唯唯诺诺、诚惶诚恐，有问必答，秦桧要什么样的答案就说什么样的答案，说到秦桧满意为止。
秦桧看董先这么乖巧，就没怎么为难他，很快将他释放。
其后，姚政、庞荣、傅选三人因为主动附会指证岳飞的罪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迁升。
王俊更是因为揭发有功，官职一下子就从左武大夫、果州防御使转为了正任观察使。（相当于从现在的参谋部少将高级参谋升到了大军区少将军长）
万俟卨办事得力，审讯有功，被秦桧荐为参知政事（该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
杨沂中积极引岳飞下狱、负责监斩有功，拜少傅，后来又封恭国公、拜少师，数次出任枢密使，封同安郡王，赐玉带，朝朔望。
相比之下，张俊枉作小人，他“力赞和议，与桧意合，言无不从”，满以为追随秦桧整倒了岳飞，自己就是军界中的头牌，可以独揽全国军队的指挥权。可是到头来，秦桧还却把整岳飞的手段转用在他的身上：指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他的心腹握兵于行在，爪牙拥兵于上流，“他日变生，祸不可测”，到后来竟然指证他谋国篡位、罪大恶极。将张俊整得丢官弃职，晚景凄凉。
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在开始的时候，不肯和秦桧合作，于是秦桧指使王俊改了口供，说岳云写的那封信，上面的收信人除了张宪外，还有王贵。
王贵听到这个消息，差点就吓得瘫痪了，赶紧“抗章而自列”，“引疾以为辞”。
宿将牛皋反应没有王贵快，事情过了很久，他还在为和金人议和的事心存不满，经常借酒发牢骚，结果被秦桧命人在酒里面放了一点东西——耗子药，毒死了。
牛皋临死时，不无沉痛地说：“皋年六十一，官至侍从，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马革裹尸，顾死牖下耳！”
此外，岳飞军中的多名将佐和幕僚，如王敏求、杨浩、邢舜举、朱芾、李若虚、高颖、王良存、夏珙、党尚友、张节夫等，全被贬逐流放。
曾为岳飞仗义执言赵士褭、何彦猷、李若樸、薛仁辅、于鹏、孙革、王处仁、蒋世雄，智浃、刘允升、范澄、刘洪道、张戒等等，或为高官，或为宦官，又或是布衣，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迫害，或贬或流放，或下狱，或处决，或暗杀，手段狠毒、惨烈、令人发指。
就连秦桧的亲党何铸，由于“谓议狱不合”，也被秦桧开除了“党藉”，赶出朝廷。
经过这样打倒一遍，拉起一帮，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史称：“殿堂之上，莫非秦氏朋党；朝野冲要，无不桧贼爪牙”。
既然恨岳飞，“恨”屋及乌，丧心病狂的秦桧又下令将岳州改名纯州，其节镇名岳阳军改为华容军。
……
这时候的秦桧，因为和议已成，“挟虏势以要君”，借金国靠山的势力称：“盟书所载，不许以无罪去首相”，开始了一个长达十九年的相权统治时代，使人们“知有秦桧，而不知有朝廷”、“生杀废置，惟己所欲”，权力熏天，不可一世。
以至于赵构为了提防他，不得不在靴中暗藏匕首，以备不测，直到秦桧死了，他才如释重负地说了一句：“朕免得膝裤带匕首。”